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宏

孟子对孔子的基本价值取向既有继承，也有推进和提升。（冯涛 / 绘）

陳正宏

说起孟子，今天的我们很容易把他跟孔子连在一块儿，孔孟仿佛是兄弟的感觉。其实两人虽然在儒家系统里都是数一数二的人物，生活的时代却相差大约两百年，虽然都算是周王朝，孔子东奔西走的时代是春秋，孟子则已经到战国了。

关于孟子的生平，现存真正早期的文献其实很少。比较靠谱的，只有《史记》的《孟子荀卿列传》里的孟子传记部分。这篇孟子传，总共只有137个字，连孟子的名字都没记（今天我们知道孟子名轲，是据给《孟子》作注解的东汉学者赵岐的记录）。而这137个字中，还有40个字是写秦用商鞅、富国强兵之类历史背景的。剩下的97个字里，写孟子实际生平的，只有三点：第一，他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子思的再传弟子；第二，他到齐国和魏国推销自己的政治理论，都不受最高当局待见；第三，之所以不受待见，是因为当时各国都忙着合纵连横，以打胜仗为最高目标，而孟子却还在宣传他坚守的三代道德，不合潮流了。所以最后，他只好跟自己的学生一起，做没有国家资助的自选项目，写成了《孟子》七篇。

这七篇《孟子》，后来被各分上下，逐步演变，就成了今天我们见到的通行的十四卷本《孟子》。和记录孔子金句的《论语》相比，它字数上已经翻倍，形式上也多了战国时代流行的策士论事的精密逻辑和激情说理。但直到唐中叶，《孟子》至多只能算是《论语》的影子。我们看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像河北定州中山怀王刘修墓、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那样高规格的西汉诸侯王墓葬里，都一再出土竹木简本的《论语》，就可知两千年前《论语》就红了。反观《孟子》，虽在东汉班固主纂的《汉书》里记录了西汉官方典藏有其书，但唐以前《孟子》的书本实物，无论是简帛还是纸本，到今天好像一片半叶都没有传下来。

所以合乎逻辑的推论就是，孟子和《孟子》的地位后来那么高，历史上一定发生过一次或多次时来运转的突变。事实也的确如此。这些突变之中，数唐宋两代接力而行的“孟子升格运动”最为著名：以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为先锋，诗人皮日休为策应，宋代大学者朱熹进一步推举，孟子在儒家名流的序列里，第一次被抬升至仅次于“至圣”孔夫子的“亚圣”地位；《孟子》一书，最终也跟《论语》一样名列经部经典。这场运动自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这里无法细说。但透过《孟子》一书，看看其中所言能跟《论语》比肩甚至超越的东西，大概就能理解唐宋以后的读书人，何以对孟子抱有如此高的热情。

首先是孟子对孔子的基本价值取向有不少继承。像他在《尽心上》篇里说的“君子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前面说的是行孝悌，中间说的是成君子，最后说的是做导师，都精准地踏在孔子的原有路径上。

当然也有推进和提升。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对于个人立身处世提出了比孔子更严格的标准。他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离娄下》）这里的“大人”，与孔子所说的“君子”近似，而形象更显高大。葆有赤子之心的“大人”，在孟子看来，做人的底线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尽心上》）。更高一级则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有意思的是，孟子还进一步为他心目中的大丈夫们设定了种种极端的情境，比如《告子下》篇里那段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为开头的话，由于被收入现代中学教科书里，是今日读者再熟悉不过的。而对于期待成大事的大丈夫们必须施以那样炼狱般的考验，背后的理据，是因为对于负有责任的君臣和士大夫而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正因此，在最棘手的生死问题上，孟子在《告子上》篇中进一步把“义”提高到一个无以复加的位置：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舍生取义，意味着把道义的坚守和理想的实现，看得比个人肉身的存在更宝贵、更重要。这样的理念，作为一个人面对生死抉择时的一种不二决断，出现在距今两千三百年前礼崩乐坏、诈伪层出的战国时代，不能不说是一种异数。但它在中国后来漫长的历史中，尤其是历次反抗外来入侵者的战争中，成为千千万万烈士奋不顾身的精神来源和行动指南，又说明这一理念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真实分量。儒家的形象，在孟子的努力下，因此也由相对文弱的文质彬彬的君子，上升为不乏英雄气概的大丈夫了。

说到英雄气概，就不能不提孟子在自述修为境界时说过的一句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在《公孙丑上》篇中，当弟子以“何谓浩然之气”相问时，孟子还作了一大段解说，中心意思是这股“气”，是与“义”和“道”相互配合而存在的，当你用正义去培养它，它就会充塞于天地之间。“气”从一种自然的生态，演变为中国人文精神里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概念，应该就是从孟子这里开始的。所谓“人活一口气”“做人要争气”，形容一位正派人经常用“一身正气”这样的词，诸如此类的说法，追溯上去，直接的源头就是孟子的“浩然之气”。而作为精神气质外化的“浩然之气”，从中国人的普遍意识里说，其实就是对于正义的一种持续不懈的追求和坚守。

舍生取义，意味着把道义的坚守和理想的实现，看得比个人肉身的存在更宝贵、更重要。儒家的形象，在孟子的努力下，因此也由相对文弱的文质彬彬的君子，上升为不乏英雄气概的大丈夫了。

此外，与“气”相关，在孟子笔下落墨不多却十分值得注意的，是“势”。所谓“势”，就是情势、趋势和潮流。《孟子》里直接出现“势”这个字的地方，只有很少几处，但像“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公孙丑上》）之类的话，已经透露出孟子是比孔子更懂得用言语运势甚至造势的人。我们看书里，他不时给跟他聊天的对方挖坑，即使对方是一国之君，聊天聊到“王顾左右而言他”也不管，就知道这孟夫子对于辩论上的乘势追击，是如何地偏爱。但其实在他的内心，对人性的了解是相当透彻的。他教学生识人，说听人讲话的时候，要“观其眸子”，也就是注意看對方的眼睛，因为对方的心事，在眼睛里是藏不住的，即是一例。

而以对人性的透彻理解为基础，加上对“势”的把握，成就了孟子的另一种显著的能耐，就是推己及人的功夫。推己及人，在孔子那里，说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与我的边界感十分明晰；孟子则跨出边界，更富热忱，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用同理心把最大多数的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所以与孔子比较强调个人的学养不同，孟子更多看到的，是作为群体的人的力量，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孙丑下》），要实现“人和”，靠的就不单是读书人个人的修养了。当然，这方面孟子走得最远的，是在《尽心下》篇里提出的如下论断——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在传统中国语境里，敢说这样的话，是足够惊世骇俗了。

惊世骇俗，当然逃不过命运起伏的宿命。即便借了唐宋以后科举考试必考题那般有利的“势”，孟子和《孟子》一书，在14世纪之后依然命运坎坷。据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读了《孟子》，很不舒服，扬言这老头要是活在我大明朝，绝没有好结果。而有确证的史实，是这位出身贫寒的明太祖下令删除了《孟子》里八十五条“词气之间抑扬太过”的违碍文字，刊成《孟子节文》一书下发全国，下令：“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并把孟子配享孔庙的地位也取消了。而那让朱元璋不悦被删除的文字中，就有上述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实，孟子说的中心意思，脱去君君臣臣的旧外套，不就和我们今天用现代语言表述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非常接近了吗？

史载当时一位担任刑部尚书、名叫钱唐的高官，公然反对朱元璋贬低孟子，面对几乎送命的危险处境，钱尚书带着棺材上朝，声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神奇的是，钱氏这股得自孟子的浩然之气，最后不仅让朱元璋没敢痛下杀手，还间接地迫使官方恢复了孟子在孔庙配享的地位。而到了今天，明初刻本《孟子节文》已非常罕见，未经删节的《孟子》全本，却是家喻户晓的大众读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