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欣泽

电影《长安三万里》海报

“新文化”是追光动画继“新传说”“新神榜”系列之后打造的全新赛道，以中国历史中的经典闪光人物及其经典作品为创作对象。《长安三万里》作为“新文化”系列的首部作品，电影根植于中国传统美学，通过李白和高适两人一生的情谊和各自的人生经历，展现了葳蕤繁祉的大唐盛世，同时塑造了杜甫、王维、贺知章、王昌龄、岑参、崔宗之、常建、张旭、李龟年、吴道子、裴旻、哥舒翰、郭子仪等众多诗人、艺术家、爱国将领在内的璀璨时代群像，讲述了他们在时代与历史洪流中不断突破逆境，追求理想的动人故事，书写了一部具有六十年时间跨度的大唐史诗。

电影《长安三万里》剧照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文化符号是基于技法、形象和意义等多种因素形成的，因而从“言、象、意”这一范畴可以更好地对国产动画电影中的影像呈现、文化符号与精神意蕴进行分析，从而使观众更好地理解影片所营造的思想意境与艺术风格，唤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并完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言、象、意”这一范畴最初源于先秦哲学和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其中以庄子的“得意而忘言”和《易传》的“立象以尽意”最为著名。王弼在庄子和《易传》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1]对“得象忘言”“得意忘象”这两种艺术表达方式的层次和审美境界进行了较为清晰和全面的论证。诚如黑格尔所说，语言只表达普遍的东西，而人们想的却是特殊的东西，两者有质的区别，若拘于两端，便永无解决的希望。[2]“象”以中介切入，“言、象、意”系统铸成，三者互为基础，互为目的，共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本文拟从“言以明象”“象以尽意”“得意忘象”三个方面，尝试对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进行解读。

一、言以明象：古风与今韵的浪漫想象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将语言符号分为“能指”和“所指”。在汉语中，“能指”“所指”之外还有指向自身的表“象”功能，由此形成了音、形、义三个层次。《文心雕龙》中指出：“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3]语言文字既要有自身的美感，又要不转移立象尽意的主题。随着动画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和观影群体的全龄化，观众首先关注的是动画电影如何讲好一个故事，因而“言”在动画电影中可以引申为叙事方式、情节编排、镜头语言及视听呈现等。

不同于此前“新传说”“新神榜”系列作品聚焦于各种具有较多想象空间的神话人物，“新文化”系列中的主角作为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其人设和性格特征已非常明确，从天马行空的浪漫想象到“贴地飞行”的二度创作，电影《长安三万里》巧妙地通过双线叙事，将现实线和回忆线不断交叠。影片在老年高适对过往经历的回忆中徐徐展开，高适以叙事者的身份把控了整个影片的叙事节奏，从与李白洞庭湖相遇到二人携手纵情山水，扬鞭跃马驰骋于广阔山河之间，每一次重逢与告别串联起李白与高适各自的人生轨迹，也勾勒出文采风流、群星闪耀的大唐盛世，铺开了一幅恢宏壮阔的历史画卷。

长街上琳琅满目的商铺小摊，热情奔放的外国友人，不绝于耳的丝竹之音，动画的一景一物、一帧一画都展现出大唐盛世的繁华与自信，“唐风、壮美、诗意、考究”作为影片的关键词，其艺术风格与画面镜头高度还原了唐朝的风貌，尽显盛唐气韵。充满朝气与自信的李白、高适在芦苇荡“不打不相识”，飘摆的芦苇丛中，倾泻而下的阳光，二人与鸟共舞，策马扬鞭。江南杏花纷飞，边城金戈铁马，长安、江夏、扬州、潼关、蓟北、松州、梁园等场景的描绘保持了追光动画一贯的唯美与诗意。长安城建筑宏伟、街道宽阔、人口繁盛，文化氛围浓厚，影片通过俯拍与全景镜头展现出城内宫殿、庙宇、园林、书院，等等，展现出唐朝文化的繁荣。“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的温柔乡扬州是唐朝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富庶繁荣，夜晚的扬州城笙歌迭奏，小桥流水之间歌楼舞榭灯烛交辉。“舞影歌声散绿池，空馀汴水东流海”的高适老家商丘梁园由曾经的繁华逐渐变为冷月荒城，高云古木，勾勒出凄清冷寂的色调。此外，“山势雄三辅，关门扼九州”的潼关以及“蓟门天北畔，铜柱日南端”的塞北蓟州，一望无际、苍茫广阔的边塞涌现出无限悲壮寂寥之感。

电影中有这样一句台词：“我朝人人习诗，上至圣上，下至贩夫走卒”，唐诗无疑是影片呈现的一大亮点，主创团队根据剧情走向，选取了48 首唐诗进行意境渲染与主题阐释。综观所有艺术形式，动画在表现诗歌的艺术特征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邵雍曾在《诗画吟》中探讨了“诗与画”“情与形”的关系，苏轼更是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的命题，“诗”和“画”在创造审美意象方面具有同一性，因而叶燮有云，“故画者，天地无声之诗；诗者，天地无色之画”[4]。而邵雍所论诗与画具有的动态与静态、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特点，在动画这一影像载体中得到了堪称完美的结合，动静结合的视听与时空艺术借助强大的计算机技术，展现出诗歌中的经典意象与唯美意境。《长安三万里》以一册《河岳英灵集》贯穿始终，伴着帐篷中闪烁的烛光，由高适所作《别董大》为始，在喟叹知己友情中，以流动的影像娓娓道来，李白在江夏郡守府行卷被拒后，拉着高适去黄鹤楼饮酒，影片在李白与高适吟诗过程中将崔颢所作《黄鹤楼》的意境用水墨动画的方式呈现出来，并多次将二维动画与三维动画如行云流水般相互衔接，水墨氤氲中展现出线条的流动变幻和精神境界的宁静高远，其以形写神、虚实相生、留白冲淡、言有尽而意无穷等内涵理念彰显出强烈的中华美学精神。

电影《长安三万里》剧照

无法继续在朝堂施展抱负的李白上书辞官，唐玄宗赐金放还，“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从此皈依道门，与高适、杜甫、贺知章、岑勋、元丹丘等人在黄河边饮酒抒怀，李白诗兴大发吟诵《将进酒》的时刻是影片最华彩的篇章，饱含着人到中年的李白的自由浪漫、潇洒不羁以及悲苦惆怅，黄河边李白泼酒成浪，仙鹤带着诗人和观众一同进入五彩斑斓的精神世界，随着仙鹤凌空遨游，银河与黄河在宇宙尽头相接，银河里的鲲肆意游动，仙鹤载着众人飞向九重天，进入天上宫阙的李白、高适和众仙人共同举杯，他们穿行遨游在汪洋、瑰丽的银河之中，最终重新落回现实。浪漫的思绪与悲凉的现实相撞，壮志豪情与怀才不遇化作琼浆玉露与丹青妙笔，如惊涛拍岸，亦如鲲鹏展翅，蕴含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想象，极具东方审美与中国韵味。

二、象以尽意：中国文化元素的影像呈现

中国之“象”一开始即为“意象”，《易传》曰：“立象以尽意。”中国意象理论与西方的不同，西方的“意象”仅仅是一种心理结果，而中国的“意象”既是手段，又是目的，由“意”和“象”两个层面构成，是意中之象与立象尽意的体用合一。在动画电影中，“象”指的是影片中呈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包括自然之“象”与人造之“象”，每一种不同的“象”在《长安三万里》中看似独立，却又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符号系统。

为了更好地还原大唐盛世的宏伟气魄，主创团队参考了大量古籍、壁画、唐俑、出土文物等，从自然景观到人文风俗，从建筑牌楼到服饰妆容，影片全方位、多层次展现出唐风之美。比如，影片参照了《虢国夫人游春图》中马匹的膘肥体健，《唐代彩绘仕女俑》中女性的玉颊樱唇，《唐彩绘舞蹈女俑》中舞姬跳着的柘枝舞，等等。柘枝舞是唐代的流行舞蹈，此舞舞姿变换丰富，兼具胡舞的刚健热烈和汉舞的婉转婀娜，伴随有腰鼓、笙、阮、箜篌、琵琶、筚篥、手鼓等中国传统乐器伴奏。影片中人物的“叉手礼”也源自真实的历史图像。唐朝时诗人们喜爱在诗板上题诗，寻找诗板读诗的风习也在影片中有所体现。

此外，影片中的玉真公主妆容斜红、桂叶眉、桃花面、花钿、花靥、蝴蝶唇，以及饰品璎珞、金筐宝钿、孔雀双飞小山钗、花绶纹博鬓簪等均参考古画及出土文物。高适的油彩妆来源于敦煌飞天壁画，将画中飘带化作油彩，朱砂红和灼影绿等中国传统颜色镶嵌其中，尽显高贵与灵动。唐俑作为电影角色的比例标尺，多数为五头身或四头身，因唐朝人崇尚孔武有力，所有俑上半身较长，腰带往低处系，以显雄壮，这不仅是唐朝人雄阔精神的体现，也代表着千年前的大唐审美。“眸子炯然，哆如饿虎”的青年李白，身着亮紫色圆领袍花纹、蹀躞及乌皮六合靴，精美华丽；终成大器的高适身披明光铠，胸前两块铜镜熠熠生辉，是其身份地位的象征。

干谒之旅失败的李白从长安回到安陆，寄情于清风朗月，开启十年隐居生活，“入吾室者，但有清风；对吾饮者，惟当明月”“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等诗句均展现出中国古代诗人一以贯之的情怀，由于仕途上的壮志难酬，山水明月成为诗人精神的退路，也成为中国诗歌的重要意象。星河耿耿，月华如瀑，青年李白和高适在夕阳下策马奔腾，李白意气风发高呼“你我身当如此盛世，当为大鹏”，“大鹏”来源于庄子《逍遥游》，是李白的精神图腾，在《大鹏赋》《上李邕》《天台晓望》《临终歌》中这一意象亦有所展现，因此大鹏也代表着无拘无束的自由，奋发向上的精神以及盛唐永不枯竭的青春力量与少年气象。

三、得意忘象：传统精神内涵的当代阐释

唐代诗歌极高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艺术经验，推动唐代诗歌美学家从理论上对诗歌的审美形象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境”这一美学范畴最早出现在王昌龄的《诗格》中，“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5]经过皎然《诗议》《诗式》《诗评》、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刘禹锡《董氏武陵集记》的不断发展，“象外”与“立象以尽意”之“意”具有了异曲同工之妙。“意境”不是表现孤立的物象，而是表现虚实结合的“境”。由此，“意”在《长安三万里》中可理解为由“言”和“象”共同构筑的更深层次的思想感情与精神价值，以及由此折射出的人生命题。

电影《长安三万里》剧照

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吸收了魏晋南北朝美学家刘勰、钟嵘等人的理论，创造性地将“诗言志”与“诗缘情”统一起来，“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6]。诗产生于情感的抒发，情感产生于人心对外物的感动。叶燮秉承宋代“苏、黄”诗学的精神传统，在才、胆、识、力的基础上，提出更为本质的要素，即诗人的胸襟，《密游集序》中指出，志士之诗“本乎性之高明以为其质，历乎事之常变以坚其学，遭乎境之坎壈郁怫以老其识”，正是源于诗人胸襟的博大超卓。因而《长安三万里》将李白、高适等诗人作诗的缘由及过程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出来，也更容易使观众产生共情，并从中汲取精神力量。李白在江夏郡守府行卷被拒，壮志难酬的悲愤瞬间化作“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的洒脱；在扬州挥金如土后，发出“青春已复过，白日忽相催”的慨叹；遭遇家庭变故，成为落魄潦倒之人后，生发出“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愁苦；终南捷径终于走通后，表现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气；皈依道门后，发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的唏嘘；流放途中突闻天下大赦，产生“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狂喜；以及高适从蓟州郡回乡途中，在驿站发出“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沉郁感喟。

同时，影片着重刻画了高适与李白惺惺相惜的知己情谊，“他是我的好友，我们以诗为交”，年少相识的二人策马驰骋在广阔的大泽湿地，泛舟游历于皎皎明月之下，纵情畅饮于黄鹤楼之巅，在商丘梁园谈心，又在塞外驿站偶遇，在黄河边举杯，又在诗句中彼此怀念。李白与高适的相遇，是谪仙人与世间人的交汇。高适时时刻刻将与李白的约定记在心间，收到李白的召唤义无反顾地奔赴，面对李白的冷落，发出“大鹏逍遥云端，他本就不羁人间小节，我不怪他”的谅解。李白也对高适发出了“高三十五，你心中的一团锦绣，终有脱口而出的一日”的鼓励、“高兄，你心中的锦绣，终于开口了”的赞赏。豪放不羁、风流倜傥的李白，与脚踏实地、不善言谈的高适宛若明月与水中的倒影，是彼此理想与现实的镜像。此外，影片还突出展现了爱国将领强烈的家国情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的哥舒翰，平定安史之乱、光复唐室的郭子仪，武艺不凡、终成大器的中丞高适，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始终蕴含着对于家国天下、黎民苍生的深沉责任。

儒家以“仁”为其宗旨，道家以“道”为其旨归，在确立中华民族精神方向和铸造民族之魂上作出了巨大贡献。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道互补的人生价值取向逐渐形成，中国知识分子既具有较强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抱有积极入世的人生理想，以天下为己任，以功业为目标，必要时又能适时转换为通达超然的心态，顺应自然，丰盈内心，无论身处庙堂还是江湖，广阔天地间总能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因此，儒显道隐、外儒内道、儒中有道、道中有儒成为古代士人最常见的人生态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变动的人生道路上洒脱自在，始终不失精神依托。这些身逢盛衰转变的诗人们，其命运的变迁与奔腾的时代洪流相碰撞，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他们将心中锦绣喷涌而出，成为一首首流传千古的唐诗绝唱。在蜀地山水的奇绝之气以及安逸富足的生活激荡之下，李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他青年时成就诗名，心怀匡扶社稷的政治热忱，渴望海晏河清，天下太平后功成身退，避世江海。在长安生活了三年任翰林供奉的李白，享尽富贵，极得恩宠，曾留下“御手调羹”“龙巾拭吐”“贵妃捧砚”“力士脱靴”等美谈，但他那与生俱来的傲骨，桀骜不驯的言行终使他从九霄跌至深谷。追求出世与入世合一是李白的理想，进可以立足朝堂，施展抱负，退可以寻仙漫游，泛舟东海，正是这对国家前途和人民疾苦的忧愁，以及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成就了他的不朽。青年高适也曾壮志凌云，“功名祗向马上取”的高家本为将门，必将披坚执锐，上阵搏杀，“那时正当我大唐开元盛世，我要直趋长安，叩天子门，成不朽功业，复我高家的赫赫威名”，初次到长安的高适在岐王府便受到了冷落与嘲笑，高适从此明白了高家枪只为上阵杀敌，而不是为了搏小小宴会的掌声。在扬州，高适也曾指责李白不应消耗在这夜夜笙歌中，大丈夫当报效国家，建功立业。在与裴十二比试中败下阵的高适回乡勤学苦练，并开始学着写诗，他坚信大鹏终有直击云天的一日，在塞北蓟州领军失败无奈只得离开，仍然心怀鸿鹄之志的高适决定赴哥舒翰十年之约。因平叛安史之乱有功，高适于乱世中平步青云，从八品官员半年间变为江淮三镇节度使，而声东击西、以虚御实的相扑技巧使得高适与严武一举夺回云山城，围魏救赵，解救长安。高适曾在十三年内先后四次出塞，“以诗人为戎帅”率军在前线作战，见证了开元、天宝全盛，也目睹了王朝的衰落残败，也正因为这般经历，赋予了他“他日云霄万里人”的豪情壮志、“万里不惜死”的爱国激情、“抚剑悲歌对秋草”的忧患意识和“永愿拯刍荛”的社会责任感。《旧唐书》云：“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高适晚年被封为“渤海县侯，食邑七百户”，也是唯一获得封侯荣誉的盛唐诗人。

“梦到长安三万里，海风吹断碛西头”，“长安”不仅仅是一个地名，也是千年前高适、李白等诗人和心怀理想的人们精神向往之所在，而诗人与他们的理想之间的距离却远不止三万里，青年李白壮志凌云“天下事无所不难，我李白到这世间走一回，要做就要做最难的事”，高适年轻时志气高昂，即使多年没有实现自己的抱负，也从未放弃过。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曾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命题，朱光潜先生曾对这一命题做了精辟的阐释，没有一个过去史真正是历史，如果它不引起现实的思索，打动现实的兴趣，和现实的心灵生活打成一片。过去史在我的现时思想活动中才能复苏，才获得它的历史性，所以一切历史都必然是现时史。正如法国哲学家福柯所言：“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7]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会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遥远的长安城，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在“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的诗篇中开启盛世，而“所谓诗歌，就是人类中最敏感、最多情的那部分成员，先把所有的悲哀喜乐都经历过一遍，把他们千疮百孔的心灵展示给你看。然后当你再经历那一切的时候，就会觉得不那么孤独”[8]。

结语

大唐与诗人互相成就，大唐气韵哺育了诗人，诗人的笔又为盛唐鲜花着锦，《长安三万里》是献给大唐的一曲颂歌，也是写给今人的一封家书。盛唐是中国人的诗国故乡，唐诗精神一直流淌在我们的文化血脉之中。2015 年的“世界诗歌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一套纪念邮票，在全球范围内选择了六首诗歌进行展示，《静夜思》成为唯一入选的汉语诗歌。“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曾有惊天动地文”的李白诗歌穿越千年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他的乐观、豪迈、坚韧、洒脱，鼓励着追随李白的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怀着赤子之心不断努力前行。

“国家逻辑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积淀的强大文化基因。”[9]一个民族只有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理念和价值体系充满信心，对民族文化的创新活力、创造潜力和发展韧性充满信心，才能自觉坚守民族文化立场，坚持民族文化传统，赓续民族文化血脉。[10]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要始终坚定文化自信。在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之下，国产动画电影肩负着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使命，也是构建新时代中国动画学派的关键。在坚定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基础之上，国产动画电影人应积极融合新时代精神内涵，传递东方之美，不断推动中国动画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助力中华文化形象的跨文化交流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