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颖利

（黑龙江东方学院人文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86）

一、历史溯源

科举制度的诞生与魏晋以来的士族门阀制度密切相关，当九品中正制度逐渐被豪强地主和世家大族所垄断，底层的寒门庶族失去了进阶之路，正因为封建朝廷选拔官员的机制是以世家大族的成员为选拔对象，从根本上造成了选拔制度的不公正，因此激起下层庶族寒门的反对乃至反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陷入战乱频繁之时，历史给出身庶族寒门的知识分子及有才之士机会，一举打破了士族门阀的垄断，比如曹操提出的“唯才是举”的举措，使得整个社会的有才之士都能够参与到社会的变革和建设中来，大大促进了社会历史的发展。经过魏晋南北朝四百年的瓦解与破除，终于在隋代确立起科举制度，并把这个选拔制度逐渐加以完善，使它能够真正为国家选拔出人才作为官员，协助封建贵族统治集团来治理社会，可以说这是隋代和唐代走向繁荣富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隋代的科举制度尽管还不够完善，在隋炀帝杨广的支持下，进士科诞生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开端，它吸取汉代的察举、征辟制度，以德才为本，具体规定了如何选拔人才的程序，从初级到高级，每一层都有相应的考试内容，层层选拔，最终为中央朝廷，地方政府，和乡村里镇，都留下各级的知识分子，把文化知识的种子洒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为整个社会走向文明打下坚实的基础，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文明教化与科举制度的逐步完善和长期运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唐代又吸取隋代科举制的经验教训，把科举制度的进一步推向完备，这一点主要表现在科举制度的考核内容越来越细化上，这是对应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多变的需求结果，历经唐高祖、唐太宗、唐玄宗以及武则天的坚定主导，不断打击消灭世家豪强等反对势力，一步步打破门阀的垄断，最终确立起一套十分完备的选拔录取官员的人才制度，并延续千年，所以，唐朝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强盛的历史时期，人才辈出是一大现象，它正是科举制度得到广泛推行的硕果。

宋代更是在封建社会前期的历史积累之上，走向了文化繁荣的一个顶峰。它进一步吸取唐代的经验教训，堵住了科举考试中的种种弊端，比如糊名制、禁止考生携带东西入场、防止主考官员泄露题目和惩罚违反纪律的考生和考官，力求对所有的士人公平公正。这些针对科举考试的公平措施，极大地激发出宋代读书知识分子参与科举的热忱，进而在全社会形成尊重文化的风气，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以皇帝为代表的整个贵族统治集团都推崇热爱文化知识，对选拔官员特别看重其治理社会和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才能，我们看到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官员都拥有治理才能和文艺才华，被皇帝所重用。在这种全社会都十分推崇文化知识的氛围下，整个宋代人才辈出，也加强和促进了民间世俗社会热衷于读书出仕的风潮。[1]

二、《儒林外史》小说中的科举现状

既然科举制度曾经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做出过积极的历史贡献，那么为什么当历史发展到明清中后期则衰落僵化了呢？也因为这僵化腐朽才成为《儒林外史》小说创作的历史背景和批判对象。具体来看，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科举制度本身就一直存在着一些缺陷，其漏洞常常被投机分子、不法之徒所利用，而这些人一旦掌握权力后，只会加剧朝廷和社会的腐败横行，卖官鬻爵。比如，唐代的“行卷”制度，就规定参加科举的读书人必须要有官员权贵名人来推荐，这个漏洞就为那些毫无才能但有钱贿赂的人打开了方便之门，直接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尽管唐代科举制度越来越细化，分层科考，并且全面考察士人的德行才华，但如果吏部主考官员出现问题，把考核当成形式来走过场，甚至接受贿赂而营私舞弊，则很难保证选拔考试的公平公正性，而一旦触及名门望族的利益，则往往网开一面，对于出身庶族寒门的士人，很难一并对待。这种弊端一直伴随着科举制度延续到清末。我们在《儒林外史》小说中就看到大量这些科举舞弊现象的描写，尤其是主考官员受贿之后的行为，直接导致像杜少卿这样的正直士人退出科举考试，另觅出路，这才有了小说结尾处的市井四大奇人的描写，其实质是彻底否定八股科举制度。[2]

其二，南宋的理学对后世读书知识分子和科举选拔标准的长期历史影响。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理学，为响应和加强皇权统治的服务，提出了一整套钳制封建知识分子士大夫的理论，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即主张民众要安分守己，克制自己的各种欲望，不能违反封建社会规定的各种规范，做一个顺民，从而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制的稳定性。[3]这种理论其根本目的是为维护封建皇权统治来服务的，所以得到南宋以来的皇帝统治者的认可，也因此被认定为考试的最主要内容，这样的理学其范围狭窄，对文化知识的限定十分厉害，仅规定四书五经为对知识分子的科举考查内容，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根本依据，使得读书人的思想视野变得单一，不再是通晓经史子集的全才，进而见识和心胸都狭窄起来，十分不利于人才的培养。

其三，元朝尽管也继续运行科举制度，并且延续南宋的做法，以朱熹所注释的四书五经为准，由于元朝执行的是民族分级的做法，把汉族列为四等，处于最低地位，在科举考试中对汉人知识分子实行歧视，被录取的人数极少，这样实质上就堵塞了读书人的晋身之路，也迫使他们走向社会底层，以普通市民的身份去谋生，这一段历史遭遇，一方面大大损害了读书知识分子的利益，使得许多人逐渐放弃读书学习的做法，直接造成轻视知识的社会倾向，另一方面又使得读书人弄懂了科举并非人生的唯一出路的道理，从而对科举制度渐渐失去幻想。许多知识士人纷纷去经商，行医，这对科举制度的瓦解起到了作用。

其四，尽管明朝恢复了科举制度，但在明代中后期，随着江南经济的高速发展，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普遍接受了商品经济，在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转向，以经济利益和个人享乐为生活重心，引导了整个社会的思想潮流，那么科举制度这一十分难走的荣身之路反而在读书人的观念中变得已经不是十分重要了，这些思想在《儒林外史》小说中有许多方面的体现。[4]当时的社会各个阶层，人们普遍只关心的是如何赚到钱，以各种各样的花样繁多、肮脏下流的手段来牟取利益，甚至当官的唯一目的也是如此，所以小说开篇即点明以功名富贵为一条主线，贯穿全篇，确实，“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构成社会人群的真实写照。由于明清中后期人们思想的普遍改变，以功名利禄为标准来做一切事情，这就直接造成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的目的与隋唐、宋金时代相去甚远，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豪迈思想，已经被升官发财所代替，读书做官都只为了一个根本目的。可想而知，在这种思潮下的科举制度能够选拔出什么样的人才，小说中的描写当然几乎都是负面的。[5]

三、科举制度僵化后的种种弊端及其对士人的戕害

明清以来科举制度的僵化，集中体现在八股文这个文体上，它规定以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八个步骤来写文章，不得变化改动，不允许答题人有任何发挥余地，这样使得读书人已经失去了真正知识分子的内涵，沦为考试机器，沦为投机分子，沦为招摇撞骗，[6]小说中具体表现为四种现象：

第一是范进、周进为典型的考试机器，这样的人只会考试，别的一窍不通，什么也不会，是能力低下的读书人的代表。小说中“周进哭号板”“范进中举”的著名段落，就是既叙写出读书人科举之路的辛酸，又写出他们的低能无能的可笑之处，周进把坐馆的机会失掉了，跟人去做生意，什么也不会，只会磕头乞怜好心人帮他捐个监生入场，而范进更是连基本的谋生技能都没有，家里一贫如洗，这样的人即使考中了举人进士，又能为朝廷和社会做什么贡献呢，令人反思这样僵化的八股科举制度只能产生出一批批的废才，根本不能为国家社会选拔出能力出众的人才。周进和范进还算运气好的，毕竟最终还是考中进士，而更多的读书人则是名落孙山，一辈子与官场无缘，如马二先生，其行为就是一个典型的书呆子模样，仅中了秀才，然后就是科考多年再也没有机会，也不会别的，只能以选书为职业。马二先生的心肠是热的，乐于助人，尤其是对科举事业永远保持热情，一心劝导蘧公孙、匡超人等参加科考，实实在在地告诉他们科举的目的就是做官，而做官自然就是为了发财。尽管他自己是科举事业的牺牲品，但他从来就没有反思过自己的人生，而是乐在其中，忽略多年科考不中的心酸，成了八股科举制度的忠心捍卫者，他的可怜可悲令人嗟叹，而当时社会的现实中又有多少马二先生这样的人，被科举制度毁了一生。

其二是以杜慎卿、匡超人为代表的投机分子，他们非常聪明，长袖善舞，善于利用各种机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尤其是在科举考试方面，也知道刻苦读书，但读书目的只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跃身于权贵阶层，是八股科举时代的幸运儿。小说中的杜慎卿风流倜傥、一表人才，是江南一带的才子，“有子建之才潘安之貌”，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表面上十分优秀的人物，暗地里却干着沽名钓誉、故作风雅、投机取巧的事情，他在众人面前处处显露优雅姿态，表示自己不俗一面，吃菜要吃清淡食物，吃一块肉就往外吐，顾影自怜，是个自恋狂，虽是男人却是女态，扭捏造作，骨子里是一个轻佻之人。为了让自己名扬当地，不惜花费重金逞风流高会莫愁湖，在湖上定下梨园榜，确立自己风流雅士的盟主地位，然而一旦朋友鲍廷玺向他借钱，他却干脆推辞，把这个球踢给兄弟杜少卿，所以他也不是什么忠厚之人。在获得名士头衔之后，马上就开始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并且准备大把的银子，因为杜慎卿深深知道，科考举业才是正途，读书人的最紧要的事是考中进士才能飞黄腾达，当名士只不过是给自己脸上贴金。从杜慎卿的一系列操作来看，他的人生都是精心设计好的，他的成功也是必然的，可惜的是，他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功名富贵而已，对于国家社稷来说，这样的所谓的名士才子并没有什么用处，这是一个十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与杜慎卿不同，匡超人的起点就很低，但是靠他自己的聪明伶俐，投机钻营，竟然也爬进士大夫队伍，并且如鱼得水。正因为自己的起点很低，匡超人一开始流落杭州，遇见马二先生，在他面前装的可怜兮兮，马二先生古道热肠，就热心相助，又赠衣服又赠十两银子，资助他回家，然后又对匡超人劝导一番，说了一番科举的好处，激起匡超人的追求功名举业之心，本来马二先生一片热心，想给匡超人指出一条明路，可实际上是把匡超人推上一条蜕变成势利小人之路，而匡超人就此巴结上马二先生，彻底开始堕落。他结识景兰江这些假名士，迅速学会附庸风雅、自我吹嘘、夸夸其谈，混迹于杭州名士群中，只能获得一点江湖名气，并不能解决谋生问题，于是学习马二先生，也开始选书，他只管速度，不管质量，迎合书商的市场需求，竟然超过马二先生，并且在众人面前贬低马二抬高自己，真的是厚颜无耻，早就忘记马二先生当初的雪中送炭，一个人的堕落竟然如此之快，可见科举制度下的读书人被毒害到什么样的程度。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后却高兴长安道，考上朝廷教习，命运彻底改变，令人感叹当时明朝的社会真是黑白混淆、是非颠倒啊。

其三是一群招摇撞骗的读书人。道德沦丧，四处欺骗，人数众多，从中也见出社会的集体堕落。小说中比较典型的是牛浦郎这个“世上第一等卑鄙人物”，牛浦郎也是出身于底层之人，尝尽了世间的辛酸苦辣，但他的性格并非善良，而是一个卑鄙无耻、四处偷盗，最后学会混迹名士圈，欺世盗名，干尽丑恶之事。牛浦郎有一点小聪明，当他悟到只要会写几句诗歌，凭此和官员老爷们来往，就可以抬高自己的身份，无比荣光，并且不必非要走科举考试的独木桥，于是他就开始欺世盗名之路。首先，他把《牛布衣诗稿》偷来，读了之后发觉这些诗不过是用来应酬、附庸风雅的，自己也能读懂，而且自己正可以冒充牛布衣之名，来与这些名士、官员交往，于是高兴得忘乎所以，在见识了一位官员老爷之后，他就开始处处摆架子，贬损周围的亲人，显示出他内心的肮脏下流。在遇到同类人牛玉圃之后，他迅速地学会自吹自擂，然而骗子总是要露出原形的，他的诡计被牛玉圃识破后，就遭到残酷的报复，差点丢了性命，又因为真牛布衣的妻子来寻夫，被戳破他冒充的真相，于是官司缠身，尽管最后不了了之，但他也彻底地失去了招摇撞骗的资本，善恶到头终有报。说到底，牛浦郎也是科举制度下的牺牲品，想投机却没有捞到机会。

其四是一批正直贤能之士，在八股科举制度下，毫无用武之地，只能沦为社会的边缘，不能为社会伸张正义，不能治国平天下，空有一身抱负，以杜少卿、余氏兄弟等为代表。杜少卿是小说中的正面人物的典型，他的品行操守都是第一流的，热心助人，不论贫贱；放弃追求功名富贵，坚决不做举业，即使家财散尽，也绝不应征辟；有挽救世道时风的志向，铁肩担道义，为修建泰伯祠出钱出力；他特立独行，敢于挑战封建礼教，与妻子手挽手游玩清凉山，惊得路人不敢仰视。这些不同凡俗之举，充分表现出杜少卿是一位觉醒的知识分子，早已认清八股科举制度的害人之处，与之分道扬镳，行君子之路，做善良之举，决不同流合污。幸运的是，杜少卿的周围还有一群志同道合的贤人，如迟衡山、庄绍光等真儒贤士，这些人才是当时社会的栋梁。

四、结论

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科举制度的诞生有其相应的历史原因，在破除魏晋以来的士族门阀制度后，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然而封建统治集团为了加强皇权的统治，便弄出相应的理论与改造后的八股科举制，从考试内容和形式制度全面加强为皇权服务，这样只能挑选出投机分子和名利之徒，而真正的怀有经世济国之志的贤才，则不肯或不可能出来，为朝廷和百姓效力。所以，八股科举制度走向僵化乃至消亡也是历史的必然。[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