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雨萌

因为一直在教授写作课程,如果要我对所接触的青年学生的作品作一个整体性评价的话,去历史化和去经验化可能是我首先想到的关键词。我读了他们太多科幻和幻想性的作品,他们似乎着迷于书写日常生活之外的世界,写那些无始无终、无凭无据的东西,我甚至开始害怕在这样的文学写作场当中露怯,被他们嘲笑不懂他们的语言、思维方式、隐喻与意象,嘲笑我是一个过时的人。但这种恐惧也同样引起我的反思,这样的写作是否已经成为一代人的创作常态?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我们的过去,我们所放置肉身的、我们所付诸真实行动的世界是否已经真的乏善可陈到了要被驱逐出虚构文学的地步?随着网络时代、虚拟生活和人工智能的到来,我们是不是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抵达了可以抛弃肉体经验的“脑生活”时代?

但本次《上海文学》新人场的作品与我的既往经验背道而驰,以至于我在第一遍读完所有作品的时候其实是长舒了一口气的。这些作品朴素,接地气,它们的存在似乎是在安慰我,在千禧年后成长起来的写作者还是愿意直面日常生活的。但当我反复阅读与推敲他们的作品之后,我发现其实不能用“现实主义”或者“写实主义”这样的概念去概括。如果我们真正地进入这些年轻作者的文学世界,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写作在肌理上、在逻辑链路上、在叙事方法上以及创作动机上,都跟我们熟悉的现实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一定要在已经存在的当代文学史上为这些青年写作寻找一个接近的锚点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

在这里我不想再花篇幅重述四十年前的那场“寻根”,在我看来它跟中国文学史上的任何一次复古一样,都是打着回归传统的旗号进行新的阐释与建构,而对当下的青年写作者而言,这场文学运动似乎又有重启的必要了。本次入选新人场特辑的大部分作品,都在试图以各种形式展现他们所认为的传统,因而挖掘这些作品所具有的一些寻根要素,以及这些要素是如何一步步搭建起我们可以识别的文学寻根行为的图景的,显得深有意味。虽然这些短篇小说看起来驳杂,但我们仍然能在其中找到相当的共性。首先是方言。本次入选小说中有三篇是方言参与度很高的。从当下年轻写作者的整体观照中我们可以发现方言写作对于他们而言,具有与前辈作家不同的意涵。老一辈作家对方言的使用是自然而然的,他们自身的母语体系原本是方言体系,甚至普通话写作才是某种翻译的结果;而对年轻的作家而言,他们的母语体系则是普通话与方言掺杂的,甚至是以普通话为主要构成的,方言对他们而言已经是某种古老的传统,因此在写作时使用方言其实蕴含着“文化寻根”的意味,他们对方言文字的熟练使用可以看作是一种骄傲的炫技。《虾蟹成林》中时不时会使用两广地区的方言词汇如“知得”“识得”“转家”“返家”等等:“老林总跟虾仔讲,你骑摩托车做得,吃烟做得,但是莫做这种短命鬼。”这些词汇特征鲜明,有效地构建了叙事的地理文化氛围,但又不至于过分生僻,让读者不明所以而需要加以注释。类似操作也出现在《布草》《荡地铁的阿妹》中。《布草》在叙事语言上并没有加入方言语汇,只是将其嵌入对话中,如“奶奶个魂”“作声”等等,它们像彩蛋一样,仅供有缘人识别出其中的江淮官话背景。《荡地铁的阿妹》中的沪语方言则更为普遍,整篇小说甚至让人觉得用沪语阅读会更为流畅:“阿妹想起小辰光荡地铁,一个月的自由,只要三十二块铜钿,而今朝的面子要三十八块。也许三十八块买的不只是面子,也是自由。那么自由大概是趁伊不注意,偷偷涨价了。钞票买辰光的生意,也是通货膨胀了。原先四块铜钿可以买来一个钟头的自由辰光,今朝三十八块才换三个钟头。”随着《繁花》等小说知名度的提升,沪语的文字性表达固定化程度也大幅提高,不是特别生僻的沪语语汇已经不会再对非沪语读者构成阻碍,因此《荡地铁的阿妹》中的沪语表述尽管高频,但在内容上并没有超越已被广泛普及和接受的范畴,而是维持在了一个令读者感到舒适的界线之内。

从这三篇小说对方言的运用中,我们可以看出各地作者对以方言为表征的地方性传统所持的不同程度的“文化自信”。在没有北方方言作为参照系的时候,我们更能看出江淮官话区、吴语区和粤语区的青年作家在展示方言的幅度、频率、范围上区别很大,而这种区别并非仅仅是他们个人化的考量,方言文化在非方言区的普及率、认知率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因此粤语区与吴语区的青年作者在方言表述中更为自信和冒进,而江淮官话区的青年作者只敢伸出一点试探性的触手。但就实际的效果而言,他们对读者的冒犯程度与态度是清晰且一致的:我们无意为难任何读者。与之构成鲜明对比的是《巴特罗之家》,这篇小说虽然也充满了地方乃至异域色彩,但在书写过程中我们却很难在语言的层面上识别这种色彩——它既没有使用东南亚的语体语汇,也没有在之后的西班牙篇幅中以语法颠倒、解离、外语词汇等我们熟悉的语言方法实现对异国氛围的展示。这是一个明示,方言或外语的确是青年作家寻根的一重意涵,但他们并不真正地试图以方言为载体表达自己的文化来历和属性,或者说以方言为途径将自己嵌入某种地理与文化的传统当中,也并不试图通过方言表述来扩大自身所属文化传统的影响力,或者说通过设置语言知识障碍的方式提供对地方文化新的具体构建。相反,他们的方言写作所体现出的某种审慎让我们对他们的文化寻根产生了新的理解。我们不能再以前辈作家方言写作的目光来看待当下青年作者的方言写作,而应该视其为青年内部的一种自我建构。这是一种巴别塔式的文化行为,方言不再是某种特性而是共性的象征。这种象征以方言内容为载体,却以方言态度作为内涵,更强势、更普及的方言在写作语言中拥有更强大的话语权和更健全的文字表述体系,不论是在这次新人场中出现的吴语、粤语,还是未在此期作品中出现的东北方言,都是如此。这些方言在互联网时代的虚拟社交文化中已经成为当下年轻人的公共语言,甚至在进行描写、抒情时比普通话更有意味和说服力。因而我们不能将这些以方言写就的,或是掺杂了方言的作品定义为某种地方传统的寻根,也不能将其简单定义为对地方文化的写实性呈现,而应该看清它们在经过再解读、再阐释、再筛选之后,如何成为当代青年虚拟生活的赛博文化构件。

顺着这样的思路,我们还能从这些小说的其他要素中找到这些共性的构件。在这几篇作品中,几乎都有青年形象的出现,而这些青年形象和他们所从属的代际关系也透露出某些共性。在《虾蟹成林》中,虾仔和小鱼是重要的青年形象,虾仔作为主要人物之一,主要的标签是“成为大人”。他希望自己可以熟练地抽烟、骑摩托车,在被认为是黑摩的司机的时候会感到快乐,展现了他对成年人身份的表征性向往,这种向往又指向虾仔所认定的成年人身份的内核——尊重与知情。虾仔希望父亲和祖父可以向他倾诉过往赌博的经历,希望父亲可以好好和他谈谈为什么要和母亲离婚,希望大伯在给父亲还赌债的时候可以告诉他甚至是责骂他,让他有一种父债子偿的责任感,这好过把他当小孩子一样驱离现场。小说的最后,虾仔的祖父老林要求虾仔去参加赌局,赢回他父亲欠下的赌债的两万元利息,而虾仔和小鱼则通过相互出千的方式瓜分了由父辈提供的赌博本金。当得手的虾仔向父亲和祖父解释赌局中发生的一切时,他话语中那种对成年人游戏规则的熟稔与老练和小说前期那个一直在怒吼着、焦躁着想要解释的少年判若两人。小说并没有花篇幅去呈现虾仔性格与人物形象变化的过程,而是以一种突变的方式将一个成熟的虾仔直接抛在了他的父亲、祖父和读者面前。这样的处理方式也许有些稚嫩与突兀,但我仍然愿意将其看作一种有效的尝试,一种青年的宣言,一种“我”在你们不知道的时候就成为大人的狡黠与骄傲。同样的“大人突变”也出现在《布草》中,小说中的记者虽然不是主要的角色,而且在小说的前期就已经以成熟的大人形象出现,然而当情节推进,我们发现他其实是在母亲坠楼的若干年之后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来调查母亲死亡的真相,小说这才呈现出这个男孩如何从一个缺乏母亲关爱的儿童成长为一个对母亲的离开产生了执念的成年人。与《虾蟹成林》相同,知情、尊重仍然是作为“大人”的主题,而对童年创伤的修复也是建立在这样的成人渴望之上。

当然,在《荡地铁的阿妹》和《黑晓》中,“成为大人”则成为无法完成的任务。《荡地铁的阿妹》中的阿妹终其一生都在试图摆脱自己与母亲同构的命运,但她的一生却一直处于母亲的笼罩之下。在阿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地铁成为她唯一的自由去处。她不能出站,因为出站会造成额外的花费,她不能在外面太久,因为不按时到家需要编造理由来解决母亲的疑惑。她的生存依附于母亲,她的命运被母亲的预言所定义,只有地铁内部才是仅属于她自己的空间。尽管加入了一些女性主义的主题和叙事情节,这篇小说在结构和主题意涵上其实还是比较简单,阿妹和地铁怪兽的指代性隐喻也算非常直接,但我们还是可以在这篇有些天真的作品中看到对青年作家而言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主题,那就是一种对无法挣脱父母的期待、无法活出自己真正人生的恐惧。这种恐惧也同样出现在《黑晓》中,虽然整篇作品呈现出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效果,最主要的主题也不是聚焦在青年成长上,但其中非常典型的三口之家的关系框架还是让我们看到了隐含的成长主题。在《黑晓》中,母亲和父亲是作为控制的明暗面交替出现的,虽然父母之间是矛盾对立的,但他们对“我”的操控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母亲通过强势的、明示的语词教导“我”、指挥“我”,把“我”作为刺探和打击父亲的一件武器,而父亲的控制则隐蔽得多,甚至连“我”都无法意识到这种控制是如何完成的:“父亲是什么时候来的,父亲是什么时候让我出来的,我已经没有一点印象。他站在人群中,冲我招手微笑,让我去到他的身边……等我反应过来时,防盗门已经被我打开,我一只脚已经踏出房门,正准备走向人群。母亲正站在客厅中央,一脸严肃地怒斥着我。”在这样的拉扯中,“我”的成长显然是遥不可及的,只能轮流沦为父母意志的傀儡,而小说从始至终都处在这种无法成长、无法动弹的玩偶式的窒息与压抑之中。当然,这种傀儡感也不一定要通过青少年形象来表述。在《巴特罗之家》中,两个被丈夫抛弃的妇女也给人同样的感受,她们仿佛是被命运指引来到同一个地方,交流相似的婚姻经历,而交流的结果则是她们似乎对自己过往的婚姻毫无了解,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迷茫。小说中如谜语一般的便条和信件如同丈夫的心一般难测。丈夫为着虚无缥缈的个人生活理想离开,妻子则连这种空中楼阁都未曾拥有,只能在无聊和琐碎中等待那个能支配自己生活的人归来。

这种空虚、迷茫和被支配感与《布草》《虾蟹成林》中的成长与成熟在这些青年作家的主题表现中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它们共同指向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所面对的自我建构过程中的价值失落。随着中产阶级、寒门贵子、小镇做题家等自我实现的范例一个个陨落,当下年轻人自我期待的虚无感已经成为弥散在生活中的精神共识。我们不难在现实生活和虚拟生活的各个角落寻找到对这种共识的表述,而且正在以时而亢进、时而消沉的螺旋形式在青年自述中横跳闪现。在这种虚无两端的是父母、家庭、社会对青年人一以贯之的期待和青年人变化的、抗争的自我需求,而连接这两个端点的是日渐紧张的代际关系。在我过去对家庭文学代际关系的研究中,曾尽力说明中国家庭代际责任与期待的单向性流动所导致的青年人几乎不可避免的自我厌恶与自我放弃,并预言随着青年一代作家的逐渐成长,这样的虚无主题在小说创作中的比重会日渐增加。现在看来那些有点绝对的断言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这也是这一代青年作者集体寻根的重要方向。他们似乎不再将自身写作的根基放在社会、家国等宏大议题上。在家庭结构、家庭关系不断被压缩,以至于变得扁平单一的时代,原生家庭似乎仍然对青年写作者举足轻重,甚至是其最重要的寻根目标之一,是他们自我建构的基点之一。他们不将自己的文脉根基放在更遥远或者更恢弘的历史范畴内,相反,反复地咀嚼家庭、解释家庭、反对家庭和接纳家庭好像如同青年写作者必须完成的规定动作,家庭内部一到两代的亲子关系、代际关系似乎就能够解释他们的全部心理动因,完成他们的文化溯源,并且这种溯源通过互联网的沟通之后呈现出高度的要素一致性和特征一致性。无论外部情节、主题多么多样化,语言风格多么大相径庭,如果将他们写作的主题、人物形象与关系进行拆分解析,我们会发现这种精神家庭及其文化传承在他们的作品中一直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只有在完成了仪式性的家庭写作之后他们才能拥有新的创作视野,以至于家庭能够超越题材、超越故事,构成很多作品的核心母题与意象。我们甚至可以用一种成规性的核心句法来概括这种寻根的结论:一个无用但无处不在的父亲,一个强势但受到压迫和驯化却不自知的母亲,还有一个在成长过程中缺乏理解和爱,最终只能以坚强或疯狂掩盖虚无的孩子,这三者所构成的是难以平衡、难以和睦却又难以摆脱的家,这个家庭的结构和情感方式将在代际之间不断重复,以至于将其中的所有人都带向失去自我的深渊。

我其实非常期待青年作者可以写出超越这种核心句法的作品,或者可以说我们希望青年写作者能够像他们的生理成长那样通过主题的寻根完成与家庭的分离,能够找到更多的突破点和立足点。虽然文章开头的诘问也许仍然是成立的,我们的青年人是否有足够的家庭之外的生活体验与可作为创作灵感和素材的人生经验?还是说他们的文学与文化寻根之旅最终还是将归结为标签式的、共鸣式的,最活跃于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虚拟世界里同代人的抱团取暖?我想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但我们还是不能忽视这次新人场特辑的小说在题材、意象上的多样性,这构成了他们文学寻根之旅的第三重内涵。我们不能否认赛博世界逐渐全面接管青年生活是对他们日常生活体验的某种剥夺,但我们同样必须承认它对青年写作想象力的推进与丰富。在本次新人场特辑的小说中,我们就看到了这种日常生活与虚拟生活不断接壤所产生的独特意象。比如《虾蟹成林》中既有写卖猪肉的老板那样的写实段落,给我们一种具有烟火气的琐碎的审美体验:“菜市场无名,卖最生猛东西。一进去便是猪肉档。切糕似的带血猪肉长条,使锋利挂钩吊在档口,生造出一个乌蝇大本营。风扇叶转得缓慢,像是靠惯性在吹。案板血腥、油腻,陈列猪的外皮内里。”同时又会在这样的段落里,看到前互联网时代的作家的影子。去故事性的、对日常生活进行细描的传统从未断绝。但最后关于虾仔和小鱼的赌局场景,却有着香港《赌神》系列电影那种戏剧化、场景化的画面感张力,让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些荧幕上的、虚构的、夸张的生活对年轻一代的写作影响巨大。《荡地铁的阿妹》也是同样,前半截那种娓娓道来的、生活化的叙事方法中蕴含着许多吴语区女作家的影子,但最后阿妹与地铁怪兽的融合却又具有奇幻电影那种突变的、人工智能式的冲击力。《布草》《黑晓》虽然风格迥异,但我们却不难发现诸如悬疑小说、科幻小说等类型文学甚至解谜游戏、视觉系游戏对青年写作者风格和叙事方式的影响。他们在主题设计时也许想得没那么复杂,从而呈现出一些类似的属性,但很显然,他们所拥有的庞大的虚拟资源也是他们寻得的文化根源。这种根源庞大繁复,要素奇多,但它总会以方法论和分镜图的形式进入青年写作,这种寻根甚至是不自觉的、下意识的,不需要青年写作者去费心梳理。而我们的青年写作的未来也许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实现了对前辈写作的彻底革命。这种无限延展的虚拟经验将会随着青年们的成长,在更多维度上与真实的生活产生链接,迸发出新的奇幻叙事法则。虽然这需要我们静静等上很久,但很显然这种新的文类、新的风格、新的不被定义的文学终将会出现。

所以,本次新人场特辑的作品和我常常遇见的那些关于表里世界的,关于人类、半人类、非人类的各种科幻故事异曲同工。毕竟他们是真正在虚拟和现实的穿梭中成长起来的同一代人,他们的作品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表征,可能会呈现出指数爆炸般多样的文学风格,但他们还是会拥有同样的内核和一样的文学寻根之旅。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青年写作?我们对青年写作者的期待和要求是不是都同样过多且过于苛刻了?我们是不是过度反思和批评了青年写作?或者我们是不是高估了当下的青年写作?我觉得都有可能,每个时代的青年写作都可能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的内部逻辑也是同样的。新的时代必然带来新的革新和新的阐释,也必将遭遇同辈人的互相确认和彼此认同,最终走向一代人写作特征与内涵的共同的自我建构,而这种阐释和建构的过程也总是曲折而漫长的,会有各种尝试和失败的经历,也会诞生很多看似深沉实则幼稚的作品。“五四”是如此,“寻根”是如此,“赛博寻根”也同样是如此。但历史的经验也一次次告诉我们,对青年该要抱有最基本的信心和最大限度的耐心,包容他们在寻找和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重复和不知所谓。等到他们完成自我认同建立之后,等他们寻找到自身的来路和去程之后,青年写作也将发出更为成熟的革命性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