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晓迪

张小满（左）与母亲春香

2020年春天，52岁的春香在陕西老家失业了。

她生于1968年的春天，9岁辍学，21岁结婚。42岁那一年，为供养两个上高中、未来可能上大学的孩子，她开始打零工，在建筑工地做小工，在矿山帮工人做大锅饭，在新建成的楼房里刷漆，在国营农场里养鸭，如此十年。直至疫情暴发，她丢了工作，焦虑慌张，无所适从。

女儿小满在深圳，已经结婚，刚从媒体转行进了“大厂”。借着“帮妈妈找工作”的名义，她把父母接到深圳，36平方米的两室一厅，住进了四口之家。

春香很快找到了工作，在一家商场做保洁，一天工作8小时，工资2500元。不认识多少字、不会普通话、智能手机也用得不顺溜，她以一种笨拙的姿势开始学习与这座城市相处。小满也在十几年后，再次尝试与母亲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最初，她们理直气壮地互相看不惯，如火山爆发般争吵。心平气和后，女儿试图走进母亲的世界。白天“白领”小满在一个严密的系统里工作，晚上听“蓝领”春香讲述她的打工见闻。备忘录中的片段素材积累成一篇篇记录，她把字号放大，打印出来给春香看。春香带着老花镜默念文稿，在阅读中识字越来越多。她的标准很简单也很严格：读不读得通，读不读得完。

就这样，母女二人合作完成了这本《我的母亲做保洁》，书写出城市巨轮运转下保洁员群体被遮蔽的日常。在深圳，每个商场、每座公园、每栋写字楼的保洁和绿化工作，几乎都是由这群50—60岁的老年人承担起的。他们来自某个普通的乡村或县城，在生命力蓬勃的青壮年时期被称作“农民工”。为供养子女或挣点养老钱，他们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忍受身体上的毛病，靠超市的“临期”面包、水果度日。他们维系着一座城市的体面与洁净，却总是站在边缘处。

春香是其中的一员，她以强韧的天性抵抗着城市的规训，将乡土社会的生命经验平移到深圳职场。她会在有领导的微信群里直言反抗，与众多阿姨建立起超越同事关系的姐妹情谊。她以自己的眼睛观察当下的社会：奶茶被随意地扔进垃圾桶，没有一杯是喝完的，她不理解这个消费社会的逻辑，那么贵的饮料，年轻人为何这般浪费？在办公室拖地，有人忙得没时间起身，垃圾桶里常有来不及吃的冰凉早餐，工位下总会扫出一撮撮头发，她又会同情地感叹，“年轻人真难”。在某种意义上，春香打开了一个不同的深圳，其中不仅有保洁员这个身处缝隙的庞大群体，也映照出维持着这座超级城市运转的每一个“我们”。

书出版了，意味着这场写作的“合谋”告一段落。但据小满的丈夫——在妻子潜心写作时，他承担起做饭、洗衣和喂貓等家务劳动——“剧透”，母女俩的故事之旅仍在继续，“因为岳母已经笃定，‘我不回老家了’。”

《我的母亲做保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