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幸逸

照りもせず曇りもはてぬ 春の夜の朧月夜にしくものぞなき

——大江千里

持续两年多的战争审判，如今总算彻底告终，七名A级战犯已被送上巢鸭监狱的绞刑架。那也是尾崎赴死之处，在四年前的十一月。

报纸上，相关时评和社论铺天盖地，热闹得整齐划一。时近年末，街头的东京人面目疲惫，细长灰暗的眼中晃动着废墟之影。这场审判拖得太长，最初挟着厉若雷火的正义律令，接着沦为好莱坞式的表演，最后成了跟不上时代的老人，徒然絮叨着无人挂怀的旧事。就连我，也不过是出于职业习惯，才对相关报道予以留心罢了。

“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可以接受。最紧要的是，天皇陛下的尊严得以保全。”几天前，在日本桥的人形町，我听见两个面带饥色的日本人这样议论着。他们虽不时用眼神打量我，却并未停止交谈。

或许把我视为不通日语的“鬼畜”，觉得没有设防的必要吧。我暗自笑了笑，转身离开，脑海中忽然响起尾崎意味深长的判语。

“如今，天皇作为国族日本的原初灵魂而存在，即为日本人所狂热拥护之‘国体’的化身。与其说日本人将天皇视为神，不如说天皇作为‘日本’的具象化而被崇拜着。”

说完这番话，尾崎深深吸了一口烟，将手里的烟蒂掷进桌上摆着的烟灰缸，身体向后一靠，两臂自然搭上藤椅的扶手。

“唉，不愧是酷爱神话的日本啊。”他带着无奈的笑看着我。

他的话虽令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但我还是听出了些东西：尾崎在以一种不甚严肃的态度，点评着自己国家的君主和信仰。那带有亵渎意味的温和讽笑，以及颇具东洋气质的身体姿态，使我印象深刻，以至于近二十年后的今天，这场景依然顽强留存在记忆中。

当时我二十出头，初抵远东，是合众社上海分社的记者。尾崎是大阪《朝日新闻》在上海的特派记者，他擅长英语和德语，负责外联业务，我们因此结识。尾崎热情健谈，富有绅士风度，与我此前预想的阴郁东方人形象截然不同。我们常借着工作联络的机会，到咖啡馆里去闲谈一整个下午。我那时对东方带有民俗色彩的神话非常好奇，便请求尾崎为我讲述一二。尾崎仰头看着公啡二楼升腾的烟雾，又垂首用手摩挲着下巴的青色胡茬，喃喃着“要听日本的神话吗”之类的话，忽然从椅背上弹起，身体凑近坐在对面的我。

“一时想不起什么有趣的神话，姑且随便说说吧。史密斯君，你有没有听说过神武天皇？”见我摇头，他便向我简要介绍几桩初代天皇的神异事迹。

“相传神武天皇统合日本后，登高而望，以为日本列岛状似蜻蜓交尾。日本由此有个古称叫‘蜻蜓洲’。”尾崎手指伸进杯中，蘸取杯底的咖啡残液，在玻璃桌板上写出几个美丽的假名符号。

“多么奇妙的想象！日本真是一个浪漫的民族！”我连连赞叹。尾崎摆摆手，脸上依然是温和的讽笑。

他那时大概已隐约探听到，来自蜻蜓之国的军队正在策划第一次上海事变。

两三个儿童迎面而来。打头的孩子横冲直撞，我一味沉浸在回忆当中，躲闪不及。他撞到我的腰，跌倒在地，头上那顶报纸做的船形帽摔在地上，打著补丁的浅蓝色裤子沾上许多灰土。他有些发愣，两只雏鸭般的眼睛直直看着我。我弯下腰，打算伸手扶起他，这孩子却已经扬起笑脸，用唱歌似的英语说道：“你好，给我巧克力！”

从地上拉起孩子，我摊摊手，装作不懂日语，用英语答复：“抱歉，我没有巧克力。”

笑容立刻消失了。那孩子大声向同伴抱怨：“不走运呢，是个小气的美国佬！”然后捡起纸帽，重新戴在头上，仰起脸，用英语对我说：“再见，吉普！嘟嘟嘟！”

他们驾驶想象之车，绕过我，欢叫而去。

九月中旬，鉴于中国内战形势的迅变，华盛顿总部拍来电报，就远东部迁址可行性问题，安排我即刻前往东京。实际上，迁址考察只是向主事部门报备的理由。我此行更重要的任务，是主导关于佐尔格事件的相关特稿撰写工作。

自从三年前麦克阿瑟将军进入东京，佐尔格事件便被定为远东部的重要选题。然而战后东京分社的恢复工作进展缓慢，人手不足。另外，GHQ（General Headquarters）以预防谍报技术泄密为由，一直拒绝向媒体披露相关档案。

佐案核心人物尾崎秀实，身兼近卫内阁高级智囊与共产国际赤色谍报网成员两大身份，极具新闻性，又恰好是我的旧相识。因此，华盛顿总部安排我前去总领全局，并且特别交代我，多收集尾崎的相关信息。这正合我意。

我所好奇的，倒不是谍战事件本身，而是尾崎如何走上了这样的道路——表面镀着种种荣光，内里则是险象环生的寂寥生涯。如果说过去在上海结交的尾崎，是我于野林漫步时偶然发现的新苗，那么事件中的尾崎，则已臻花满叶涨之盛。即使其后受狂风摧残，飘零四落，依旧具有夺魂摄魄、不可思议的美丽。

日中两国全面开战后，尾崎曾来上海短期考察，很快又去香港。我们在上海匆匆一晤，所谈不多。那时当然无法预料，十年后我竟只身来到东京，寻访尾崎的生前身后事。

在东京的见闻令我大感震惊，尽管早先通过照片等形式，我已经对此地战后的萧条有所了解。半数住宅毁于战火，许多无家可归者聚集在车站、高架桥底、铁路线旁，甚至寄居危险的废弃建筑物。上野公园里常聚集着流浪者，他们大多躺在长椅或草坪上，呆望着白云青空。有时，人群毫无征兆地四散逃窜，那是为躲避警察和市政官员的卡车。当局的收容卡车神鬼莫测，仿佛战时他们引以为傲的“神风”再现。警察凶狠地挥动警棍，将几个流浪汉驱赶到卡车上，像运送牲畜一样大声喊着：“五匹，六匹……”

街头或有两拨人群相撞，展开激辩。一拨人额头绑着布条，上面写着“罢工权”三个汉字。另一拨则挥舞着“民主化”“四大自由”的字幅旗。战时随处可见的“日之丸”旗，眼下则被禁止悬挂。

“你们把雅各宾式的暴民革命塞进庸俗的唯物哲学里，一边盲信暴力将带来胜利，另一边却把神圣的、心灵的东西永远遗留在旁人，在被宣判为走向没落那一方的手中。这根本是条可笑的自我堕落之路！”

“没有被你鄙为庸俗的物质，所谓纯粹的心灵就无可依托。你口中的心灵，难道是那些蒙昧时代的祈祷和迷魂阵吗？是那些凭轻浮的热情和病态的私欲堆砌的文学吗？这种心灵理应和没落者一同埋进坟墓！”

人群愈发躁动，各种口号此起彼伏。过路人不得不加快脚步，将噪音远远甩在身后。

军队吉普车啸过带起的躁动和尘土，夜色下妓女飞扬的眼波，在麻木虚脱与暴力动荡间挣扎的形色肉体，这些构成了最常见的都市景观。市区废土横陈，东京分社的下属告诉我，有的废土甚至被开垦为农田，用以种植可以充饥的作物。

“长期以来，日本本岛工农产业比例失衡，严重依赖从朝鲜、中国运来的食物。战后失去依赖的日本，粮食供应就更紧张了。”在为我接风的餐会上，下属们享用着美食，谈论此地正在发生的饥饿问题，“以前喂牲口用的麦麸，现在也用来做主食。听说许多人甚至靠吃锯末维生。”

“把采集到的橡果、淀粉块茎，还有花生壳之类的，只要是可以吃的东西，碾成粉，加入锯末一起搅拌。”另一位下属拿起手边的叉子，悬空比了个搅拌的动作，叉子上粘连的几滴肉汁溅到雪白桌布上，晕出一泼橙红的油污，“用这样的面团，可以做出薄饼或者面包来。”

不想在这个话题上多作纠缠，它让我胃里的食物变得沉甸甸的。于是在礼貌关心过下属的温饱情况后，我便直奔主题，交代关于理查德·佐尔格事件的调查任务，以及总部对尾崎秀实的关注。东京分社经理方才一语不发，此刻却立刻进入工作状态，积极向我介绍情况。

“日中战争爆发以后，尾崎秀实以中国问题专家的身份暴得大名，成为报刊媒体热捧的对象。他针对张学良政变发表的一篇时评文章，博得首相近卫文麿的青睐，因此很快被招揽进近卫公爵的私人智库。现在看来，人们当时都被他的装腔作势给骗了。如果没有赤色情报网的帮助，怎么可能对形势作出如此准确的判断？”

经理发扬着他的质疑精神。我想说点什么，却只是拿起手边的白瓷杯啜饮一口。咖啡冷却后，入口更显酸涩。

“不过，他当时似乎预判了中共的崛起。”坐在经理对面的先生，此时偏了偏头，略带疑惑。

“无非是为他的同志鼓吹罢了。”经理冷哼一声。显然，对于这个问题，他也有许多见解要发表。

我敲了敲桌面，提示道：“绅士们，让我们回到正题。”

经理驯顺地看了我一眼，继续介绍。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佐尔格、尾崎秀实一干人被秘密逮捕。不过，这消息到第二年五月中旬，才由司法省对外公布。此事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尾崎秀实这样一支妙笔，居然会是出卖日本利益的外国间谍。这加剧了民众们对赤色分子渗透日本的恐慌。尾崎秀实和佐尔格同一天被处决，那是日本人为他们精心挑选的死期。”

“史密斯先生，您有兴趣猜猜看吗？”见我微笑摇头，他只好摊摊手，略显无奈，“好吧，我不绕圈子了。那是1944年11月7日。或许他们知道日本已经拖不到来年的秋天，这才果断下达处决令。”

“在这方面，日本人确实很有想法。”我勾起嘴角，眼前闪过尾崎标志性的温和讽笑。

“在獄中，尾崎一共给妻女写了上百封信。这些信札在战后结集出版，成了大众畅销书。日共想把他宣传成共产主义斗士，多数民众却更愿意把他视为赤诚的爱国英雄，赞扬他抗击军人暴政的超凡勇气。”

他开始举例说明，战后的日本社会如何向往自由民主，仿佛笃定着，方才我们所谈论的饥饿问题，必将随高尚民主理想的实现而得到解决。如他所言，新时代的政论家们，从历史文献中重新发掘“文明开化”“自由民权”的维新口号，以此证明近年来军部大肆鼓吹的“帝国圣业”全系野心家捏造，实乃对明治天皇所颁军人敕谕的背离。

以天皇名义发动的战争，如今又在天皇的名义下被清算。我默默玩味这充满讽刺意味的现实。

围绕近年来日本的民主改革，下属们各抒己见，滔滔不绝。看来，经理的有用信息已经说得差不多了。我摆出聆听的姿态，心中盘算着，下班后必须绕道去寓所附近的书店，买一本尾崎的遗札。

几经辗转，我终于联系上了川合贞吉。他答应接受我的采访，同时恳请我帮他觅集一定的食物和日用物资。

长久以来，川合贞吉都是尾崎秀实在情报事业上的同志。他也是佐尔格事件的唯一幸存者，当时只被判处十年监禁。希望访谈能提供充足的信息，让我写出一份稿件来。

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们没有约在美国人容易光顾的咖啡馆或西餐厅，而是先在我寓所附近的露天市场外碰头，再到我那里详谈。人们常说的露天市场或自由市场，实际就是黑市。在那里，一厢情愿的法定价格统统失灵，社会露出它的狰狞本相。人们的困窘和绝望，比黑市上的商品更为丰富。经济剥削进行得如此暴力，以至于必须靠最为卑下的身体暴力来调控，能维持这种黑市的，只能是黑帮，而不是政府、警察或占领军。

按照个人习惯，我提前十分钟便已到达约定地点，为了打发时间，我决定到市场里稍微看看，以满足我的好奇心。

往里走了一小截之后，我逐渐意识到，这并不是个好主意。两岸商贩之间的肉潮推挤摩擦，腾起的热气足以暖化年末的寒风。更何况，若困身于人群，稍后要怎么与川合碰面呢？

角落有几个精壮的男子注意到我的踟蹰不前，开始警惕地打量过来。我不敢逗留，只想赶紧离开市场，又担心万一走得太远，川合无法顺利找到我。

正为难懊悔，川合适时出现了。他穿一身熨帖但陈旧的浅灰色西装，身形消瘦，却精神饱满。简单打过招呼，我急忙拉着川合离开此地，回到公寓后，才暗自长舒口气。

将川合请到小客厅的沙发上，我端上两杯白兰地。他愣愣地看着酒杯，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起身接住。

“很久没喝到这样的酒了。”他向杯中陶然深嗅，“这年月，能搞到一瓶粕取烧酒，就算走运。”

我当即表示，要送他两瓶未启封的酒。于是三两步走到存酒柜前，随手取出一瓶打算递出，才看到上面赫然贴着“占领军用特别酿制”的标签，大概是在GHQ的旧友送来的。我连忙将它放回，重新挑选。

“这是尾崎君的书简啊。”川合似乎发现了我遗落在小几上的书。我将挑选出的几瓶酒精心装好，一面回答道：“没错，那是我半个月前买回来的。不过近来工作太忙，每次只能抽空翻上几页，到今天还没读完。”

川合点点头，不再言语。他将那小巧的书册拿在手中，正缓缓摩挲着深蓝封皮上的浅黄绿花纹。视线胶在赤红的书名上：《爱情はふる星のごとく》。我悄立一旁，不动声色地观察他的表情。

在中年人狡黠的平静下，我意外捕捉到了交织壮年英豪与垂暮怀古的诡妙气息。

走到川合面前，我向他感叹道：“被监禁的三年里，尾崎读了那么多书，不但有日本传统的和歌集，还有歌德和马基雅维利的著作。我从没想过，他会喜爱马基雅维利。”

“欲绘高山，必置身平原。欲绘平原，必立于山巅。”川合把书放回小几，“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有一段时间，这句话几乎成了尾崎的口头禅。”

我在心中默默玩味这句箴言。他双眼微垂，好像突然掉进回忆中的某个场景，叹道：“他后来支持日中战争扩大化，大概正是想利用战争的暴烈之力，摧毁旧有的东亚秩序，带来日中矛盾的彻底解决。”

“这不是和过去军部主张的观点很相似吗？比如，东亚共荣的新秩序？”我放下酒杯，抓住他露出的话锋，鬣狗般追击着。

川合恍然抬头，连忙端正坐姿，向我解释：“尾崎本不赞成军部的侵略战争，但战衅已开，日中两国便再也无法回到战前的状态了，这时主张止戈，只是异想天开、半途而废。‘必须尽可能利用否定性的残暴，推动它向更高处转化。’尾崎常常这样对我们说。”

“那么，他想借助战争，构建怎样的新秩序？”我已经掏出随身携带的手册和钢笔，将川合刚才的话速记下来。

“简单来说，在中国一方，他预想通过战争实现在左翼领导下的中国民族团结，在日本一方，则是推动社会主义方向改革。”

“天皇制的社会主义？”我脑海里跳出俄国的专制和日本近年来的“天皇制民主”。

川合微微凝眉思索。“我不能确定您这个词的具体含义。的确，尾崎不曾主张推翻天皇，日本的环境也不能容许如此过激的言论。更重要的是，他始终认为，‘推翻作为封建统治者的天皇’之类的教条主张，对于日本社会的实际变革毫无助益。”

“所以，类似马基雅维利借向君主谏言的方式，陈说自己对共和式君主的期待，尾崎是在‘高山之巅’极目四望，以描绘‘平原’？”

川合想了想：“也许可以这么说吧。”

在远东十几年，我接触过许多左倾人士，上海更曾是国际左翼的活动舞台。但给我如此复杂而奇妙感受的，只有尾崎一人。沉寂多年的好奇心，此时枯木重生般疯长。倒不是因为他的思想有多么深邃的魅力。单纯的思想，往往因其过分絮烦而被我厌弃。缺乏激情的思想家，就像不够疯狂的炼金术师，无聊而不自知，这些沾沾自喜之徒剜出世界的血肉，然后丢入坩埚，蒸馏、萃取，制作出名为“科学”的万用魔药……

思绪迷失在米诺斯迷宫深处。待我如梦初醒，向静静坐着的川合道歉时，他却微微躬身，礼貌自责起来：“都怪我，刚刚一直说些有的没的，给您添麻烦了。”

“没有的事，川合君的回忆对我很有帮助。”我重新摊开工作手记，“那么，让我们正式开始吧。”

我先询问川合，他怎样与尾崎相识。

“没有记错的话，我第一次见到尾崎，应该在昭和五年，唔，也就是1930年秋天。正是在那年八月，我初到上海，先是和东亚同文书院的同仁一起，组织了中国问题研究会，尾崎正是被邀请来的讲席教师之一。尾崎精通中、英、德多国语言，知识面广阔，给我留下不俗的印象。那时他正关注着中国学界的社会性质论战，给我们讲授的内容也与此相关。史密斯先生，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我从同伴那里得知，尾崎实际上和我同龄时，我有多么惊讶。”

我配合地露出微笑。1930年秋天……那时我到上海已经有大半年了，与尾崎时有来往，却没听他谈过几回中国问题。除了日本文化，我们聊得最多的，是上海有趣的玩乐处。我与尾崎还曾假借工作名义，结伴去看远东马戏团的巡回表演，提供的节目无非是侏儒与雄狮、小丑与少女。历经时间摧残，那些戏法玩意在记忆里只剩概念残渣。烙印在脑海中的，反而是幻梦：白俄魔术师揭开他的高筒帽，无数观众的脸被笼入喧腾鸽影中。我借助云畔的鸽眼冷视观众席，将那些披着光影的脸，速写至每一片云翳与鸽羽。

“我们正式结识，大概在第二年的十月底。佐尔格当时以‘约翰逊’的名号行动，我好几年里都不知道他的真名。尾崎大概是他发展的第一个日本人。满洲事变之后，佐尔格打算物色一个可靠的日本人，到奉天探听消息。这个人最好是记者，这样不容易引起怀疑。经中共人士介绍，尾崎选中了我。”

“正式见面那天，尾崎和我约在北四川路的邮电局碰头。我几乎一眼就认出了尾崎，他还是穿着那件灰色鞣皮大衣，和讲课时的形象完全一样。我们打过招呼，稍微聊了会儿，直到史沫特莱坐汽车过来，接我们去四马路的杏花楼。佐尔格在那里等我们。”

我将史沫特莱的名字大写，记录在手册的另一页上。

“当时，我和史沫特莱、佐尔格两位同志都是初次见面，尽管我们是第一次見面，甚至自始至终也没有交换名字，但他们严肃的表情、铿锵的言辞，让我生出强烈的信赖和感动。是的，那是非常纯粹的感动。我想说，正是对世界苦难的愤怒，对人类的挚爱，把我们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说到这里，川合紧紧攥起拳头，用力颤动身体。

我不发一语，既是出于我惯有的怀疑，又是因为不知怎样应对，只好先配合着用目光安抚他。川合拿起酒杯，猛灌一口。冰块半已融化，杯壁爬满的水珠纷纷滴落，在他的浅灰色西裤上淋出数点深黑痕迹。我挪开停滞的钢笔尖，纸上已经洇出几星蓝黑。估计这剖白心迹的动作已到收尾阶段，我才递过一叠手绢。

“实在抱歉，我失态了。”他接过，随意擦拭了几下。食指和拇指捏住眉间，伴以一声悠然长叹。

“明确了自己的任务之后，我们很快就分头离开了。”他继续讲述。

“你不觉得这种活动很危险吗？”

川合摇头：“那时的确是幼稚莽撞，一个劲儿地热血沸腾，只考虑如何才能完成任务。到满洲以后，我居然还找宪兵队的熟人打探消息。虽然获得了情报，但几年后，因为熟人的出卖，东京特高课上门逮捕了我，然后将我押解到满洲新京，接受审讯与监禁。所幸没有牵连尾崎他们的工作。哎，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临行前一天，我、佐尔格、尾崎和史沫特莱女士，结伴到虹口公园野餐。”他敛去方才的严肃、激动与自嘲，脸上浮现出亲切的怀恋，“我们带来了水果、香肠和美味的葡萄酒，史沫特莱做了许多三明治。那天空气清新，日光很好，我们像相识多年的伙伴一样，围坐在公园的草坪上，没有谈具体工作，而是从民族精神谈到世界文学，还轮流朗诵了各自心爱的诗歌。尾崎兼任我们的翻译，因为我德语水平不如尾崎，又想分享古奥的和歌。这真为难他。有的诗，他一时译不精细，便只向我讲明大意，随后爽然一笑，转过头看人群去了。当然，他也可能是在反侦查。”

这些闲话当中，几乎没有什么重要信息，我却听得入神，顾不上记录，还忍不住追问川合，是否记得当时诵读的诗。他摇了摇头：“那时候我心情放松，出口的诗句风过即逝，并没有刻意记诵。”

正有些失望，又听他紧接补充道：“倒是有几句留了下来。佐尔格朗诵了一节德语诗，尾崎听后，没有立即向我翻译，而是独自玩味了一会儿，才告诉我，他要回去仔细斟酌，再翻译出来给我。大概尾崎对这诗很喜欢，不忍随口译出吧。后来工作紧张，我就将此事忘怀了。尾崎回到大阪以后，我收到他远隔重洋寄来的信，打开一看，里面正是一节译好的诗。”

他感怀地看了一眼小几上的书，仿佛透过封面的姓名，能看到尾崎伏案写信的模样：“那节诗并不长，尾崎译得很考究。信，我本想好好珍藏。可惜我与尾崎的往来信件，许多被没收之后便不知下落，这封也在其中。不过那节诗并不长，我早已熟读成诵。也算是尾崎给我的一点遗赠吧。”

说完，他垂首沉思片刻，接着深吸了口气，用日语慢慢吟诵：

当新的世界登场

最明亮的太阳也黯然无光

生长青苔的废墟之上

爱的天国缓缓开启门扉

向人间挥洒寓言和异想

我们显出自然的天性

我们重拾铿锵的音响

世界变为幻梦 就像

梦想在世界自由盛放

我翻开手册新的一页，将它递给川合，请他写上这节译诗。他郑重地接过钢笔，一笔一画地书写着。那诗，唤起我和川合的情感共鸣。我们谁都没有说话，呼吸声也不觉放缓，钢笔摩擦纸页的声音连绵不绝，让我想到来自中国的古老比喻：时间如江水般流向远方，昼夜不停，永无止息。

澎湃过后，便只余落潮。采访黯然无光地继续了一段时间。川合回忆两次北上的经历，许多细节已模糊不清，甚至令人生疑。二次回南时，恰逢上海事变。“尾崎供职的朝日新闻社邻近作战前线，那里不仅常有枪声、作战的嘶吼声和处决俘虏的惨叫声，还能看到士兵的尸体。这番景象真是令我手足无措啊。”川合用麻木而冷酷的老练口吻，坦承当时的惊惶。

之后，是大段骑士小说式的冒险情节，他备述自己和尾崎如何趁着夜色，驾车闯过交战双方划定的警备区和封锁线，深夜抵达史沫特莱的公寓，在不时响起的枪声中进行密谈。川合叙述得如此熟练，令我不由暗自揣度，莫非他常常温习这段光荣岁月？又或者，因为数次被捕受审，他不得不一次次以最屈辱的方式，默默回望过去的斗争事迹，以从中汲取一点光和热？这些事迹像被过度开采的矿藏，因为无法承受回忆的挖掘力度，应激地膨胀出繁冗细节，终于成为无法摆脱的梦魇。光亮在索取无度中磨灭了。

“昭和十年，我回到东京，便被尾崎拉进情报小组。不过这次，我被安置在外围。我几乎见不到佐尔格，他主要通过两个人发布任务，一个是尾崎，另一个代号为‘南龙一’的美籍日本人，也就是通告里那五位‘核心分子’里的宫城与德。我这种小人物，即使我第二年因被东京特高课逮捕而失联，也不会影响他们的大局。”

川合自嘲地笑了笑，从怀里掏出一包烟，捻出其中一根。没有滤嘴的自制纸烟。我将衣兜里的半包烟递了过去。他端详着包装上的招牌字，“Gion”，然后微笑接過。

“我的烟不好，就不敬给你了。”这次没再发生程序性的推让行为。

我靠过去，示意替他点烟。他夹住一根烟卷，微微侧过头，含着烟卷凑近火机，再悠然退靠，朝天花板吐出一阵青蓝烟雾，目光空旷。穿过烟雾，我仿佛回到北四川路那家“公啡”咖啡馆，对面那人坐起的瞬间，那似是而非的讽笑，在我眼前如夜云流过。

片刻后，我看清了川合的脸。他的脸上正交织着自惭、自嘲与自大的复杂神色。

“受审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回忆，我就不多说了吧。总之，我又在新京被关了一阵子。出来以后，我想，必须尽快脱离这种危险的情报活动。说实话，如果不是有尾崎在，我可能早就退出不干了，毕竟在内地搜集情报，比海外活动危险得多。”他猛地吸了一口烟，“佐尔格是个过分优秀的特务，越来越老辣、冷酷，因惯于背叛而对人缺乏信任。但尾崎不是，尽管他在工作上十分冷静，甚至显得有些残酷，但平时对待身边人却很体贴。当他用乐观明朗的眼光照拂你，你就会不由自主地觉得，一切斗争与牺牲都是值得的。哎，到今天我也没搞明白，明明为了逃避这一切，我已经决定留在中国，可四年之后，居然还是回到了日本，继续干着危险的情报工作。”

“就像是植物的趋日性。”我突兀地感叹道，“这种事情，单纯靠推理是弄不清楚的啊。”

他轻轻点头，思考一会儿后，又摇头否定：“倒不如说趋月性更为妥当。比起尾崎，佐尔格的气质才更接近太阳吧。”

川合眼中那个冷酷而疯狂的佐尔格，反倒更接近于太阳？我疑惑地挑了挑眉。

“也许在你们美国人看来，太阳和煦温暖，而月亮冷酷无情，因此觉得我这话很费解吧。”他虽然抛出了一个问句，语气却十分笃定。

我默认了他的猜测。川合抖落烟灰，夹烟的食指缓缓虚画出“日本”两个汉字。

“日本（nippon）的国号即太阳之本、日边之国的意思。我国历来崇拜日神，自命神裔的天皇得以成为国家化身，正是依托了太阳的至高威势。”虽然他并未说明，但这分明是尾崎观点的翻版。

“讽刺的是，尽管佐尔格们与日本为敌，却同样散发着太阳的残暴。”说完，他吸完剩下的一截烟，将烟蒂按灭，神情疲惫。

这讽刺，大概不只包括佐尔格等苏联间谍，更针对着如今在日本的美国占领军吧。念头一转，我将话题带离“太阳的残暴”，转而问起月亮与尾崎的关联：“你的意思是，尾崎没有共产党那种太阳般的压迫感，而是温和可亲的？”

他皱着眉点头，并置赞同与否定的态度。

“尾崎不是那种坚信胜利曙光的钢铁战士。就处在失败阴影中这一点看，他和我们别无二致。但在洞悉失败之后，他居然依旧保持着强韧的乐观，并以此感染我们。”

“被捕前，你们的失败情绪已经非常显明了吗？还是说，这是你被捕后才予以追认的？”我再次斟满彼此的酒杯。一瓶酒此时已去了多半。

“我认为在被捕前，情报小组已经人心涣散了。”川合苦笑道，“别说是作为外围成员的我了，就连武凯利奇、宫城、克劳森这些核心人员，也常流露出惫懒情绪。武凯利奇算得上是东京小组的元老，那又怎样？陪伴心爱的家人和朋友时，也必须违背本心地欺瞒着他们，一边是阳光下美满成功的人生，一边则是躲在阴影里、越来越危险的工作。活在双面人生中的我们，就像半人半鬼的怪物，脸和胸膛沐浴在阳光下，脊背却紧贴着不能见光的隐秘。表面的人生越幸福，内心的痛苦就越深沉。”

“看起来，尾崎也承受着相同的痛苦。”我拿起他的那本遗札，“正是因为过去无法袒露自己，他才会在狱中补偿性甚至报复性地，给自己的妻女写下如此多的信件吧。”

川合没有接下我的话。他双眼迷离，虚视远方，似乎思绪已经飘远：“有一次，我、宫城还有尾崎结伴去郊外闲游，啊，似乎正是我们被捕那年的早春呢。”

“郊外正是雪后初晴、鸟雀初喧的好景致，我们心情愉快，四处张望。宫城忽然停步，痴望着田垄上薄薄一层春雪，发出‘我们会像春日的淡雪一样消失吧’这般丧气的感慨。”

“这番话真煞风景。但我们怎么能责怪他呢？一时乏力，将禁锢在背后的幽暗放出些许，也是常会发生的事啊。”他微笑着摇了摇头，“还是尾崎打破了晦暗压抑的气氛。他先是说‘如果能消失在美丽的春天，似乎连灵魂也能得到升华吧’之类的玩笑，然后向我们细数他所领略的明艳春景。‘日本的春景以关西为最，中国春景数江南第一。’比较了半天京都平安神宫的樱花和上海龙华的桃花，最终结果是不分胜负。‘都是让人一想到就忍不住笑意的绮丽之物啊。’尾崎说这句话时，貌似也满含着笑意呢。”

不愧是热爱自然风景的尾崎。我模糊记起，尾崎极力推荐我游玩的诸多春景中，就有位于上海城郊的龙华古镇。“龙华赏花，吴淞看草。一年只有一次的春天，可不容错过啊。”他兴致勃勃扳指细数的模样，似乎又见于目前。

“一直挨到晚上，我们才动身回城。那晚无星无云，夜空清朗，只有半枚淡月孤悬。它被包裹在暗弱湿沉的芒衣中。此时，就连一向乐观爽然的尾崎也收起笑容，步履渐沉。归途寂静，寥无灯火，脚下的路在朦胧春夜里无限绵长，像是通往妖怪的居所。尾崎望着那似有似无的月色，兀自咕哝着什么。正巧我离他很近，听见了那句独白。”

他一顿，低头啜饮杯中酒液，面颊泛起樱花般的粉红。

我陪饮一口，和他同时放下酒杯。

“我不想打破那魅惑性的寂静，因此错过了追问时机。那句话是对芥川龙之介的模拟。‘人生，还不如波德莱尔的一行诗。’芥川原本这么写道。而尾崎当时说：‘人生，也就是大江千里的那句歌。’”

川合为难地挠挠头，微醺夸大了他的情绪。“他只说‘就是那句歌’。可，究竟是哪一句呢？”

究竟是哪一句呢？我们不约而同地望向那本小书，露出苦笑。

临近圣诞节时，GHQ的旧友突然上门拜访。不消说，是由我那篇稿件引起来的。

“你们这些记者，对佐尔格这个案子可真是纠缠不休、无孔不入啊。”他耸耸肩，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不少新闻社都递交过申请，要求公布事件相关档案。陆军部那边顶了两年，你们便四处挖材料、写文章。如今，陆军部不得不改变主意，制定对外公布的官方版本，以正视听。”

朋友告诉我，佐尔格事件涉及苏联，相关报道与评价，必須合乎眼下扶日反共的政策。“先前那篇文章，有些地方已经和官方定性有出入。不要继续写下去了。”临走时，他留下这句建议。一份沉重的圣诞礼物，我默然接受。

华盛顿总部也很快发来消息。他们最终决定，将合众社远东部址迁至东京，希望我协助完成迁址工作后立刻回国。针对佐尔格事件的调查工作也被暂停。

无论是友人的劝谏，还是总部的决议，我都没有立场去反对。接到调令的我，正如一只疲倦旅鸟终于等到渡海归巢之日，更无推辞拒绝的道理。于是我告诉自己，战争早已结束，人生新的阶段即将开始。是时候向前看了。

推开窗，这座城市在残破中渐渐搭出一点繁华。茫然向上凝望，撞在了漫无边际的夜幕上。月色杳然，星辰散乱如伊卡洛斯之羽。日神曾粗暴地终结他的飞行游戏，狂风卷掠着没收他的羽翼。或许，那绝望者悄然捡起一把落羽，抛向连日神的车驾也不可抵达的暗面。那些羽毛一旦脱手，便悠然而迅疾地游向至高深渊。深渊中栖宿着一只无形巨手，正是它暗自摆弄尘世间的丝线。它的动作时而机巧凝练，时而如抽搐痉挛，时而陷入沉寂，时而狂乱激烈。历史的木偶剧，正随动作变化分幕上演。有些木偶幸运或不幸地瞥见头顶纵横交错的丝线，他们谓之命运，谓之冥冥。那神秘的手，起先被惴惴不安地尊奉为神明，而后又被视为世界精神，为时代主潮，为历史规律。

一阵梦魇般的恐惧，不知从何处袭来。我看见，自己被困在废墟丛搭建的迷宫中，无头苍蝇般乱撞了好一阵，在屡次碰壁后终于看到一丝微光，于是满怀希望，向前奔跑，浑然不知出口早已被乱石封死。

耳边忽然响起枪炮般的轰鸣，乱石与废墟同时消失不见。夜空中，烟花绚然开放，与地面的虹影车灯相辉映，宣示这座城市正重新走向希望与繁荣。

1948年，在东京的圣诞夜，我感到平安而孤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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