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正新

19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取消军衔制23年后，实行了新的军衔制。当时，我在成都军区宣传部任政治教育处处长，参与了军区部队实行新军衔制的宣传教育、任务部署、进行试点等工作，并在授衔中被授予上校军衔。这是我军旅生涯中难以忘怀的一段记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军于1955年实行军衔制，推进了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首次授衔时，获得准尉以上军衔者共64.4万余名。其中，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5名、中将175名、少将800名。之后，补授上将2名、中将2名，授予、补授少将6名，选升少将554名。至1965年，共授予将官以上军衔1614名。

在实行军衔制10年后的1965年5月，由中央军委提议，经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讨论决定，自当年6月1日起，取消军衔制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1980年3月12日，邓小平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军队究竟搞不搞军衔制，也是组织路线问题，有相当多的同志主张恢复军衔制。从此，恢复军衔制被提上军委和总部的工作议事日程。1982年初，军委常务会议正式作出恢复军衔制的决定。1983年5月，又决定成立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余秋里、杨得志、萧克、王平、朱云谦为召集人。到1984年底，恢复军衔制的准备工作已初步完成。

1986年下半年，军委常务会议对实行军衔制的若干主要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其中，明确不再提“恢复军衔制”，而是“实行新的军衔制”。之所以叫实行新的军衔制，是因为我军已经走上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军官军衔等级的设置和军官职务等级编制军衔等，与1955年至1965年实行的军衔制应有很大不同，是借鉴前者，而不是照搬照套。参照多数国家的军衔设置，决定不设大元帅、元帅、大将、大尉，平时最高军衔为上将。

根据军委议定的原则，有关部门加紧了各项准备工作。1987年12月30日，军委常务会议正式作出决定，1988年国庆节实行新的军衔制。随即成立了全军实行军衔制领导小组，由杨白冰任组长，迟浩田、赵南起、郭林祥任副组长。1988年7月1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由国家主席杨尚昆命令颁布，自即日起开始施行。

评定军官军衔，以军官所任职务、德才表现、工作实绩、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和在军队服役的经历为依据。全军各大单位的大军区正、副职军官的军衔评定，由中央军委掌握；正军职以下军官军衔评定，由军官所在单位的上一级党委提出议案，按规定的权限报批。

中央军委对各职务等级军官规定了具体、明确的评衔标准，每职都有一定的评衔幅度。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军队大力推进干部队伍年轻化，一批优秀年轻干部进入了师以上领导班子。军、师职以上军官中，同一职级军官的资历有较大差别，有的军龄相差二三十年，年龄相差20多岁，而在团职以下同一职级军官中，资历差别则不大。根据当时军官队伍的状况，评衔幅度为正大军区职至副师职军官每一级职务设置三个等级军衔，正团职以下每一级职务设置两个等级军衔。邓小平曾解释：“军职以上实行一职三衔，道理很简单，年轻干部需要培养，他们的军衔可以低一些，职务可以高一点。”据开国少将、曾担任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的贾若瑜将军回忆，在一次军委办公会上，时任总政主任余秋里说：我看师职干部也可以一职三衔，以利于年轻干部的培养。最终，军委作出了副师职以上一职三衔的决策。

这次评定军官军衔，军委高度重视基层建设，十分关心基层军官的成长，对他们的评衔政策规定相对较宽。一是从军衔等级设置上看，与1955年相比不设大尉，使所有正营职军官和部分副营职军官可以进入校官行列。而1955年我军首次授衔时，营长、教导员基本上都未能进“校”。且师以上军官一职三衔，但团以下一职两衔，减少了档次，缩小了等级幅度，有利于大多数基层军官评上较高军衔。二是从授衔范围上看，对部队基层干部比较宽松。军委在全局上规定了超编和编余干部不授衔，但同时又规定“自1979年以来，因战致伤残的不在编制定额以内任职的军官”和“轮战部队增配的军官”要授予军衔。这些人员主要集中在作战部队的基层，给他们授衔有利于稳定基层、鼓舞士气。三是从评衔标准上看，充分照顾了作战部队军官，特别是主官。如1967年、1968年入伍的正团职军官在机关等单位任现职满三年的才能评为上校，但同期入伍的作战部队团级主官，任现职满两年就可评为上校；正连职军官，1979年、1980年入伍，任现职满三年的可评为上尉，而1981年1月1日以后入伍，任建制连队主官满三年的军官也可评为上尉。全军排级军官按评衔标准试套，评中尉的占54%，而排职的基准军衔是少尉，显然中尉所占比例过大，但军委考虑到排职军官基本上都在基层，所以没有压缩排职中的中尉数量。四是从评衔的结果上看，绝大多数基层军官都能评上或高于基准军衔。我们试点的一个团186名军官，根据政策标准评定，校、尉比例为1∶7，校官与上、中、少尉军官的比例为1∶2.2∶3.5∶1.3。正营职评中校的占20%、少校的占80%，副营职评少校的占35%、上尉的占65%，正连职评上尉的占58%，副连职评中尉的占86%，排职评中尉的占56%。这样的结果，基层军官大都很满意，不少人说“安了‘老基层’的心，鼓了‘新基层’的劲”。这也正是军委所期望的。

按照军委的工作部署，在为现役官兵授衔前，于1988年“八一”前后，先为军队離休干部授勋；8月底以前，在军官中完成实行军衔制度的动员教育、军衔鉴定和军衔评定工作，9月底以前基本完成军衔授予工作，同时全军士兵军衔评定、审批、授予工作也基本完成；10月1日起，全军官兵统一佩戴军衔肩章、符号。

1988年7月30日，中央军委授予军队离休干部功勋荣誉章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根据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命令，授予萧劲光等830人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授予汪荣华等3704人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授予贺进恒等47914人独立功勋荣誉章；授予邓兆祥等31519人胜利功勋荣誉章。此后，又进行了补授。截至1988年底，全军有835人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3721人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50159人获独立功勋荣誉章，53159人获胜利功勋荣誉章。授勋人数共计107874人。在军委举行授勋仪式的同一天，成都军区傅全有司令员、万海峰政委、马秉臣副司令、艾维仁副政委受军委委托，分别在昆明、成都、贵阳、重庆为离休干部授勋。全区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34人、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400人、独立功勋荣誉章3640人、胜利功勋荣誉章3986人，共8060人。

与此同时，评定和授予军官军衔的工作也在抓紧进行。全军共授予将官军衔1452人，校官军衔18万余人，尉官军衔40.5万人。另有14.7万余人改为文职干部，他们绝大多数为专业技术干部。

（摘自《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