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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笛,历史学家终于看到了小人物

2024-02-01董可馨

南风窗 2024年1期
关键词:茶铺袍哥茶馆

董可馨

这一年,历史学家王笛被看见了。

他在国内密集地接受媒体采访,参加分享会和典礼,身影出现在各种场合。尽管这一切在他看来是“被动的”,但他很开放,爽朗地参与其中。

与他连带的,“微观史”被更多人注意到。这些年同样深入人心的历史学家罗新评价,王笛是微观史在中国“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什么是微观史?在王笛的理解里,它以个体的故事为中心,“如果你不写,这个人的故事就永远不会被提起”。

他写街头文化、写普通人的日常、写随处可见的茶馆,四处爬梳档案,搜寻资料,如此积累几十年。它们在王笛年过六十之后,集中爆发。

专著《袍哥》《茶馆》,自选集《历史的微声》《那间街角的茶铺》,非虚构作品《消失的古城》《走进中国城市内部》,还有“零门槛”的通识读物《碌碌有为》,都诞生于最近几年的写作高产期。其中,《茶铺》印刷了4次,《微声》印刷了5次,负责出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李磊认为,它们“收到了良好的市场反响”,王笛的老友陈志武教授评价他的书在今年“相当大卖”。

如今年届67,王笛仍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我们两次的采访交谈中,他真诚而坦率地反复言说那些他称之为“常识”的东西,乐此不疲。

王笛对个人价值的关怀,他的底层立场,完全不藏不掖,直跃到前台来。而他竭力呼吁的“常识”,没有高深包装或中庸的缓冲,说进人的心坎里。

这样的王笛,很有感染力。

12月16日,南风窗2023中国社会价值年度盛典上,王笛获颁“年度思想者”。当天他受邀演讲,主题是“从宏大回歸日常,用记录对抗遗忘”。

在台上,他拿出准备好的讲纸,摘下眼镜—这是他的习惯,语速并不快,不过发音有力,带出他那已很好懂但仍倔强不屈的川普口音。

“过去帝王和英雄的史观,不仅影响到历史研究,还造成普通人认为自己人微言轻,碌碌无为,甘愿驯服,缺乏自尊和自信。在宏大叙事下,普通人变得是那么渺小和卑微,许多人不喜欢日常,期盼着波澜壮阔,惊涛骇浪。但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日常生活的意义,不亚于那些宏大的叙事,因为只有日常和我们密切相关。”

他对日常的呼吁得到了其后上场嘉宾的一次次回应,《宇宙探索编辑部》导演孔大山说要把它作为自己的电影观。

晚会结束后,人群围着王笛加微信,两位凑到跟前的女士眼中闪光,向他竖起大拇指,“今晚您讲得太棒了”。

王笛也很开心,笑着转身求证:“怎么样,还不错吗?”

2023年上海书展期间,王笛在一场分享会上曾表达,对于他,微观史以前是历史写作,现在是历史接受。历史接受的意思是,普通人也要转变观念,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有自信,能够挺身而出反抗不公,而不是被驯服得唯唯诺诺。

在“文革”年代成长,王笛的小学只读了三年,就直接进入中学,高中因为政审不过,一度被拒之门外,如果按成绩,本来没有问题。

他在成都铁路局砖瓦厂做过工人,1977年恢复高考后,瞒着家里准备考试,第二年考上了四川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后留校任讲师,做了两个月讲师,在31岁时被破格提拔为副教授。

四年之后,35岁的王笛放弃了那个曾让他“春风得意马蹄疾”的身份,赴美留学,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读博士,师从中国社会史、城市史研究大家罗威廉(William T. Rowe)教授。

罗威廉教授的研究志趣和研究方法,给王笛很深的影响。他所著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都是以一个具体的城市为着眼点去理解中国近代。与以韦伯为代表的,认为前现代中国城市自治性差,没有共同体的观点不同,罗威廉笔下的汉口,政府对贸易的干预很少,鼓励商业的发展,城市拥有自治空间。

在罗威廉的推荐下,王笛读了微观史经典代表作《奶酪与蛆虫》。作者卡洛·金茨堡建构了一个颇令人同情的小磨坊主的心灵世界。他生活在16世纪意大利北部偏僻山村,把宇宙看成被蛆虫咬破洞的奶酪,因此被宗教裁判所判处死刑。虽然罪名现在看来很荒谬,但经过了认真的审判过程。

王笛对这本书大为赞赏,“不知道翻了多少遍”,他在曾执教的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和澳门大学的课堂上,也多次使用这本书。

另一本经常会被他提及的罗伯特·达恩顿的《屠猫记》,通过1762年一个印刷学徒工所记叙的杀猫取乐活动来观察当时的阶级冲突、师徒对立。在现代社会被禁止的虐猫,却在当时有其文化传统,对猫割尾、断腿、火烧等折磨流行于各种狂欢与仪式里。

身在美国的王笛浸淫在一种新的学术传统中,系统阅读微观史的著作,经年累月地吸收和训练,经历了“学术上的脱胎换骨”。当他带着新的眼光和自觉,注目于中国的历史,他发现,历史书写注重精英、轻视小人物的不平衡,在中国很严重。

“现在呈现的历史对普通人非常不公平,这种历史写作的不公平也造成了现实社会的不公平。”

他感叹《史记》之后,边缘人和小人物在中国的正史中就消失了,由于史观的轻视,详细的地方资料也没有留下,每一次改朝换代大量的资料也都被有意或无意地销毁。

在中国微观史杰出的代表作,1970年代写成的《王氏之死》里,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也不得不抱怨“中国人对国史和县史的撰写至为周备,地方记录却多半未见保存。研究者通常找不到验尸官验尸、行会交易、严密的土地租赁记录,或出生、婚姻、死亡记录之类的资料”。罗新写《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所基于的“墓志铭就几百个字,有效信息就几条”,感到“很难做”。

王笛写《袍哥》,能找到的材料是民国时期沈宝媛的孤例式研究,其他材料很少,因此有人批评他那本20多万字的研究著作是给两万字的原材料“注水”。

事实上,他从1980年代开始研究袍哥,到2018年出书,中间花了30多年,“因为收集资料很困难”。

他喜欢拿陈独秀、胡适、李鸿章这些大人物的历史写作举例:“我们坐在家里,打开互联网,就可以完成关于他们的写作,但是要写普通人的历史就可遇不可求,要靠运气好,发现谁的日记、回忆录这类的资料才行。”

读本科和研究生时,王笛的重心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段,晚清民初。他发论文很早,大三时,在上海《社会科学》杂志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论辛亥革命反帝斗争的特点》,读硕士后,研究问题转向清末新政,以此为毕业论文主题。

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他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时候研究的是大题目,但是格局很小,而今天集中在比较小的题目,格局却大多了。”

他的博士论文《街头文化》,写手工工匠、到处吆喝的小商小贩、看戏的、打拳的、耍猴的,关心的问题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冲突。“普通人所创造的,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文化现象,一直受到精英阶层的改造和限制。在这个过程中,大众文化怎样变化?精英文化对这种文化持什么态度?”

他研究《茶馆》,是想“探究一种地方文化,怎样在20世纪开始以后受到种种限制。地方文化怎样在一种统一的全国文化的影响下越来越弱,甚至最后消亡”。

他写《袍哥》,用1940年代四川农村一个父亲杀女故事作引,展现袍哥的势力怎样嵌入地方的社会秩序,而袍哥覆灭后共产党又如何深入乡村。

为他所推崇的《奶酪与蛆虫》,在他看来,则很好地“揭示了随着印刷业的发展,书籍不再由上层阶级垄断,展示了16世纪意大利大众文化與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和冲突”。

这些著作背后的问题意识,聚焦于精英与大众、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在这一思考框架里,他的研究对象,他笔下的贩夫走卒、芸芸众生的价值并非不言自明的,甚至也并不只因自我伸张就能获得承认,他们的吃穿用度、日常行为,需要通过艰苦的劳作在书写空间里建构起来,才能被看到、被接受。他们的生命也是由于获得了来自特定角度的清晰探照,其轮廓才得以显形。

或可说,如果不是王笛的研究,茶馆和袍哥根本无法被那么多人知道并当回事,每天去喝茶的人,也不会想到自己的一天又一天,能和社会的变迁、国家的进程、权力的运作、传统的保存之间,有如此多、如此深切的关联。为他所呼吁的普通人的重要性,都附着在一页页触手可摸的纸张上。

微观而不琐碎,方法的自觉,开阔的视野,是王笛这样的微观史研究者的自我要求。

他在《显微镜下的成都》一书里这样写道:“研究对象本身不存在重要与否的问题,关键还是看研究者是否有一个宏观的研究视野。犹如盖房子一样,房子的结构犹如书的宗旨和核心,砖瓦便是书的细节,如果只有细节,一座建筑是支撑不起来的。”

在2023年11月一场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的王笛和罗新的对谈中,罗新对此也有过很好的阐发:“要写好普通人的故事,还是要和大历史建立某种关联”,“不是陈旧、保守的大叙事,而是对历史有崭新的理解”。

这是历史学家王笛正在做的事。

在《碌碌有为》这本他花费了两年时间写成的社会史通识书里,王笛的写作涉及了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口、衣食住行、农业、集市与城市、民间信仰、法律,所有内容,汇集起来,直达最后一章的结论:

在他看来,集权专制的前现代中国,由于中间缺乏社会的缓冲地带,失去中间社会的支撑,不是超稳定结构,恰恰相反,是缺乏稳定的。真正的稳定,来源于权力分散和强社会。

所以,中国要长期稳定地发展,必须让社会充分发挥活力,要蓄富于民,要让每一个公民有义务、有责任、有权利参与国家和社会的管理。只有一个充分发展的社会和全民参与的社会,才是正常的、能够持续发展的社会。

在许多媒体采访中,王笛都表达过他对老成都的怀念。那是他出生、成长的地方。

10岁前,他住在成都布后街2号的大院里。那是典型的成都小巷,出去是繁华的梓潼侨,有卖豆浆油条的早饭铺子,有糖水铺子、街边的手工匠、各种小吃食。

一分钱能买两串蘸着酱油和熟油辣子的大头菜,租一本小人书,两分钱买一个小糖饼,六分钱能买到一个卤兔头,上面撒满辣椒面和花椒面。

那里还有一间茶铺,“总是座无虚席,烟雾缭绕,人声鼎沸,扶手已经磨得像黄铜般发亮光滑的竹椅,三件套的盖碗茶,火眼上烧着十几个生铁茶壶,外加一个大水瓮的老虎灶……”(《那间街角的茶铺》)

在王笛细腻又温情的笔下,成都街头生机勃勃,充满公共活动。成都、街头、茶铺,这三者相互联系,“茶铺是成都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舞台,吸引了各行各业、三教九流,而且茶铺又是如此紧密地与街头联系在一起。”

“全国各地都一个样”式的现代化狂飙突进后,地域性越来越模糊。这个大趋势在他看来是不可逆转的,只是或快或慢而已。

不过,他对2015年之后去到的澳门,表达了某种不同的感受,“没有大拆大建”,“老城区还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样貌”。

这种对传统和地方性的感情,投射于他对之“并没有什么特殊依赖”的茶馆,让他对成都和茶馆的感情,显得格外深情,又充满遗憾。

“成都如今多发达,被认为是准一线城市,民国的时候只有几百家茶馆,现在大概有上万家。也就是说,茶馆并没有影响到现代化,它们是不矛盾的。”

“在清代,政府就会派侦探到茶馆里搜集情报,国民党时期更是这样了—革命小说《红岩》里,共产党在茶馆里接头,警察也会到茶铺去抓人。”

他想用茶馆来说明,虽然茶馆历来被国家权力视为大敌,但历史事实是,传统和现代化不矛盾,社会和国家也不是对立的。20世纪以来,包括商会、教育会在内的许多社会组织的建立,都是帮助社会的发展,有助于国家的管理。

王笛在精英—大众、国家—地方社会、传统—现代的思考意识中所做的书写,让他对现代性和集中权力的扩张,大众因素和地方性的消失,始终带有明显的批评色彩。对于这个消灭了茶馆、消灭了地方性、消灭了传统的现代化,王笛的心情其实“很复杂”。

尽管如此,王笛不愿回到任何一个过去。“我对现实社会的批评是非常之多,但中国的过去,多的是凄惨和悲伤的历史。”今天,人最基本的生命权利有所保障,能享受到现代的科学技术,在这个尺度里比较,强秦盛唐大宋,任何前现代的社会都是危险的。

或许因此,王笛对科技持有一种积极的乐观,经历过上个世纪的人,能感知到后来的社会发展和个人权利空间的获得,得益于科技的进步。

甚至王笛还设想过,在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变得愈发强大的未来,大量档案数字化后,AI也可以写出微观史的书,所讲述的历史可能比人还好。

这样的王笛是开放的,所以也是矛盾的。

他留恋传统,但只会选择生活于现在;他对科技进步抱持乐观态度,但也对已出现的失控征兆表达担忧;他是一个历史研究者,但不相信历史有规律,且认为未来也不可预测。

谁说得上这是好是坏呢?

当一切不可能都在人的掌控之中,还能仅仅掌控在精英的手中吗?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发展得非常好,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想要发生戰争,但那么惨烈的战争,真的就发生了。”作为历史学家的王笛,依然在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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