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有关精神，2023 年11 月16 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新时代中国特色传记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陈剑澜，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副主任、教授钟进文，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马自力，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杜桂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河南大学特聘教授刘跃进，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江东，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教授孙伟科，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正润，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日新书院院长王中忱，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原院长、教授张新科，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系主任、教授刘佳林，中国海洋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熊明，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修建等来自全国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传记学学科建设”主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研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成果管理处邓文卿出席研讨会，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李树峰致辞，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齐永刚主持开幕式。学术研讨部分分别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李树峰，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主编、研究生院中文系主任鲁太光，《传记文学》杂志主编、传记研究中心主任斯日主持。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李树峰从中国传记的悠久传统和雄厚的事实基础，丰富而多元的学术价值，传记学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其解决对策，传记学学科建设的新机遇四个方面对中国传记发展历程，中国传记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学术价值以及当下所面临的问题等加以总结，提出在当下大力提倡文化强国建设、讲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故事、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大背景和新文科、跨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成为学科建设与发展主流的倡导下，传记学学科建设迎来新的机遇。因此，关于传记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范畴厘定、体系建设、价值重构、意义阐释，以及落实于高等教育学科序列的具体实践，都需要有开创性的推进和实质性的突破，希望学界共同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传记学学科建设这个新时代的新课题。

李树峰在致辞中说，中国艺术研究院是文化和旅游部直属的国家级艺术科研机构，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目前形成了以艺术科研、艺术教育、艺术创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艺术智库为一体的发展格局，确立了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艺术科研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和国际艺术交流中心的发展目标。我院在中国特色“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方面作了系列工作，组织学者撰写和发表、出版相关文章和著作，更是立项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现状评估与建构目标及评价标准研究》，在学界发挥了领先带头作用，影响广泛。与此同时，我们也非常重视传记学学科建设，在传记研究和创作方面具有丰富而扎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主办国内传记领域名刊《传记文学》，创建传记研究中心，发表年度传记研究发展报告，立项传记研究课题，举办传记论坛，开设传记研究和写作课程，在学界发挥带头作用。我们期待依托我院学科平台和优势资源，在推进学科体系建设方面，特别是制度体系、人才体系、课程（教材）体系等方面，作出我们的贡献。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围绕“传记发展史以及传记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现代学科分类中传记学的学科归属及制约传记学学科发展的因素和机制问题”“传记的跨学科性质及未来发展方向”“传记教育及教学现状、教材编写和人才培养情况”“建立新时代中国特色传记学学科的构想和对策”“传记学学科建设相关其他前沿问题”等议题展开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中国是传记大国，中国传记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和凝聚中华民族精神、传播和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研究和叙述社会发展史、书写和讲述个体生命史及其与时代关系、讲好中华文明故事、传播好中国经验等诸多层面，一直在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这些价值，在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突出中华文化主体性，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背景下，愈发显示出其重要性、独特性、不可替代性。今天提出传记学学科建设这个学术命题，具有时代发展、学科建设发展所需要的必要性和创新性，是现代学科观念成熟的标志，也是学术繁荣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传记学学科建设是新时代的新课题，新发布的学科目录中交叉学科门类的设置，为传记学学科独立提供了制度性通道，学界应以此为方向，致力于传记学学科在国务院学位办的学科目录中获得符合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这一独特属性的地位，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

传记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陈剑澜教授认为，中国是传记大国，在中国这个文明古国，传记的历史非常发达。《史记》等史学著作表明，纪传体本身就是历史的基本体裁。这决定了中国的传记，不仅是今天围绕着名人或者历史上的若干人物形成的文体，而且传记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是息息相关的。

杜桂萍教授认为，戏曲和中国史传文学关系非常密切，和中国杂传、小说关系也很密切，戏曲创作的很多题材都来源于这些领域。比如，中国戏曲中的传记体，实际上是在乾嘉时期以蒋士铨为代表的一批戏曲作家中成熟的，在戏曲文体中出现了大量传记体的戏曲作品。同一时期的杂剧作家徐爔，把他生活中的一些重要片段以杂剧形式表现出来，形成《写心杂剧》，在文体上、在艺术表达上都有特殊的意义。

刘跃进教授认为，传记是中国的传统，也是当前研究和创作的热点。传记是历史和文学之间的一门学科，今天传记如此昌盛，年出版量一万部左右，说明传记符合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基本规律。比如，当回望改革开放40 年的时候，这些亲历者似乎都到了自己要记录自己感受的时候。历史的记录不是历史学家的，而是每一个人的，每个人把历史记录下来，将来交给历史学家叙述，传记正好起到了历史和文学不能起到的作用。历史不仅仅在文件里，历史还在细节当中，在每一个人的笔下。因此传记在历史和文学中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独到作用。就传记而言，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是由无数个人来书写的。历史深处的细节在普通人大量的文集当中，在大量历史记述当中。

孙伟科教授认为，运用传记学方法研究《红楼梦》为红学成为热点，成为20 世纪显学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红学中的传记学方法有独特的方法优势，比起索隐派，它有文献依据，切实可靠；比起典型说，它为典型找到了原型和素材，有实证性和验证性，因此具有学术品格和极大的吸引力。

刘佳林教授认为，传记的转向导致我们不再将传记看作只关注过去，某种静态向后看的一种写作行为，而是与当下发生关联的一种参与性、建构性的行动，因为它直接参与当下的社会生活，参与到当下的社会建构之中。传记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对过去的书写，传记因为它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渗透直接关乎当下我们生存所面对的问题。传记的转向已进入整个社会科学的领域当中，采取传记方法对人进行一种语境化的研究，应该说是近二三十年来整个社会科学关注的热点。以社会学为例，传记方法进入社会学以后，开始关注心理分析、人类学、文学批评等方面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社会学的传记方法是基于个体的生活而开展的一种研究，它不再基于一种宏大叙事而形成一种社会结构与功能的分析，而是把社会当中每个个体当作其所关心的对象，采取个人自传或者访谈，或者其他与传记相关的形式，对社会学的问题进行一种描述性的分析，其研究成果的呈现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这样一来，传记社会学体现出个体性特征、经验性特征以及反思性特征。

熊明教授认为，传记创作源远流长，传记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传记的发展历史与中国古代文学、史学发展密切相关。传记在历史发展中与文学领域中的小说、散文、诗歌，以及和史学领域中的史传、杂史、故事等都有密切关系，而且它们之间形成了紧密交流和影响。传记文献遗存特别丰富，传记的价值比较独特，不仅具有主体独立研究价值，在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研究方面，同时还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史料价值。传记中还保存着大量的地方风俗风情、特定的时代人文写照，有着丰富的一时一地的民俗、民风资料遗存，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民间、民俗、民风研究中也具有标准意义。从这一点来说，传记的资料性可以和文学中的诗歌、散文、小说相提并论。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中国传记也实现了从古代到现代跨越，并在这个过程中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传记实现交流与映照，成为当代世界多元传记构成的独特存在和重要组成部分。

鲁太光所长认为，传记是多文化、多领域的，空间很广阔。欧美学者十分擅长利用传记推动学术研究，如弗里曼、毕克伟、塞尔登写作《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物传记的基础上提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严谨思考，还有孔飞力的《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等。国内学者在这方面也有影响力较大的作品，如林耀华的《金翼》、庄孔韶的《银翅》等社会学著作。由此可见，传记学科对人文学科研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传记研究的发达，有可能会解决文学研究中长期对峙的问题，即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问题。此外，如传记研究得到进一步加强，可以有效弥合这个问题。传记的教学与写作，对于学生就业和品格的养成也有很大的帮助。

传记学学科建设是时代发展、学科建设发展的必然要求

陈剑澜教授认为，在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传记学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立足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特别是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构建中国自身叙事体系”，传记学的学科论证是拥有坚实基础的。

钟进文教授认为，2023 年10 月2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优化学科设置，加强学科建设。”从学科角度来说，传记学应该把握住这个良好机会，进而调整传统学科布局，这对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进一步拓展、丰富是特别有启发的。

马自力教授认为，作为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学科，传记学更多地关注文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学等众多学科领域之间的交叉地带。在学术领域，传记学早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很多学者已经在呼吁，或者已经把它当作一门独立学科进行研究，有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专著及学术论文都非常丰富；但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在国务院学科目录里面，传记的学科归属仍旧模糊不清。“用而不辨，辨而不晰”，是一种传统，但也是我们做一些事情的通病，往往造成概念、范畴乃至体系的模糊、交叉和矛盾，所以今天对传记学予以学科归属的定位，是恰逢其时的。目前，已有心理传记学、传记史学、群体传记学若干种学科理论表述。

杜桂萍教授认为，现在传记写作已经向理论发展，又从理论发展进入知识体系建构，现在提出了传记学科的问题，这是传记创作和发展的必然走向，也是当代新文科背景下学科建设、话语建设、知识建构值得期待的未来学术景观，很多新的领域确实期待着继续思考和探索。世界性传记学建构从上个世纪已经开始，中国传记学科相关机构、项目、研究成果、人才培养以及课程体系建设也已经开始。这个学科经过学界同仁共同努力，在不久的将来进入学科目录，确实是一个最直接的、最值得期待的目标。

刘跃进教授认为，现在强调的“三大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学科体系，而现在的学科设置，客观地说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今天的文化建设了。20 世纪以后，我们的学科是基本按照西方的大学科来设置的，而实际上，中国现在强调文化建设，其要义就是适合当前文化建设。中国自主的学科体系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传统学科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事实上今天也是如此，任何一门学问，历史、文学、哲学都是通的，如何既通又独立，是一个难点，需要随着社会发展、文化变化一点点整合、一点点修订。现在的学科划分非常僵化，尤其是文科确实到了必须要调整的时候。学科调整是为了就业，为了学术发展，这都要充分考虑，总的一个原则是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设什么。今天学科建设如果还是恪守过去，学者培养、科研队伍都将出现问题。现在为什么出不了令人向往的“一代宗师”，就是因为学科划分太细，只知道马尾巴的功能而不知道整个马的状态，这是现在学科划分的最大问题，所以学科调整要建立在这个基点上。国家发展到了今天，我们不能用过去僵化学科去规划现在学术的需要。中国有着悠久的传记传统。一般来讲，每一个中国人的文集都有自己的自序。从秦汉时期开始，司马迁、班固、扬雄、王充莫不如此，中国人的史学观点都有这个意识。这就是中国的传记文学，它的意义不是一个人的喜怒哀乐，不是一个人的私人化感受，传记关乎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从这个角度而言，传记不是历史能决定的，也不是文学能决定的，但它又是历史，又是文学。今天正是一个急需将这些历史记忆保存下来的特别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传记学科如果不大力推动，这些历史记忆就要损失了，这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损失。朱东润先生早年一直有这样一个梦想，就是把中国传记文学给树立起来，于是身体力行写了好几本书，比如《张居正大传》等。这个传统需要我们今天把它接续起来，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传记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它是世界的，而且现在的世界名著、获得各种奖项的很多就是传记。

孙伟科教授认为，传记学研究现在上升到学科高度来建设确有必要，如果有学科体制的保证，对传记的成长发展和方法推广作用非常大。传记学实际的研究问题也能够在传记学逐步学科化、内容逐步丰富上发生极大的影响。

杨正润教授认为，传记学学科建设讨论会的召开，意味着传记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已经得到了承认。长期以来，在中国和西方，传记都被视为历史或文学之下的学科，而不是一个独立学科。在西方，传记学受到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影响后，逐渐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在中国，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教育部曾通知各个大学要开设传记课程。朱东润先生开始在中央大学和武汉大学讲传记。同样，王元在中山大学开设了传记学理论课程后，在1948年出版《传记学》，这部传记学理论著作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开始建立传记学。传记学的独立是有传统的，当前召开会议，意义非同反响。

王中忱教授认为，传记的作品如此昌盛，如此大量出版，但是相应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批评没有跟上。在当前的现状下，我们来讨论传记学学科如何建设很重要。关于传记的很多问题都没有得到相应的理论讨论，更不要说对传记写作当下状况的批评，这点是传记作品质量参差不齐的原因。中国当然是一个传记大国，但是19 世纪、20 世纪以来的传记，又不仅仅是与中国，而是和整个世界文学和文化都有关系的。现在需要深入讨论一些关于传记的理论性问题，进而能够对传记写作出版现状进行严肃的批评，使这个学科建立在一个较好的基础上。

李修建研究员认为，在“三大体系”建设的背景下，谈论传记学的学科建设非常重要，传记学与艺术学等其他学科面临的话题是有共通性的。

刘佳林教授认为，传记写作和传记研究之间的不平衡性，可能跟传记这样一个古老文类以及传记作为一种学科建设两者在时间上存在先后有关系。传记转向的问题在当下尤其值得关注，在传记学学科建设的背景下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当前，中国读者、中国出版界对传记有着高度热情和关注，传记本体得到专业性的研究不断深入；与此同时，传记的观念、传记意识、传记方法也在向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深入渗透。美国著名文学期刊《新文学史》关注回忆录，并且新编的《英国文学史》，无论是19 世纪英国文学，还是20 世纪英国文学，都把传记当作独立的一章来书写，说明回忆录或者说非虚构写作、传记写作、传记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当今世界学术界的一个前沿和热点问题。

熊明教授认为，从自身研究的切身体会来看，设立传记学学科，培养专门的传记人才，扩大传记研究影响，扩大传记研究共同体影响十分必要。当传记既属于历史，又属于文学的时候，就出现某种程度的尴尬局面。因此，要推进传记学学科建设或者培养人才。另外，从中国古代传记历史发展来讲，设立传记学学科也是十分有必要的。中国古代的传记长期依附于史学和文学之末的这种状态应该得到改变。建构独立的传记学，在当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学术体系的自觉实践中更具有突出意义。

鲁太光所长认为，当前传记研究面临很多的问题，比如一些有名的传记作品提出了很多深刻的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所以传记面临很多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进一步突显了其学科的重要性。

传记学学科建设努力的方向

陈剑澜教授认为，传记学应该在三个方面有所开拓：一是研究中国传记历史，这是一种跨门类的研究，既包括把传记作为一种文体来研究，也包括把传记作为一种历史的、独特的书写方式来研究。可以说，传记学第一个含义是中国传统传记学研究，作为交叉通常的历史研究、历史叙述学研究、文体研究三者的框架，要将原本分散在不同学科的研究中的内容，在新的方向上凝聚起来；二是作为历史研究方法（或曰视角）的传记写作。传记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的方式，不仅仅是作为20 世纪的历史研究方式存在，作为以前历史研究的方式，一直是活着的。例如“世间已无张居正”这样的问题，表明大家一直在用传记写作的方式从事历史研究，传记研究一直是历史叙事和历史研究的基本视角和方式，而不仅是研究对象；三是将传记写作纳入非虚构写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来考量，作为中文创意写作的一个部分。

钟进文教授认为，传记学需要对一些学科本身的基础性问题及学科地位进行重新论证，可以参考正在构建中的学科的一些做法，如参考中央民族大学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这个学科的方式。假设传记学放在中国语言文学中的二级学科，那么从学科建设角度，有以下几点考虑：一是学科方向问题，作为一个二级学科，学科下面可能有几个分支方向，和现在传统的创意写作以及其他学科的关系和区分还要细化；二是对于传记学学科的主干学科和分支学科的归属问题也要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因为传记学学科不仅是中文学科的；三是梳理研究队伍，目前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传记的创作队伍，对于传记学的研究队伍还要做一个更好的梳理。作为一个学科，传记学还担负着人才培养的使命。要认真思考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以及理论课程、实践课程如何设计；四是厘清传记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更仔细地区分传记和其他文体之间的关系。比如在民间文学中，神话、传说和故事三者之间分类是很清楚的，其中传说跟传记是比较接近的，从民间文学角度，比如神话、传说、故事角度作一下更加仔细的区分，可能会更好；五是要关注一些已有一定成果的传记研究领域。比如藏族有藏传佛教的信仰体系，其中有许多关于高僧传记的撰写方法，已经成为一个传统。比如从印度引进了《诗镜》，形成了藏族的“年阿体”散韵结合的历史文学著作，比如已经有了《米拉日巴大师传》这样一些高僧传记，对其研究值得关注。总之，传记远远不止文学范畴，传记放在跨学科的研究角度可能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马自力教授认为，传记学不仅仅关注个体的成长经历和思想观念，还深入探究个体与社会、历史、文化等复杂因素之间的关系。因此，传记学是现代已有的任何一种一级学科难以涵盖的，它应归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类的交叉学科。简而言之，传记学是一个横跨文学、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人文社科领域的综合性学科。建设传记学学科的路径策略，首先要加强学术研究，拓展传记学的理论和方法。董乃斌提出，文学史的本体论有“四本”（文本、人本、事本、思本），可以参考这一思路梳理归纳中外传记学理论和方法。一是要关注传记类型或者说形态的演变，即从史传文本（文字记载、口述史）到目前多媒体样态（图像传记、传记电视片、视频传记、自媒体传记）传记；关注传主的历史演变，从古代的帝王将相到现代普罗大众，有一种大众化和平民化趋势；关注传记功能演变，从传统的树碑立传到如今传记功能的泛化。二是编纂中华传记经典集成大型工具书和数据库，以数字人文的方式切入传记学研究，可以参考“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在线平台”这类关系型的数据库。三是加强传记学经典的研究，研究史传文学传统对各个文体，特别是小说（魏晋志人志怪小说、唐宋传奇、明清戏曲小说）的影响和渗透。四是撰写涵盖中华各民族、贯通古今的中华传记发展史。五是重视人才培养，为传记学的发展提供人才的保障。最后是要促进跨学科交流与合作，推动传记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需要强调的是，在建设传记学学科的过程中，既要有牵头和重点投入的单位，同时也需要充分发挥团队力量，各高校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是至关重要的。可以依托高校里面许多已经成立的有关传记学研究的学术机构及专业的学术杂志。与上述传记学学科建设策略相适应，终极目标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独立学科建设目标达成；另一种方式是继续附着在历史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一级学科之下，成为自主增设的二级学科方向。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前者一步到位，可以在学科体制上有利于开拓学科发展空间和学科的整体发展，它有一个顶层设计，可以有一个共同推进的方向。但是需要学术积累，包括人才培养、师资队伍等一系列体制机制建设，需要一个发展过程才能水到渠成；后者自主增设二级学科方向，它虽然依托原有的一级学科体制之下，但在目前情况下有利于传记学研究的深化和细化。

杜桂萍教授认为，传记在创作方面非常繁盛，在传记理论方面还需要进行相应的工作，创作的繁荣和理论的相对滞后这个问题，是学科建设中需要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不仅是理论和创作存在疏离关系，现在传记研究主要立足于现当代传记的创作，还有其他非常值得挖掘、反思、建构的一些理论资源，这方面当代学界可能还需要投入更多的关注。学科本身建构从传记文体这个角度，它涉及审美和历史认知问题、个人与社会历史关系的问题、宏大叙事和日常生活问题。从古代到现代，传记发生了很多变化，也需要进行理论探讨，一个学科不仅是研究队伍、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社会服务这些问题，关键还是传记学本身知识体系的完善和创新的问题。传记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内涵和外延、传记学的边界问题都解释清楚了，学科实践建构也会相应完成，这两者是不可能分开的。大学在招收研究生进行课程体系设置过程中，这些实践活动可能会反过来影响传记学创作、理论和知识建构的相关问题，二者当然是不可忽略的。至于具体学科归属问题，在今后过程中它也会日渐明晰，无论在中文、历史还是在交叉学科下，都有其道理。目前最紧迫的问题，还是传记学本身知识理论和相关研究、建构的问题。

刘跃进教授认为，传记学学科建设实际是为国家作记录，要站在历史记忆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具体工作，要尽量把传记创作系统化，进而引起学术界关注，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要作一些大规模的资料集成，总结既往是为了更好的未来，设立总结既往的集成性的一个或几个项目，这样可能能够体现出效果。

江东研究员认为，对于传记学学科来讲，与艺术学学科类似，似乎也有“学”和“术”的问题，存在把理论和实践分开的倾向，所以在学科建立之初，可以尽早平衡这样一对二元的关系，可能不会走太多弯路。

孙伟科教授认为，传记学方法在我们国家有先在优势，原因在于知人论世的文学传统，即将文本阅读看成是读者与作者心灵对话，读者对话的是作者，而不是仅仅把文本阅读当作是读者对文本的接受。作品是作者的女儿，所以作者才是作品的源头。传记学方法进一步发展确实需要上升到传记学学科的高度来反思，自觉地认清传记学方法特点与边界，将会使传记学方法在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杨正润教授认为，动机心理学、记忆心理学等心理学方法对传记研究者和传记作者都很重要。传记接下来的发展还要进一步开拓眼界。现代传记学学科正在向传记文化发展，出现了一种新的传记形式，即自媒体传记，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当前自媒体传记的质量参差不齐，但历史的发展总是把不入流变成入流，总是把低俗变成经典，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自媒体传记作为一种文学、一种文化的发展，前途是不可计量的。

王中忱教授认为，在学科制度里面争取传记学的位置可以获得一些资源，但如果一些相应的理论和批评跟不上，即使得到资源也未必会有好的结果。学校里面最近几年不断讨论学科改革和改组的问题，实际上是现有的学科和行业、社会生活脱节了。传记学如果形成一个学科，或许没有必要把它放在某一个学科下面，它可以本身就是一个交叉学科，建学科是为了使我们的学术更充满活力，更激发它的活力，这是我们，特别是在现在应该考虑的问题。

张新科教授认为，除了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还要着力建设传记学的话语体系，包括文体话语、创作话语和批评话语。学界应在《中国传记批评资料长编》的基础工作上，梳理话语体系的关键词。在传记学学科建设上，要弄得比较有声势、有效果，要能看出整体实力，可以着力打造“十个一”工程，即“一个平台、一个阵地、一支队伍、一个数据库、一本教材、一个讲坛、一本年鉴、一个网站、一个公众号、一门学科”。从地域上来说，要打造“金三角”，在各地、各高校拓展传记学的学科阵地。

李修建研究员认为，学科是一个知识分类，是一个人为的建构。但是这种人为背后是知识的积累、知识的演变。一个研究对象要成为一个学科，需要一个具体的对象，面对一些具体的问题，要有一些成体系的研究方法，要有一个研究队伍等。但归根结底是一个努力的问题。无论是建设学科队伍、学科平台，还是课程设置、编写教材、编辑刊物、形成团体、开展工作坊，这样一些努力会对传记学成为一个学科有很大促成作用。需要大家去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由学术共同体推动、参与，逐渐力量越来越大，被学科体系接受，纳入“三大体系”建设里面。

刘佳林教授认为，中国传记研究并不落后于外国。在传记这个学科的观念诞生以来，中国传记研究的成绩是可圈可点的。杨正润教授对中外传记文学史的研究和传记作为一个文类的本体研究，都是有非常厚重的成果的，比如《传记文学史纲》《现代传记学》，能够代表我们中国学者在传记学领域里的学术贡献。1999 年国际传记协会（FIBA）就是由中国学者参与，在中国成立的。如果中国特色传记研究希望继续在世界上领先，传记制度化建设将变得更加重要。中国的人才培养体系很多方面和我们的学科归属相关，所以传记本身的发展、传记研究本身的发展，都在呼唤传记学学科能够早日形成体制内的、可以在国务院学科目录当中看到的学科。

熊明教授认为，传记学学科当下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厘清，比如，相关概念内涵、构成要素、发生原理、主体构成、时空边界、性质特征、主要标志等基本范畴还需要相关学者进行凝练、界定和阐释。传记本身规律和特征需要进行梳理总结，建立传记历史发展模型和理论体系，总结和形成传记学系统知识体系。所以知识体系构建也是相当重要的，这就需要我们不仅从理论上，也需要从基础文献上来进行这些工作。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文学》编辑部、研究生院、期刊管理处、科研管理处、传记研究中心承办，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媒体记者参加了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