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伟廷

1935年5月，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奇案。经中共叛徒指认，国民党特务在法租界逮捕了一名从事情报工作的外国人。叛徒认定他是苏联间谍，因而引起蒋介石高度重视，责成戴笠亲自调查。特务们折腾了一个多月，不但没有查出他的住址，连国籍和真实姓名也无从知晓。当时，此案被称为“怪西人案”或“神秘西人案”。

其实，这位“怪西人”的真实身份是苏军总参情报局上海情报站的总负责人约瑟夫·华尔顿。关于他的来历与被捕经过，必须从头谈起。

华尔顿成为情报机构负责人

1929年底，苏军总参情报局派“红色间谍”理查德·佐尔格来中国，建立独立的军事情报站，专事搜集机密情报。当时中苏断交，俄国人在华不易活动，而佐尔格是德俄混血，具有德国国籍，精通多种语言，有很强的情报工作能力。于是，他被派到中国来开展工作。

在佐尔格领导下，情报站工作卓有成效。例如，蔡叔厚在南京政府军政部所属的兵工署内建立了秘密的情报关系，先后发展能接觸到众多机密文件的楼震旦与杨余庆为情报员。蒋介石的最高军事顾问、德国将军赛克特提出的“围剿”红军的“梅花桩碉堡”战术，就由他们秘密获取，辗转告知中共方面，对红军反“围剿”发挥了很大作用。

1932年前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在占领中国东北后直接威胁苏联；希特勒上台后，扩军备战，向外扩张。苏联面临东西两方面的威胁，对日本与德国的勾结尤为警惕。为了及时搜集德、日两国情报，苏军情报局调整各地的情报机构，佐尔格被派遣到日本。1933年6月，苏军情报局派了一位新的高级情报人员，来上海接替佐尔格，此人就是约瑟夫·华尔顿。

华尔顿原名亚科夫·格里高利耶维奇·布罗宁，通讯时署名罗伦斯。他出生于立陶宛，幼时在德国长大，早年受过很好的教育，能流利运用德、俄、英、法四种语言。1920年加入俄共（布），热情投身于布尔什维克革命，担任过红军上校。1928年，他进入红色教授学院党史系学习，获博士学位。1930年毕业后调入苏军总参侦察局，此后在德国从事秘密工作。

华尔顿来中国后不久，便与报务员埃莉·伊万诺芙娜结婚。在上海，他的公开身份是法文和德文教授。实际上，他在妻子协助下，负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远东局组织部以及远东其他共产党之间所有的联络通讯。

与佐尔格一样，华尔顿从事情报工作多年，经验丰富，机警周密。到达上海后，他秘密住在一个外国人公寓里。他的住处不让任何中国成员知晓，他要见他们时都是临时约定时间地点。他带来三名外籍助手：一名法国人，任无线电通讯员；一名波兰人，任技术要员；还有一名苏联人，担任交通员，专门负责莫斯科和上海之间文件的传送。只有这三人才知道华尔顿寓所的地址。

经过一番艰辛的努力，华尔顿扩充了上海情报站的人员和工作范围，全站专职与兼职的情报员发展到100多人，情报网遍布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各大城市，还包括日本及南洋；情报员遍及各个部门，甚至渗透到蒋介石的武昌行营、北平行营、南京警备司令部等关键部门。据称，情报站曾策反200多名国民党高级官员，获得大量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有用的情报。

比如，在北平行营任秘书的于毅夫，是张学良胞弟、天津市市长张学铭的亲信秘书，常出入于张学良司令部，得到很多绝密情报。在河南省党部任委员的张居平，主动与情报站联系，为情报站提供材料。此外，上海著名左翼作家袁殊、著名电影演员王莹等，也加入了华尔顿的情报站。

错综复杂的情报人员

由于情报工作发展迅速，很多细节问题未来得及考虑和解决，特别是情报人员短时间内数目庞大，审查工作便有所松懈。当时，上海情报站的人员来自各行各业，可谓鱼龙混杂。他们有时自行其事，再加上在工作中错综复杂的关系，给情报组织日后被破坏埋下了祸根。在“怪西人案”中，就出现了知晓许多内情却意志不坚定的陆海防，他的叛变使华尔顿及其领导的上海情报站，遭遇灭顶之灾。

陆海防是湖南岳阳人，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1927年在国民革命军第11军政治部工作时，加入共产党。

佐尔格领导苏联红军情报部上海站时，曾发展在国民革命军第11军政治部工作的于生，并很快让他成为该组织的主要人物。1930年，于生偶然遇到了过去的同事陆海防。鉴于陆海防精通英文，又倾向革命，于生便介绍他参加了情报组织。

最初，根据秘密工作的原则，陆海防只与于生单线联系，每天负责把中国报纸上刊登的有价值的材料译成英文。1933年，佐尔格和于生相继调离上海，陆海防的工作也随之繁忙起来。他接手了于生负责的部分情报关系，并直接受华尔顿领导。12月以后，该情报组织的支付款项工作均由陆海防经手，其在组织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大大提升。

在陆海防接手负责的各种情报关系中，刘燧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刘燧元又名刘思慕，1933年底加入上海情报站。他是广东新会人，早年在岭南大学读书，由甘乃光介绍加入国民党。后来他到苏联与德国留学。1933年秋，刘燧元回到上海，通过情报站中方负责人萧炳实介绍，他与华尔顿秘密会见，正式加入情报站。

利用与内政部次长甘乃光是同学、同乡的关系，刘燧元打入南京国民政府。当时，国民党军队正集中全力“围剿”大别山区、洪湖地区、湘鄂赣边区各路红军。刘燧元便搜集有关“围剿”的方针、政策等绝密情报，再通过交通员转交给情报站负责人。华尔顿获得的绝大部分军事机密，均由此而来。

1935年初，因江西红军突围进入湖南、贵州，向四川挺进，蒋介石撤销南昌行营，改设武昌行营，并成为“围剿”的大本营。蒋介石亲自坐镇，指挥与红军作战。甘乃光任行营中主管民政与法规的第五处处长，刘燧元于1935年2月迁居武昌，任行营第五处上校法规专员。刘燧元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作为掩护，搜集有关“围剿”红军战况的报告及“剿匪”方针等情报，然后密函通知地下组织派交通员来取。

刘燧元到武昌后，原来直接指挥他的萧炳实已调离上海，改由陆海防接替领导他的工作。所以，刘燧元的情况完全被陆海防掌控。1935年3月，刘燧元到武昌后一个月，上海站派出第一名交通员汪默清，到武汉与他接头。刚开始，一切都很顺利。然而到了4月，上海站再派另一名交通员到武汉接头时，却出了事，这名交通员就是陆海防的亲弟陆独步。

陆独步被捕后全盘交代

1935年4月中旬，华尔顿将一封致刘燧元的亲笔信交给陆海防，让他马上派交通员登上长江客轮前往武汉，将信送给刘燧元，并特别告之，一定要注意安全。为安全起见，信是用德文写的。

然而，不知陆海防是疏忽大意，还是对此不以为意，竟然违背秘密工作的原则，打发自己的弟弟陆独步携信前往武汉。陆独步从未做过秘密交通工作，也不具备做此种工作的条件。他曾在上海劳动大学念书，为人不修边幅，言谈轻浮。这种玩世不恭的所谓“名士派”，在当时颇引人注意。

果然，陆独步在上海一上船，就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船到码头，陆独步刚踏上码头，还没站稳就被捕了，他随身携带的密信也被搜出。在敌人的严刑审问下，陆独步很快叛变，全盘交代他在上海的组织关系与来武汉的任务、接头地点与时间。

万幸的是，华尔顿没有告诉陆海防接头人的姓名、真实身份及面貌。因此，陆独步也只知接头人的代号。但仅凭这一点，已使武昌行营的特务们欣喜若狂了。国民党特务处总部得到陆独步的供词后，确认这是与共产国际、苏联有关的大案，十分重视，火速派出便衣特务，严密监视陆独步说的接头地点，准备逮捕接头人。

在陆独步出发前的4月19日，女情报员黄维祐按约定，先从上海给刘燧元寄去一封密信，用暗语通知他，这次派来武汉联系的交通员化名“钱振华”，接头时间是4月27日，地点是汉口的英租界太平洋饭店某号房间。

4月27日，刘燧元携妻曾菀来到太平洋饭店找“钱振华”。恰在这时，那名预伏的特务刚离开房间，茶房却一再叫他们进屋去等候。这种有些反常的做法，引起了刘燧元的怀疑。再看到店里坐着几个不三不四的人，以及想起门外比往日多了一些摊位。刘燧元决定，不再与任何人接头，与妻子不慌不忙地从侧门走出饭店。

他们离开饭店后，转到附近一家照相馆。刘燧元给饭店打电话，询问叫“钱振华”的客人回来没有。对方连声说：“回来了，请你们快来！”刘燧元更加怀疑，没敢再去饭店，立即过江回到武昌家里。他当机立断，毁掉了那些本要交给交通员的胶卷、密件等。然后通过电报局，用暗语报告黄维祐，他未能与交通员联系上。

黄维祐接到电报后，当即报告华尔顿。华尔顿知道内部出了叛徒，并判断刘燧元在武昌处境危险，要黄维祐马上乘飞机去武汉。4月29日，黄维祐到达汉口，指示刘燧元一家立即出走，并给他们350元作路费。

刘燧元夫妇商讨出逃计划，为避免引起特务注意，他们决定分头出走，到上海一家广东老乡开的东亚旅馆会合，再决定去向。于是，刘燧元向甘乃光请假，借口其父在广州病重回家探亲。获准后，刘燧元当晚悄悄离开武汉，先到北平，取道天津再赴上海。

陆海防带特务抓捕上级

在刘燧元走后几天，曾菀也托词其父病危，带着三个孩子乘长江客轮赴上海。甘乃光為表示关心，特派行营中的广东同乡区伯雄照料上船。为了免去行李检查，区伯雄向码头宪警出示了行营的名片。

不料，这一举动反而引起了特工的注意。原来，国民党特务在汉口太平洋饭店扑空后，根据陆独步提供的情况与缴获的德文信，已经推测到接头人大概的身份和去向，因而除了发电通知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外，还下令对武汉的车站码头加强检查。曾菀的身份暴露后，特工人员对其丈夫的情况进行了核查，于是断定刘燧元就是潜伏在行营的情报员。他们估计刘燧元必将到上海与曾菀会合，因而布置便衣特务秘密跟踪曾菀登上长江客轮。

1935年5月5日上午，曾菀抵达上海后，带着孩子径直住进了南京路上的东亚旅馆。跟踪的便衣特务住进了她对面的房间。一会儿，黄维祐先来看他们，便衣特务并没有察觉。陆海防接到黄维祐报告，当天下午也赶到旅馆，向曾菀了解情况。原来，陆海防见陆独步一直杳无音信，不禁着了慌，生怕弟弟出了意外。当他忽然听说武汉有人来到了上海，竟然不顾地下工作的基本原则，在未获华尔顿允许的前提下，贸然来到东亚旅馆。

没想到，便衣特务已在东亚旅馆周围严密布防，监视着来往的可疑人员。当他们看到一个中年男子来看望曾菀时，便以为他就是刘燧元。因此，当陆海防走出旅馆时，特务上前拦住他，叫了声：“刘先生！”陆海防一听着了慌，忙说：“我不姓刘，我是陆海防！”特务们当即抓捕了他。

出乎特务们的意料，陆海防竟比陆独步招供得还要快。他在受审时，被凶神恶煞的特务吓破了胆。为了免受皮肉之苦，更为了保住性命，戴笠刚一现身，他马上表示就要“坦白”了。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陆海防除了主动供认自己是共产国际情报员外，还供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机密。他还无耻地表示，愿意带特务在约定的时间地点，抓捕与他会面的上级领导约瑟夫·华尔顿。戴笠为了慎重起见，通过外交途径，叫人通知法租界巡捕房，对抓捕行动进行协助。

华尔顿被捕后一言不发

1935年5月5日下午4点左右，正是上海滩繁忙热闹的时光。突然，几辆警车在法租界福煦路（今延安中路）的大陆大厦前停下。紧接着，几十名荷枪实弹的法国巡捕以及国民党的便衣特务从车上跳下。他们押着陆海防，在他的指引下冲入了大厦。

不一会儿，巡捕和特务押出一名40岁左右的西方人。此人正是华尔顿。他被捕时，身上没有任何文件，连当时外国人随身携带的外侨身份证也没有。

华尔顿先被带到法租界巡捕房，很快又转押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这是由复兴社特务处掌管的特务机关，特务处处长戴笠赶来，亲自指挥对华尔顿的秘密审问。国民党当局明白，陆海防提供的情况还远远未全，肯定还有其他人员尚未捕获。因此，国民党当局绞尽脑汁，想从华尔顿身上找到突破口，以破坏整个情报组织。

当华尔顿被押到审问室时，他表现得十分平静。面对特务连珠炮般的提问，如“你的姓名、年龄、国籍、住址，你从哪里来中国？在上海干了些什么？”等，他始终一言不发。即使审问官拍台狂吼，他还是保持沉默。

如此审问了多次，甚至戴笠亲自参加审问，得到的回应仍是沉默。审讯进一步升级，特务们动用了种种刑罚及其他手段，华尔顿仍咬紧牙关，只字不吐。华尔顿被捕后，特务们只从他身上搜出一把钥匙，也不知他的住址。于是，整个案件就此卡住，无法深入追究下去。

十几天过去，一切方法都失败了。在华尔顿面前，审问官们束手无策，竟然连他的真实姓名、国籍、职业、具体住所都未能得知。审问官们只得解嘲地称他为“怪西人”或“神秘西人”。国民党当局颇感棘手，深知遇到了一个难以应付的对手。不过，戴笠还是兴高采烈地向蒋介石报功，自称抓到共产国际远东负责人。蒋介石很高兴，评价此功不亚于当年CC特务组织抓住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

华尔顿案件的奇特性很快被外人所知，上海各大报纸、新闻媒介纷纷予以报道，人们对此也津津乐道，称其为前所未有的“怪西人案”或“神秘西人案”。如《申报》8月24日报道：“上海怪西人，又称神秘西人之约瑟夫·华尔顿，前因勾结刘燧元、萧炳实、陆海防等组织机关，刺探中国关于政治上及军事上之秘密，报告第三国际案发，经淞沪警备司令部于本年五月五日派探将陆海防捕获，继由陆自首指供，先后捕获该西人等，分别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起诉，开庭审判。”

“沉默”为转移赢得时间

从那封被截获的德文密信中，国民党当局获悉了华尔顿情报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搜集远东方面重要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情报。对当局来说，破获这样的情报无疑是一件大案，故称“这是继1931年牛兰案之后，一件破获第三国际的最大案件”。

为此，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想搞清华尔顿的背景和具体组织情况。但由于审问中华尔顿始终保持沉默，当局一时未达到目的。可见，华尔顿的沉默，一方面让国民党特务因搞不清楚他的身份，不敢滥用私刑，行动大大收敛；另一方面也拖延了案件的侦破，为一大批情报人员和机密文件的安全转移，赢得了时间。

当陆海防说出华尔顿是负责人后，英法两租界的中西侦探，加上警察局侦缉总队与警备部侦察大队，以及军统上海区的特务，几乎全体动员去调查他的住址和活动及与他有关系的人。这批数以千计的中西“包打听”和特务，几乎翻遍了整个上海，依然毫无头绪。

其实，华尔顿被捕后，三名助手发现他几天未归，房门紧闭，也得不到他的任何音讯，料到他已发生意外。一天深夜，那名膀大腰圆的年轻交通员，在其他两名同志的掩护和帮助下，用身体撞开了华尔顿的房门，将房间内所有器材、文件等全部拿走，转移到安全地方。

华尔顿所住公寓的主人见他许久不归，就报告了巡捕房，巡捕和特务立即派人包围并搜查华尔顿的房間，但早已人去楼空，搜查者一无所获。于是，一场大规模的破坏得以避免。

“怪西人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对此也极为关注，尽力获取有关信息。当获悉日本情报系统已掌握了此案内幕时，中共中央迅速委派“左联”成员吴奚如等，请鲁迅通过内山完造和其他日本友人，打探案件的详情。三天后，内山完造即通过胡风，向吴奚如转告了有关此案的情报。中共中央了解此案内情后，立即密切配合其他设在中国的国际革命组织采取紧急措施，使一部分情报人员迅疾转移，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不久，上海、天津、北平等地的外籍情报人员都撤回苏联。中方的重要情报人员萧炳实、张放及陈翰笙夫妇等也到莫斯科避难。

曾菀和孩子在陆海防被捕后不久，就由黄维祐转移到法租界的沧州饭店，与已到上海的刘燧元会合。后来，刘燧元他们听说陆海防叛变，华尔顿被捕，感到形势危急，就放弃了回家乡的打算，辗转苏州、太原、济南等地。刘燧元感到处境越发危急，他找到过去的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刘燧元一家上了泰山，找到了隐居此处的冯玉祥，后在冯玉祥的帮助下逃往日本。

由于始终没有取得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国民党当局无奈将华尔顿押解到武汉。1935年8月24日，湖北高等法院开庭审判约瑟夫·华尔顿，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起诉，指控他“指挥中国剿匪机关的高级职员刘燧元、陈绍韩及其共产党徒陆海防、黄维祐等刺探政治及军事之秘密，供给叛徒，实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五条第二款之罪”。

审理过程中，由于证据不足，旁听群众屡次质疑。而华尔顿既不请律师进行辩解，也不回答法官提出的任何问题。最终，湖北高等法院判处华尔顿有期徒刑15年，案件草草收场。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苏联政府在道义上、物质上给予了国民政府极大的支援。蒋介石也不得不多次派出代表团，恳求苏联给予更多援助。在此背景下，苏联政府提出了释放华尔顿等被捕情报人员的要求。经苏方代表和国民党代表张冲达成协议，1937年12月，在狱中度过了两年多的华尔顿被释放。随后，他取道新疆返回了苏联。

陆海防的叛变使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组织受到相当程度的破坏，也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受到莫大伤害。他不仅出卖了华尔顿，还供出了刘燧元、张放等人，导致黄维祐、陈绍韩、王莹、袁殊、汪默清、胡克林、俞瑞允等被捕。其中，陈绍韩系蒋介石嫡系部队第三军军部上校参谋，蒋介石下令对他军法审判，迅即枪决。其他大部分人，一直关押到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才被释放。

编辑/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