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小曼 杨纯希

榕江县，地处黔东南一角的小城市，曾因为“村超”火到出圈，对外展示了它民风强悍而淳朴的一面。然而2023年11月末，再次登上热搜的榕江县，却是因为一起被当地人认为“不光彩”的乌龙事件。

起因是一位年轻女孩的发帖，帖子提到，她本是受到榕江的摆贝村一位民宿老板的邀请，到寨子里过苗年，然而“遭遇了现实版《盲山》”。

这位博主目睹了一起“抢婚”事件。帖子记录，11月25日晚，在苗寨里，她看到一群男人拉扯着女孩离开，听说这是当地风俗。在男方家，女孩边哭边在微信上给好友发信息求助，并摇头表示“不想待在这里”。她意识到女孩并非情愿，但是无能为力。

这则帖子很快引发关注，11月26日，当地官方、警方及“抢婚”事件中的女子都通过媒体对外表示，网传的内容不属实。

11月27日，博主自己也发帖称，她在与当地进一步沟通后发现，事件中男女双方相识多年，当晚是他们的订婚夜。最后，博主为这次“乌龙”道歉。“乌龙”虽已落幕，但由抢婚这一风俗引发的争议与担忧没有消散。曾在黔东南地区调研抢婚现象和风俗、现任广东警官学院副教授的李向玉告诉南风窗，抢婚的情况，在“十年前陆陆续续还有”，但现在，普遍来讲就不多了。如同此次“乌龙”，它更多是延续来的一个仪式、习俗。

尽管抢婚已经大体“文明化”，但据南风窗的走访及现有公开材料，依然零星出现的恶性抢婚事件令人侧目。而现存的“仪式”时有令“局外人”瞠目之举，这同样叩问着传统习俗在流变中的边界何在。

乌龙事件中的摆贝村位置偏僻，距离榕江县城约53公里，但在11月末，舆论的风也吹到这里。

县城一位开卷粉店的老板娘略含埋怨地回忆说，2023年夏天的街道是何等火爆，酒店晚晚爆满，街上旅客成群，店内也是一座难求，没想到三个月后等来了这样的热搜。

摆贝村当地人的情绪，似乎更重一些。在他们看来，发生在11月25日晚的事件，明明是热情地接待游客，结果“吃力不讨好”。

“给我们加了一个污点。”在摆贝村土生土长的小慧，对南风窗如此叹气道。

小慧38岁，对于抢婚习俗，已经习以为常，而且，她自己走向婚姻时也走过这个形式。“你一个女孩子，怎么好意思直接和男生回家，是不是？”小慧解释说，被几个男生拉到家里，才能显出女方的矜持。

面对来访者，摆贝村的张村支书一开始的态度非常急切，言辞激动地否认了强娶的抢婚事件。他反问说：“你想象一下，我们也有姐姐、妹妹或女兒，谁会允许自己的亲人出这样的事？”

据介绍，“抢亲”习俗原是女方因父母的养育之恩大于一切，女方不好意思出门离开父母，要男方家的人拉出门，表示身不由己。

在摆贝村里，抢亲也叫做“拉人”。张村支书介绍道，走到这一步，通常是男女双方约定好的，男生会先告诉父母，再找个良辰吉日，带几个同伴去把女生“拉回家”。当晚，男方家会杀猪庆祝，长辈亲戚们则会拿来酒和鞭炮相贺。

而在当晚，被拉来的女生不会与男方一起，而是“和男方的姐妹或嫂子一起睡觉”。

按照张村支书的说法，到了第二天清早，男方家会派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辈到女方家道歉。等到女生被接回家，男方长辈会带着猪腿、米酒等，再次到女方家赔礼、谈亲。只有男女双方及父母都同意，才能安排操办婚事。

张村支书是个“80后”，见证了抢亲在村里的流变过程。事实上，上述完整的抢亲仪式，在当地也日渐减少，“智能手机普及后，相比于让父母到心仪的女生家里提亲，村里更流行自由恋爱”，张村支书说，自由恋爱以后的情投意合，才是当下青年走向“抢亲”的基础。

然而，真正到了“抢亲”这一步，不明就里的“局外人”还是很容易发生误判。

杨青就在摆贝村村口的一家益农信息社里工作。她告诉南风窗，在十多年前，她也目睹过类似的乌龙。据她回忆，那是村外的一家饭店的老板，看见几名男子将一位女员工强行带离，女孩声泪俱下、反抗推搡。老板立刻报了警，还去到男孩家里怒声斥责，后来才发现，男女双方早在校园里就认识。

故事中的这对新人，杨青认识。她说，如今他们已经生了三个孩子，在寨里盖了新房子。

极易引起外人误判的“抢亲”习俗，究竟是怎么来的？

著名民族学家、中央民族大学终身教授林耀华在其1997年出版的著作《民族学通论》中，对抢亲的历史渊源有着详细解释：过去少数民族地区是母系社会，实行对偶制婚恋，在以女性为中心的妻方居住条件下，丈夫们不大受人尊敬，因为他们是“嫁”给妻子，自己及所生子女皆从属于妻子所在氏族。

20世纪中叶，随着男子经济地位不断增强，产生了妻方居住向夫方居住的转变，逐渐形成了相对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男子通过“抢”妇女的形式来缔结婚姻关系，确保子女后代系自己所出，久而久之，抢亲成为了此地盛行的社会惯例。

如今，生活中常见的“抢亲”演变为苗族村寨的一种婚姻缔结仪式，还发展出“节约彩礼”的功能。

摇贝村副支书杨富回忆起当年（2009年）迎娶小慧时，彩礼只有200块，婚宴也不像城里那样大操大办，花钱买一头牛，或一头猪，配些豆腐白菜炖一锅宴请客人就可以。按照苗族传统习俗，从订婚到结婚间隔三四年，每逢节日男方都要去女方家里送礼拜访，而利用恋爱期间的特殊关系，借“抢亲”的方式成婚，减少了婚姻开支。

只不过，在当地人眼中层层演进形成的风俗，经不住外来人的审视。双方理解的错位，酿成误会。

容易出格的习俗，不仅经不起外来人的审视，也经不起人心黑暗一面的经营。事实上，令人担忧的恶性抢亲，的确发生过。

记者搜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2014—2020年，与“抢婚”或“抢亲”有关的案件有18起。

就在与榕江县距离不到100公里的地方—黔东南州剑河县南哨镇，2019年发生过“恶意抢亲”。据判决书，当年2月14日，南哨中学初一学生罗某（女，14岁），被当地村民杨某才“强行抢亲”，逃跑未果，被强奸并非法控制人身自由长达27日。

判决书载明，3月13日，派出所民警与罗某取得联系，解救她回校上学。此时，男方父母已为两人举办结婚酒席。

该案在法律上事实与依据简明充分，落到现实，却遭阻碍。贵州省公安厅针对该案的一篇“以案释法”文章显示，该案“在开展调查取证的前期，民警入村调查走访并未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取证困难”。

有村民将这托于习俗，尤其加害人杨某才的母亲，态度强硬。上述文章介绍，她推辞说：“20多年前，我也是这样过来的，现在我生活好好的，也没有见哪个犯法，到我儿子这的就犯法了？”

令人唏嘘的是，据该文称，就连被害人罗某的母亲也不支持公安机关的工作，认为公安机关乱执法，告诉民警她也是这样被“抢亲”过来的。

还有村民感慨：“看来我们这个传承了几辈子的结亲方式结束了。”

据判决书，法院审理后认为，杨某才非法拘禁、强奸的罪状属实，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两个月。

法律可以即时生效，但习俗的流变不是一朝一夕，这就更需要法律以外的力量介入，移风易俗。

李向玉教授曾开展了一项为期三年、有关黔东南州婚俗的田野调查，对当地风情习俗了解颇深。他告诉南风窗，2010年之前，苗寨村民普遍早婚早育，对35岁三代同堂的场面见怪不怪。苗族女孩往往不等成年，可能在上下学路上，被陌生男子掳回家，与男方姐妹同住几晚，传出去怕名声不好，多数半推半就嫁给抢亲男子，迅速结婚生子。

后来随着经济条件好转，2010年之后，村里出现了一阵“离婚潮”，苗寨女性开始果断地终止一段熟悉却不快乐的婚姻关系。

因此，与抢亲有关的案件中，部分案件是因发生“离婚纠纷”而浮出水面。

一份落款时间为2014年5月的判决书显示，同在榕江，案中女方杨某某介绍说，在2001年，18岁的她在榕江某县过节时，被蒙某某强留在家。因为当地苗族有“抢亲”习俗，杨某某便留下与蒙某某一起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

根据女方讲述，她与男方是相邻的两村人，但是从小并不认识。

2003年，杨某某生下儿子的次日，他们才到乡政府补办结婚登记手续，领取结婚证书。

“由于没经过相互了解和建立在一定感情基础上的婚姻，婚后当双方的兴趣爱好，特别是一些小缺点、坏习惯展露出来后，必将对夫妻感情造成影响。”该判决书载明，庭審中，法庭多次动员双方和好未果。

最后，判决书显示，法院判决准予离婚。孩子随男方生活。家庭共同财产归男方所有。

到了今天，抢亲习俗有了变化。李向玉教授观察认为，一是因为现代人接受教育的程度普遍越来越高，二是当地交通越来越便利，综合下来，当地群体从闭塞走向开放，相关习俗开始改变。

现在的问题反而是，随着内外交流的日益密切，传统民俗与现代文明之间，不时“擦枪走火”。

如前所述，移风易俗的过程中，不能只有司法及执法的力量。

记者在当地走访时，多名村干部及村民表示，村规民约的约束，加上司法机关的干预，为当地女性婚嫁的自由编织了一张“保护网”，村民有比以往更多的方式妥善解决恶性抢亲事件。

据介绍，当地每个村寨里村支书式的人物被称为“寨老”，一般情况下，由德高望重的寨老来调解矛盾冲突，小到邻里吵架拌嘴，大到打架抢亲。因此，如果自家女儿被抢去，不愿意嫁人，男方又不愿放人，父母可以告诉寨老，寨老根据村规民约处理。

寨老的处理是在法律之前，背后的逻辑是，村民们可以“内部”先行处置。这是因为，抢亲的行为表现虽然激烈、过度，但抢亲的双方，通常都是同一族群下“熟人社会”里的成员，并不存在对族外的陌生人实施抢亲的行为。

双管齐下，法律打击了违法犯罪行为，而内部的寨老权限及村民公约，促进当地村民在思想上的转变。

李向玉教授介绍，在当地，对强行抢亲的男方家庭，有“3个120”的顶级惩罚，要求担着120斤猪肉、120斤大米、120斤米酒，设宴款待全村老幼。这个过程中，抢亲男方只能心服口服，当众赔礼认错，释放女方。

若私下调解行不通，则需要有强制力的执法力量介入。据介绍，当地司法机关设有专门的举报热线。

虽然“禁止抢婚”已被列入村规民约，但“拉人”的习俗还在村寨里继续。摆贝村副支书杨富说，这是“民族的根”一样的东西。

侗族村寨乐乡一位村民就“抢”了一位苗族姑娘当妻子。依照女方家的意愿，他在定亲日进行了“抢亲”。他还清晰地记得那个冬日，天色未亮，领着十七八个村里的年轻小伙去女方家“抢亲”，女方家不甘示弱，派出40多人阻拦，其中包括女方最为亲近信任的嫂子和闺蜜。

双方拉拉扯扯一个小时，相持不下，争得面红耳赤、喘着粗气。眼瞅着吉时将近，新娘放声大哭，诉尽对父母的眷恋不舍，这意味着抢亲活动即将收尾，新郎要接新娘回新家了。

真正正统体面的抢亲仪式，体现着两个家庭的不舍、幸福与盼望，与别处的喜事并无不同。

在上述村民眼里，“抢亲”仪式藏着老一辈的智慧。村寨邻里关系密切，一次盛大的抢亲活动无疑是一场“官宣”，汇聚了周边邻里的祝福和帮助，更是有助于男方和女方的“小道消息”的流通—对方品性如何？父母情况怎么样？借着“抢亲”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彼此，更谨慎稳妥地进入婚姻，是他们面对择偶婚恋时的处事之道。

但干部在向乡亲们做法治宣传时会特别强调，“抢亲”是很没面子、很野蛮的事。对于年轻人，会特别提醒，注意动作，不能野蛮，不要失礼。这是想让村里的年轻人记住传统仪式里的纯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