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人

与孤独相伴的怆然

——读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中国历史上的唯一女帝武则天废唐建周后的第六年，即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于五月兵变。四个月后，武则天命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宜为右武威卫大将军，统军北上，以为征讨。

时年三十六岁的右拾遗陈子昂以参谋军事的身份随军出征。

武攸宜能为三军之首，无非系武氏族人，平日养尊处优，既无将略，更无威严，哪里是李尽忠和孙万荣的对手？陈子昂眼見战事不利，请求分兵万人，以为前驱效命。武攸宜不无轻蔑地“以其儒者，谢不纳”。数日后，陈子昂再次请命，武攸宜竟勃然大怒，干脆将其降为军曹，后者遂“不复言”。

进言失败，陈子昂心头抑郁，独自出营后见眼前蓟北楼，遂登临远眺。时值深秋，天地旷远。陈子昂眼望无尽长空，回想千年前的燕昭王及一代名将乐毅破齐占邑的慷慨旧事，心中涌上悲凉，赋诗数首后竟泫然而涕，随即歌出这首千古传诵的《登幽州台歌》。

该诗既大巧无痕，也无声嘶力竭之态。“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是陈子昂当时眺望所感。茫茫天地，只我一人。前人不见，是被岁月风沙掩埋；后人不见，是千百年后，怕也无人懂己胸怀。今天读这首诗，眼前恍如出现空旷大地上的孤独高台，一人立于台上，正为命运而泣、为时空而泣、为天地而泣。

这一刻的陈子昂，料必想起自己度过的三十六年人生。因父亲博学慷慨，自己耳濡目染，早早养成了重义轻财的豪侠之气，到十七八岁时，终意识到豪气不过性格一种，大丈夫欲立千秋之志，尚需渊博学识支撑，便开始了“闭门谢客，专精坟典”的苦读生涯，当“数年之间，经史百家，罔不该览”后，终在二十四岁中进士，随即以“布衣取卿相”的气魄给朝廷上《谏政理书》。武则天读后大奇，亲自召见，授其麟台正字之职。

陈子昂的首次上书就写得明白，“臣每在山谷，有愿朝廷，常恐没代而不得见也。”从中能体会，陈子昂内心不仅充满“时不我待”的紧迫之感，还抱有建功立业的丈夫之志。但仅有抱负不够，朝廷本为复杂之地，即使忠臣良将，要想如鱼得水，也不得不屈服于一时权贵。陈子昂不然，其上书重点便是“请息兵”和“请措刑”。武则天虽赏识陈子昂的不同流俗，却为巩固帝位，重用之人，乃周兴、来俊臣等酷吏。这就决定了陈子昂在武氏朝廷中的尴尬地位。“言多切直，书奏辄罢之”的屡屡碰壁也成为陈子昂的朝中常态。

原本以为，此次随军出征，是实现自己抱负的最好时机，却无端遭受武攸宜粗暴的降职处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现实是最无情的现实，也是自己因失意而获清醒的现实。翌年班师后，对前程不抱幻想的陈子昂以父亲年老为由，解官回梓州射洪（今四川省遂宁市）老家。再过一年，父亲去世。“性至孝”的陈子昂“哀号柴毁，气息不逮”，最后竟一病不起。后射洪县令段简受武三思指令，罗织罪名，诬陷陈子昂下狱。此时陈子昂重疾缠身，“又哀毁，杖不能起……仰天号曰：‘天命不祐，吾其死矣’于是遂绝，年四十二。”

从陈子昂一生来看，活着时尝尽“平生白云志”的理想破灭和失意，但其发愤以《登幽州台歌》为代表的一系列反齐梁靡艳、复汉魏风骨的诗歌创作，推开了盛唐朴素雄健的诗风大门，既为当时所重，更为后人赞誉。只是回首他独自登幽州台的背影，又不能不令人倍感一股说不出的凄怆与伤怀。

面对时空的真理收获

——读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字在，读罢泪沾襟。

在大唐层出不穷的天才中，孟浩然并非王勃、杨炯、卢照邻、陈子昂、张九龄、王维那样的天赋神童，少年时喜打抱不平，解人危急，颇有侠客之风。与那些早早踏入仕途的天才们不同的是，孟浩然一直隐居鹿门山，到四十岁时才想到应为前途博取功名了，于是往京师寻找机会。

到长安后，孟浩然果然得到千载难逢的良机。当他于太学赋诗后，竟“一座嗟伏，不敢抗”。宰相张九龄和太乐丞王维对其极为欣赏。王维干脆将他请入内署促膝相谈。还没说上几句，玄宗忽然驾临。孟浩然一惊之下，躲到床下。玄宗入内后见气氛颇异，自然有问。王维不敢欺君，便将孟浩然在此间的事如实相告。唐玄宗听后大喜，说道，“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便命孟浩然出来。

对孟浩然来说，能以布衣身份见到天子，是可遇不可求的毕生时机。但事发突然，当玄宗问他诗歌时，有千诗可诵的孟浩然在张皇失措之下，竟吟出自己那首“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的《岁暮归南山》。尚未念完，玄宗脸色一沉，打断说道：“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意思是没见你主动求仕，我也没说要放弃你，怎么可以说“不才明主弃”？这不是诬陷我吗？

得罪了天子，孟浩然的仕途就此路不通了。两年后，采访使韩朝宗有意举荐孟浩然，约其同赴京师。到相约日时，韩朝宗因故人来访而剧饮，孟浩然得知后，不再赴约，开始了自己四处漫游的生涯。时值开元盛世，江山繁华，处处胜景。不再有仕途之想的孟浩然索性沉浸自然，写下了大量山水田园诗。这首《与诸子登岘山》便是其脍炙人口的代表作之一。

与纯粹的山水描写不同，孟浩然的过人之处，是落笔便将自己和读者的思绪带入感受深处。人的感受多种多样，有的简单，有的复杂，有的却一经说出，便如揭示出天地间存在的某个真理。这是最考验人思想深度的方式。当孟浩然信手拈来般说出“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的质朴真理时，才终于体现了他的旷代才华。纵观《全唐诗》，绝少有人起笔就写出这样举重若轻的诗句。做到这点，是孟浩然首先面对了茫茫时空中的历史。历史总令人感慨难言。历史的千丝万缕也令人很难提炼出最核心的本质。孟浩然不仅一笔提炼而出，还进一步糅合古今，吟出“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的简单事实。该事实同样是种挥洒而来的真理。从“我辈”开始，孟浩然笔到眼前，以“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的描写，令人体会作者从惊世骇俗的真理高峰拾足而下时，仍在远眺一望无际的具体景色如云梦泽。古时江南为“梦泽”，江北为“云泽”，足见孟浩然的视野始终广阔。当他最后走到自己的眼前事物时，便用“羊公碑字在，读罢泪沾襟”的沉稳之句收住全诗。

这首诗能成为古今名作，不仅有令人感慨的真理支撑，从手法上看，全诗也颠倒了常规笔法。常人写诗，多从近至远，孟浩然则由远而近。从历史深处走到此刻眼前。到最后的尾联才令人发现，孟浩然的感慨起点，是面对了三国时的羊祜旧事。当年羊祜镇守襄阳时，有功绩于民，当他去世后，襄阳人在山上立庙树碑，以为纪念，“望其碑者莫不流泪，杜预因名为‘堕泪碑’”。孟浩然的历史感慨与他人无异。前人的青史留名和自己的默默无闻构成强烈对比，乃至他读完“堕泪碑”上的文字后，忍不住黯然伤神。但全诗并未因尾联的“读罢泪沾襟”而陷入低沉。毕竟，在广阔无边的时空面前，个人感伤实在渺小。由此可见，孟浩然虽有求仕之心，终究未强烈到不顾一切的地步，原因或是他对历史与代代消逝的人生有内心的深切触动。与仕途的争名夺利相比，能将一生寄托在真实的山水之间，未尝不是一种更圆满的生活方式。

一个故事里的盛世之诗

——读王之涣《凉州词》之一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

王之涣这首《凉州词》既是他的代表作，也是全唐诗中的出类拔萃之作。关于它，唐穆宗年间的薛用弱在《集异记》中绘声绘色地叙述了一个故事。原文为文言文，我转译为白话文如下：

某日天寒微雪，王之涣、王昌龄、高适三人相聚旗亭饮酒，正酒酣耳热间，有十余个梨园伶官登楼设宴，并有四名艺妓携琴奏乐。王昌龄等人避席而观，私下说道：“我们三人都负诗名，却一直不知高下，不如看她们今日弹唱，唱谁的诗多，则谁的诗最好。”王之涣和高适皆赞此议。

第一个艺妓率先而唱的是“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王昌龄伸手在壁上一画，得意地说句“一绝句”。随后第二人抚琴而歌，唱词为高适的得意之作《哭单父梁九少府》。高适喜形于色，也在壁上画线说了句“一绝句”。当第三人献唱时，竟然又是王昌龄的《长信秋词》。王昌龄大喜，在壁上再画一线，说“二绝句”。王之涣自负自己名扬四海，说道：“她二人所唱，都是鄙俗之词。第三人容颜最美，所唱若非我诗，我终生不敢与你们争衡，若她唱的是我诗，你们则拜我为师。”果然，只听第三个最美艺妓唱出的，正是王之涣这首《凉州词》。

第一句“黄河远上白云间”就想象奇特，出语惊人。李白的《将进酒》首句也是惊世骇俗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与其相比，王之涣既不缺李白的想象，更有李白未有的从容。李白的不可一世是时代的不可一世，王之涣的从容则是时代的从容。对于开元盛世，没有人能用一句话尽其全貌，有奔放、有桀骜、有轻狂、有从容。王之涣的首句就是磅礴中见从容的最好勾勒，也是他手法的雄浑体现；第二句“一片孤城万仞山”是对边塞地理最直观的现实描写，没有修饰，也无须修饰。紧接着“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句，则写尽了边塞广阔苍凉间的千回百转。盛世如此，治世如此，千秋万代的大自然都是如此。诗句中无一人，字里行间却无不见人——奔波的人、思乡的人、戍边的人、柔情的人、慷慨的人、敌我双方的人、浪迹天涯的人、心事难言的人……无所不有。这是王之涣笔下的诗歌张力，也是他身在时代的张力。纵是盛世，时代的侧面也千姿百态。王之涣抓住了边塞最独特的核心本质，也无怪该诗一出，王之涣便取得与高适、岑参并驾齐驱的边塞诗人地位。这首绝句证明的，就是王之涣身具以一当十的不世才华。

继续把前面的故事说完，当第三人唱完《凉州词》后，又一连再唱两首，均是王之涣的诗。三人大笑。按王昌龄所议，三人中自是王之涣最高。王之涣就前面所说的“鄙俗”解释道，才华如此，我哪里是什么狂妄？伶官们见旁边三人说得高兴，不知其故，待当三人将名字说出后，众伶惊而下拜，说道：“俗眼不识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王之涣等三人欣然入席，与众人喝得尽兴方散。

该事不见正史，《集异记》的记录也不一定能全盘当真。但对读者来说，无需知其来历。三人以此论诗，是盛世才有的雅事。可惜的是，不论《新唐书》还是《旧唐书》，均无王之涣传，导致想了解其生平，资料极其有限。另《唐才子传》除转述上面故事外，也只有寥寥无几的“少有侠气，所从游皆五陵少年，击剑悲歌，从禽纵酒”等语，令人看到王之涣的一些性格。其生平究竟如何，或许还真像众伶官所说的“神仙”，只在尘世中留下惊鸿一瞥，便神龙见首不见尾了；更可惜的是，王之涣诗名赫赫，《全唐诗》中竟只有少到难以置信的六首。但有这首《凉州词》传世，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登鹳雀楼》传世，王之涣一泻千里的旷世才情已毕现无遗，所以遗憾归遗憾，能有幸读此二诗，后人该当满足。

一生铸就的诗歌时刻

——读崔颢《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以一句“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的绝对之言得无数后人共鸣后，崔颢和这首《黄鹤楼》的地位日益提升。就诗歌本身来看，的确令人叹为观止，乃至李白登楼读过后琢磨良久，不得不来一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而扫兴搁笔。李白这句话见于未必能当正史来读的《唐才子传》，作者无非想说崔颢的该诗水准，已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李白作品看，其《登金陵凤凰台》虽有模仿之嫌，却不无一争长短之意，至于另一首《鹦鹉洲》，则是完全的因袭之作了。从这里看，《唐才子传》的记载还未必就是空穴来风。

不过，即使崔颢写出了这首令李白也為之叹服的七律，也不等于他的全部作品都达到质量惊人的地步。除了这首《黄鹤楼》，崔颢传播稍广的恐怕就只剩下《长干曲》第一首所写的“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了。这不免令人疑惑，崔颢凭什么写出《黄鹤楼》这样的不朽之作？

《旧唐书》作者为崔颢撰传时，只三言两语地写有“崔颢者，登进士第，有俊才，无士行，好蒱博饮酒。及游京师，娶妻择有貌者，稍不惬意，即去之，前后数四。累官司勋员外郎。天宝十三年卒”几句，无非交代崔颢中过进士，虽然有才，却是无德，平时喜欢赌钱喝酒，娶老婆只娶漂亮的，脾气一来，动不动就休妻，乃至前后娶了四个老婆，至于仕途，只混了个司勋员外郎的小官。另外，崔颢的幸运是死得及时，若哪怕再多活一年，便将遭遇天下动荡的“安史之乱”了。

传记短是其次，读后给人的主要感受是崔颢实为平凡之辈。好在，《唐才子传》多了一个关键句，“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状极戎旅，奇造往往并驱江、鲍”。句中的“江、鲍”，即南朝时的江淹和鲍照。从闺情走向慷慨，可见崔颢诗风确是大变。这就说明，不论崔颢早期诗质量如何，其人生终究经历了羁旅天涯的四方漂泊。崔颢虽活在开元盛世，却不等于盛世会取消人对各种品尝的滋味，尤其对崔颢这样自负才高，却处处不得意的文人来说，内心总易被某种尖锐挫伤。譬如当他“一窥塞垣”时，“戎旅”造就的游子情怀便自觉不自觉地盈满胸腔。“戎旅”即军旅。大唐边塞诗繁盛，就因边关战事频仍，崔颢笔下的边塞诗不缺，但在王昌龄、高适、岑参等人的边塞诗覆盖下，几乎未有名篇，也恰恰是王昌龄等人对边塞军事和异于中原风光的过度关注，忽略了作为人的边塞军人，实则都有共同的游子身份。

崔颢的过人之处，就是抓住了自己的这一身份。所以，当他登临黄鹤楼时，虽已离开边关，却终究不是回到自己的汴州（今河南省开封市）故乡。经年累月的漂泊，终于使他在“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的面对中，将“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游子情怀进行了一番彻底抒发。而且，此时的崔颢，已到“忽变常体，风骨凛然”的晚年，这就等于他将自己作为诗人的全部“俊才”进行了一次酣畅淋漓的集中书写。

今人總说写出佳作的写作者是因为“心到神到、意到笔到”，从崔颢该诗可以想象，当他历尽江南塞北的无尽艰辛，面对黄鹤楼外的苍凉薄暮时，毕生经历都在向他提出“乡关何处”的千古之问，当他只以代表时光流逝的江水作答时，就能体会崔颢内心的尖锐到了无可压抑的迸发时刻。这就是无数人所说的“诗歌时刻”。

崔颢流传至今的诗歌不到五十首，从明代杨慎一句“崔诗赋体多”可知，即便被时间淹没，其生前创作的五律七律也不会很多，但这样的“俊才”往往不能忽略，就像张若虚写《春江花月夜》一样，他们需要的只是一次“时来天地皆同力”的命运瞬间。为一首诗而生的诗人和为千百首诗而生的诗人在本质上并无不同，诗歌要求的，是诗人得永不磨损地保持最尖锐的内心感受，哪怕它会沉睡，但迟早会苏醒，迟早会赋予一次惊心动魄的爆发降临。

当性情与信心结合

——读高适《别董大》之一

千里黄云白日曛，

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送别诗”是《全唐诗》中的重要一类。天地无穷，人世广阔，对心雄万里的奔前途之人来说，与亲友告别、与一个一个长亭短亭告别是人生常态。在高适之前，先有王勃名扬天下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问世，后有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的有口皆碑，其中“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堪为难以超越的送别名句。

高适不惧前人，以这首气势雄浑的《别董大》，昂首进入“送别诗”的顶尖行列。

对后世及今的读者来说，即使《送元二使安西》百读不厌，也考据不出“元二”究是何人。无独有偶的是，杜甫于广德元年（763年）在梓州（今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也写过一首《送元二适江左》的诗，不知他们先后送别的“元二”是否同一人。高适这首不同，他的赠诗对象“董大”是当时盛名远播的音乐家董庭兰。以“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句哭悼李商隐的诗人崔珏也为其写过“七条弦上五音寒，此乐求知自古难。唯有河南房次律，始终怜得董庭兰”的七绝而传诵一时（房次律即房琯）。据说董庭兰抚琴时，“弄弦作响，木叶纷坠，冷风西来，薄寒中衣，蝶庵俯而思，仰而啸”，可见其技艺已到出神入化的境地。

再说高适。若只读其诗，或会想象他出自书香门第，但《旧唐书》清清楚楚地写有高适“少濩落，不事生业，家贫，客于梁、宋，以求丐自给”句。可见其早年竟以乞丐为生。当高适“年过五十，始留意诗什，数年之间，体格渐变，以气质自高，每吟一篇，已为好事者称诵”。当时宰相张九龄的三弟、宋州（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刺史张九皋听说后“深奇之”，遂“荐举有道科”。可见高适写诗虽晚，却天赋过人，又因“气质自高”，在汴州封丘尉任上没干多久，“乃去位，客游河右”。奇人总会遇奇事，更何况当时是有才华就有用武之地的大唐盛世。在河西任节度使的哥舒翰见到高适后“异之”，上表举荐他为左骁卫兵曹，充翰府掌书记。

综合《旧唐书》中的“高适传”和“房琯传”可判断，高适这首诗应写于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初。其时“安史之乱”来到第三个年头。玄宗已在安禄山叛乱翌年六月奔蜀，太子李亨于七月在灵武（今宁夏北部）即位，改天宝十五年（756年）为至德元年。到八月才知自己已为太上皇的玄宗不得不遣银青光禄大夫房琯及左相韦见素、门下侍郎崔涣出使灵武，再至安化（今甘肃省庆阳市），册立肃宗。因房琯名重当时，久闻其名的肃宗待其甚厚。自负能平叛的房琯遂随肃宗从幸彭原郡（今庆阳市西峰区），渐掌大权。当时还有一事，在成都心有不甘的玄宗欲以诸王分镇，制衡肃宗。已为谏议大夫的高适切谏不可。当永王李璘于十二月反叛后，肃宗听闻高适论谏有素，遂诏令其来计议。高适当肃宗面分析完江东利害后，称永王必败。肃宗惊讶于高适的长策远图，擢其为御史大夫。至此，高适与房琯便在肃宗处一殿称臣了。

已为宰相的房琯只惯于高谈虚论。平时因喜听琴，不知不觉，府中琴师董庭兰渐成其宠信核心，乃至朝官欲见房琯，非经董庭兰同意不可。后者也竟然大肆收贿，终引得宪司直接劾奏董庭兰。虽谏议大夫张镐上疏称房琯究是宰相，“门客受赃，不宜见累”，肃宗终贬房琯为太子少师，转以张镐为相。

房琯失势，董庭兰自也无立足之地。或与高适素有往来，便与正欲率军南下平乱的高适告别。分手之际，高适写下两首《别董大》相赠。从诗中可见，高适对董庭兰无丝毫落井下石之心，相反，即便他对董庭兰受贿之举有所不屑，也敬重他琴艺无双，当下纸铺笔落，将诗人的性情与信心尽写其中。

从景到人，是诗歌的惯常写法。高适手法未脱窠臼，内容却令人耳目一新，写景的两句看似萧瑟，实则激昂，“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是此时此刻的冬景描写，落笔的“千里”与“北风”给人高远无尽之感。“黄云”与“雁雪”组成一幅苍凉无际的慷慨画面，乃至高适收不住笔锋，将自己要说的话不留余地地说了出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两句称得上豪气逼人。诗歌最忌讳的，是因冲动而流于嗓门。诗歌后两句嗓门不小，却瞬间唤起读者的激情。诗歌总有种神秘的力量令人难以揣测，就连高适自己也再未以这种破除常规的手法写诗。其实所谓常规，也就是鲜有人在突破之后，能瞬间到达表现的极致。能到极致的人，不仅要有与生俱来的性情，还要有非比寻常的信心。高适的信心就是，我相信我能将诗歌推到极致，也能把对你的明日信心推到极致。

董庭兰的明日究竟如何，史书未载，但有高适此诗，料也终生堪慰了。

我对你的想念至死不渝

——读元稹《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残灯无焰影憧憧，

此夕闻君谪九江。

垂死病中惊坐起，

暗风吹雨入寒窗。

曹丕冷冷一句“文人相轻”传于当時后世，至今也时时应验。不过例外总会出现，譬如在元稹与白居易身上，不仅未有“相轻”之举，二人友谊，堪为至死不渝，就连元稹去世后的《墓志铭》也是白居易亲笔撰写。

二人相识于元和元年（806年）四月。是时，唐宪宗策试制举人，元稹在登第十八人中对策第一，白居易第四。诏令随即颁布，元稹为左拾遗，白居易为盩厔县尉、集贤校理。元稹该年二十八岁，白居易三十五岁，都值精力充沛的年龄。所谓“策试制举人”，即应试之人均为进士。元稹以两经擢第时才十五岁，白居易也早在贞元十四年（798年）中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一职。此次同时就试，似是冥冥中安排二人开始延续终生的惺惺相惜。

元、白相同之处着实太多，都年少成名，都有匡时济世之心，元稹就不无豪迈地写过“达则济亿兆，穷亦济毫厘。济人无大小，誓不空济私”的激扬之句。在今天来看，白居易的诗才虽超越元稹，其用世之心却比不上元稹强烈。二人的共同野心是对新乐府运动的倡导，乃至“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微之即元稹，乐天即白居易，可见二人当时影响，堪为海内瞩目。他们的诗歌理解和主张一致，手法也颇为一致，当时便有“元和体”之称。

在诗坛同为盟主时，二人的仕途也开始了颠簸。当元稹于元和四年（809年）三月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东川，原本该有的青云直上却因浙西观察使韩皋、河南尹房式草菅人命，被元稹劾奏。房式虽被判罪，元稹却也被诏令还京。路经敷水驿住下后，宦官仇士良（此见《新唐书》，《旧唐书》为刘士元）也夜至驿馆，要元稹让出正厅。元稹不肯，仇士良勃然大怒，挥鞭“击稹败面”。结果宰相不敢得罪宦官，反以“稹年少轻树威，失宪臣礼”为由，将其贬为江陵士曹参军，由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贬谪生涯。

仕途失意自是打击，对元稹来说，见不到白居易却更为痛苦。“朝朝宁不食，日日愿见君”成为他内心的最大心愿。翻开元稹诗集，他写给白居易的诗歌竟数不胜数，不论相处之时，还是分别之后。似乎除了白居易，再没有第二个占据元稹心扉之人。当白居易于元和十年（815年）因当时宰相武元衡遇刺而率先上疏，“请亟捕贼，刷朝廷耻”后，宰相“嫌其出位，不悦”，竟将白居易贬为州刺史。当中书舍人王涯又落井下石地称白居易“不宜治郡”后，朝廷又追贬其为江州司马。此时已再贬为通州司马的元稹得知消息后，抱病写下《闻乐天授江州司马》一诗。

诗歌首句“残灯无焰影憧憧”不仅反映了元稹的当时心境，也见出他得罪宦官后遭遇的凄凉境况。此时又得到“此夕闻君谪九江”的消息，对元稹来说，白居易受到的打击无异也落到自己身上，乃至“垂死病中惊坐起”。意思明显，当时元稹疾病缠身。所谓“垂死”，既是病重，也是对前途的无比绝望，因白居易落魄而“惊坐起”，足以说明元稹对白居易的牵挂到了何等地步。末句“暗风吹雨入寒窗”和首句一样，既是对当时气候的实写，也是内心痛苦的再一次流露。无需咀嚼也能体会，元稹该诗，字字都因友人遭遇而生出内心苦痛，千百年之下读来，也能体会元稹与白居易之间的肝胆相照。

白居易对元稹同样如此，其笔下“一生休戚与穷通，处处相随事事同”的坦白之句，已说明他与元稹真正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步。最令人情难自已的是，当元稹去世九年后，年近古稀的白居易仍在某夜梦见元稹，醒来后写下《梦微之》一诗，其中“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堪为全唐诗中最彻骨伤怀的巅峰名句。撇开二人的政治遭遇，今天读这些诗，还真令人有羡慕之感。在或长或短的苦涩人生中，有一位真正的人间知己，该是多少人夫复何求的梦想与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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