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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博士与教育学博士趋同吗
——基于两类博士学位论文的内容分析研究

2024-02-29郑良玉蔡美辉卢兰平

教育导刊 2024年2期
关键词:博士学位类目教育学

郑良玉 蔡美辉 卢兰平

【关键字】教育博士;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内容分析法

一、问题提出

教育博士专业学位(Doctor of Education,Ed.D.,以下简称“教育博士”)区别于传统的教育学学术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 in Education,Ph.D.,以下简称“教育学博士”),于192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首次招生。我国教育博士于2010年开始正式招生,历经十多年的探索与发展,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相关研究也呈逐年增多趋势。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出现引介教育博士的文献〔1〕,2003年出现了有关设立我国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政策建议的研究〔2〕。随着我国教育博士的正式设立与招生,国内学界对教育博士的研究开始转向本土问题〔3-5〕,我国教育博士与教育学博士趋同现象也逐渐成为热点。马爱民等人基于问卷调查等方法指出教育博士在培养方式上存在导师指导学术化等问题〔6〕;李宝贵通过对19所高校的招生简章进行文本分析,指出教育博士招生存在趋同问题〔7〕;吴敏等人通过数据对比指出教育博士和学术型博士在培养模式上存在趋同现象〔8〕。

自教育博士诞生,有关两类博士趋同的争论就一直存在,国外有些研究甚至认为两类博士过于趋同,建议取消其中一种〔9〕〔10〕。国外学界除对两类教育博士招生方式、培养模式等方面的趋同研究之外,有关两类博士学位论文趋同的争论也非常激烈。Nelson等人于1994年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教育博士与教育学博士论文进行研究,指出两类博士论文在选题和类型上划分不太明晰〔11〕。随后,Deering在1998年的一项研究也指出教育博士论文方面与教育学博士存在趋同〔12〕。而2012年,Walker等人在Nelson的研究基础之上又对特殊教育领域的两类博士论文进行研究,发现特殊教育领域的两类博士学位论文趋同现象正在改善〔13〕。

目前,我国教育博士招生、培养等相关工作已走过十多年的发展路程,方兴未艾。那么,我国的教育博士学位论文有何特点?教育博士与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是否也存在趋同现象?鉴于国外两类博士学位论文趋同的争论与国内相关研究的匮乏,本研究在参考国外两类博士学位论文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教育博士学位论文与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类型、研究设计、统计分析方法等维度进行内容分析研究与差异性检测,以期探明我国两类博士学位论文的异同之处,明晰我国教育博士学位论文特点,为教育博士相关工作的推进提供实证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选用内容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辅以卡方检验等统计分析方法。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显性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14〕,该方法以预先设计的类目表格为依据,用系统、客观和量化的方式,对样本内容加以归类统计,并根据统计数据进行相应的分析与判断。卡方检验是一种用途广泛的假设检验方法,在分类资料统计推断中主要用于检验两个以上的率或对两个以上的构成比的差异性分析,还可以用于分类资料的相关分析等。在本研究中,主要使用卡方检验对两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的内容分析结果进行差异性检验。

(二)研究对象

有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第一批试点院校教育博士总招生人数约为2000人左右〔15〕,另有研究指出我国教育博士整体毕业率可能低于40%〔16〕〔17〕,就此估算目前我国教育博士毕业生人数可能不足千人。但在实际的资料搜集中发现教育博士学位论文比预期的更少,比如某试点院校截至2020年招生170人左右,但在该校的硕博论文库中仅检索到33篇教育博士学位论文,其他院校均存在此类现象。鉴于教育博士学位论文数量较少,本研究选择第一批教育博士招生试点院校中的八所招生单位为样本单位,然后选取这八所样本单位2010年至2020年间所有通过答辩的教育博士学位论文摘要作为内容分析样本。

大量研究证实博士生导师是影响博士生培养的关键〔18〕〔19〕,而我国的教育博士生指导与培养工作均由学术型导师兼任,这可能是教育博士指导存在学术化问题〔20〕的主要原因。所以,可以推断博士生导师是造成两类博士学位论文趋同的原因之一。此外,导师个体特征(如年龄、性别、指导经验等)会对博士生培养产生显著性影响〔21〕〔22〕。综上所述,可以提出假设:同一导师在某一时间段内指导两类博士学位论文可能具有某种共同的倾向(研究选题、研究兴趣、研究方法等),由此导致两类博士学位论文趋同。对此,有必要按照“同一导师”与“通过答辩时间相近”原则对两类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一比一配对,实现对博士生导师这个关键影响变量的控制。

具体搜集过程如下:先选定某篇教育博士学位论文,然后再查找该论文导师所指导的通过答辩的年份间隔最近的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一篇。如若某导师指导的教育博士学位论文数量多,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数量少,严格一比一配对,多余的教育博士论文不做统计;如若某导师只指导教育博士论文,没有指导的教育学博士论文与之配对,该篇教育博士学位论文也不做统计。按照前述,本研究最终搜集到教育博士学位论文和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各211篇。

(三)分析维度

借鉴国外两类博士学位论文内容分析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框架〔23〕〔24〕,并结合国内相关研究对分析类目进行以下相应调整〔25〕。首先,删除了“性别”类目。本研究主要聚焦于两类博士学位论文在内容范畴上的差异分析与讨论,性别之间的差异不在本研究考量的范围之内。其次,删除了“结果显著性”类目。国内相当一部分博士学位论文摘要没有对“结果显著性”进行详细描述,无法获取准确数据。此外,国内有多项研究指出,国内教育学方向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定性研究(如历史研究、质性研究等)占比较高。再次,将“目标人群”改为“研究层次”。根据两类博士学位论文的实际情况,结合马尔科姆教育研究层次分类的思想〔26〕与有关研究成果,做出这个改动,这样划分后的类目更具针对性与丰富性,也符合教育学研究范式整体转向。最后,增加了“理论基础”类目。在科学的研究中理应依据一定的理论基础对客观存在的事物进行科学、系统地解释与论证。《学位论文编写规则》中也明确指出博士论文中要体现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27〕。

综上所述,本研究具体类目划分如下:研究类型、研究方法、统计分析方法、研究层次、研究对象的年龄和理论基础,并对所有类目进行更细致和更具体的指标划分。

1.研究类型类目划分。综合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28〕,将研究类型按照四分法进行归类。①基础研究。进行探寻和求证规律的活动,目的在于发展和完善理论,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②应用研究。指向特定问题或情境,目的在于应用或检验理论来解决实际的问题,回答“怎么用”的问题。③开发研究。指向方法和策略。目的在于创新或优化方法、策略等,回答“如何改进”的问题。④评价研究。评价某种事物在某一情境下的价值或功用,目的在于帮助制定某种情境下的决策,回答“效果如何”的问题。

2.研究方法类目划分。参考了国内教育学研究方法的成果与多部教育研究方法教材中常用的研究范畴,还综合考量了本土两类博士学位论文中较为常用的研究方法,建立了10个研究方法范畴:哲学思辨类研究、实验法(如实验与准实验等)、调查研究(如问卷法、访谈法和观察法等)、相关研究(如预测、因果、工具验证等)、分析研究(如内容分析法、元分析法等)、历史研究、比较研究、行动研究、混合研究(如量化与质性等方法结合)、其他类型的研究。

3.统计分析方法类目划分。在一篇博士学位论文中可能存在不止一种统计分析方法,在本研究中编码关注的是该论文中使用最多或最主要的统计分析方法。依据有关研究成果和国内教育统计学教材中最常用的教育学统计方法,将该类目细分为频数与描述分析、差异分析(包括方差、双因素方差、卡方、t检验等分析差异性的统计方法)、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如线性回归、分层回归、二元Logit回归等)、聚类分析、判别分析、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和其他分析方法,还有一类是没有使用任何统计分析方法的学位论文。

4.研究层次类目划分。两类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层次”最终划分为以下七类:①国际层次,涉及两个或以上国家的选题都归于此类,如“我国企业参与现代学徒制动力问题研究——基于中德企业的对比”;②国家层次,聚焦于某个国家,例如“美国STEM教育发展研究——以学校科目社会史为视角”;③省级层次(包括自治区、直辖市或美国的州等),如“我国中学生体育锻炼习惯研究——以海南省为例”;④地区层次(包括地级、县级、区级等),如“民办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基于贵阳市民办中小学校的调查 ”;⑤学校层次(各级各类学校或幼儿园),如“本科课堂教学质量标准研制及实施研究——以D大学为个案”;⑥院、系、年级、班级层次,指以大学内的二级院系、中小学幼儿园的年级或班级为研究对象,例如“理解学生文化——上海市一个初中班级的个案研究”;⑦个体层次,指以学生、教师等个体为研究对象;⑧系统层次,属于普遍性的研究,没有明确的层次指向。

5.研究对象的年龄类目划分。根据两类博士学位论文的特点,结合相关研究,将研究对象的年龄划分为学龄前儿童(6周岁以下的儿童)、小学阶段的学生、青少年(初中、高中或中专的学生)、大学生(大专、高职、本科或硕博研究生等)、成人(教师、校长或其他领域的成年人等)和其他(不以人为直接研究对象的,如评价方法、校园文化等)。

6.理论基础类目划分。在一篇博士学位论文中可能出现多种基础理论,因此只记录该学位论文中最主要、最直接相关的基础理论。结合有关研究与国内两类博士论文的特点,把理论基础按领域分为: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传播学、其他或没有明显理论基础。

(四)编码信度

为避免个体偏见对编码产生影响,在统一编码之前,先由主编码员对部分样本进行预编码,以期发现问题。随后,由主编码员对另两位编码者进行培训与讨论,达成一致后,由三位编码者独立编码。所有样本编码完成后,根据内容分析法信度计算公式K=2M/(N1+N2)进行信度检测〔29〕。在这个公式中,K为平均相互同意度,即信度,M为两个编码员意见相同的类目,N1和N2为两个编码员各自编码意见的数量。本研究由三位编码员A、B、C进行独立编码,任意两位编码员为一组(AB、BC和AC),分别计算出KAB、KBC、KAC,再计算这三组K值的平均值作为最终信度。通过计算,最终信度值为0.89,达到内容分析信度要求,说明主编码员的编码结果具有良好的信度,可以用于下一步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研究类型类目分析结果

两类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类型类目的卡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结果显示两类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类型类目在0.01水平上呈现出显著差异(χ2=38.657,p<0.01)。通过对比两组数据的百分比发现:教育博士学位论文选择应用研究的比例达70.62%,显著高于教育学博士的57.35%;教育博士学位论文选择开发研究的比例达22.27%,显著高于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12.80%;而教育博士学位论文选择评价研究的比例仅5.69%,显著低于教育学博士的27.01%。

此外,两类博士论文选择基础研究占比均极少,教育学博士有6例,而教育博士仅有3例。

(二)研究方法类目分析结果

两类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类目的卡方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显示两类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类目在0.01水平上呈现出显著差异(χ2=39.092,p<0.01)。通过对比两组数据的百分比发现:教育博士学位论文在选择调查研究方面的比例高达39.34%,显著高于教育学博士的27.01%;在混合研究的选择上,教育博士学位论文的比例为30.33%,也明显高于教育学博士的23.70%;而教育博士学位论文在选择历史研究方面的比例仅有7.58%,远低于教育学博士的21.33%。

此外,两类博士学位论文中选择调查研究的比例均较高,选择混合研究的也较高。

表2 两类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分析结果

(三)统计分析方法类目分析结果

两类博士学位论文统计分析方法类目的卡方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两类博士学位论文统计分析方法类目在0.05水平上呈现出显著差异(χ2=17.271,p<0.05)。通过对比两组数据的百分比发现,教育博士学位论文没有使用统计方法的比例达39.81%,显著低于教育学博士的51.66%。

此外,无论是教育博士学位论文还是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未使用统计分析方法的比例,都远高于2012年Walker等人研究中显示的25%;而在使用统计分析方法的两类博士学位论文中,运用回归分析方法的学位论文占比都比较高,达到25%以上。

(四)研究层次类目分析结果

两类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层次类目的卡方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结果显示两类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层次类目在0.01水平上呈现出显著差异(χ2=23.800,p<0.01)。通过对比两组数据的百分比发现,教育博士学位论文聚焦学校层次的研究达15.17%,显著高于教育学博士的5.21%;而教育博士学位论文聚焦系统层次的研究比例为8.53%,显著低于教育学博士的15.64%。

此外,两类博士学位论文集中于国家层次的研究比例高达60%左右;两类博士学位论文对于地区层次,院、系、年级、班级层次,个体层次等都较少关注,特别是个体层次,两类博士学位论文仅有2例。

表4 两类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层次分析结果

(五)研究对象的年龄类目分析结果

两类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对象的年龄类目的卡方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显示教育博士与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对象的年龄类目未呈现出显著差异(χ2=3.90,p>0.01)。

此外,两类博士学位论文中少有研究关注到学龄前儿童,教育博士仅有一例关注到学龄前儿童;而关注其他对象(即未清晰界定年龄层次或“非人”对象)的两类博士论文占比都比较多,高达50%左右。

表5 两类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对象的年龄分析结果

(六)理论基础类目分析结果

两类博士学位论文理论基础类目的卡方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结果显示教育博士与教育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在理论基础类目上未呈现出显著差异(χ2=7.86,p>0.01)。

此外,两类博士学位论文的理论基础大多集中于社会学和教育学等相关理论,平均占比约为35%和25%。

四、研究总结

(一)研究创新

首先,国内有关教育博士学位论文内容分析的研究非常匮乏,本研究延续了Nelson等人与Walker等人的研究思路与理论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内教育博士相关研究的空白。其次,本研究依据本土特点与相关研究成果对内容分析类目进行了适当调整,调整后的分析框架更符合我国教育学方向博士学位论文的特点,类目划分更有层次性,类目内容更有针对性,可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再次,样本抽样也与国外研究不同。国外研究均采取随机系统抽样。美国教育博士论文样本量巨大,专业类别非常丰富,比如教育行政管理、特殊教育、高等教育、体育、教育心理学等。但我国教育博士招生时间短、论文样本少,所以本研究选取样本单位所有通过答辩的教育博士论文。最后,本研究重点关注到导师这一关键影响因素,意识到博士生导师对两类博士论文研究影响的可能。所以,本研究在选取样本过程中按照“同一导师”与“答辩通过时间相近”两个原则对两类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一对一严格配对,实现对博士生导师这一关键影响变量的控制,进一步提升了研究信度。

(二)研究发现

1.在研究类型选择上,我国教育博士学位论文偏向于选择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其比例明显高于教育学博士论文。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虽有所区别,但这两类研究类型最大的共同点是有较强的实践性与应用性。博耶的“多维学术观”认为学术研究包括“探究的学术”“应用的学术”“整合的学术”与“教学的学术”四个方面〔30〕。依照博耶的观点,两类博士学位论文虽都属于学术研究,但教育博士具有更加关注“应用的学术”与“教学的学术”的倾向,这也是教育博士学位论文区别于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2.我国教育博士学位论文在研究方法与统计分析方法选择上也有其鲜明特点。我国教育博士学位论文采用调查研究的比例明显高于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调查研究作为一种较为直接的研究形式,具有较强的实践属性〔31〕,而教育博士较多采用这种研究方法,说明我国的教育博士在研究方法层面上更为注重实践性与情境性。此外,行动研究作为直接性与实践性最强的一种研究方法,在美国的教育博士学位论文中颇受关注。可惜的是,行动研究并没有引起两类博士的足够重视。本研究数据显示教育博士学位论文选择行为研究仅有11例,虽显著高于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仅有2例),但与国外相比,差异显著。

3.我国教育博士选择混合研究的比例明显高于教育学博士,选择多元统计方法的比例也高于教育学博士。这一发现与国内相近研究结论基本相符〔32〕〔33〕,这些研究中均指出当前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哲学思辨类研究比例较高。综合看来,我国两类博士学位论文研究范式都在转向〔34〕,我国教育博士在研究设计与统计分析方法的选择上也具有其独特之处,他们倾向于选择更多元的、更复杂的研究设计与统计分析方法去解决工作实践中的问题。

4.我国教育博士学位论文在研究层次上同样具有自身的特点。数据显示教育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更倾向于关注学校层面,而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则更关注系统层次的研究。本研究结论与Walker等人的研究结论基本相符,他们也指出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层次更关注国家或国际层面,而教育博士则更关注地方层面。这一发现说明我国教育博士生在论文选题时更关注他们的工作环境——学校,更倾向于聚焦学校情境中现实问题的解决,这也凸显了当前我国教育博士学位论文具有一定实践性与职业性,也彰显出与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差异与区别。

(三)研究结论

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两类博士学位论文之间差异主要集中在:研究类型、研究设计、统计分析方法、研究层次这四个类目上,仅研究对象的年龄与理论基础两个类目没有显示显著差异。Nelson等人的研究中仅显示了三个分析类目的显著差异:研究设计、统计分析方法和目标人群,而研究类型、性别、结果显著性和研究对象的年龄四个类目没有显著差异。而Walker等人的研究指出在研究设计、统计分析方法、结果显著性、目标人群、研究对象的年龄、研究问题所涉及的异常性六个类目上存在差异。鉴于本研究剔除了结果显著性与研究问题所涉及的异常性两个类目,说明本研究的结果与Walker等人的研究结果近似,可以推断目前我国教育博士学位论文与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之间没有明显趋同,存在一定的差异。

五、研究建议

(一)继续做好教育博士相关规定的解释与说明工作

虽然在整体性水平上两类博士学位论文存在差异,但在实际的编码过程中,三位编码者均感受到某些试点院校或某些导师所指导的两类博士学位论文存在趋同现象,这也说明某些试点院校的教育博士培养过程中确实存在“教育博士指导学术化”的现象。《教育博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明确提出,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目标是造就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领域复合型、职业型的高级专门人才。所以,建议各试点院校还应继续强化教育博士导师队伍的培训,依据相关文件的精神,做好教育博士相关规定的解释与说明工作,加深导师队伍对教育博士培养目标的认识和理解,让他们更进一步地明晰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的实践性内涵、职业化特点以及复合型要求。

(二)应建立专门化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队伍

有研究提议教育博士可以采用双导师制,即组建“学术性导师+实践性导师”的组合形式,这一模式理论上非常契合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特点,兼顾了学术训练与工作实践。但也有研究指出双导师制存在一定问题,如双导师制落实不到位、导师职责不清和缺乏有效的合作交流等问题〔35〕〔36〕。基于上述问题,特别是在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不断扩招的大背景下,建议组建专门化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队伍,此类导师只负责专业学位博、硕士的培养工作。这样不仅可以更有效、更有针对性地培养专业学位的研究生,满足专业型研究生的培养需求,还能极大避免出现同一导师指导两类学位的趋同现象,从而提高教育博士培养质量。

(三)应采取学术训练与工作实践相融合的培养方式

众所周知,学习环境是影响研究生学业完成情况和论文质量的关键变量〔37〕,学习环境能够为教育博士提供最优质的学习资源与学术指导,是教育博士培养最关键的平台。但是,教育博士均是来自教育教学一线的在职教育工作者,其所处的工作环境即是他们的工作场,也是他们的研究场。本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38〕均显示教育博士论文选题与他们的工作密切相关。工作环境对人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动机状态乃至创造潜力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不能忽视工作环境对教育博士的重要影响。所以,为兼顾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的质量与学位特点,教育博士培养不仅要注重在校期间的学习与研究,还应关注到他们的工作实践。有研究指出教育博士生延期毕业与其在职工作密切相关〔39〕,所以,理应加强教育博士工作单位与就读学校之间的调度与管理,既保证他们有良好学术训练和学习效果,又能让其在工作情境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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