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梁栋 刘璇

［摘 要］消费现代化内含于中国式现代化，而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也应该从消费的视角展开论述。中国式消费现代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并在数字时代发展为数字消费；同时，中国式消费现代化与西方的消费现代化有着本质上不同的属性。数字时代，中国式消费现代化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面临着消费能力、消费产品、消费安全和消费目的的困境。针对数字时代消费现代化中的种种问题，文章尝试给出应对措施，包括提高居民收入，积极促进数字生产创新，完善数字运行机制以及发展壮大公有资本。

［关键词］消费现代化；数字消费；消费困境；中国路径

［中图分类号］  F126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0461（2024）01-0010-1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就学术界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而言，具有诸多面向，从消费维度展开：首先，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蕴含着巨大的消费潜力；其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需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以刺激消费增长；再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求平衡与协调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之间的关系；最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彰显低碳消费和绿色消费需要；等等。概言之，中国式现代化包含消费现代化，消费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消费之维。

一、中国式消费现代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一）现代化研究的消费视角

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现代化是由生产力的现代化驱动生产关系的现代化、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和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2］。事实上，自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提出“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以来，从生产的角度研究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一直是学界的主流。当然，不仅在中国，全世界范围内大抵如此。“人们习惯于通过‘工业革命’来考察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并把由它带来的生产力的解放看作是现代化的基本动力，消费仅仅被认为是这种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附带的结果。”［3］

生产驱动的现代化促进了中国早期的经济腾飞，但作为一种严重依赖出口的现代化，使中国的经济增长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从长远来看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也不利于社会的平稳运行。因此，生产和生产方式变革驱动的现代化必须要有消费和消费方式的现代化与之相适应。在现代化早期，由于产品短缺，现代化所要解决的是国民需求与产品短缺之间的矛盾，消费现代化的重要性并不突出；当经济社会发展到

产品相对过剩的阶段，生产过剩与国民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凸显，消费现代化日益重要，人们逐渐把消费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某种程度上讲，现代化的进程是逐步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的过程，而建立消费型社会，是一个国家通往现代化之路中绕不开的途径［4］。

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代化之所以没能首先在中国产生和实现，除了人们常说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地理环境等因素以外，消费文化的落后与阻碍作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以片面崇尚节俭为特征的传统消费文化明显阻止了中国现代化进程。”［5］新中国成立之初，推行的是工业现代化战略，保障重工业优先发展。在这一战略下，国家对居民的消费采取了抑制性的措施，长期、持续地把大部分积累资金投向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是通过提高积累率来优先保证工业部门生产资料的生产，然后再考虑提高人民生活的消费需要”［6］，消费现代化没有，也不可能被提上议程。改革开放之后，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然而，由于实施“低成本发展战略”（即通过降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从而降低工业化的成本），中国政府在政策上一开始并没有意愿，而且也没有做好准备迈向消费型社会。尽管消费工具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的发展经历了现代化进程，变得越来越先进，但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消费人口城市化比例过小，造成消费人口现代化滞后。同时，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消费信贷制度不完善，也导致消费制度现代化的滞后。总之，“消费系统现代化滞后于生产系统的现代化”［7］。

经过四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获得巨大发展，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市场的社会扩张中得以消化，人们的经济认知不断深化、消费水平的不断升级，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同时，通过不断的消费革命，消费面向现代化发展，阻碍消费型社会转型的力量不断减弱，消费型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不断加强，一个崭新的消费型社会在中国正在形成。进入消费时代，无论是现实的经济还是政策的导向，都朝着构建消费型社会前进。例如，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总之，只有坚持扩大内需，构建新发展格局，尽快建立消费型社会，实现消费现代化，才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的良策。

（二）消费现代化内涵及其在数字时代的发展

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包括经济现代化，也包括政治、文化以及科技方面的现代化，等等。其中，就消费现代化而言，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论述。例如，王宁（2009）认为，消费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可以从消费工具现代化、消费制度现代化、消费人口现代化三个方面来加以说明。其中，消费工具现代化指的是现代社会系统用以促进居民消费的现代化手段；消费制度的现代化是指

伴随现代社会而出现，用于调节人们的消费生活与消费关系，从而有助于消费社会的形成的配套制度体系；消费人口的现代化是指人口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农村消费人口比重下降，城市消费人口比重上升［7］。刘飞、李谭军（2011）认为，要顺利推进消费驱动型现代化，消费者现代化、消费工具现代化和消费制度现代化三者缺一不可。所谓消费者现代化，是指消费者在心理倾向和行为取向上逐步适应现代大众消費社会的过程；所谓消费工具现代化，指的是现代社会系统用以促进居民消费的现代化手段；所谓消费制度现代化，是指宏观行动者调动一系列的规则和资源，以保障消费行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步升级换代的过程［8］。

可见，消费的现代化，是一个整体的、系统的、复杂概念，要顺利推进消费驱动型现代化，消费工具现代化、消费制度现代化、消费人口/消费者现代化、消费观念现代化等缺一不可。消费方式是消费的外在表现形式，在消费现代化进程中，消费方式变化的一般趋势，从加工制作消费品的手段和技术方式上看，是消费的机器化或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即消费手段和消费对象的现代化、机械化。例如，厨房设施的现代化、卫生间设施的现代化、交通通信手段的现代化、娱乐学习享受资料的现代化等等。其中，消费技术现代化，主要靠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生产出新型的消费资料，通过产业升级促进消费升级；反过来新的消费技术层次，又引导新型产业的发展。在数字技术的条件下，消费技术方式的现代化、机械化表现为消费方式的数字化，换言之，即数字消费。总之，消费现代化体现着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尤其是数字生产技术）与消费方式的结合。

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今天，信息化进入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的新阶段。随着数字技术的产生和发展，生产方式转型为数字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消费方式，数字消费出现并成为当前最为先进的消费方式，消费技术方式的现代化、机械化表现为消费方式的数字化。“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化就是日常生活的去传统化的过程。”［9］疫情时代，甚至后疫情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显著的变化，数字化消费尤其如此。例如，在新冠疫情暴发期间，疫情对购物行为偏好产生了影响，即导致世界范围内采用电子商务的人数和首次使用电子商务购物的人数增加，消费方式的数字化、现代化已经成为主流。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式消费现代化的主要表现即是数字消费与数字消费方式。当前，中国处于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无论是以即时通信和网络新闻为代表的基础应用类数字消费，以网络购物和网络支付为代表的商务交易类数字消费，还是以网约车和互联网医疗行业为代表的社会服务类数字消费，或者是网络娱乐类数字消费（网络视频、网络游戏、网络音乐、网络文学等），數字消费种类丰富且发展迅猛，数字消费的规模都在不断扩大，并且通过数字经济总量和网民（消费者）总量表现出来。

可以从购买支付、交易平台和产消融合三个角度展开论述中国数字消费的特征。首先，在数字技术条件下，消费对象发生很大变化，产生了数字商品，商品购买支付方式必然发生变化。这是数字消费变化中外在表现最显著、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变化。相较于传统意义的购物，网络购买具有便捷性，价格更低廉，能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其中，电子支付及其数字货币形态起到了优化加速作用；同时，数字消费金融也支撑和保障着数字消费和消费现代化。其次，消费对象范围的扩大及其购买支付方式的变化，必然要求有相应的平台运行机制，以提供消费交易的场域。数字技术条件下的消费平台是多层次、复杂性、场景化的，并且进入了一个更具错综复杂竞争关系的多平台时代。数字消费交易的平台化，导致消费者的评价反馈机制成为平台运行的关键一环；在此基础上，消费者线上信息获取的行为日益频繁，大数据推介系统普及开来。最后，数字时代，消费与生产融合发展，生产与消费一体化的数字活动重塑了再生产过程，出现“产消合一”现象，马克思“消费也是生产”的基本观念范畴获得极大的扩展。数字时代的“产消合一”现象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消费者开始进入生产过程，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休闲、游戏和娱乐越来越多地向劳动形式靠拢，消费活动可以被视为生产活动。

（三）中国式消费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的三个特点

应当明确，中国式消费现代化不同于西方，遵循需要的逻辑，是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并重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首先，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的资本逻辑，中国式消费现代化遵循需要的逻辑。“任何重新制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方案都不能缺少需要的概念”［10］，需要问题一直是社会主义的重要问题，人们需要的满足一直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在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消费是满足需要的消费，因此，更好地满足人的需要，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首先要实现消费的现代化。

应当看到，与其他一切阶级社会相比，在社会主义社会，消费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消费已成为社会再生产的主导因素。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11］其中，消费能上升为社会再生产的主导因素，最基本的经济前提还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红线”应当是“以最少的社会劳动消耗，有计划地生产最多的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在这里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12］。尽管生产目的“窄派”和“宽派”对社会需要的内容和范围有不同的理解，但无论如何，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都是通过消费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其次，中国式消费现代化是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并重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实现消费现代化，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在物质消费基本满足以后，人们精神消费的增长是必然趋向。人的本质力量的增强促进精神消费的增长，消费现代化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要求精神消费的增长。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在物质生产领域内运作，没有大规模扩展到精神生产领域。在资本主义大众消费时代，人们纵情物质和精神的享乐，人类生活的内在基本矛盾却在新的表现形式即生产性享受和消费性享受的对立中被加剧了［13］。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精神消费水平，是消费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

研究精神消费，要注意两个概念。第一，“自由时间”，即“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14］。借此可以展开对西方消费主义的批判，深化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剥削秘密的认识。第二，“休闲消费”，即人们在休闲时间里根据自己的爱好进行的消费活动，这是一种新的消费方式，是人的消费能力提高的表现。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休闲消费虚无化、资本家休闲消费庸俗化［15］。而这两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的消费现代化能克服。

最后，中国式消费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绿色消费、生态消费、低碳消费和可持续消费。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地强化并加深人类和地球之间的新陈代谢断裂，因此，资本主义不可能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通过坚持不懈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积极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提高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等措施，可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6］。

联系到消费领域，有学者曾提出三个关于消费的“严肃的问题”，即发展的真谛是什么？现代化的实质是什么？如果西方现代性的后果之一是消费模式上注重“消费得越多越好”，那么，这种现代性是我们发展的目标吗［17］？很明显，答案指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消费现代化。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无论具有怎样的“现代性”，都无法从根本上突破资本的逻辑，最终导致消费的异化，其所谓现代消费方式不过是资本剥削的条件。而在中国式消费现代化中，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通过消费现代化，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二、数字时代中国式消费现代化发展的困境

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开启并推动了数字时代的来临，消费现代化和数字消费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中国式消费现代化也面临着发展的困境。认识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下面将逐一展开对数字时代中国式消费现代化面临困境的分析。

（一）数字鸿沟与消费能力的困境

数字鸿沟是指由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全球的发展和应用造成或拉大的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群体之间的差距。从世界范围看，就是指发达国家经济水平及信息化程度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所形成的信息不对称；从一国内部看，就是指地区、行业、所有制以及企业规模等差异所造成的信息不對称。因此，数字鸿沟的本质就是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信息通信技术在普及和应用方面的不平衡现象，这种不平衡不仅体现在不同地理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同时也体现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对于一个社会中的数字鸿沟而言，它割裂并形成了断裂的社会，不同地区、人群之间的差异变得明显，带来诸多社会的不平等问题，这集中体现在消费能力的差异上，造成消费现代化的困境。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在中国数字消费发展的过程中，数字鸿沟问题较为突出。首先，不同地区的数字消费发展状况有差异。例如，范合君等（2020）以具有消费属性的消费数字化来代表消费，分别测度了省际间消费数字化指数。研究发现，2017年东部沿海省份（浙江、江苏、福建、广东、上海、山东）的消费数字化指数均在100以上，高于云贵西藏等地的消费数字化指数（80左右），虽然较2015年差距有所减少，但仍存在一定的差距［18］。同时，在中国的东部地区，尤其是江浙沪等地，成为数字消费的“包邮区”，而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于内地，体现出不同的数字消费水平。其次，同一经济区域存在城乡数字消费差距。例如，截至2022年底，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30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19%，占同期城镇网民规模（759亿）的4058%。2022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达1379万亿元，其中，农村网络零售额达217万亿元，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5 3138亿元，分别占当年网上零售额总量的1574%和385%。从数字医疗服务的城乡差距来看，城镇居民的线上预约挂号服务使用率比农村居民高141个百分点，线上查询检验报告使用率比农村居民高121个百分点［19］。此外，在科教文卫各个数字消费领域，城乡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差距。最后，不同行业和人群的数字消费能力不同。尼尔森公司（2017）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29%的移动购物者年龄在26至30岁之间，22%的移动购物者在31至35岁之间，这部分移动互联网购物的消费者大多为已婚人士、拥有可观的收入，其中超过60%的互联网购物者家庭月收入不少于11 000元人民币［20］。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公布的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2年12月，30至49岁之间的网民占比最多，达363%。可见，收入高的中青年一代成为最有数字消费能力的消费者，而低收入群体和老龄群体的数字消费能力有待提高，形成代际数字鸿沟。总之，数字鸿沟带来数字消费在地区、城乡和人群等方面的差距，造成中国数字消费能力和消费现代化发展的困境。

（二）供给侧改革与消费产品的困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经济新常态下，党中央主动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环境，主动引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战略性创新举措，旨在通过结构性改革，转变以往要素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创新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21］。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和数字生产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而且必须将数字因素考虑在内。数字生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密切相关，因此，数字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数字消费的现实中，数字消费产品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消费现代化的实现均面临着困境。

首先，中国的数字消费品面临着非物质化的发展趋势，这导致实体经济发展受阻。数字消费的现代化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存在互斥的关系，因为伴随着新型商业模式基础设施、城市配送服务网络的快速完善和线下商品供应网的逐渐完善，实体商超、便利店、连锁、品牌门店等多种零售业态依托网络和数字平台，就近为消费者实现快速送达服务。但是，不考虑产业转移的情况下，数字消费产品尤其是数字文化产品的出现和发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挤出效应”。以电子书为例，数字形式的电子书无论是在功能使用、获取方式还是在成本价格方面都具有纸质书所不具有的优点，新生代的阅读者更多采用电子书阅读的消费方式，如何做好实体书和电子书的商品差异定位，从而实现数字消费和实体消费的融合发展，是书籍出版行业、文化消费产业等中国数字文化消费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次，中国的数字消费品面临着符号化转向的趋势，助长了消费异化现象，违背了消费满足需要的目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在满足基本生活的基础上，精神文化需要也逐步提高。随着数字技术的革新和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数字消费方式或数字内容消费逐渐成长起来，数字文化商品的消费空前繁荣，在实体经济中早就存在的符号消费现象也在数字消费中出现，这给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数字消费产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挑战。以数字网络游戏为例，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达522亿，占网民整体的489%。然而，越来越多游戏玩家追求的已不再是产品的物质内容本身，或者说追求的不是物质的消费产品，而是数字化的商品，从而抽离了消费品的物质外壳，加剧了消费的符号性。一项软件权限、一阶游戏段位，一件皮肤装备，都表明消费者的不同身份和消费的社交意义，即消费的符号特征。

在构建新發展格局和实现消费现代化发展的今日之中国，释放国内需求潜力，培育国内市场，需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而数字生产端（供给侧，数字消费品）的变革是数字消费端（需求侧，消费方式）变革从而实现消费现代化的前提，而在这一点上，还任重道远。

（三）法律机制与消费安全的困境

数字消费作为一种新型的消费方式，为消费领域的发展贡献了巨大的份额。但作为一种新兴的现代化消费类型，我国数字消费体系构建尚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健全，政府部门的监管治理也相对落后，甚至一些技术问题也没有解决，带来消费安全的隐患和消费者权益的损害。例如，根据上海市消保委的公布，2020年上海消费投诉十大典型问题中，其中九例涉及甚至主要是网络（数字）消费问题。这严重滞后和阻碍了中国式消费现代化的发展。

首先，作为新生事物，数字网络空间中的消费体系并不成熟、数字消费领域的法律矛盾纠纷日趋增多。早在十几年前的新闻报道中，新型消费方式的投诉量开始增加。由于数字消费的专业性、技术性、隐匿性和远程性等特征，数字消费领域的不正当竞争往往会损坏数字消费者的权益。尽管一些学者已就中国数字消费者的权益损害和法律纠纷的具体形式问题展开论述，但现实中法律机制的不完善和网络维权的困难使问题无法解决，最终造成数字现代化消费领域的矛盾和纠纷。

其次，在网购与电子支付中，中国数字消费领域的互联网消费金融机制并不健全，存在消费安全的隐患，阻碍消费现代化的进程。具体而言，金融科技过度深化，给金融消费者带来算法歧视和数据安全风险，多头借贷风险高，风险管理难度大，加剧金融系统不稳定性，欺诈风险防范成为一大难题；金融监管体系建设不足，缺少长效监管机制，容易导致监管套利风险，且金融创新与监管之间存在矛盾；缺乏有效的市场机制，尚未形成多元的资金来源渠道，融资渠道少，成本攀升，征信体系有待完善；法律制度建设落后，行业门槛低、行业乱象丛生，引致市场无序化竞争，有效的商业模式尚待摸索。

再次，在数字消费的现代化过程中，个人信息安全或数字隐私问题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数字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不断获取人们的数字信息。根据消费者对目前数字金融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反馈，调研发现，最受用户关注的仍然是个人信息安全问题，诸如“隐私权”“保密”“谨慎”“安全性”等关键词被频频提及［22］。隐私泄露导致网络安全和欺诈问题。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632%的网民表示过去半年在上网过程中未遭遇过网络安全问题，较2021年12月提升13个百分点。此外，遭遇个人信息泄露的网民比例最高，为218%；遭遇网络诈骗的比例为178%；遭遇设备中病毒或木马的比例为87%；遭遇账号或密码被盗的比例为69%［23］。

最后，数字消费的运行机制和消费安全问题还表现在数字平台的监管和治理中。在中国，就平台经济中提升消费力所面临的困境而言，同样可以归结到不完善的法律运行机制上面，而这又往往与消费安全问题密切相关。例如，资本裹挟消费主体导致消费力异化，包括消费主体目的异化、消费主体行为异化；再如，平台信息垄断致使消费力弱化，包括信息不对称引致的主体消费力弱化、信用风险引致的消费力弱化；又如，平台运用准入门槛引致群体消费力分化，包括数字化地域群体与非数字化地域群体之间的消费力分化、智能化群体与非智能化群体之间的消费力分化等等［24］。

（四）私有资本与消费目的的困境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消费现代化的发展要遵循需要的逻辑。同时，也要认识到，中国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认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允许私有资本的存在。私有资本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和增加税收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数字时代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私有资本同样参与其中，资本的本性是谋利的，因此广泛存在着数字消费信息泛滥、数字消费符号化加剧、数字消费广告的误导、大数据推介机制的介入和数字平台企业的垄断等问题。在满足需要与获取利润之间，现阶段中国的数字现代化消费发展始终处于两难困境之中，不可避免地带来消费目的的偏差。

首先，在数字时代消费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中国头部互联网数字企业发展迅猛，在消费各领域基本形成私有资本或民营企业的垄断态势。第一，在特定的互联网消费领域中市场集中度过高，呈现出寡头竞争或“一大多小”的竞争格局。截至2020年12月，从企业市值集中度看，排名前十的互联网企业市值占总体比重的869%。不论是即时通信、搜索引擎，还是网上购物，排名第一的互联网数字企业用户覆盖率都超过50%［25］。第二，数字经济下互联网平台存在排他交易、算法垄断，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互联网平台往往存在“二选一”现象，并在大数据算法的作用下，优先将自己的购物网站或相关合作网站通过排序放在最前端；此外，互联网平台还通过拒绝交易、搭售行为和大数据杀熟来获取垄断利润。

其次，在私有资本运行的逻辑下，中国数字消费市场广泛存在着数字消费信息（广告）泛滥、大数据推介机制对隐私的破坏，以及数字消费符号化加剧等现象。以数字网络广告为例，网络广告也成为互联网公司的巨额收入来源。根据艾瑞咨询对主要网络媒体财报中网络广告收入的整理以及对非上市企业的营收预估，2014年百度广告营收超过4905亿元，位居第一；淘宝广告营收超过3749亿元，位居第二；百度与淘宝营收占整个网络广告市场营收的比重达到562%，是中国网络广告市场的中坚力量［26］。此外，从直观的感受来看，我们时刻受到数字软件的监控并在大数据推介机制下接受各种数字消费信息。我们往往不得不接受资本导向的行为要求，除非我们肯直接为资本的利润买单（充值会员等）。

最后，数字经济中，数据成为重要的财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由于数字经济时代私有资本或私有产权的存在，数据财产的归属成为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议题。学术界主流的看法认为我国现行法律对数据财产的私法保护存在不足，并指出现行物权制度难以适用于数据保护、现行知识产权制度难以兼容数据保护、现行合同制度不利于数据保护、现行竞争法难以为数据提供周延的保护等问题［27］。然而，数据产权问题的真正困境也许并不在于数据归属大多数消费者还是数字平台企业，而在于能否以及如何建立一种公共共享安全的数据库资源，同时满足数字平台企业对数据信息的需要并保障公众个人数字隐私信息的安全，而这正是资本逻辑主导的私有资本力所不及的范围。如能够解决这一现实困境，中国的数字消费的现代化发展将获得飞跃式提升。

三、实现数字时代消费现代化的中国路径

前文论述了数字时代中国式消费现代化的困境，然而，承认问题和困境的真实存在不意味着悲观和丧失信心。实际上，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数字消费和消费现代化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接下来，针对前述数字时代消费现代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文章尝试给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一）稳步提高居民收入，满足数字消费需要

消费“是在把生产物消费掉时给产品以最后的完成”，而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和前提，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消费水平的高低。一方面，消费水平低的问题不是消费的问题，而是收入水平的问题。消费不振与居民收入份额下降有关，而居民收入份额下降是由资本深化后资本要素投入及其分配比例上升所导致［28］。另一方面，不仅收入水平而且收入差距也影响着居民的消费。由于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不同收入阶层之间、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收入差距偏大的一个宏观经济效应是总消费需求不足，而总消费需求不足则是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一个痼疾。

有学者曾提出一种通过收入分配影响消费结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观点，即改变收入不平等分配的格局，使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发生逆转［29］，从而提高收入水平，减少收入差距，满足消费需要，实现消费现代化发展。

首先，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满足消费需求。要不断增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完善税收制度，形成并完善以個人所得税为主体的税收调控体系；继续加快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保障方面，建立覆盖面更广的社会保障制度，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降低基尼系数，保障和提升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医疗、教育和就业保障，提高民生福祉尤其是消费水平和能力。在税收方面，通过税收政策扩大不同收入人群的消费需求。具体而言，通过税收政策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优化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预期，增强高收入人群的消费意愿，使消费需求快速增长。

其次，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促进消费需求的突破口。第一，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及增长速度。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收入结构，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按要素分配制度，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第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促进消费需求的突破口。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利于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增加消费总量；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倾向，增加即期消费；有利于消费结构的优化，扩大消费领域；有利于完善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最终实现消费现代化发展。

此外，实现消费现代化高质量发展，还包括深化体制改革，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建立、健全各种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和法律，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对义务教育阶段和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等等。数字经济时代，收入对消费的决定性作用并未发生实质改变。满足居民的数字消费需要不仅要扩大居民的工资性收入，而且要缩小收入差距减少数字鸿沟。事实上，数字消费往往需要更高的收入门槛，只有收入水平和质量的全方位提高，才能使人们有能力和机会进行数字消费，从而实现数字时代消费现代化的发展。

（二）积极促进数字生产，不断创新数字产品

居民收入是消费及数字消费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收入，消费将无从谈及；而数字生产及数字产品是满足数字消费的途径，没有生产和产品，消费将无法进行，消费现代化发展更无从谈起。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欲发展数字消费，必须积极促进数字生产，不断创新数字产品。

首先，促进数字生产力的发展。第一，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建设并优化升级数字基础设施，探索建设前沿信息基础设施。合理推进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天地一体的网络空间。第二，打造多层次数据中心体系，夯实数据中心发展基础，推动数据中心降本提效，充分释放数据要素活力。建立高效利用的数据要素资源体系，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规范数据要素流通共享。第三，加快构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产业链现代化发展。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提升核心产业竞争力、加快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构建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体系，利用数字技术补链、强链和优链，点线面贯通数字产业链生态。

其次，调节相关领域的数字生产关系。第一，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构筑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立体化智能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打造一体化智慧化公共安全体系、打造平战结合的应急信息化体系、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推进新型智慧城市高质量发展。第二，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步伐，构筑协同高效的数字政府服务体系，提升党政机关信息化建设水平、推动政务数据共享流通、推进“一网通办”让群众办事更便捷、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推动政府监管规范化精准化智能化。第三，加快数字民生服务建设步伐，构建普惠便捷的数字民生保障体系，开展终身数字教育、提供普惠数字医疗、优化数字社保就业和人力资源服务、丰富数字文旅和体育服务［30］。

再次，充分利用数字空间，实现有效供给。要实现数字产品的有效供给，必须充分考虑到居民收入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适时（时间维度）适地（空间维度）提供与收入水平相匹配的产品供给。互联网数字技术打破区域界限，改变了传统的竞争方式，交易市场和互联网的融合，形成数字交易空间。数字交易空间的出现构造了超越时空界限的生产网络，劳动场所开始转向远程网络的数字节点，生产劳动趋向无地点的即时互动，数字劳动者能够集中于虚拟的网络开展对象化活动，促成生产要素的集中和优化，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实现有效供给。

最后，不断提高创新能力，促进消费现代化。第一，加强基础数字技术创新研究，力争实现数字化核心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把握和运用数字经济创新主体多元化的趋势，注重数字经济创新成果的转化，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第二，构建释放数字生产力的创新发展体系，构建开放灵活的制度体系与创新环境，以消费引领创新、以创新引领供给，实现供给创新和有效供给。第三，创新数字产品不仅包括数字消费品，还包括互联网消费金融创新。对于传统银行而言，创新体现在将传统的业务与互联网相结合，拓宽消费金融业务的渠道；对于互联网企业而言，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的快速更新迭代，极大地促进了消费现代化。

（三）完善数字运行机制，防范资本无序扩张

“机制”是指体系内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运作方式等。数字时代，促进消费高质量发展和消费现代化，需要完善數字经济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运作方式。

首先，完善数字平台治理和监管。第一，全面推行平台合规监管，对平台进行分类监管，加强算法监管，注重外部性和社会价值观导向监管。第二，数字平台企业治理的焦点是数据运用和数字红利分配，要加强对数据权属及其与数字红利关系的探讨，抑制其用数据侵蚀政治与社会的合法性、损害社会与经济的公平性。第三，形成“技术秩序”与“平台自治”［31］。

其次，完善数字消费文化运行机制。数字文化商品是数字经济时代全新的消费对象，其流通及产业的健康运行都有利于消费现代化的发展。第一，牢固树立“内容为王”的创新理念，大力发展数字内容产业，提高供给质量，推动数字文化消费量质同升。第二，做大做强数字文化市场，着力打造数字内容产业集群。同时，还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克服网络文化消费主义。

再次，完善数字货币支付方式。数字时代，数字货币及其支付方式深刻影响着数字经济的运行机制。第一，完善数字支付运行机制。从消费支付的属性来看，积极推进非现金支付和信贷支付；从消费的形式来看，积极推进第三方支付和移动支付。第二，以法定数字货币促进数字支付的运行。法定数字货币具有法偿性，信用等级最高，在所有场景都具有适用性。

最后，以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机制。第一，以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机制体现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微观层面，发挥网络规模经济的效应，节约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中观层面，发挥数字经济赋能效应，实现数字技术的产业化发展，推动传统产业的智能化转型；宏观层面，通过增加投入要素、改善配置效率和资本深化效应，影响生产投入和产出效率从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32］。第二，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机制是通过实现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质量变革来实现的［33］。

在完善数字运行机制的同时，要防范（私有）资本无序扩张。资本具有逐利和扩张的本性，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如果任由其无序扩张，必将影响国民经济活动和物质利益关系；同时，当资本运行不受约束，其影响将进一步扩散到国家政治、社会治理、生态环境和意识形态领域［34］。具体而言：第一，由于平台具有显著的网络效应，拆分的难度和成本都很高，结构性拆分对于应对平台垄断和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并没有很好的效果。因此，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是对垄断行为实现事前控制的重要手段，也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重要路径［35］。第二，从生产关系视角来看，遏制资本无序扩张的任务是由公有制经济来完成的。从经济基础内部的各所有制关系来看，国有企业在遏制非公资本的无序扩张方面，肩负着极为重要的职责。第三，确保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需要政府与市场的合力共促。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顶层设计具有遏制资本无序扩张的理论逻辑。防范资本无序扩张，是“政府之手”正确引导市场健康发展的治理之维，核心命题在于正确理顺政府与市场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和作用场景。

（四）发展壮大公有资本，促进社会集体消费

防范资本无序扩张，主要是针对私有资本而言的；公有资本及其所代表的公有制经济由于所承载的特殊使命和责任，成为中国式消费现代化发展的强有力举措。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应该从制度和法律入手进行资本监管，确立公有资本的绝对主导地位，实现共享发展和集体消费，打破数字消费中的资本逻辑。

“公有资本”，是指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全民共同所有的资本，主要包括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作为资本，公有资本具有资本的一般属性：在价值方面，同私有资本一样追求增值；在运动方面，具有不断循环与周转和向外扩张的诉求，只有在竞争中才能发展壮大。公有资本扬弃了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是一种没有资本家的资本关系，因此也就不再是阶级对抗和剥削的关系，而成为劳动者阶级内部经济权力与利益的对立统一关系。虽然公有资本消灭了资本对劳动的阶级剥削，但还未能避免社会利益以外以强制的方式迫使劳动者把劳动时间延长到必要劳动时间之外；恰恰相反，公有资本是这种强制性剩余价值生产的特殊方式［36］。

根据数字经济时代的实践，数字资本自行向着公有资本或说是公有制经济转变。为了进一步发展，数字资本主义从两方面逐步扩大公共财产及准公共财产的领域：首先，通过数字化降低消费的竞争性；其次，通过共享经济机制降低排他性［37］。如此，数字资本主义将不再是资本主义，而是朝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迈进。其实，从私有资本的角度来看，人们参与其中的生产世界由通信和社会网络、互动服务和共同语言所组成，不断增加生产意味着构建合作与交流的共性。在后现代、信息革命和生产模式的不断改造中，公共财产的关键是更多地参与一种激进和深刻的共性。越来越少的商品能在私有财产的框架内被占有和专有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对私人财产经典现代概念的基础在后现代的生产模式中被解体［38］。

公有资本必然要求共享的、集体的消费。首先，积极发展共享经济，实现消费现代化发展。处理好共享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关系，重点发展和扶持符合共享经济基本要素的商业模式和平台经济；加强用户信息安全保障，建立与完善用户间共享经济信用体系；等等。其次，推进消费合作社与平台合作社建设。消费合作社的发展壮大了公有制经济的成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而作为零工经济剥削的替代方案，平台合作社是一种通向公平工作的“技术—政治”解决方案，平台架构、数据池和算法等生产资料不再是私有的，而是由社区和合作者集体持有的［39］。再次，共享数据所有权，建设数字社会主义。数字社会主义作为取代资本主义的一种现代方案，要借助平台对数据收集、筛选、分析、调控等中介来实现经济共享运营、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平台新型发展模式［40］。甚至需要将科技公司将反馈数据（或一部分）分享给初创企业及其他公共领域的参与者。最后，充分发挥国家和政府的作用，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公共消费。很多集体消费品是企业和个人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提供的，只能由国家予以提供。在互联网数字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中所需要的发展资料越来越多地由社会、国家来提供，而不是由劳动力依靠自己的工资收入从市场上购买［41］。

四、结语

歷史地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同时也充满艰辛和曲折。在实践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包括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其实质是消费市场规模扩大、消费结构优化，以及消费模式转型升级，概言之，即消费现代化。对社会主义中国而言，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实现消费现代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更是社会主义生产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目的和本质要求。

当代社会是数字经济的时代，随着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力尤其是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标志。社会生活的数字化是数字技术应用最明显的表征，消费方式是生活方式最直接的体现，而数字消费成为消费现代化在数字时代的主要表现。然而，事物的发展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数字时代中国式消费现代化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只有对症下药，逐一克服，才能最终实现消费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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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zation of Consumption in the Digital Era：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Development Dilemmas， and Countermeasures

Li Liangdong， Liu Xuan

（Marxism School，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Consumption modernization is embedded i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research should also be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ption. China’s modernization of consumption has rich connotations and has developed into digital consumption in the digital age. Meanwhile，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style consumption ha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attributes from the modernization of western consumption. In the digital age， China has achieved great succes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onsumption， but it also faces challenges in terms of  consumption capacity， products， safety， and purpose. In response to various issue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onsumption in the digital ag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provide countermeasures， including increasing residents’ income， actively promoting innovation in digital production， improving the digital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developing and expanding public capital.

Key words：modernization of consumption; digital consumption; consumer dilemma; China path

（責任编辑：张积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