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余

今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85周年。全民族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坚守重庆八年。在国统区复杂艰险的政治环境中，中共中央南方局始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维护国共合作坚持抗战到底，最大限度地争取中间势力，造就革命文化大军，发展华南、西南等地人民武装力量，进行隐蔽战线斗争，突破国民党外交垄断，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培育形成红岩精神，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谱写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光彩夺目的篇章。

全民族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的领导既有路线方针的全局把握，也有高度的理论指导，更有身体力行的实践推动，为南方局的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南方局的成立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

中共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逐渐形成了两条战线、两个战场：一个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这是革命的主战场；一个是国统区战场，它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做统一战线工作。

随着抗日战争进程的发展变化，国统区战场的地位日趋重要。毛泽东对此作了非常深刻的论述，强调“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但“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到此目的”。

1938年9月至11月，为制定党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新形势下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将论述的主题放在了抗战和统战及中共与其关系问题上。他认为，以武汉失守为标志，抗战将从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道路，在于统一团结全民族，力求进步，依靠民众”，而“没有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建立与坚持，如此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之发动、持久与争取胜利，是不可能的”，并且“由于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能够且必须是长期的，其中主要的两个党——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也能够且必须是长期的，这是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强调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新阶段同时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在新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才能应付战争的新局面。这种新姿态，就是统一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

因此武漢沦陷后，随着国统区的中心向重庆转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在重庆改设南方局，代表党中央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以及指导南方国统区各省党的工作。所以，南方局诞生的天然使命就是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抗日民主凝聚力量，其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和贯穿始终的工作就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国共合作，争取中间势力。

由于国统区实际上成为执行维护、巩固和发展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阵地，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也就具有了全局性的地位，承担起当时北方局、中原局等其他几个中央局未曾有过的独特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确立党在国统区工作总方针，

经常研究南方局工作

土地革命时期，党在国统区的工作遭到重大挫折，教训极其惨痛。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领导者，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后就开始思考新形势下党在国统区的工作策略问题。1937年5月17日至6月10日，党中央召开白区工作会议，毛泽东肯定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白区工作正确路线，指出新的环境与任务，迫切要求对党在国统区的工作策略问题来一个彻底的转变。

随着对历史的总结和思考的深入，毛泽东对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有了更加明确的表述。1939年12月，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在敌人长期占领的反动的黑暗的城市和反动的黑暗的农村中，进行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险主义方针，必须采取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1940年5月4日，毛泽东在给东南局的指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中提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12月，毛泽东在《论政策》中进一步阐释了这个方针：“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荫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

这是毛泽东对党在国统区工作经验教训的高度概括和总结，从此，“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成为党在国统区工作唯一正确的指导方针，为南方局在国统区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了遵循。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经常听取和研究南方局工作。1939年8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南方局的方针是：“一、巩固党；二、深入群众；三、向中间阶层发展统一战线。这是今后南方局的严重任务，要这样去适应新的环境与党的总任务。”1940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一个重要意见：“中央今后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的战区。”他强调：“南方党的工作是带全国性的工作。南方党以巩固为主，但在没有党组织或党组织很少的地方发展还是必要的。其工作路线是普遍化，打入社会，肃清内奸……其经常工作有四项，即政治估计、组织问题、统一战线、文化工作。”他还指示：“国民党区域的党，均由恩来全责管理，以统一党的领导。”11月20日，毛泽东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秦邦宪关于目前形势和南方工作的报告。

1943年4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分管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以进一步加强对南方局工作的具体领导。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听取周恩来关于南方局工作汇报后，讲抗日战争时期党的路线问题，强调“对国民党的斗争是以斗争求团结”。

此外，毛泽东还经常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南方局领导人就国共谈判、国民参政会、党建、统战、军事、文化、群众、《新华日报》等具体工作通过谈话、电报、书信等形式交换意见，发出指示。

毛泽东领导南方局对事关全局的

重大事件进行坚决斗争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中央赋予南方局的核心使命就是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事关抗战大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问题是一个非常突出和尖锐的问题。自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蒋介石至少四次对周恩来等中共代表提出“一个大党”主张，企图吞并共产党，但被周恩来等人断然拒绝。为此，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发出《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并由周恩来转达给蒋介石。文中明确指出，国共两党坚持团结抗战，“但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强调“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又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其中以皖南事变为甚。皖南事变使国共关系面临全面破裂的危险，事变发生后，毛泽东立即致电周恩来，要求“向当局提出最严重交涉”，“要蒋下令停战撤围”。

1941年1月17日，国民党发布通令，污蔑新四军为“叛军”，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交军法审判。针对这一反动命令，毛泽东认为这是国民党“准备与我党破裂”，先后多次致电周恩来，要求驻国统区的各办事处停止同国民党的一切法律关系，实行撤退；同时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指出对蒋斗争策略是“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要求周恩来等人在政治斗争上“坚决反攻，跟踪追击，绝不游移，决不妥协”。毛泽东还鼓励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光明就在前面，黑暗总会灭亡。全国全世界人民都是援助我们的。”

在毛泽东的坚强领导下，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经过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复较量，最终迫使蒋介石于3月6日在国民参政会上作出“以后决无剿共之军事”的承诺，达到了以斗争求团结、维系合作抗战大局的目的。

抗战胜利后，中国又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为此，毛泽东受蒋介石之邀，于1945年8月28日赴重庆谈判。这次国共谈判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是两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蒋介石直接交换意见；二是两党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等人磋商。经过艰难谈判，国共双方代表于10月10日在桂园共同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这次谈判取得的主要成果，是使国民党承认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了中共及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商讨国是。对此，毛泽东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书写了红岩精神的光辉篇章

红岩精神，是以南方局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驻地——红岩嘴13号命名的。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主要居住于此。红岩精神源于伟大建党精神，是全民族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党中央领导下，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培育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红岩精神的科学内涵是，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不折不挠的凜然斗志、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

毛泽东对于红岩精神的培育，体现在毛泽东思想是红岩精神的重要理论来源，体现在他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既从全局高度领导又具体指导南方局工作。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中广泛接触中外各界人士，并表现出争取中国光明前途的使命担当，卓越政治智慧、驾御全局的非凡才能，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政治品格，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等，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袖的人格魅力和崇高风范。

一则“三顾特园会张澜”的佳话，一首脍炙人口的《沁园春·雪》，生动反映了毛泽东与爱国民主人士交往的深厚情意。一封封重庆职员、学生、工人、农民、家庭给毛泽东热情洋溢的来信，无不体现了人民群众对于代表自己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和领袖毛泽东的衷心爱戴和拥护信赖。一些外国友人也因毛泽东认识了共产党，从而认为“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书写了红岩精神的光辉篇章。

南方局的工作实践丰富和发展了

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南方局在国统区的工作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全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在国统区尖锐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积极地、创造性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思想，为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宝贵历史经验。

从党的建设上看，为贯彻毛泽东提出的“荫蔽精干”政策，周恩来结合国统区实际，在党组织发展上坚持“质重于量，巩固重于发展”；在领导结构上实行精简党的组织层次，缩小党的领导机构，禁止基层支部、县委、特委一级之间发生横向联系，以便于隐蔽；在工作方式上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上层活动与下层活动严格分开。特别是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使党组织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成为真正的彻底的地下党，成为群众的党”。

从统战工作上看，周恩来带领南方局在实践中对毛泽东统战思想加以丰富、完善和具体化，为新中国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1939年7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正式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成为南方局坚持团结抗战的行动指南。按照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南方局与国民党顽固派以斗争求团结，与中间党派、民主人士、经济文化界人士、地方实力派等广交朋友，先后推动建立了中国民主同盟、九三学社、中国民主建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汇聚于党的周围，进而在抗战后期使中国政治力量的天平发生了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变化。在中共七大上，周恩来专门作了《论统一战线》的讲话，从理论和实践上系统总结党在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对此，胡乔木曾高度评价南方局的统战工作，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从军事工作上看，周恩来领导南方局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周恩来坚持将中央军事指示和南方各省实际紧密结合，要求新四军的作战方针仍然是游击战，强调愈深入敌后，愈能发展，愈深入民众，愈能创造根据地，但是一定要“适合所处地区的特点，对游击战术有新的发展，新的研究，新的发扬”。他指示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等抗日武装的“中心工作要放在武装斗争上，要到敌人后方去活动，否则不能发展”。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正确领导下，华南地区抗日武装力量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党领导的敌后三大战场之一。

周恩来还派人积极开展军事统战工作，推动龙云、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国民党将领参与抗战和支持民主，进而在解放战争中率部起义，加入人民军队行列。

除此之外，周恩来带领南方局丰富了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内涵，丰富了党内知识分子的理论和实践，广泛团结文化界、科技界等人士，不仅造就了一支为民族解放呐喊战斗的文化大军，而且为新中国培养了各类专业人才。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推动形成了国统区第二条战线，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外交理论和实践，制定“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外事工作方针，打破国民党外交垄断，为新中国外交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1945年毛泽东参加完重庆谈判回到延安后说：“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毛泽东的这段话，是对南方局在重庆八年期间开展卓有成效工作最好的总结。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辑/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