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睿恒 黄碧钰

2024年2月3日，伊拉克安巴省“人民动员武装”总部遭美军空袭后成为一片废墟。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至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也门胡塞武装等非国家武装行为体频频登台亮相，深刻影响着中东地缘战略竞争走向。其中，伊拉克“人民动员武装”也是代表性案例。截至2024年2月，伊拉克民兵武装为报复美国支持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袭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美军基地超150次，美国则回以一系列空袭报复。从2017年成功打击伊拉克境内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势力、2020年副指挥官穆罕迪斯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共同遇刺，至近半年来频繁的反美行动，“人民动员武装”长期处在中东地区战略博弈前沿。那么，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该组织的兴起，与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和2014年“伊斯兰国”的出现密切相关。2003年，美国占领伊拉克后草率解散该国军队，却未能及时有效建立替代性安全架构，导致伊拉克国家秩序由此崩塌，安全局势陷入混乱，“基地”组织乘虚而入，激化教派冲突并引爆内战。为保障最基本安全需求，伊拉克境内涌现出一系列民兵组织，其中有的是伊拉克流亡海外归来的反对派政党武装翼，如伊斯兰最高委员会的“巴德尔组织”；有的则是迫于新形势成立的，如逊尼派部落武装“觉醒运动”。它们构成了“人民动员武装”的前身。

2011年，在所谓“阿拉伯之春”与美国自伊拉克仓促撤军的激化下，“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再度兴起并演变为2014年盘踞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美国设计打造的伊拉克军队和警察部队抵抗无力，失守该国第二大城市摩苏尔，伊拉克丢失近1/3领土，国家安全面临重大威胁。

2014年6月，伊拉克什叶派最高宗教领袖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发布教令，号召有战斗能力的伊拉克人共同参战，保家卫国。“人民动员武装”随即宣布成立，它还吸收了许多响应教令成立的民兵组织。彼时该组织总人数达15万左右，主体以什叶派民兵构成，但也包括一些逊尼派民兵、基督教徒和土库曼武装分子等。“人民动员武装”与伊拉克政府军并肩作战，在收复摩苏尔等关键性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伊拉克事实上的安全支柱。

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军收复“伊斯兰国”在该国控制的所有地区，此后伊拉克安全形势趋稳，“人民动员武装”的战后地位问题被提上议程，其制度化转型进程正式开启。一方面，该组织将打击极端组织期间积累的民意支持有效转化为政治资本，参加议会选举。例如，“巴德尔组织”在2018年大选中领衔组建“征服联盟”赢得48席，位列议会第二；和平支队所属的“萨德尔运动”则在2018年和2022年大选中连续赢得第一。另一方面，伊拉克政府也尝试对其开展体制化整合。早在其成立之初，伊拉克政府就设立了人民动员武装局，由总理府直接负责其预算。2018年3月，伊拉克政府决定将“人民动员武装”并入正规安全部队，此后其与军队、反恐部队、警察部队一道成为伊拉克的四大武装力量。外界尤其是西方媒体多以此认定“伊拉克版革命卫队”正在生成。

“人民动员武装”虽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前者并不复制后者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特点，即对教法学家治国原则的政治共识及将此践行为追随和效忠最高领袖的政治制度。一是在效忠对象上，该组织下属民兵组织可粗分为效忠伊朗大阿亚图拉哈梅内伊、西斯塔尼和伊拉克普通宗教学者萨德尔三类；二是在政治理念上，西斯塔尼反对宗教学者深涉政治，萨德尔接受教法学家治国原则但反对实践伊朗的制度；三是统一领导架构和意识形态要素的缺失，导致人民动员武装局未能有效整合松散的内部架构，下属各民兵组织保持相对独立。

事实上，“人民动员武装”的组织结构是伞状网络，下辖各民兵组织网络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领导层整合度高、群众动员能力弱的精英型网络。这些民兵组织往往规模有限，但目标清晰，能迅速开展军事行动，如真主党旅和“努贾巴运动”；二是领导层分化度高、群众基础扎实的大众型网络。该网络的突出优势为政治参与动员能力，如“萨德尔运动”和“巴德尔组织”。这进一步决定了“人民动员武装”网络“弱组织化、高裂变性”的特点。例如，本由穆罕迪斯强力领导的真主党旅在其去世后内部迅速催生出多个次级组织；再如，因质疑萨德尔的领导地位，哈扎里从和平支队中分离，独立组建真理派游击队。

除成功打击极端组织外，“人民动员武装”频繁示于人前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其长期深度涉足中东地缘战略博弈。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萨德尔创立的民兵组织“马赫迪军”抵抗美军入侵，对美国在伊拉克本就草率的战后部署造成巨大冲击。而在“人民动员武装”成立后，美国在伊拉克的利益进一步受到挑战。例如，2021年美国一度谋求将伊拉克纳入试图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萨德尔次年强力推动议会通过禁止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法案。强烈的反美反以立场，使该组织被打上“伊朗代理人”的标签。

然而，“人民动员武装”的反美反以行动无法成为其是“伊朗代理人”的铁证。一方面，双方本质上是基于共同的反美利益而开展密切互补合作的盟友关系，而非单向控制与被控制的赞助—代理关系。另一方面，该组织下属大量民兵组织坚持反美立场的实质是反对外部干涉，他们在和伊朗合作反美的同时也反對其过度介入伊拉克内部事务。在2021年大选后，萨德尔就曾谋求将亲伊朗力量完全排斥在新一届政府外，引发两派激烈博弈并造成该国自2003年以来最为漫长的组阁危机。

因此，以伊朗表述的“伊斯兰抵抗”来界定“人民动员武装”更贴近现实。但须强调的是，“人民动员武装”和伊朗在回答“抵抗谁”的问题时既有利益重合却又不尽相同。

目前，“人民动员武装”下属各民兵组织依旧保持较高自主性，但人民动员武装局的成立及各组织深度嵌入伊拉克政府和社会经济活动中后，其合法性和制度化程度得到较大提高。该组织已从非国家武装行为体走向次国家武装行为体的半合法化范畴，并不断受到伊拉克既定参政规则的制约，呈现出乱中有序的治理演进模式。

（李睿恒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