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英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本文节选自《人民论坛》2023年第16期

“和有资源的人合作，和没退路的人共事”“權谋家的眼里没有好坏，只有强弱”……当下，网络平台上出现不少以“权谋文化”、厚黑学为主要内容的文章、资料、影视作品解析，传递权力崇拜、拉帮结派等封建思想。部分青年会细致分析宫斗剧，认为其中既有刻画、传播“权谋文化”的典型作品，也有进行隐性推崇的作品，但还有一种作品，实际上是利用权谋的形式表达反权谋的主张—“它里面处处体现的是权谋，但是当你看完以后会感到一种悲凉，算过来、算过去，仍然改变不了什么，其实反而让我不想去搞权谋，因为发现忙活一大圈以后，其实现实还是这样”。

我们要冷静分析部分青年热衷“权谋文化”所折射出的青年心态和客观需求。 青年走出校门、家门成为“职场小白”，都有着快速融入职场的迫切愿望，部分职场青年会产生焦虑、彷徨心态，还有的职场青年正在遭遇挫折、瓶颈，想在所谓的“权谋文化”中寻找精神寄托，希望通过吃透“潜规则”更快成长。在访谈中，青年们的讲述也显现出由此而生的迷茫与困惑：“很迷茫，怎么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用更多的举措来保证公平竞争。”在“权谋文化”高度发达的个别情境中，一些青年往往会自我设限，主动疏离，“从青年的角度来说，不少人现在都有点自我或者说自闭，大家可能都要向内发展，基本上能少打交道就少打交道，能自己完成就不麻烦别人”。

接受访谈的青年展现了健康的权力观。在职场遭遇人际摩擦之时，年轻人通常会有意识地运用一些方法，比如采取一种回避的方式平息争端—“如果我因为一些小问题就直接撂挑子不干了，可能是一种不太负责任的行为。”有一定管理经验的年轻人非常重视职场中的上下级关系，会运用“中国式的、 西方式的，手段也好、方式也好”去“建立良好的私人情感”，得到上级信任的同时“照顾到下级，带动下级更好地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他们也提到了权术，但更多的是从历史、领导力理论、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中得到启发。

周立 罗建章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本文节选自《文化纵横》2023年第6期

“小县大城”战略符合增长极理论带来的正反馈循环预设，简而言之，就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这一方面印证了人们通常认为的“两极分化、赢家通吃”的结果上的“马太效应”，另一方面却忽略了“积累优势，用进废退”的过程上的“马太效应”。

在“小县大城”发展策略下，政府扶持和资本投资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吸引了更多的投资和人口进入，形成了正反馈循环的局面，在结果和过程上，都体现为经典的“马太效应”。这种正反馈循环使“小县大城”政策力度不断强化，从而形成了一个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制造业吸纳乡村劳动力→劳动力集聚推动就地城镇化→产业扩大再度吸纳劳动力推高城镇化水平。

这种正反馈循环能否持续？一方面，随着县城建成区面积的不断扩大和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资源投入和发展机会将会更加向城关中心聚集，虹吸效应使得城关以外的地区发展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另一方面，“大城关”战略旨在通过人口非农化转移和县域工业化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乡村振兴。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长期以来的要素单向流动和反哺乡村的机制不完善，将会出现城乡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因此，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产业—劳动力—城镇化”的正反馈循环，逐渐形成了一个“不可能三角”，“小县大城”到了谋新求变的时间节点。

坚持城市偏向还是转向乡村振兴？抑或是城乡融合发展？在面临诸多条件约束下，“小县大城”站在了需要抉择的十字路口。“小县大城”战略符合增长极理论的预设，同时也被其缺陷支配。虽然政府支持下的非均衡发展有助于县域经济崛起，但其本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区域发展策略，人随业走必然会带来区域经济的脆弱性和区域内部的发展差距。

周新成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

本文节选自公众号“行业研习”2023年10月文章

为什么在珠三角城郊地带，外来务工家庭及随迁子女可以与本地社会相融合，但在长三角却出现了相反的教育生态？所谓教育观念与行为的分化以及本地人与外地人的教育区隔，背后的核心是社会分化与阶层区隔的发展程度。珠三角地区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工业化路径、土地制度实践与村庄集体社会，为本地人创造了集体经济分红与房屋出租收益，一方面使得本地村庄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没有被瓦解，本地人之间的社会分化不大。在当地，大多数本地家庭的收入都分为三类：集体经济分红、房屋出租收益与务工收入。宗族文化结构与集体福利保障，使得当地人的生活较为舒适，充足的市场就业机会使得本地人不用面临过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同时也使得本地人就业类型与收入较为同质化。因此，本地家庭社会分化不大，对未来预期较为稳定，在子女教育方面没有特别强的教育竞争焦虑，不会进行过多的教育投入。另一方面，本地的集体经济收入绝大部分并非来源于产业经营与市场投资，而是来源于物业出租，也就是说，集体经济收入由外来务工人口贡献，而房屋出租收益也是有外来人口直接贡献，本地人与外地人形成了利益共生关系。外地家庭在本地务工收入一般比本地人务工收入高，与本地家庭总收入差异不大。这使得本地人与外地人不会产生阶层区隔与社会区隔。

长三角地区则大不相同，在城市化过程中，本地村庄土地被征收，农民在居住、身份与观念等层面都逐步市民化，成为城市中产阶层，外来人口则聚集在城中村或老旧校区，大多从事非正规就业，与本地人在生产生活上形成一定的社会区隔，在经济收入与教育行为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分化与区隔。这就使得长三角地区随迁子女所面临的教育生态与珠三角地区有较大差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珠三角城市化较为彻底的中心区域，同样呈现出与长三角较为相似的教育特征。

这显示出，在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城市中产阶层为了子代维持阶层地位或实现更进一步的阶层向上流动，就必须提升子代的人力资本；在普职分流等教育政策以及教育优质资源的相对稀缺、不均衡供给等因素的影响下，这些中产阶层人士卷入了激烈的教育竞争，形成了新的教育伦理，由此也进一步加剧了不同阶层之间的教育区隔，给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带来了诸多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