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泽明，张光宇

（1.广东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广州 510520；2.广东工业大学 创新理论与创新管理研究中心，广州 510520）

一、引言

随着能源、材料、互联网等领域颠覆性技术的出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业态和新模式逐渐形成（王一鸣，2020），并加快推进以智能化、绿色化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在此时代背景下，我国科技创新发展既面临颠覆性技术爆发式增长带来的机遇，又面临“卡脖子”技术频繁出现带来的挑战（吴滨和韦结余，2020）。为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2016 年，《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和《“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明确了要发展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突出颠覆性技术创新”，在第十九次两院院士大会中进一步强调要以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将颠覆性技术创新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颠覆性创新在政策法规、配套平台、技术产品等层面均得到有效推进（宋亮等，2023）。作为颠覆性创新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越来越多的后发企业开始突破原有的技术研发模式，加快进入颠覆性创新领域，以期获得竞争优势，这些后发企业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颠覆性创新的热潮。作为中国本土后发企业之一，华为、比亚迪等聚焦于5G 通讯、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前沿技术研发、应用，以实现对颠覆性创新领域的战略部署。颠覆性创新的出现不仅可以让后发企业避免陷入过度聚焦主流市场的“创新困境”，而且还能为后发企业实现“弯道超车”提供重要的“机会窗口”（彭新敏和姚丽婷，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