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冉 妥永强

摘 要：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成为促进经济复苏的重要调控方法。本文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山东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通过构建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水平的回归模型，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山东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该模型中发挥中介作用，以期为促进消费，缓解内需不足的问题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消费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多元线性回归；中介效应模型；金融需求；消费结构

本文索引：王冉，妥永强.<变量 2>[J].中国商论，2024（03）：-096.

中图分类号：F83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4）02（a）--04

1 引言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消费对促进国内大循环起着重要作用。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22年我国消费支出拉动国内生产总值上涨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2.8%，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见一斑。但当今社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发，导致人们消费意愿的下降。后疫情时代，我国正面临消费动力不足、内需不足的问题。如何提振消费信心，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增长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与传统金融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具有不具备的包容性，建立的全方位，高效率的为社会各个阶级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体系旨在解决传统金融服务难以覆盖到的低收入人群、农村地区、小微企业等群体的金融需求。党的十八大提出数字普惠金融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迅速成为一大热点。数字普惠金融以大数据与高新技术为依托，为农民、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等提供便利及有效的金融服务，有利于解决“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扩大了内需，从而促进经济水平的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重要因素，在扩大内需，提升居民消费水平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研究山东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及机制，为解决内需不足，激发市场活力提供新思路。

2 文献综述与影响机制假设

2.1 文献综述

数字普惠金融立足于机会均等，旨在解决传统金融服务难以覆盖到的群体的金融需求。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大多采用构建回归模型方法进行分析，张金林等（2022）[1]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推动共同富裕，厘清了普惠金融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作用与途径，为共同富裕建设提供依据。刘长庚等（2022）[2]的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提高企业劳动收入具有促进作用和较强的普惠性。郭晴等（2022）[3]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工和女性的工资率具有促进作用，为“稳就业”提供了实證分析和政策指引。段军山等（2022）[4]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使家庭资产配置水平趋于合理，扩大了收益性资产和安全性资产的持有比例。其他学者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其他领域也会带来影响，如数字普惠金融会降低企业金融化而引致的经营风险[5]、促进农村地区创新创业[6]、助力农业现代化发展[7]。

在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水平的影响领域，肖远飞等（2020）[8]基于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研究，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促进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邹新月等（2020）[9]基于空间计量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消费水平的影响关系，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显著促进与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

综上所述，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共同富裕、创新创业，提升消费水平等方面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已有学者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宏观视角，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各经济要素的联系与作用机制。本文着眼于山东省，应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分析，采用“2011—2021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山东省居民消费水平之间的影响进行分析。

2.2 影响机制假设

假设H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促进山东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以低成本为有金融需求的社会各层面的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缩减贫富差距。同时，数字普惠金融依托于数字化的繁荣发展，与传统的金融行业相比普惠金融可以提升居民自身经济水平，进而提升自身消费水平。

假设H2：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水平之间起中介作用。

凯恩斯经济学理论指出，消费与收入一脉相通、相辅相成。消费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杨伟明等（2020）[10]研究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促使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

3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3.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1—2021年山东省级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山东省统计年鉴。有关数字普惠金融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1）》，选取DFI（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观测数字普惠金融总体的发展情况，同时在DFICD（覆盖广度）、DFIUD（使用深度）以及DFIDL（数字化程度）三种角度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水平的影响。

3.2 选取变量

（1）被解释变量——居民消费水平（CONSP），反映某地区的消费水平。本文选取山东省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来衡量居民消费水平，并取对数进行运算。

（2）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衡量某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选取DFI作为观测指标，从DFICD、DFIUD、DFIDL三种不同维度来分析其对山东省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并比较何种因素影响程度更大，四组数据均取对数后引入计量模型。

（3）中介变量——人均可支配收入（CDI）数字普惠金融可能对人均可支配收入具有促进作用，从而间接影响消费水平，因此引入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中介变量，选取山东省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并取对数引入计量模型。

山东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因素有受教育水平、城镇化率等，结合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选取以下控制变量。

（1）城镇化率（URBR）。衡量某地区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计算为年末城镇人口总数在全省人口总数的占比。

（2）社会保障（SES）。居民消费水平的高低是否与所处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有着密切联系。根据刘畅（2018）[11]的研究以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在财政总支出的占比来衡量社会保障水平。

（3）储蓄率（SR）。根据预防储蓄的理论，邵立杰（2020）[12]的研究表明，储蓄率对居民的消费水平具有显著性影响。计算方式为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

（4）失业率（UE）。失业率是影响人们消费意愿的重要因素，当社会失业率增高时会引起人们的恐慌，人们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大，为应对不确定性，人们的消费意愿将会降低。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3.3 构建模型

山东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密不可分，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化对山东居民的消费水平存在影响。因此，设定中介变量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引入中介效应模型。本文综合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机制。构建模型如下：

待估参数表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控制变量组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参数。为覆盖广度与控制变量组对解释变量的待估参数。为使用深度在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对解释变量的待估参数。为在控制变量下数字化程度对被解释变量的待估参数。表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中介变量的待估参数。表示引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后，在控制变量下数字普惠金融、人均可支配收入对被解释变量的待估参数。表示区域固定效应，代表时间固定效应，为随机误差项。

4 实证分析

4.1 基准回归

本文选取2011—2021年山东省16市面板数据，设定山东居民消费水平为被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为核心解释变量，在控制城镇化率等额外相关变量的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山东省居民消费水平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范围、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对消费水平影响程度的不同，本文从三个不同角度对山东省居民消费水平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本文选取K为0.1时进行岭回归分析。R2均大于0.9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良好。对模型进行F检验，发现p<0.05说明该模型具有实际意义。表2（2）中模型（1）代表在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山东省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结果。模型（1）结果显示，DFI对CONSP具有正向的显著性影响，即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促进山东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同样，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社会保障的不断完善对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储蓄率的提高，对居民的消费水平具有抑制作用，总收入不变的前提下人们的储蓄意愿增强会直接导致消费减少，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人们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大，从而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失业率在此模型中对居民的消费水平不具有显著影响。本文在对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的分析中，通过模型（2）、（3）、（4）可知，DFICD、DFIUD与DFIDC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回归系数分别是0.128、0.123、0.084，表明以上三种维度对居民的消费水平均有正向显著性影响且DFICD对居民消费水平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DFIUD，影响程度最低的是DFIDC。

4.2 中介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山东省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路径可以为直接影响，也可以是通过中介变量影响，本文选取山东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中介变量，取对数后引入模型。以温忠麟等（2004）[13]提出的中介效应方法为基础，构建以数字普惠金融为核心解释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居民人均收入是否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山东居民消费水平的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在控制變量、时间、地区相一致的情况下，中介效应进行逐步回归。

第一步为模型（1），以山东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为核心解释变量，山东省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回归系数为0.123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结果显示，居民消费水平与山东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

第二步为模型（5）以山东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为解释变量，中介变量山东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回归系数为0.127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居民收入的显著提高与普惠金融的发展程度有着密切关系。

第三步为模型（6）将山东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山东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同纳入解释变量，本文对被解释变量山东居民消费水平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两者均对山东居民消费水平有正向显著性影响。由此说明，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山东省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中，山东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数字普惠金融是影响消费的因素之一，对山东省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过不同维度分析，山东省居民消费水平上的影响程度，以覆盖广度为最大，其次是使用深度，而数字化程度的影响相对较小。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从而对居民消费水平起到促进作用。

5.2 建议对策

（1）综合考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性，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扩大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范围，使更多的人享受到普惠金融带来的福利。促进金融包容性的提升，使更多的人获得金融服务，为弱势群体获得相对平等的机会，摆脱贫困与边缘化提供支持，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和谐。通过为偏远地区，贫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务，融入当地经济发展主流，促进创新创业，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

（2）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侧重应有所不同。经济发展暂为落后的地区，应侧重于扩大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让更多人享受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福利，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促进智能化金融服务与生活场景相结合。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应更加注重提高数字化程度，其目的为提供更高质量的金融服务。

（3）通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来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从而促进居民消费，扩大内需，同时消费的升级可以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大，吸引更多企业进入市场，增加竞争，促进产业的优化升级，从而吸引更多消费，促进经济高质量，高水平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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