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

两宋300余年，也曾出现过几个未成年便继位的小皇帝，如宋仁宗继位时只有12岁，宋哲宗继位时只有9岁，宋恭帝继位时只有4岁。

不管是宋仁宗，还是宋哲宗，登基时都还是孩童，当然离不开一班老成持重之大臣的辅政与教导。不过宋朝未设顾命制度，老皇帝在终临前，并没有特别指定若干重臣为托孤大臣。尽管如此，那些先帝时代的朝中大臣，在政权交接过程中及新朝开局时还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乾兴元年（1022），宋真宗驾崩，留下遗命：12岁的儿子赵祯继皇帝位，“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根据真宗的遗命，辅臣商议如何起草遗诏，宰相丁谓欲讨好刘后，提出将“权”字删掉。“权”有从权、暂时的含义，去掉这一字，即意味着承认太后拥有听政的正式权力。参知政事王曾坚决不肯让步，说女主临朝已是非正常情况，称“权”已属无奈，你还想将“权”字删去，是什么意思？丁谓不敢再坚持己见。

宋神宗病重之时，宰相蔡确曾有意拥神宗之弟雍王或曹王为皇储，为此他试探过另一名宰相王珪的意见，但王珪说皇上有子。他认为皇位应该由神宗的儿子赵煦继承。王珪又上奏皇太后，“请立延安郡王（即赵煦）为太子，太子立，是为哲宗”。哲宗继位，由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是同情旧党的人，原来在神宗朝受到冷落的司马光、吕公著、苏轼等大臣，重回朝廷辅政，大儒程颐则被召来担任小皇帝的经筵官，负起教化哲宗、养成君德的大任。

从上面的事例也可以看出，王曾、王珪等大臣，虽然没有被叫到皇帝床前托付幼君，但他们却在立嗣、太后临朝等重大事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可以说这些宰相，虽无顾命大臣名分，却尽到顾命之责，辅佐幼主，稳定朝纲。

宋朝有一个现象：皇帝若是冲龄继位，都出现过太后（或太皇太后）垂帘。与汉唐相比，宋朝虽然先后有多名太后临朝听政，却从未产生“女主祸政”的乱象，也没有诞生一名像汉朝吕后、唐朝武则天那样把持朝政的女强人。这又是为什么？

从制度角度來解释，宋朝建立了理性化程度很高的权力结构。

君主作为天下道德的楷模、国家主权的象征、国家礼仪的代表、中立的最高仲裁人，具有最尊贵的地位与最高的世俗权威。

同时君主不应该亲裁政务，虽然一切诏书都以皇帝的名义发出，但基本上都是执政官熟议后草拟出来的意见，皇帝照例同意即可；治理天下的执政权委托给宰相领导的政府，用宋人的话来说，“天下之事，一切委之执政”；监察、制衡政府的权力则委托给独立于政府系统的台谏，“一旦谏官列其罪，御史数其失，虽元老名儒上所眷礼者，亦称病而赐罢”。

就如秦观所言：“常使两者之势适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胜，则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无事矣。”君主只要协调好执政与台谏的关系，使二者达成均衡之势，便可以做到垂拱而治。

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中，出现一个未成年的小皇帝，并不会对整个帝国的权力运转构成巨大的障碍，因为皇权已经象征化，君主不用具体执政。也没有必要为小皇帝专门成立一个顾命大臣团队，宰相领导的政府与制衡政府的台谏保持正常运转就可以了，至于程序性的君权，垂帘的太后便可以代行。

也正是因为皇权象征化，临朝听政的太后不太容易出现权力膨胀。君（由太后代理）臣各有权责，不容相侵，一旦出现女主专权的苗头，立即就会受到文官集团的抗议和抵制。这一点跟清朝的政体完全不同，清朝帝王自称“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太后垂帘听政代行皇权，当然也就获得了专断、亲裁的绝对权力。

顾命大臣之设，通常是应皇权专制之需的产物；而顾命大臣之被诛，则是其隐权力通过自我繁殖，高度膨胀，进而威胁到皇权专制的缘故。宋朝政体并非皇权专制，君权、相权、台谏权各有分际，权力的运行自有程序与制度可遵循，自然也就用不着在一个理性化的权力结构中，突兀地设置顾命大臣摄政。

（摘自《显微镜下的古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