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琦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于经济学家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人们多了然于心。然而经济学家所发挥的作用，不仅仅是统筹协调军工生产和战时民生，还涉及诸多经济学的范式变革，其影响之深远，不局限于战时，也不局限于经济领域。

战争期间经济学容易产生范式变革。一来自然是因为情势所迫，情急之下既要支撑战爭机器的运转，又要勉力维系社会运行于不坠，自然要在资源调配生产计划和管理等方面寻求突破以应对新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战争本身即意味着，之前包括经济运行方式在内的诸多老路已经走不下去，国内外相关利益方也谈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不得已诉诸战争，以破罐子破摔的极端形式进行清算。比如一战、二战的爆发，除了地缘政治冲突外，本身也意味着以金本位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和缺乏基本宏观调控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失败。

而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身处战时，整个社会对变革的期待和对变革成本的忍耐度都会主动、被动地提升，而政府无论情愿与否，都必须加大自身在经济社会运行中的作用，如此上下协同发力，以前被视为畏途或不可能完成的使命的宏观经济变革，便有可能发生。因此，无论是宏观调控的规模、深度和范围的加大，还是政府在经济社会中作用的加强，一定意义上都是战时危机经济学的产物，不能完全归功于经济学家的奇思妙想。而且，这种趋势在同盟国和轴心国的战后时代都有所加强，比如日本的“通产省模式”，在不少人看来就与其战时统制经济模式打下的基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然，老百姓在战时的诸多付出，相当于某种意义的“血酬”，需要被安抚与弥补，这也奠定了战后福利国家大行其道的基础。哪怕说一不二如苏联政府，也不得不体恤民情，在战后加大住房等福利供给的力度。

要而言之，一如战争给了将星闪耀的机会，战争也给了经济学家“特立独行”的机缘，但任何经济范式的革命性变革，都不是横空出世的，有其漫长的前因，有其深厚的时代背景，有其绵延不绝的后续效应。

以上是《战争中的经济学家》一书所描述内容的宏观背景，但到具体的经济学家和其所身处的国家和社会，又有着各自别具一格的情境和故事，读来宛如一曲多声部的交响曲。

在这部宏大的交响曲中，有的人擅长作曲和创作新的曲目，如凯恩斯、高桥是清和沙赫特等人，他们勇于抛弃既有的清规戒律和陈规陋习，比如金本位、比如以财政紧缩求赤字下降及汇率升值、比如削减开支和降薪来应对通胀等等，从而打出一片新天地。

一首成功的交响曲，除了曲目令人耳目一新，往往还涉及乐器的革新和新的演奏手法。苏联的经济学家康托洛维奇和美国的俄裔经济学家里昂惕夫，以及冯·诺依曼就擅长“打造”新的乐器和演奏方法，比如对计算机和现代统计方法的发明和使用等等，也都起到了巨大的别开生面的效果。

这是因为很多战时经济学家主要的精力不是放在理论推演和对宏观经济运行、军国大计的规划和指导上，而是要直接参与许多具体军事技术问题的解决。这些问题往往涉及大量的数据和计算，于是一众经济学家纷纷展示出被经济学耽误了的数学奇才本色，纷纷从原理到程序为计算机的问世和改进添砖加瓦。不过话又说回来，战时的经济学家们似乎也没有几个是所谓经济学科班出身的，这也充分说明了当时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或科学，其规范性、理论框架完备性和技术含量还有待提升的客观现实。

军方作为战时实力最雄厚的资源拥有者和最大的雇主和买方，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了优渥的施展才华的平台和资源，对于像康托洛维奇这样的党外经济学家而言，甚至让其免于杀身之祸。而在解决诸多军事问题的同时，数据统计水平和运算效率的提升，反过来又对经济领域的统计、测算和管理形成了反哺效应，一些之前囿于数据匮乏和计算效率低下而无法验证和推广的经济学方法，如投入产出法等，得以渐次推广开来。这些经济学方法对军事打击效能和军工生产效率的提升，反过来又大大提升了经济学的可信度，丰富了经济学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求真路径。可以说，战时经济学的发展预示着经济学将一直会在与别的学科和科学的互动中丰富和发展自己，比如作为经济学显学的金融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便从数学和工程学领域吸纳了很多人才，而当下脑神经科学的发展，又正在为行为经济学的崛起和发扬光大添薪加柴。

除了跨学科的交流，战时经济学家作为一个共同体也展开了丰富多彩的互动，很多时候甚至超越了敌我阵营的划分和意识形态壁垒的分隔。经济学家天然就是一个共同体，一如别的学科那样因为种种师承关系和学术交流而形成了学术共同体。

一如交响乐的创新分为作曲家和演奏家层面，经济学家共同体的交流与协作也大体分为体制构建层面和实操层面，前者如凯恩斯、沙赫特等人围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推出所进行的切磋与交流，而后者则以康托洛维奇和里昂惕夫之间围绕线性统计和投入产出法的竞合等为主。

现代经济学本身就是随着国际贸易、投资和工业革命等近现代经济现象而产生的，虽然现代化有先后，经济学的发展又有着不同的社会和体制土壤，但现代化本身对经济和社会运行的合理性有其内在要求，要求一定的可预测性和规律性，这种内生的“现代性”需求为经济学人们的交流提供了基准的话语平台和观念范畴，使得对话可以超越一定的意识形态桎梏。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不同阵营之间的互鉴与交流，甚至是通过间谍“窃密”的方式，为各自的体制续了命，形成了“资本主义里也有计划和调控”“社会主义也要遵循价值规律”的饶有趣味的格局，这也为日后的冷战缓和提供了某种契机。

当然，偏执和自以为是乃人性根深蒂固的组成部分，在对各自奉为金科玉律的经济学理论的坚持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结果就是一方认定市场出清乃最优解，却一次次经历金融危机；另一方则坚持认为只要统计越来越完备，计算能力越来越强大，规划和管理就会越来越优化，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优越性就会越来越得到发挥，虽然无情的现实表明，这样一场试验终究以系统的过载和超负荷运转导致的内爆而告终。

本辑包含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的五部作品：《我走不出我的黑夜》《相片之用》《看那些灯光，亲爱的》《外面的生活》《如他们所说的，或什么都不是》。这些作品极具现实色彩，在文学叙述技巧、叙述角度、叙述心态、对生活的理解上，独树一帜。

出版社：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是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恩·福瑟的代表作，挪威语原文直译。这部小说书写了每一个现代人在荒凉大地上寻找家园的孤独感，成为我们生存境况的象征。和书中主人公一样，我们都在一个看似有很多选择、很多不同生活方式的世界中寻找安顿我们精神的事物。

本书是《纽约时报》年度好书，生动描述了中世纪北海一带的生活，重新发现了那个失落的世界，追溯了持续的海上交流和不同人的行事风格如何深刻地改变人们的思想。这是一个关于圣徒和间谍、渔民和海盗、商人和掠袭者的故事，讲述了他们如何大胆地穿越北海，建立世人熟知的世界。

本书从全球制造业的变化切入，援引大量供应链企业的案例，分析了供应链发生的深刻变化。作者深度解读了当今时代格局下，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竞争中的角色，并对未来发展作出推演与展望。他还在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的观测模型，以此判断企业供应链的韧性和抗打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