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祥成,许英梅

(山东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山东 济南 25000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要有城市的现代化,也要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1)习近平:《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扬长补短固本兴新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人民日报》2023年10月14日。。然而,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20世纪50年代后期建立起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在社会保障、财政税收、医疗卫生、就业、教育、投资等领域普遍实行了城市偏向的制度安排,削弱了农村的发展能力,扩大了城乡之间在收入、消费、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导致“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比较突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推动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同时也应该看到,工农、城乡的天然差别还没消除,农业农村发展跟不上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步伐的问题依然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已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为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基于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系统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一、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统领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农村发展(3)叶兴庆:《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论纲》,《改革》2018年第1期。。党的二十大从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重要任务的角度定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一步明确了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关系。

(一)从方法论维度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科学方法论(4)钟超:《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学习时报》2023年5月8日。。无论是目标的确定和实现,还是问题的发现与解决,都是建立在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基础之上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5)习近平:《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求是》2023年第1期。。从目标导向看,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然包含全面建成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农业强国。其中,农业现代化是农业强国的基本要求和必由之路,而农村现代化则是农业强国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因此,建设农业强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抓好乡村振兴,通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来夯实农业强国的根基(6)魏后凯、崔凯:《建设农业强国的中国道路:基本逻辑、进程研判与战略支撑》,《中国农村经济》2022年第1期。。

从问题导向看,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面临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一对矛盾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显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又是其中最大的不平衡、不充分。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6页。。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症结和根源在乡村,必然要通过推动乡村发展、提高乡村发展水平来解决。

因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的目标任务,无论从目标导向出发,还是从问题导向出发,都要求通过全面振兴乡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局面。这是中国共产党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从这个层面上讲,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全局意义和方法论意义,它不仅服务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且是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手段。

(二)从战略维度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我国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战略的延续和创新

工农城乡关系具有全局影响。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8)习近平:《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求是》2019年第11期。。因而,在现代化进程中,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需要根据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和宏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工农城乡关系作出调整(9)郝宪印:《以乡村全面振兴推动现代化建设》,《经济日报》2023年9月27日。。

回首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始终与如何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交织在一起,工农城乡关系演进的历史构成了新中国发展史的基本内核(10)张露、罗必良:《中国工农城乡关系:历史演进、基本经验与调整策略》,《中国农村经济》2023年第6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是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由此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方针,依靠农业农村支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推进工业化,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也造成了工农关系紧张、城乡差距扩大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调整发展思路,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处理工农城乡关系的基本方略,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把弥补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欠账、改善农业农村落后面貌作为切入点,努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壁垒,调整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有力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总结运用历史经验,深入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对建设什么样的工农城乡关系、怎样建设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规律性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在理论创新上,提出了深刻揭示工农城乡关系演变内在规律和根本趋向的“两个客观规律”(11)在主持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但在我国拥有近14亿人口的国情下,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这也是客观规律”。参见习近平:《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求是》2019年第11期。,擘画了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来把握和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乡村振兴战略;在制度创新上,着眼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谋划了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协调高质量发展的科学路径;在实践创新上,围绕不断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树立城乡一盘棋理念,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

(三)从政策维度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我国“三农”政策的优化与调整

在农业农村发展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与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相适应,有助于破解农业农村发展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力图改变农业弱质属性、农村落后面貌、农民弱势地位的惠农富农强农政策。这些政策集中体现在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为主题的相关文件中,而涉农中央一号文件则是其中的集大成者。1982—2023年,我国共发布了25个涉及“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

从2004年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文本看,2013年之前的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目标往往是集中推动“三农”某个领域的具体工作,比如加强农业基础建设、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促进水利改革发展、推动农业科技创新等。客观来讲,这9个中央一号文件为我国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农业基础持续巩固、农村面貌稳定向好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但也存在两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频频围绕农业生产力发展中出现的局部具体问题发力,导致政策的施力重点经常变化;二是工作任务政出多门,资金和项目分散,导致“三农”工作缺乏统筹衔接,进而影响“三农”政策的落实落细,也不利于市场主体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2013年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则更加重视顶层设计,注重解决农业发展中出现的供需失衡、动能失速、发展方式失当等重大问题。其中,2013—2017年明显处于一个过渡期,主要谋划如何更好推进农业现代化;2018年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安排部署,体现出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总抓手的政策要求。

当然,这并不是否定2013年之前的政策实践,因为每个时期的政策都是对当时“三农”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作出的尝试性反应。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复杂多变,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问题和矛盾(12)陈文胜:《中央一号文件的“三农”政策变迁与未来趋向》,《农村经济》2017年第8期。。评价一个时期的政策应当从当时的发展环境和人们的认知水平出发而不是以当前的条件和标准来衡量。总体而言,我国“三农”政策的历史演进呈现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一般规律。

表1 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的工作任务、政策主张

二、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任务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就是要一体设计、一并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夯实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确保农业农村现代化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同步推进、同步实现。

(一)进一步推进农业现代化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就是要进一步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一是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解决好吃饭问题、依靠自己的力量端牢饭碗,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均食物资源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中大国而言(13)刘宏:《我国食物资源种类及开发》,《中国食物与营养》2009年第11期。,始终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始终是物质文明建设的关键点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旋律。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就是要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积极践行大食物观,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构建更高质量的农业稳产保供体系。在设施装备上,要聚焦种子、耕地“两个要害”和农机装备“一个支撑”,全面实施种业振兴、高标准农田建设等一系列重大行动;在保障机制上,要强化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健全农民种粮挣钱得利、地方抓粮担责尽义的机制保障,落实落细粮食生产各项扶持政策;在思想观念上要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

二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虽然我国农业现代化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具备了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迈进的基本条件,但是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相比,农业现代化还是明显的短板弱项。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出了更高要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就是要把握“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紧紧依靠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推进集约化内涵式发展,加快实现农业由大向强的转变。在科技进步上,要加快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科技创新,推进农业科技装备全领域突破,强化农机装备薄弱环节研发,不断提升农业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在经营体制上,要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全面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水平;在农业全产业链发展上,要依托优势特色产业,推进延链、补链、壮链、优链,培育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在产业融合发展上,要在主体培育、业态创新、载体打造等方面下功夫,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大力发展与农业相关的二三产业,横向拓展农业功能、多向提升乡村价值;在农业支持保护上,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基本要求,调整改进“黄箱”政策,扩大“绿箱”政策使用范围,提高补贴政策的指向性、精准性和实效性;在农业对外开放上,要把握经济全球化大势,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

(二)大力推进农村现代化

“乡村不仅是农业生产的空间载体,也是广大农民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故土”(14)习近平:《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求是》2023年第6期。。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着力改善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农村居民健康水平大幅提高、文化素质明显提升。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城乡居民的现代意识、科学素养、法治观念等还有明显差距,农业从业人员老龄化问题仍在加剧,农民职业化进程有待进一步加快;农村地区还不同程度地存在高价彩礼、人情攀比、铺张浪费等陋习,一些封建迷信活动时有发生,乡村治理水平亟待提升。大力推进农村现代化,不仅要加快农村“物”的现代化、还要促进农村“人”的现代化以及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是加快农村“物”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把“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作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之一,这是对农村“物”的现代化发展愿景作出的重要定性表述。加快农村“物”的现代化,就是要通过组织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快养老、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进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农业生产、农村建设、乡村生活生态良性循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

二是促进农村“人”的现代化。农村“人”的现代化涉及到人力资本的开发积累和人的全面发展,不仅要提高农村居民的素质、知识、技能和健康水平,而且要使农民由身份变成职业。促进农村“人”的现代化,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统筹推动乡村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加强道德教化和实践养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精神力量;要健全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增加优秀乡村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为广大农民提供高质量的精神营养;要加快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提高培训的针对性,提升劳动者的职业技能水平。

三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着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农村利益结构深刻调整的挑战,既要树立法治的底线权威,又要发挥自治和德治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具有多元共治的鲜明特点(15)李长健、李曦:《乡村多元治理的规制困境与机制化弥合——基于软法治理方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治理和服务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打造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要创新基层管理服务体制机制,重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优化服务方式,因地制宜探索乡村治理有效实现形式,稳步提升乡村管理服务效能。

(三)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对农业农村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短板的事实始终保持清醒认识,自觉把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上升到全局和战略高度,不断探索回答在生产力欠发达和发挥城市乡村各自功能条件下怎样实现城乡协调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课题(16)袁红英:《新时代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行动指南》,《经济日报》2021年12月8日。。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立足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在着眼我国发展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深刻把握工农城乡关系演变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新发展阶段摆布好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的基本方略。要把乡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做好,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17)习近平:《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求是》2019年第11期。。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就是要发挥工农、城乡各自的优势,在“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基础上,实现“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发展局面(18)樊祥成:《中国共产党关于“三农”发展的战略思路与政策实践——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主线的考察》,《东岳论丛》2021年第7期。。要着力破除妨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壁垒,促进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发挥工农城乡的协同效应与乘数效应,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信息汇聚的良性循环。要积极开拓农业农村发展新空间,发挥农村作为重要消费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作用,挖掘和激活数十万村庄整体上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几亿农民整体上迈入现代化所带来的巨量投资和消费需求,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

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现实约束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虽然已经取得阶段性进展,但是要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谋划全面转化为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美好现实,还需要认清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打破推动“三农”发展的惯性思维与路径依赖,打通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中的堵点难点。

(一)农业农村处于从属地位的思维还根深蒂固

在思想认识上,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农业农村被置于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供给资源要素的地位,被作为劳动力资源和建设用地指标的“蓄水池”(19)王兴国:《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路与政策研究》,《东岳论丛》2016年第2期。,以致很多人至今仍然认为农业农村的发展就是要服从、服务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需要。在实际工作中,虽然从2003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就提出“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要求,并制定实施了“多予少取放活”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方针政策,但是当前对待“三农”工作“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20)习近平:《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求是》2019年第11期。。如何真正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落到实处,摒弃农业农村处于从属地位的惯性思维,重新发现和认识农业的多种功能、乡村的多元价值,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农村现代化的历史任务空前复杂而艰巨

农村现代化是新部署、新课题,复杂艰巨程度空前。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农村量多面广,基础设施不完善、公共服务欠账多的问题还比较普遍,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目前,我国还有60多万个行政村、近5亿农村常住人口,即便将来城镇化率达到70%,仍然还会有数十万个农村居民点赓续发展、数亿人口在农村繁衍生息。在如此巨大的村庄数量和人口规模的基础上,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人居环境在增量上的任何一点突破、在存量上的任何一点提升,都是世界级的庞大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更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和诉求。

在农村现代化各项事业中,农村“人”的现代化过程与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比“物”的现代化过程更系统、更复杂。特别是伴随着农村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和社会秩序的深度调整,农村“人”的现代化与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首先,人口“空心化”导致乡村治理人才缺乏、社会参与度不高和治理手段比较单一等问题;其次,农村居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和诉求、主张的多样化,要求乡村治理规则与时俱进调整完善;再次,乡村社会空间的公共性越来越强,乡村治理环境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对包括治理人才在内各类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更加强烈。

(三)农业高质量发展基础不稳、传统政策效能衰减的问题不容忽视

一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还不稳固。在生产体系上,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面临多重困境,种业发展在种质资源、生物编谱技术专利、分子育种关键设备和试剂耗材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少短板与挑战(21)尚前名:《种业振兴如何不被“卡脖子”》,《瞭望》2021年第46期。。在经营体系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相对滞后,部分农户在农业生产中过度节约劳动投入,不利于农业高质高效发展和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培育(22)樊祥成:《农业内卷化辨析》,《经济问题》2017年第8期。。在产业体系上,农业产业结构、区域布局有待进一步优化调整,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存在多而不优等问题。

二是传统政策工具的效能有所衰减。其一,项目制越来越成为主要的财政支持手段(23)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但项目制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和标准化色彩,很难针对地方的实际需求来运作资金,更不能满足村庄和农村居民多样性、多层次的需求(24)折晓叶、陈婴婴:《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其二,各级各类示范创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现代农业发展,但也存在重申报轻建设的现象(25)在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年度考核、绩效考核等各类考核中,获得上级政府(或部门)或者更高层级政府(或部门)开展的示范创建资格一般可以得到相应的加分。为了规范和加强对各级各类创建示范活动的管理,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创建示范活动管理办法(试行)》。,示范创建的创新性、引领性有待提高。

(四)乡村振兴要素供给仍有堵点

一方面,乡村振兴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政策累积、项目叠加的效应正在释放,对各类资源要素的需求十分旺盛。另一方面,人、地、钱的供给问题仍然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瓶颈。在土地上,目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缺乏完善的政策支持(26)高兴民、顾岳汶:《共同富裕视角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面临的困境及突破路径》,《农村经济》2023年第9期。,盘活利用农村闲散建设用地的创新办法不多,乡村振兴项目用地立项难、环评难、落地难现象比较普遍。在资金上,由于各地对中央政策的理解上有偏差、执行上有差距,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农村存在一定的观望情绪;农村资源、资产产权抵押质押融资刚刚破题,乡村振兴主要依靠财政投入,资金来源渠道较为单一。在人才上,人才跟着产业走、因为政策来,与城市招才引智的方式方法相比,乡村振兴的人才政策还需要投入更多的“真金白银”。

(五)创新推进乡村振兴的容错机制还不健全

在我国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没有现成的、可照抄照搬的经验。正因为没有先例可循,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改革创新难免出现失误和差错。应该看到,在实践中对改革创新的容错度还不够高,束缚了各级干事创业的手脚。特别是在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创新、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等需要先行先试的领域,往往陷入“上级希望下级先探索、下级盼着上级出政策”的困局。受人才、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等因素制约,越到基层,具体的事务性工作越多,牵扯的工作精力越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层干部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健全完善容错机制,鼓励各级各部门特别是县级及其组成部门立足当地资源禀赋、产业优势、文化特点、生态环境等条件,创造性地探索振兴乡村的各种可能的实现路径,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四、以全面乡村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要求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就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为中国式现代化补短板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27)习近平:《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求是》2022年第7期。。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中,要持续完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创新推进机制,把握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着力点,努力走出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之路。

(一)进一步健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

一是科学制定规划体系。坚持规划先行,是我国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经验。要把规划的编制过程上升为一个“头脑风暴”过程,经过各级各部门的充分交流、论证,并充分吸纳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建议,对规划期内的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进行上下左右衔接,摸清本地发展基础、梳理发展资源、明确发展思路,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路线图。要尊重规划权威性,各级各部门在推进工作时要依规而动、上下协同,避免推诿扯皮,降低规划实施的社会成本,提高规划落实效率。

二是系统打造组织体系。要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健全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建立健全乡村振兴工作体系。要发挥各级党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和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持续抓党建促乡村振兴;要强化党组织对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等各类组织的政治引领,形成完整的“三农”工作组织体系。

三是不断创新制度体系。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以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为主线,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深入推进集体林权、水利设施产权等领域改革。

四是持续完善政策体系。要加强政策的系统集成、精准施策。在强农业方面,以建设农业强国为目标,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增强新动能,开辟新赛道。在惠农村方面,以“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为目标,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富农民方面,以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为目标,促进乡村就业创业,强化农村低收入群体帮扶,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二)创新乡村振兴推进机制

一是找准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最佳结合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一项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必须找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乡村建设者特别是农民的利益关切点,发挥利益相关方在改革中的积极性、能动性,找准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最佳结合点,找到政府、市场与农民群众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形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要把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基本出发点,提升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水权、生产设施所有权、大型农机具所有权等权能价值,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二是强化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制度供给。要发挥有志农民的主体作用,改变以往“项目招投标、资金政府包”的建设模式,实行以奖代补、以物为主的方式,将乡村振兴项目的选择权、建设权交给农民群众的做法制度化,由群众提出项目建设要求;特别是对于那些群众“接得住、建得好、管得了”的项目,应该交由农民群众自己建设、自己管理、自己监督。要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积极推广“以工代赈”方式,在政府投资的重点工程项目、中小型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等建设领域,梳理乡村振兴项目建设中技术门槛低、前期工作简单、务工技能要求不高的工作内容,鼓励引导施工方按照就地就近原则,优先吸纳项目所在村的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低收入群体参与工程建设,促进农民群众就业增收。

三是总结推广农业农村改革发展中行之有效的机制、经验和做法。要探讨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如何调动政府、市场、农民多个积极性,探索有效解决新矛盾新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范式,并将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好做法、好经验上升为政策制度、转化为长效机制。要将脱贫攻坚中形成的成熟的工作机制创造性运用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建立健全上下贯通、精准施策、一抓到底的乡村振兴工作体系。要因地制宜推广包括乡村振兴专项小组或工作专班、向重点乡村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以及在农村移风易俗方面的积分制、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做法。要提高项目制等传统政策工具效能,加强项目实施的过程监控,增强项目成果推广的普及力度。

(三)把握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着力点

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妨碍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壁垒,构建有利于城乡要素合理配置、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体制机制,促进发展要素、各类服务更多下乡。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村新型基础设施等建设、发展现代农业亟需的生产性服务业务,更好满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多样化投融资需求。要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水平。要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农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健全市场化退出机制和配套政策,鼓励依法自愿有偿退出。

(四)加强乡村振兴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引导

对乡村振兴实践的理论总结和宣传推介不仅能够推进各地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步伐,而且可以降低各地的改革成本。要加强对乡村振兴理论研究的组织领导,鼓励国内外研究力量从乡村振兴典型案例中提炼普遍规律,启迪地方实践。要讲好乡村振兴故事,培育一批以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为代表的、适应新媒体时代特点的内容生产者,挖掘各地在推进乡村振兴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创造好“内容”,共同营造全社会关心、关注乡村振兴的浓厚氛围。要构建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话语体系,丰富对外传播内容,提高传播能力,增强国际社会对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成就的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