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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文学创新与中古文学转型研究

2024-03-01刘培培

参花·青春文学 2024年2期
关键词:韩愈文学作品文学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与思想家,不仅在古代文学界,在美学史、思想史等诸多领域中均有重要的地位。一直以来,韩愈提出的思想学说,在学术研究领域始终是引人注意的要点,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现有的研究成果中,立足于文学史和文化史维度,对韩愈文学创新、中古文学转型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以此为重点,探讨韩愈文学创新,并且以此为基础分析中古文学转型,以期为今后相关文学研究提供参考。

一、中古文学转型下韩愈文学创新的意义

基于我国自古以来形成的文学史和文论史,通过分析韩愈理论研究取得的成果,可以发现韩愈文学创新对文学转型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尤其表现在汉唐文学嬗变、唐宋文学嬗变这两个重要的节点。通过对韩愈文学的分析,不难发现在其作品中蕴藏的淑世情怀,以及“能自树立”的精神,立足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以及盛唐初期等多个朝代,韩愈对此期间提出的所有思想、文学进行整合,秉持着“以旧换新”理念积极实践文学创新,提出了一些全新的文学理念,在此基础上展开文体改造以及语言方面的探究。从而了解到在中古文学的重要转型期,韩愈均占据着重要地位。

首次转型——汉唐文学嬗变,在此期间韩愈通过个人的文学创新做出总结,并且正式明确了唐型文学。在后期的第二次转型文学——唐宋之变时期,韩愈的文学创新更是起到重要作用,开启了宋型文学。除此之外,经过创新后,韩愈在文化精神、审美理想和文学范式这三个领域均提出了创新思想,在北宋初期之后形成的文化理想、美学精神、散文与诗歌范式等方面,均表现出显著的来自韩愈的积极影响。

二、韩愈与汉唐文学嬗变

汉唐文学嬗变作为第一次中古文学转型阶段,韩愈在此期间进行了继承、推动、总结,最终唐型文学得以确立。

立足于文学创新角度,探讨文化语境与在此期间的各项文学创新活动。追溯至东汉末年、魏晋南北朝时期,不难发现这两个朝代的思想、文学,与隋唐初期相比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首先是韩愈的“文道论”中,涉及“修辞明道”这一重要的理论,通过对文化渊源的追溯,可以清晰了解到“修辞明道”相应的历史文化语境,这对于梳理文化内涵以及探索其在现代社会的实践意义具有重要的作用。韩愈提出的“修辞明道”理论,将先秦两汉、六朝文化进行了整合,对于后世各个历史时期乃至于现代都有启发作用。“先王之道”与儒家提出的孔孟思想,被认为是“明道”的对象,以及该理论的道统渊源。如果从语言和思想联系的角度分析,我国古代提出的所有文论当中,将其转换为“文和道”之间的关系,其实也可以理解为语言结构和事实结构之间的关系,即两者具有统一性,这一关系也可以延伸到语言和思路的关系上。基于此,便可构建“思路——语言——事实”这一带有同一性的结构模式。换言之,“道——文——现实”这一结构同样表现出同一性,在“文”的路径中,可以实现“道”的“现实”。

这里提到的文、道,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同样有比较悠久的历史。正如唐代柳冕曾说“故在心为志……反以自愧”,其中便阐述了文和道的统一性,文是儒言志论道的“方法”,以及文道统一的必要性。站在柳冕的角度,文道统一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务必要予以恢复。从此角度延伸到韩愈的文学创新,通过“修辞以明道”,实现了对“文道统一”的继承,而且“文道统一”也在韩愈文学创新的推动下,逐渐成为“修辞以明道”在认知方面的聚集。

其次是韩愈提出的“文辞论”,如果采用集中表达的方式,可以用“惟陈言之务去”“象外逐幽好”来阐述。分析彼此之间的关系,可以总结为“一破一立”。前者是将修辞创新面临的阻碍予以去除,后者则是拓宽途径。如果将韩愈提出“文道论”的关键总结为“修辞明道”,“明道”的关键在于“修辞”,即利用文本创新实践所谓的“儒家之道”。以韩愈的文辞论为对象,正如上文所述,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陈言务去”;其二是“象外逐幽好”,语言论的关键在于“言尽意论”,站在韩愈的角度,认为“文道”具有一致性,如果语言发生僵化,这种“僵化”势必也会体现在思想上。韩愈提出“去陈言”的思想,在理论论述的基础上,也具体表述了实现的过程。例如韩愈在其《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的观点。同时,与韩愈同属“唐宋八大家”的柳宗元,也在《与友人论为文书》中表达了一致的看法。基于此,站在韩愈的角度,“去陈言”在古诗文中其实是一种比较常规的意向或修辞,具体应做到文字创新,可以总结为“以故为新,以俗为雅”。

另外,关于“象外逐幽好”,其出处是韩愈的《荐士》。在韩愈的文学创新领域,其一直以来在下意识地冲破“象”的束缚,反复探索“言”对于“意”进行直接表述的边界,在此期间形成了语言表达的新方法。换言之,即“修辞明道”的统一。另外,韩愈面对普通文学语言时,用了“高、下、详、略”进行概括,这也产生一种比较陌生的情境,读者阅读或者是接触韩愈文学作品时,也会形成一种比较特殊的体验。例如韩愈的部分诗歌作品采用汉赋的创作手法,发展到中唐前期,当时关于“语言”的观点总结为“言不尽意”。由于始终存在对语言表达效果的考虑,所以便使用间接的语言表达方法,具体总结为“立象以尽意”。创建密集度比较高的意向,透过意向体会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思想与情感。

关于韩愈的文学作品创新,“象外逐幽好”的创新与创作主要分为确定创作理念、探索语言表现力的界限、探索诗歌文学作品句法与章法、冲破平庸与熟滑语言的约束这四个阶段。正如“言可尽意”,可了解到韩愈语言观的强大表现力,这对于文学艺术领域而言,也表现出语言的魅力。

再次是韩愈提出的“文气论”,如《送孟东野序》和《答李翊书》中的文学观点。其实在韩愈的其他文学作品中,也有关于“文气”的说法,如《酬司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和《上襄阳于相公书》。纵观韩愈的文学创新之路,关于“文气论”,主要可概括为“不平则鸣”“气盛言宜”两个部分。

如果从哲学与文学两个维度理解“气论”,哲学范畴的气论,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或者可直接作为元素“气”得到应用,而文学范畴的气论,可从三个角度理解:①天地万物本原;②人的生命情感;③藝术创作与文学作品。在我国所有的文学作品中,曹丕最早提出“文气”,即“文以气为主”。唐代尤为关注诗词创作者的道德素养,尤其是与文气相联系。当时很多文气理论均是将道、理视为“气之根本”,韩愈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例如韩愈的《送高闲上人序》中,“送”者为僧人,韩愈认为,其理应将世俗的情感摒弃,简单的书法创作,显然无法达到这种高深之境。尽管韩愈可能不会认可所谓的“诗缘情”,但是也会对创作中情感的融入给予认同。在“气盛言宜”的角度,需要了解气和言之间的联系,这可以通过韩愈的《送陈秀才彤序》《中大夫陕府左司马李公墓志铭》等作品感受到。透过韩愈的文学作品,不难发现其创作风格中“气盛”“言宜”的体现,之所以形成这种气势,是因为韩愈个人的禀赋之气,在与个人情感、创作才华等充分融合之后,融入文学作品中,便成了一种独特且更加吸引人的“情意之气”。在此基础上创作出的大量文学作品,也可从中体会到韩愈的理想,以及对后世读者审美的影响。

最后是韩愈提出的“文体论”,这主要是针对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提出的,唐朝在这一角度看来只是作为一个过渡期,上承汉魏,下启宋元明清,各个阶段文学作品的文体以及审美均有差异。正因创作风格存在着区别,所以在文学理论与批评这两个维度,不同时期的审美与批评标准也各不相同。韩愈凭借个人在文学创作领域的建树,尤其是文学批评与批评方面,为两个阶段的过渡做出了贡献。

韩愈自提出了改进文体的方法后,开始采用小说来实现古文创作,这一文学创新在文体创新方面也具有重大意义。譬如在体裁方面,“体”在传统文化中属于元关键词,韩愈在面对已经形成的“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固有形势时,转而采用“以文救时弊文章”的策略,与之同时期的柳冕在其《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中,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同时梁肃在《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中也发表了看法。但无论提出了何种看法,均面临着“文道统一”的问题。在此前提下韩愈针对“文道统一”提出了标准,即“辞事相称,善并美具,号以为经”,要求文章的言义应保证相宜,内容与形式也需做到完美。与此同时,还应做到“号以为经”,也就是以《诗经》为标准。在语体方面,韩愈对当时科举的“时文”这种语体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甚至面对自己创作的时文,内心也存在愧疚之感,譬如《答崔立之书》。但韩愈创作的时文,在当时可谓是继承了六朝的辞赋之精华,也获得了很多文学创作者的称赞。所以,尽管韩愈本身并不喜欢时文这种语体,却在创作过程中得到了很多收获,这也为其继承赋予了批判性。在此之后韩愈更是在唐代文学大家创作中取其精华,进行了创新改造,诸如王勃和张说等,实现语体的创新,同时也凭借韩愈提出的新古文理念与创作,将以往各个朝代形成的文学创作审美理想改变,甚至在后世也形成了重大的影响。

三、韩愈与唐宋文学嬗变

唐宋之变是第二次中古文学转型,在此阶段韩愈文学创新主要经历了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变化,中唐更是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

首先在诗歌方面,唐宋两个时期之间存在传承性与竞争性。与此同时,宋诗和唐诗在如此针锋相对的情况下,逐渐实现了诗歌嬗变。韩愈面对诗歌提出的认同观点,欧阳修发现了韩愈创作唐诗和其他唐诗的区别,经过全方位学习开启了宋诗的新时代,并由此引发了唐诗与宋诗之间的嬗变与变革。

其次是韩愈创作诗歌与宋诗之间的关系,韩愈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创作的唐诗,无论是写法还是意境,均对后世诗歌的创作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正如韩愈的《暮行河堤上》中,虽然全诗使用的词语、表现手法都十分常见,但细细品味,却能够发现韩愈在其中融入的一些巧思,这种风格在宋诗的创作上也展现出深远的影响。宋诗学习唐诗起源于杜甫,后世又发掘韩愈、李贺等诗人,宋代也有文学创作者对宋诗的散文化现象表示批评,但通过对韩愈为代表的唐诗的学习,逐渐形成了特殊的创作风格,甚至与唐诗并列,在我国传统诗歌中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两个时期。

最后是韩愈为代表的唐代古文与宋代古文之间,韩愈创作的古文中,通过“修辞而明道”的全新散文形式,对传统古文形式进行了创新,即便是发展至宋代,也依然有很多人模仿,促进了宋代诗文的创新,可见韩愈在文学创新领域,对于宋代的深远影响。例如宋代创作散文,主要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骈体散文和古文散文并行,骈体的优势更加显著。这其实是对五代文风文体的一种继承和沿袭,韩愈在此基础上对文风进行改变,但因思想观念并未明显超前,加之创作成果不理想,所以对旧文风的沿袭一般多过创新。直至北宋时期,进入古代散文的鼎盛时期,譬如欧阳修的古文创作便有韩愈古文的影子,直至在宋代,散文的地位已经超越了骈文。

综上,通过对唐宋文学嬗变中韩愈文学创新的分析,可以肯定韩愈在唐宋时期文学领域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宋代文学创作的启发作用。即便是到了明清以及现代,韩愈的文学创新依然表现出深远的影响。纵观唐宋文学嬗变的发展历程,韩愈在其文学作品中,提出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理念等,一方面表现出复杂性、创新性与继承性,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个性化,这也需要对古代文学以及现代文学语境中韩愈的重要地位进行重新反思。

四、结语

韩愈作为唐代的文学家、思想家,其不仅在诗歌与古文创作方面有极高的成就,在文学创新领域也有极高的建树。本文着重以中古文学转型的两个阶段——汉唐文学嬗变、唐宋文学嬗变为侧重点,探讨韩愈文学创新的承上启下作用。一方面肯定了韩愈在我国古代文学领域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人们对韩愈文学创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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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培培,女,硕士研究生,西安职业技术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唐宋文学>)

(责任编辑 葛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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