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群星

一战前，英国与德国大搞军备竞赛。图为当时的英国战列巡洋舰“狮子号”。

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黄某某案时提到的“英国秘密情报局（MI6）”，就是人們常说的英国军情六处。它是老牌间谍机构，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以色列摩萨德一起，被人们并称为世界四大情报机构。

英国情报机构的诞生可以上溯至16世纪，而军情六处从1909年改组至今，也走过100多年的历程。从问世起，军情六处就与英国的霸权野心息息相关。无数间谍走入这个长期隐藏于黑暗中的机构，在鲜血与黄金、约束与放纵、罪恶与人性之间，不断选择，不断变身。

19世纪下半叶，英、美、法、德、意、日等国相继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争霸在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展开——英国在全球各地建立殖民统治，其殖民地面积等于本土面积的111倍，号称“日不落帝国”。而德意志帝国完成统一后，经济和军事力量快速发展，在殖民地、海上霸权等方面成为英帝国强有力的竞争者。

随着英德矛盾不断升级，英国一些上层人士于1909年推动成立新的情报机构，以维护英国的世界霸权。该机构下设两部分，分别负责国内和国外的间谍工作，即后来的安全局和秘密情报局。

秘密情报局首任掌门人是曼斯菲尔德·史密斯—卡明。他就任时已年届半百，喜欢用绿色的墨水写字。秘密情报局的许多文件上都能看到一个绿色的字母“C”签名——“C”是卡明的英文“Cumming”与首脑的英文“Chief”的首字母，卡明以此隐藏身份。这一惯例后来被沿袭下来，接任的领导都被称为“C”，秘密情报局也被外界称为神秘的“C组织”。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之后进入秘密情报局的人可能都被一个场景震慑过——卡明在会议期间突然用钢笔猛扎自己的左腿——当然，那是假肢。1914年秋，卡明因紧急任务赶往法国巴黎，途中遭遇了严重车祸。他昏迷了数天，从此失去了左腿。

英国想通过一战消除德国对其殖民霸主地位的威胁，因此卡明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是针对德国。为了满足英国大搞海军军备竞赛的需求，卡明部署在德国的间谍网络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情报，许多英国间谍在德国的造船厂或军械厂工作，一名工程师线人直接上交了一大批图纸。这使得英国海军情报部门了解了德国打造公海舰队和U形潜艇的计划。

卡明当然也有失手之时。一战爆发后，秘密情报局布置在比利时的情报网沦陷，卡明转而将工作重点放到了荷兰。1916年6月，德国警察在轮船上截获了荷兰发出的情报，顺藤摸瓜找到了背后的情报组织。

该组织是卡明当时最大的单个情报网组织，主要任务是监视德国火车。愚蠢的是，该组织把所有情报集中在一个地方，并采用同一条电车线路传送。当危险来临时，负责人又无法向成员发出警告。这导致布置在荷兰的所有英国间谍被捕，40多个情报网被瓦解。

1909年至1918年，秘密情报局的归属在英国陆军部、海军部和外交部之间频繁变动。“现在，整个系统都错位了。荷兰、比利时、丹麦、俄国的情报站都受到了我们当局的干扰和攻击。荷兰情报站由陆军接管后，我们在那里的情报工作遭受了严重的损害。显然，控制它的人没有任何情报工作经验。”1915年，卡明在给外交部领导的信中抱怨道，这些“杂乱无章的事务”侵扰了他的精力，使得秘密情报局“逐渐被边缘化”。

一战结束后，陆军情报局建议将安全局和秘密情报局整合为一个“特殊情报局”，由一个局长单独管理。卡明在英国外交部上级的授意下，整理了一篇措辞严谨但态度鲜明的反对文章。1920年，经内阁会议讨论，秘密情报局作为外交部下属的一个自治部门存续下来。它的名字也由五花八门的“外国情报局”“特勤局”“C组织”正式确定为秘密情报局（SIS）。今天流行文化中常常出现的“军情六处（MI6）”，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期间广泛使用的代称。

卡明于1923年去世，终年64岁。他的大部分生活都处于保密状态。他坚决反对下属将秘密情报局的工作内容撰写成书籍并向公众传播。在一次交通堵塞中，他对自己的管家说：“我也要出版一本回忆录，四开的，封面用大红字写着标题‘秘密情报局局长的轻率言行’，有400页厚，页页都是空白！”

上天似乎跟卡明开了个玩笑，他的真实身份在去世十多年后曝光，泄密导火索正是一名前下属出版的传记小说。

伊恩·弗莱明出生于苏格兰的贵族家庭，从小就是浪荡公子，在学校成绩不佳，唯一值得称道的是在伊顿公学7次获得体育方面的奖章与奖杯。从瑞士日内瓦大学毕业后，他在通讯社和金融机构打过短工。

二战的爆发让弗莱明找到了真正的长项。他担任了英国皇家海军的情报人员，主要负责搜集第一手情报或向敌军散布假情报。他参与创建了两个假冒的德国广播电台，每日播报真假混杂的信息。由于精通德语，弗莱明时常亲自上阵进行播音。

1964年，第一代詹姆斯·邦德大银幕扮演者、英国演员肖恩·康纳利靠在阿斯顿·马丁跑车旁拍摄剧照。

弗莱明的作家生涯始于1952年。那一年他44岁，因为情人意外怀孕被迫进入了婚姻。满肚子怨气的他在一个早上逃离，跑到牙买加的公寓里写起小说。桌上的一本《西印度群岛的鸟类》给了他灵感，他直接搬用该书作者的名字，将小说主角命名为“詹姆斯·邦德”——后来闻名全球的007号特工的大名，就这样诞生了。

从第一本《皇家赌场》开始，弗莱明一发不可收拾地创作了14本同系列小说，将自己在二战情报工作中的见闻尽情编织到书中。书中指挥邦德行动的情报局局长署名“M”，正是受到了卡明用“C”签名的启发。

弗莱明本人并不是秘密情报局的职员，但他极力美化甚至神化“007”和秘密情报局的形象，使其变成西方流行文化的一个符号，传播甚广——邦德年约40岁，经验丰富，游历甚广，能讲多种语言；他懂得如何飞车，如何专业地杀人；他也懂得如何迷倒女人，如何享用最高档的松露和美酒；他开阿斯顿·马丁跑车，戴百达翡丽腕表，穿巴宝莉风衣、深蓝色单排扣西装，戴黑色真丝窄领带……

事实上，“007”形象诞生之际，英国已经被二战后风起云涌的世界人民反帝反殖运动彻底拉下霸权宝座，陷入工业衰败、出口衰退、海外市场丧失的窘境。但弗莱明虚构了一个又一个“英国间谍拯救世界于水火之中”的故事，他笔下的邦德仍维持着“日不落帝国”那套自诩“英国是世界中心”的价值观，四处充当世界警察。这种价值观既是出身于贵族的弗莱明本人思想的投射，也代表了二战结束后英国统治者和上流社会对昔日“荣光”普遍而顽强的怀念。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琳达·拉齐奥比等人认为，邦德不仅仅是对个人英雄主义的书写，更包含着一种对殖民帝国辉煌的怀念：“邦德的种种活动背后，潜藏着大英帝国对空间及其附属权利的掌控欲望。邦德和各种敌人斗争的过程，体现了冷战的对立思维。而邦德的胜利，实际上指向了西方试图征服東方的想法。”

“007”系列间谍小说的作者伊恩·弗莱明。

诞生70多年来，“007”从文字世界走入电影、游戏等多元领域。特别是连续多部“007”电影大片横扫世界票房，把对于英国情报机构及间谍的美化、神化推向顶端，大肆传播了英国中心的价值观。今天，“007”已经和“莎士比亚”“憨豆先生”一样，成为英国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在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教授刘丹凌看来，以“007”为代表的“形象霸权”旨在通过拓展资本主义价值输出和影响力渠道，解构和收编其他民族与国家的价值和斗争，强化真正的资本主义文化普遍意义。

“形象霸权正在成为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当代范型。这是一种‘甜蜜’的意识形态规训机制，不仅遮蔽了现实的社会矛盾和主体焦虑，而且为资本的剥削和扩张穿上了一袭华丽的袍子。”刘丹凌表示。

现实可不是“007”的小说和电影世界。在现实中，英国间谍网络被摧毁的情况屡见不鲜。

1939年9月，秘密情报局海牙情报站负责人理查德·史蒂文斯、西格斯·佩恩·贝斯特通过一名线人与德国反希特勒组织“黑色管弦乐队”取得了联系——该组织由德国高层军官、政府官员和宗教领袖组成，英国希望协助他们推翻希特勒政权，至少从中获取有价值的情报。

史蒂文斯是一个野心勃勃、盲目自大的人，他错误地以为单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就能赢得这场战争，这大大影响了他的行动判断力和敏锐力。线人弗兰茨·费希尔并不是“黑色管弦乐队”的成员。他是一名德国间谍，代号F479，他的上级正是德国帝国保安部领导者海德里希。

如果说史蒂文斯和贝斯特因为急于建立功绩而陷入麻痹大意的话，那么身在伦敦的秘密情报局高层显然也难辞其咎。时任局长辛克莱正处于弥留之际，秘密情报局的政务由副局长孟席斯和参谋长霍华德负责。当史蒂文斯的报告到达秘密情报局总部时，孟席斯和霍华德向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首相张伯伦汇报了此事。所有人都对此事毫无怀疑，而是充满期待。

通过费希尔的联系，史蒂文斯与“黑色管弦乐队”中的“大人物”约定了会面时间。11月9日，他与贝斯特乘车前往荷兰芬洛小镇接头。完全被蒙蔽的二人没有准备任何应急方案，德国方面却做好了瓮中捉鳖的一切安排。车刚停下，史蒂文斯与贝斯特就被德国特别行动队队员拎了出来，更致命的是，他们还随身带着译码材料和一张写有特工姓名、地址的清单。到1939年12月中旬时，德国方面就能详细而准确地绘制出史蒂文斯和贝斯特的特工联络图了。

由于两人是在荷兰芬洛小镇被德国人抓走的，此事又被称作“芬洛事件”。荷兰政府也被“芬洛事件”搞得十分尴尬，因为荷兰试图在英德间保持中立，不允许外国人在境内从事间谍活动。一直支持这次行动的荷兰陆军情报局局长奥斯舒特被迫辞职，英荷两国的外交关系濒临破裂。英国在欧洲大陆的整个情报网受到了沉重打击。

整个二战期间，史蒂文斯和贝斯特一直被关押在战俘营里，1945年才被释放。他们到底泄露了多少情报？死要面子的英国秘密情报局至今也没有公布。

秘密情报局也出现过不少“鼹鼠”——被他国情报机构招募的渗透者。如二战期间被克格勃招募的“剑桥五杰”，他们都是英国人，有贵族背景，毕业于剑桥大学。但他们对英国陈腐的阶级制度、西方国家对德国的模糊态度感到失望，因此决定为苏联服务，隐藏身份加入了秘密情报局。五人中的哈罗德·金·菲尔比有“双面谍王”之称，秘密情报局时任局长孟席斯一度将他作为下一任局长候选人。

1940年，经老同学牵线，28岁的菲尔比被秘密情报局录取，并因出色表现一路晋升。二战末期，美英等国意识到苏联将是其战后最大的对手。秘密情报局计划成立第九处，主要负责反苏反共。菲尔比是第九处处长的候选人之一，另一位强有力的竞争者是第五处处长考尔古。菲尔比展现了玩弄人心的高超技巧，他利用了考尔古和副局长之间的矛盾，最终成功当上第九处处长——英国人万万没有想到，负责反苏反共的情报首脑本人就是苏联的间谍。

直到8年后，菲尔比才引起秘密情报局的怀疑。但调查者足足审讯了菲尔比4年，也没有找到他的把柄。为了维系英国政府的颜面，英国外交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不得不在议会演说中表示：“我毫无理由说他曾在什么时候背叛过我们的国家。”就这样，菲尔比离开秘密情报局，以记者的身份继续间谍生涯，1963年成功逃至苏联。

“剑桥五杰”在进入英国情报机构前就确定了共产主义信念，乔治·布莱克则是在秘密情报局工作多年后发生思想转变，决定加入共产主义阵营，因此英国将他视为“叛谍”。

布莱克出生在荷兰鹿特丹的富裕人家，父亲是来自伊斯坦布尔的犹太人，因在一战中表现出色而获得英国国籍。二战爆发后，布莱克从纳粹集中营逃到英国，加入皇家海军。他精通荷兰语、法语、德语、英语，备受上级赏识，23岁时即晋升为海军上尉情报官，其后又被调入秘密情报局。在剑桥大学的一年培训又使他精通了俄语。

1949年，布莱克以英国驻汉城副领事的身份前往朝鲜半岛。启程前，他读到了英国情报机构编写的一本讲共产主义的小册子，被其中的内容所吸引。朝鲜战争爆发后，李承晚政权一溃千里，布莱克与许多使馆人员一起被俘虏。目睹当地平民遭受美国纠集的所谓“联合国军”的狂轰滥炸，他对英国参战的意图产生了怀疑。他渐渐地开始倾向共产主义。

1951年秋的一个深夜，等到战俘营里的人都睡熟了，布莱克悄悄溜进值班看守的房间，请看守转交一张俄文字条给苏联驻平壤使馆。一个半月后，他如愿见到了苏联人。不同于为了保命或利益而叛变的人，布莱克表示不要苏联的报酬或职位，只向苏联提供英国反共产主义国家的相关行动情报。克格勃答应了他所有的条件。

回到英国后，布莱克通过了忠诚度测试，继续在秘密情报局任职。不久，美英情报机构联手实施“黄金行动”，通过地道窃听苏军驻民主德国总部的电缆信号。地道全长2.5公里，安装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静音、防潮、防震设备，收获了大量军事情报。但事实上，这些情报中有大量苏联故意泄露的虚假消息——早在地道开挖前，布莱克就把相关计划报告给了克格勃总部。苏联将计就计，让该地道运行了一年，再假装无意间发现地道并大肆宣传，弄得美英政府十分尴尬。

双面间谍乔治·布莱克。

美英情报机构在“黄金行动”中挖掘的窃听地道。

布莱克最终的暴露也极具“无间道”色彩——波兰高级情报官员戈列涅夫斯基被美国策反，透露英国秘密情报局潜藏着一名代号为“钻石”的苏联间谍。布莱克设法在上级调查中洗清嫌疑并告诉苏联，波兰出了叛徒，代号“狙击手”。两边都在加紧调查，但最终“狙击手”戈列涅夫斯基快了一步，逃亡至美国。他进一步提供的细节，导致布莱克被锁定为“钻石”。

布莱克暴露后，英国舆论哗然。如果说菲尔比等“剑桥五杰”的出现，是把秘密情报局从过去的荣光中拽入耻辱的深渊，那么布莱克则是在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让英国情报系统的声誉彻底破灭。

1961年5月3日，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审讯时，法官指控布莱克“几乎摧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建立的全部情报机构”。据法新社当时的报道，布莱克向克格勃透露的秘密情报局特工名单“或许有五六百人”。同时，由于布莱克将秘密情报局的“战斗序列”，包括全局工作人员名单、工作方法、组织结构等全都上报了克格勃，英国谍报网在苏联直接陷入瘫痪。

布莱克因叛国罪被判处42年徒刑。服刑5年多后，他在3名狱友的帮助下成功逃離，辗转到达苏联。时刻担心身份暴露的他，在莫斯科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最平静的时光”。他于2020年去世，终年98岁。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布莱克亲属致慰问电，称赞他“历经磨炼，充满勇气”，在多年艰苦工作中为保障战略平衡、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布莱克生前接受采访时说，尽管苏联解体，他从未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我认为，把你的生命献给一个崇高的理想、一项崇高的实验，永远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