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历史超越

2024-03-04韩保江

理论探索 2024年1期

韩保江

〔摘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经过全体劳动人民的共同努力所创造全部物质财富的总称。它与人类社会所经过的各种物质文明形态相比，呈现出“共享性”“和平性”“可持续性”“开放性”“人民共富性”“人的全面发展性”，从而创造了人类物质文明的崭新形态。

〔关键词〕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可持续性，开放性，人民共富性，人的全面发展性

〔中图分类号〕F0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24）01-0102-11

物质文明作为人类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创造的巨大的物质产品丰腴程度和经济财富的集中表现，不仅依赖于一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包括文明赖以存在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状况，依赖于人们认识物质世界和改造物质世界的能力，而且与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高度相关。根据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人类物质文明形态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形成之前，大致经历了原始社会的物质文明、奴隶社会的物质文明、封建社会的物质文明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人类社会所经过的各种物质文明形态相比，呈现出“共享性”“和平性”“可持续性”“开放性”“人民共富性”“人的全面发展性”，从而创造了人类物质文明的崭新形态。

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呈现“共享性”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除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任何个人都无力同自然界进行斗争，为谋取生活资源必须共同劳动，从而决定了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和产品的平均分配，从而不存在阶级斗争和劳动剥削外，直至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之前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无一不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以阶级斗争和劳动剥削为主旋律，进而形成其各具特点的物质文明形态的。

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经历了部落和氏族公社两个发展阶段。氏族是原始社会的人们以血缘关系联结起来为特征的共同生产和生活的基本经济单位。氏族又经历了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两个阶段。前者表现为妇女是氏族的主体，氏族成员的世系按母系计算，财产由母系血缘亲属继承；后者表现为世系按父系计算，财产按父系继承，氏族领导权落在男子手中。原始社會没有剥削，没有阶级，因而也就没有国家，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全体成员参加的氏族会议作出决定。这些制度安排是与生产的不发达阶段相适应的。由于生产的产品在供部落和氏族公社成员生存需要后几乎没有剩余，由此决定其物质文明程度也是低下的。

奴隶社会则是随着石器的发展，金属工具的出现，以及生产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劳动生产率有了较大的提高，尤其是社会产品除维持人们的生活必需以外，开始有了剩余，进而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剥削人的形式，即奴隶占有制。一方为奴隶主，由原始社会的部落首领和富裕的氏族成员转变而成，另一方为奴隶，由原来部落之间战争的俘虏和贫困的氏族成员转变而成。此外，惩罚罪犯、海盗掠夺、拐卖人口、奴隶买卖、家生奴隶等也是奴隶的重要来源。奴隶被视为奴隶主的财产，可以自由买卖；奴隶主可强迫奴隶工作，劳力活动须以奴隶为主，无报酬和人身自由。随着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趋激烈，作为奴隶主阶级镇压奴隶和其他被剥削者工具的奴隶制国家应运而生。奴隶占有制社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打破了原始社会氏族部落关系的狭隘性，从而有利于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的发展，为整个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此次历史变革中，奴隶主无疑得到最大利益，可以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从事脑力劳动或者不参加劳动，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奴隶也得到了利益，某些战俘奴隶避免了战败被杀的命运，同时生活水平比原始社会总体有所提高。

封建社会是在奴隶社会末期，奴隶占有制的生产关系日益与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产生矛盾，各奴隶占有制国家通过长期的不同形式的革命性变革，逐步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大土地所有者演变为封建主，奴隶和自由民转化为农奴，以剥削农奴为主的封建生产方式逐渐取代奴隶占有制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后而产生的社会形态。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统治其他阶级的根本即为封建土地所有制。地主阶级通过掌握土地这一生产资料，对使用土地的农民通过榨取地租、放高利贷等手段剥削其他阶级。与奴隶社会不同，封建社会的劳动者有人身自由，劳动所得除以租金等形式上交给封建领主后仍有部分剩余，可以由劳动者自由分配，因此劳动者的积极性有明显提高，阶级矛盾得到很大缓和，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但其本质依然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社会。所以在封建社会的物质文明发展过程中，始终充斥着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旨在实现“均贫富”的斗争。

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一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与封建社会的封建主占有土地并凭借对土地的所有权而剥削农民不同，它是以资本家拥有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以资本家不断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和不断加强资本积累为目的，从而推动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推动工业革命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社会制度。因此，它较封建社会更加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鲜明地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1〕402“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405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还是给予高度肯定的。

然而，虽然资本主义促进了封建主剥削佃农的自然经济解体并解放生产要素，发展了生产力，但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强制地使劳动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相分离。一方面产生大批失去生产资料而不得不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无产者；另一方面巨额的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转化为资本，进而不仅形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新剥削关系，而且形成了资产阶级新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由于其剥削性的本质与封建社会并无二致，加上其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永远无法消弭，因此，它也必然摆脱不了被更高级的社会制度所取代的历史宿命，从而它的物质文明也必然会被更高级的社会物质文明形态所取代。马克思恩格斯鲜明指出：“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制是那种建筑在阶级对抗上面，即建筑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方式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2〕480因此，“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3〕742。“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4〕555资本主义从诞生到成熟的几百年发展史都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无法克服两极分化，由此产生的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人口就业减少等问题会周期性引发系统性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顽疾。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实践，虽然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预想率先在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演进诞生，而是在中国这样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和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直接跨越“卡夫丁大峡谷”建立起来的，从而开创了东方落后国家依据一定的条件实现跨越发展的特殊历史进程；但由于其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废除了单一的按生产要素分配，实行了按劳分配和发展福祉共享，彻底结束了旧的剥削制度，从而不仅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而且极大地调动了最广大劳动者的发展积极性和创造性。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充分吸收借鉴苏联发展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创造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奇迹”，从而也创造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新形态。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5〕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历史性地解决了中国绝对贫困问题，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又全面开启了旨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而创造出一个从制度上消灭剥削的物质文明新形态。

二、社会主義物质文明呈现“和平性”

如果仅从物质产品的丰腴程度和人们的富裕程度的维度去考察，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比利时、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文明程度无疑仍是最高的。这些国家的物质文明发展固然与它们重视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有关，但更与它们通过殖民掠夺甚至对外侵略所进行的早期原始积累有关。

纵观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史，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掠夺和对外侵略虽然从葡萄牙和西班牙两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开始，但伴随着资本主义生成和发展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的贪婪和逐利是驱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更是驱动资本主义国家殖民掠夺和对外侵略的根本动因。这是因为“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和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明证”①。

从早期殖民征服的目的来看，西、葡两国王室积极组织和支持海外探险活动，大肆进行殖民掠夺，虽然为了获取更多财富、扩大封建统治范围，但后果是阻碍它们的资本原始积累和本国工业发展，延缓了其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从而使其很快丧失了殖民优势。取而代之的是快速崛起的荷兰、英、法、德、比利时等资本主义诸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虽然也曾经被殖民过，但因其传承资本主义的“资本”基因，很快也加入了对外侵略和殖民掠夺的行列。

葡萄牙、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衰弱后，先是“海上马车夫”荷兰崛起，通过建立殖民商站和东印度公司等，几乎垄断了世界贸易。紧接着，英国和法国开始发力，通过战争，成功击败前代殖民帝国，二者成为世界上殖民地最多的国家。英国一度成为“日不落帝国”。德国虽然开始殖民掠夺的时间较晚，但是也抢夺到了非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国力增强，通过一系列扩张和征服，在亚洲也开始殖民活动。意大利虽然在殖民帝国中不显山不露水，但是也在东非和北非建立了殖民地。比利时建立殖民地的时间更晚，但是在赤道非洲也拥有两块殖民地。

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美国开始崛起。到19世纪末，美国经济总量超过了英国并在国际上拥有一席之地。1898年，美国找了个借口和西班牙爆发了战争。这场战争以美国的胜利而结束。之后双方签订了《巴黎和约》，西班牙承认古巴独立，将关岛和波多黎各割让给美国，美国花了2000万美元从西班牙手里买了菲律宾。古巴、关岛、波多黎各、菲律宾这些地方，算是美国的第一批殖民地。除了这些，还有夏威夷。夏威夷最初也不是美国领土，和殖民地差不多。当然，美国管理殖民地的方式和欧洲人不一样，美国并不直接统治，而是在当地扶植傀儡政权。但不管怎么说，殖民地的性质是一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趁机从英国获得了众多地方。目前美国拥有17块海外领地。

澳大利亚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追随英国加入了协约国，随后就出兵占领了德属新几内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联盟承认澳大利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地位，让澳大利亚继续管理这里。二战期间，日本短暂占领过巴布亚新几内亚。不过日本投降之后，联合国仍旧让澳大利亚继续管理巴布亚新几内亚。一直到1975年，巴布亚新几内亚才从澳大利亚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

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崛起，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取代了清朝，成为东亚霸主。日俄战争之后，更是奠定了日本在东北亚地区霸主的地位并迅速对外扩张，进而也抢占了众多的殖民地。甲午战争之后，澎湖列岛、台湾岛成为日本殖民地。日俄战争之后不久，日本就把朝鲜半岛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还占领了库页岛的南半部。尤其是1931年9月18日，日军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霸占中国东北三省，开启了侵华战争。之后，1937年7月7日，日军又制造“卢沟桥事变”，进而开始全面侵华。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正式签订投降协议，才彻底结束了对中华民族的殖民侵略。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占领东南亚、太平洋众多的地方，这些地方都成了日本殖民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所有的殖民地全部获得独立。至此，日本的殖民统治正式瓦解。

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对殖民地的统治除了对殖民地人民的欺压奴役甚至种族灭绝外，就是对殖民地的资源、财富甚至人才进行大肆掠夺，进而为自己的所谓物质文明发展创造条件和积累财富。仅就日本侵华14年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侵略罪行和掠夺大量资源的恶行就可以证明。据不完全统计，日军侵华14年，日本人从中国掠走黄金3.1万吨、白银2万吨、银元2.5亿块和各类钻石500吨。同时，还掠夺煤炭约10亿吨、铁矿约1.8亿吨、铜矿约150万吨、铝约10万吨、稀土约2亿吨、木材约7亿方。据估算，日本侵华14年间，对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000亿美元，而当时日本的年收入才7.7亿美元。此外，日军造成中国军民的其他损失，更是难以估量。因此，我们要永远铭记历史，铭记日本侵略者曾经对我国人民犯下的殖民掠夺罪行，从而选择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平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道路。对于这样一条道路，习近平明确指出：“我国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走的是暴力掠夺殖民地的道路，是以其他国家落后为代价的现代化。”〔6〕10“我们不追求一枝独秀，不搞你输我赢，也不会关起门来封闭运行，将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空间，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增添动力。”〔7〕713“办好中国的事，让14亿多中国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8〕7

三、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呈现“可持续性”

纵观资本主义发展史，由于“资本”的唯利是图“天性”，由资本主宰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不仅具有“侵略性”，而且还表现出对自然界的掠夺性和对环境的破坏性。英、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几乎都伴随着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进而付出沉重的发展代价。20世纪以来，震惊世界的八大污染事件就是例证。一是发生在1930年比利时的马斯河谷工业区的“烟雾事件”。这是由于该工业区的二氧化硫和粉尘污染对人体造成综合影响，一周内有近60人死亡，数千人患呼吸系统疾病。二是发生在1943年美国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这是因为当时洛杉矶市的200多万辆汽车排放大量的汽车尾气，在紫外线照射下产生光化学烟雾，大量居民出现眼睛红肿、流泪、喉痛等症状，死亡率大大增加。三是发生在1948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多诺拉镇“烟雾事件”。因为这里的炼锌厂、钢铁厂、硫酸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及氧化物和粉尘造成大气严重污染，使5900多位居民患病。事件发生的第一天有17人死亡。四是发生在1952年英国首都伦敦的“烟雾事件”。这是由于伦敦冬季燃煤排放的烟尘和二氧化硫在浓雾和空气中积聚不散，前两个星期死亡4000人，以后的两个月内又有8000多人死亡。五是发生在1961年前后的日本四日市的“哮喘病事件”。这是由于该市石油化工和工业燃烧重油排放的废气严重污染大气，引起居民呼吸道病症剧增，尤其是使哮喘病的发病率大大提高，50岁以上的老人发病率约为8%，死亡10多人。六是发生在1953—1956年日本熊本县水俣市的“水俣病事件”。这是因为该市的石油化工厂排放含汞废水，人们食用了被汞污染和富集了甲基汞的鱼、虾、贝类等水生生物，造成大量居民中枢神经中毒，死亡率达38%，汞中毒者达283人，其中60多人死亡。七是发生在1955—1972年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的“富山痛病事件”。这是因为该市的锌、铅冶炼厂等排放的含镉废水污染了河水和稻米，居民食用后而中毒，1972年患病者达258人，死亡128人。八是发生在1968年日本北九州市、爱知县一带的“米糠油事件”。这是因为食用油厂在生产米糠油时，使用多氯联苯作脱臭工艺中的热载体，这种毒物混入米糠油中被人食用后中毒，患病者超过10000人，16人死亡〔9〕。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罗兰·谢泼德尖锐地指出：自从资本主义发展以来，由于利润制度作祟，地球上的自然资源越来越大规模地消耗，这个过程继续下去的后果，定使地球的生态平衡发生迅速變化，终究有可能导致人类毁灭，这决非危言耸听。

近年来，在环境因素业已成为人们看待和评估某种制度和文明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下，优美环境似乎越来越成为展示欧美等资本主义先进性的标准。然而，这也是因为它们在工业化和现代化上“先行一步”，进而使它们长期占据了生产链的高端环节，将一些高利润、低污染的产业留在国内，而将高污染、低利润的中低端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随着各种消费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越来越庞大的生活垃圾也开始以垃圾贸易的形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因此，无论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如何粉饰自己，都掩盖不了“资本”的贪婪及其对资源环境的损害。

很显然，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发展道路与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发展道路不同，它不仅不能再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且绝不会把污染转嫁他国或后代，从而真正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可持续性”物质文明发展之路。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样一条“可持续性”物质文明发展道路的探路者和践行者。

所谓物质文明的“可持续性”，就是指人类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进行物质文明建设过程中不以破坏和牺牲环境为代价，从而平衡好当代人和后代人发展需要关系的发展。这里的“可持续性”借用的是1980年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野生动物基金会共同发表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中首次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即“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以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展”〔5〕，以及1987年以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即“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包括两个重要概念：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基本需要，应将此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5〕。

“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尽管是借鉴来的，但强调保护资源环境，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文明建设道路的思想却是深植中国共产党人的快速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的。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发出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1973年8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确定“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32字环境保护工作方针。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逐渐显现，邓小平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江泽民、胡锦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先后制定了“可持续发展”和“两型社会”的国家战略，努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环境污染问题。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并且把“美丽中国”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提出了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思想新理念新举措，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系统形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而把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习近平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0〕179他还认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11〕538-539。我国14亿多人口要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如果延续过去发达国家高耗能、高排放的老路，资源环境压力不可承受，必须转到绿色低碳的发展轨道上来，这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更加自觉地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呈现“开放性”

通过坚持和扩大对外开放，学习和利用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中国发展“奇迹”的重要经验，也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自觉。

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过程中，曾有过因重视对外开放和不同文明的交流而创造出诸多“盛世”，更有过因盲目自大、闭关锁国进而不重视吸收其他文明成果而衰落的沉痛教训。因此，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就抱定了“向世界学习”，进而用优秀人类文明成果来发展中国的愿望。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莫里斯·武道时就指出：“我们曾经接受了诸如达尔文主义、华盛顿和林肯树立的民主政治、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俄国的列宁主义。我们接受一切来自国外的、对中国有益和有用的东西。”〔11〕529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12〕41改革开放前夕，针对我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存在的极“左”思想以及固步自封，邓小平更鲜明地指出：“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13〕128“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13〕132-133因此，在他的有力推动下，中国作出了对外开放的重大抉择。他进一步强调：“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14〕266“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4〕373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要在开放中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性认识，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们不仅进行了“复关”谈判，而且实施了“两头在外、大出大进”的国际大循环战略。尤其是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明确提出“对外开放的地域要扩大，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15〕529，“利用外资的领域要拓宽”，“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促進对外贸易多元化，发展外向型经济”。〔16〕230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把“发展开放型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提出：“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经济合作，发挥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发展开放型经济，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实现互接互补。”〔17〕744之后，我们在继续强调积极吸收外来资金，努力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又强调“要积极引导和组织国内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去投资办厂，利用当地的市场和资源”，进而开始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对此，江泽民指出：“‘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15〕92进入新世纪，我们紧紧抓住本世纪头二十年这一战略机遇期，充分利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一重大契机，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并进一步提出“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18〕634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更加重视对外开放和向世界学习，更加重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来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19〕291“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正在实行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转变，已经出现了市场、资源能源、投资‘三头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只有坚持对外开放，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19〕290因此，“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不论发展到什么水平都虚心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容、互鉴、互通，不断把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19〕289。“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19〕287进入新发展阶段，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从而使得“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6〕526，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6〕474，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出发，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而提出要构建“制度型”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2022年6月22日，习近平在以视频方式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所发表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将继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20〕这里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之“高”，就在于要从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一以贯之强调的“商品型和要素型开放”转向“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②。一方面，制度型开放是我国优势转换的客观需要，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主要是以商品和要素开放作为主要手段，但是随着传统优势的逐步减弱，我们急需在制度层面构筑一个新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制度型开放符合当前以服务业开放为主的新特点，服务业开放与传统制造业开放完全不同，需要有系统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为支撑。更重要的是，它符合国际经贸规则新的发展趋势。对此，习近平进一步指出：“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要优化升级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体系，深化对内经济联系、增加经济纵深，增强畅通国内大循环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能，加快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率先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21〕764“我们不追求一枝独秀，不搞你输我赢，也不会关起门来封闭运行，将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空间，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增添动力。”〔21〕713

五、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呈现“人民共富性”

如果说“共享性”即“非剥削性”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有别于人类经历的一切剥削社会制度下的物质文明的一个鲜明过程性特征的话，那么，“人民共富性”则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发展的目的性和结果性特征，进而也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超越人类其他一切物质文明的最根本标志。这里的“人民共富性”包含三重含义：一是指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发展的目的是“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这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发展的动因；二是指全体人民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发展的主体；三是指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发展的结果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发展的归宿。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这三重含义实现了内在统一。

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发展的动因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自然愿望”的梦想成真创造了制度基础。这是因为追求美好生活是任何社会条件下的人们从进行物质文明建设和从事物质生产及其劳动的“自然愿望”。但这一“自然愿望”只有和他们在社会上的政治经济地位以及执政者的“执政动机”相一致，这种“自然愿望”才能变成现实结果，真正实现“动机—主体—结果”的统一。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也是确保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根本前提。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对此，毛泽东早就明确指出：“从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利益出发……讨论其他任何别的问题，就是这个出发点，或者叫做立场。还有什么别的出发点、别的立场没有？为了全党与全国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我们的立场。”〔22〕253；“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3〕1096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也都一再强调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更是明确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4〕69“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点，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19〕11-12其次，由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既“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坚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又“坚持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坚持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实现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有机结合和优势互补，从而既保证了人民群众在社会物质生产及其产品分配中的主体地位，又极大促进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为使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自然愿望”变成现实提供了最基本的制度基础。最后，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又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質内涵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从而为确保人民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物质产品生产及分配中“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提供了政治保证。

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发展的主体看，人民既是劳动这一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又是各类国有资源和生产资料的终极所有者，还是拥有充分民主权力的国家主人。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过程中，人民是共同富裕的享受者，更是共同富裕的创造者。因此，从国家层面讲，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因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25〕399。从人民层面讲，共同富裕要靠自身勤劳创新致富。为此，一方面要大力弘扬勤劳创新致富的精神，不断凝聚共识和力量，形成人人不“躺平”、不“等靠要”的良好社会氛围，创造人人参与、各尽所能、各尽其责的良好社会环境，激发劳动者通过辛勤劳动、合法经营、创新创业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要积极营造机会公平的社会环境，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尤其要积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这是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打破阶层利益固化，让更多要素和资源在各个阶层之间自由流动的制度保障。教育公平是最大的机会公平，提高对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不断缩小城乡与区域之间、群体之间的受教育机会差距，提高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就业创业创造能力，让每一个人都有自我价值实现的机会。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动力活力。加快破除城乡与区域、行业部门之间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营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使得劳动力能够在区域、行业部门之间自由流动。

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发展的结果来看，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确保和衡量人民能否过上美好生活的条件和标准。二者有区别，是因为前者是因、后者是果，二者有联系，是因为二者互为因果、内在统一，“人民过上美好生活”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同义语”。如前所述，追求美好生活和共同富裕，不是今天才有的，也不是只有我们才有这种愿望和需要的。《诗经·大雅·民劳》中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表达的就是两千八百多年前中国人民对美好物质生活和共同富裕的憧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并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要实现的共同富裕，是建立在雄厚的物质产品基础、发达的物质文明，以及全民参与、共建共享、勠力同心的社会共识之上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普遍触达和公平享有的共同富裕。实践证明，这样的共同富裕，只有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及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的“双重保障”下才能成为现实。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最广大劳动人民才能摆脱对“资本及各类生产要素主体”的经济和“少数人说了算”的政治的“双重依附”，进而成为决定社会物质产品生产及分配的主导力量，才能确保社会公平正义，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和无穷创造力，创造出生产力快速跃升的发展奇迹。

这里还要特别强调，我们要实现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是指占有消费品数量和质量上的完全相等，不是绝对平均主义，而是在承认现存社会仍然存在一定的消费资料分配和占有差别基础上逐步实现的共同富裕。同时，我们要实现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讲的是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每个人既有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分享“蛋糕”的权利，也有把“蛋糕”做大的义务。这也是实现人民平等、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因此，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平均主义，要通过科学合理的分配制度设计，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不断创造良好奋斗环境、激发奋斗者内生动力、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由于个人禀赋条件的不同，要允许合理分配差距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合理的分配差距也是激发人力资本提升和促进创新创业的动力。

尤其还要注意汲取西方资本主义“高福利国家”的教训，防止堕入养懒汉的“福利主义陷阱”。20世纪以来，西方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致力于推动“公共政策主要为国民福利而设的”高福利社会建设，以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险制度和社会救济、津贴等措施，满足居民从“摇篮到坟墓”的所有需求。“高福利社会”曾被当作人类社会制度的理想，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昂的福利开支，叠加不断加重的失业、人口、老龄化、种族、经济、政治等多重危机，越发成为不可持续的伪“共同富裕”样本。其原因在于：“高福利社会”虽然有较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基础和完善的法治环境，但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摆脱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固有矛盾，难以调和市场经济盲目追求效率而忽视公平的痼疾；在政党轮替政治体制下，各种声称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或政治力量必然迎合日益抬头的民粹主义，无法平衡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这不仅导致其内讧不断，而且使其社会政策缺乏连续性，从而影响国内社会甚至国际秩序的稳定。因此，共同富裕不是政府大包大揽，而是要发挥市场、政府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协同作用。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着力完善产权制度、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着力扩大高水平开放，增强市场主体的发展信心。即便对于社会上的某些弱势人群或社会组织能提供的保障功能，政府也要避免越俎代庖、大包大揽，防止脱离基本国情、超出财政能力、以揠苗助长的方式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要始终坚持在经济发展和财力状况具备的条件下，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既要把那些有能力和条件承担的、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扎扎实实地办好，又要循序渐进、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不吊高胃口、不办“过头事”。

六、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呈现“人的全面发展性”

与人类社会已经经历的物质文明尤其是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相比，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并不仅仅表现在单纯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丰腴的物质生活，而是要最终表现在作为社会主体的人能够实现全面发展上。也就是说，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才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发展和建设的最终目标。对此，马克思更以人的发展状况为标准，人类社会发展经历的社会形态划分为“人的依赖性关系”社会、“物的依赖性关系”社会、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26〕104。对于这个“第三种社会形态”的主要特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社会主义”篇中进行了描述，他指出：“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27〕814

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经过百年追求和探索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尽管在基本经济制度还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完全的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但是我们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调充分利用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制度优势”，不仅最大限度地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能够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有力地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且打破了资本逻辑对人类社会的宰制，确保了人民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主体地位，从而更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具体来讲，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全面发展，首先是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统一过程中实现的。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8〕58这就阐明了物质文明对精神文明起着基础性作用。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29〕691，这阐明了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反作用，指明了精神文明能够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有力且必要的智力支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物质文明的发展方向。因此，二者紧密联系、互为条件。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把一个昔日贫穷落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增强，中国人得到了全面发展。而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过程中所作出的“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0〕80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30〕666战略部署和制度安排。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31〕12。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特征，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使命。步入新时代，共同富裕的丰富内涵和多重特性展现出其与人的发展的紧密相关性。习近平指出：“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32〕146

其次，是在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过程中实现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发展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是社会发展的最终体现。人的实践和人的发展总是受特定社会历史结构的制约的。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39一方面，人总是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展开他的实践，实现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33〕295，“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33〕515。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需要自由、全面、丰富的社会实践、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为其提供空间和条件，依赖于个人社会关系的高度丰富。当个体的人在其社会交往中，通过参与各领域、各层次的实践，与这个社会产生丰富的物质和精神交换，在此过程中不断突破旧的社会关系，开辟社会交往的新境界，那么人就可以實现其自身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一切剥削制度下，社会关系总表现为绝大多数人被少数人奴役和剥削，进而呈现多数人反抗少数人的阶级对立。然而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或公有制为主体），剥削阶级被彻底消灭，人民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从而获得了政治上的平等地位，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得以消解，社会发展不再以牺牲某些个人的发展为代价，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和谐、包容的社会关系。特别是我们所要建立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不仅是物质和精神产品充足的社会，更是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等多方面内容共同组成、协调发展的完备的社会有机体。习近平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还指出：“我们的方向就是让每个人获得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的机会，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34〕102

总之，共同富裕的社会是各领域充分发展、高度发达、自由流动、相互促进的社会，是文明和谐、团结有序、公平正义的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共同富裕促进了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的全面性、丰富性，以及主体性、创造性，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优质的平台和空间，人的发展主要且依赖于人的能力的发展。当然，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和脑体分工的存在既促进了社会的全面发展，也迫使一部分人特别是体力劳动者牺牲在精神领域的全面发展。但是，可以通过提高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进而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还可以通过大力提高人的素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习近平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与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35〕150共同富裕的全面性，要求在内容上不仅要追求衣食住行等物质上的富裕，还要实现文化、娱乐等精神上的富裕。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32〕，为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更多地落脚于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让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人的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最终体现。

最后，是在人的发展和素质教育相统一过程中实现的。马克思指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36〕530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非常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先后提出了“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使儿童和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等教育方针。在实践中，我们开展了全民义务教育、九年制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等丰富多样的教育体系，坚持了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针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实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而作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运用。

注释：

①马克思引用托·约·邓宁《工联与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35、36页的话来说明资本贪婪的本性。参见：《资本论》第1卷，2004年版，第871页。

②“制度型开放”是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开放的新表述。这次会议要求，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01）.

〔6〕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7〕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8〕习近平.加强政党合作共谋人民幸福——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