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德

这里群山怀抱，围成一座不大的山乡——官田乡。南面那条坎坷的石子路，是乡里与外界沟通的主要通道。勤劳、憨厚是山民的本色，犁耙式的水稻种植是他们的主要生计。坐落在东南丘陵上的官田中学，便是山娃成才的摇篮。在丘陵之下，有一座很小的山村——新屋场村。七百多年前，祖宗迁徙至此时取此名，现在实在不新了。我家就世代居住在这个村庄。

我排行老五，与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和父母，一家七口挤住在一间小房子里。房子分两层，上层堆放干稻草，也是我、二哥和爸爸的床铺，下层勉强容纳两张床。

幼时的我，是父母和哥哥、姐姐的宠儿。父亲是个篾匠，常去别人家做工，偶尔带点零食回来，藏在我们的草铺里，然后偷偷地告诉我，并再三嘱咐我别告诉妈妈。可我每每津津有味地吃完，总免不了告知母亲，父亲又得挨一顿训。有一次，我玩耍归来，看到父亲和大哥各拿一把铁锹，围着村子你追我赶。父亲厉声地骂着大哥，吓得我哭嚷着问母亲：“大哥怎么了？”母亲说：“你大哥有点不对劲。”此后，我每次都是怯怯地看着大哥。

七岁时，母亲领着我走进了红砖平房的学校——官田乡中心小学。虽然大哥、大姐为了弟妹上学相继辍学，但家里还有三只书包。于是母亲带着大姐，操起扁担，拿起柴刀，去离家十五公里的深山砍柴，卖些钱供养我们三个，并攒些钱买药，医治父亲多年的胃病。虽然父亲做篾匠能挣点钱，但爱吃零食、爱喝酒的他总是留不住钱，他的胃病也就一直未能得到根治。每年春耕时，母亲总是到银行贷款买化肥，秋收后卖了谷子还贷款。当时，水稻品种不好，产量低、米质差，价格总在每百斤三十几元。即使家里种了十五亩责任田，每年也只能勉强填饱肚皮，再添件粗布新衣，草草地过个年。于是，从我读书起，就知道学费来之不易。有书读，便成了我童年的一大奢侈。

当我走进教室，捧起崭新的课本时，我知道只有好好读书，才对得起辛劳的父母，于是我学习格外用功，成绩也名列前茅。每个学期末领成绩单时，是我最快乐的时候。那天，母亲总是拿出“最新”的衣服，其实是哥哥穿不得的半新衣服，并从瓷缸里摸出一个鸡蛋，煎给我吃。当然，我也不负众望，每次都能带上一张“三好学生”的奖状献给母亲。母亲总是笑眯眯地把它贴在厅堂条案后面的板壁上，初中毕业时板壁几乎贴满了。

每天放学回家，母亲交代我：“先做完作业再去玩。”我一到家，就搬出一条板凳当桌子，坐在一块石头上认真写作业。每到节假日，我常常独自一人，挑着担箕上山砍柴。有一次，我发现一丛荆棘中有许多笔直的灌木，便挥起柴刀劈开一个小洞，爬进荆棘丛中，坐在地上吃力地砍。可直径一寸左右的野柴，竟要砍上几十刀。有些灌木富有弹性，每砍一刀只能砍入一毫米，柴刀弹出老远，等到砍断时，手震得发麻、肿起血泡。后来血泡肿得实在大了，我就戳破血泡让血水流出，强忍着疼痛把剩下的几根灌木砍断。等钻出荆棘丛，才发现太阳已经偏西了。

砍断只是第一步，还得想办法把它们拉出来。于是，我又和荆棘、树藤展开拔河比赛。有的树条被野藤缠得紧紧的，我就钻进去把藤劈断，实在劈不断，就爬上荆棘丛，把细枝末梢砍断，再拔出来。等把灌木都拔出砍成一段段的，并装进担箕时，太阳已经落山了。看着满满一担箕的木材，我高兴地把扁担往肩上一撂。“完了！”太重，挑不起，但又舍不得扔掉一些。于是，我弓起背，咬紧牙，一步一步地挪回家。每走十几步休息一下，走了不到一里路，肩膀磨得通红，腰板快直不起来了。等天天黑时，才遇到二哥来接我回家。

夏收是农民最忙最累的时节。每到这时，我就和大人们一起，卷起裤腿蹚进水田插秧，操起镰刀钻入稻田收割。六岁时，我就开始学干农活。刚学插秧时，母亲总是教我：“左手拇指和食指分秧，右手五指捏紧，笔直插入，早稻粘泥起，晚稻插到底。”我插的秧笔直像标兵，可速度太慢，常被哥哥、姐姐“锁”在秧苗里，脚也被他们打得通红。速度是练出来的。为了赶超哥哥姐姐，我憋上一口气，认真、使劲地插，腰疼也无暇顾及。后来，一天也能插完一亩田。

晚稻插下后，灌溉便成了令人头疼的大事。记得有一年，接连几十天没下雨，村里的两个小水库几乎都干了。家家户户抡起一把铁锹，二十四小时守候，争着把溪水分流进自家田里，往往分到自家稻田时犹如茶壶嘴倒水。一天晌午，我扛起铁锹来到后山的稻田，先把水路引进自家田里，再沿水沟到上游引水。如果遇见人，就商量着把水流一分为二，再逆流而上引水。当我返回查看水路时，发现王悍站在那里，把我的水路全堵死了。我嚷着：“我从上面一直分下来的，你为什么堵住我的？难道我就不能分水？”“不准分，你动一下就把你的锹丢掉。”他厉声喝道。“做人要公平，凭什么我就不能分水？”我一边嚷着，一边蹲下去分了一点，仅仅是他的四分之一。可王悍二话不说，抓住我的锹扔进田里。我哭着说：“凭什么我就不能分水？凭什么欺负人？”他怒目喝道：“你家又不是这里人，做崽的，还想分水？”

父亲是上门女婿，所以村里人大都叫我们是“做崽的”，再加上家里穷，我们常遭欺凌。村里的小孩也常嘲笑我是“做崽的”，联合起来不跟我玩，并慫恿学校的同学也不跟我玩。我只好时常找几个老实、淳朴的同学下军棋、看书，并暗暗地用功，以优异的成绩去回击他们。可即便如此，孤独、自卑早已在我幼小的心灵埋下了种子。有一次，比我小两三岁的少安骂我“做崽的”，我就用拳头回击了他。晚上放学回家，他爸爸气势汹汹地来到我家，见我就一巴掌。我也不甘示弱，用幼小的双手推他一下，并嚷着叫他的外号“毛狗仔”。从那刻起，我意识到要自尊、自立、自强。

人生无常。1989年夏天一个周六中午，太阳火辣辣地烤着大地。我中午放学回家，吃过午饭就和二哥一起去放鸭子。此时，母亲还在稻田里喷洒农药。忽然，稻田里隐约传来母亲呼唤二哥的喊声，一声高过一声。二哥拔腿就往回跑。等我挽起鸭笼回到家时，母亲已住进乡里的卫生院。医生诊断，母亲是因晌午打农药中暑引起中风。从此，母亲再也没有健康地站起来。为了省钱，母亲不久就出院，父亲到处寻访赤脚医生。每次医生的到来，都给我们带来一点希望，可每次都是失望大于希望。直到后来，经浬田乡的王医生治疗几个月，母亲才能不用拐杖独立行走，但左脚只能拖着向前迈，左手耷拉着前后摆动，甚至不能把碗端至嘴边。这一年秋季，二哥、二姐都辍学了，父亲母亲却坚持借钱送我上学。命运的天平又一次向我倾斜，我还有书读。

父母得病，大哥弱智，生活的担子谁来扛？刚二十出头的大姐勇敢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带领我们姐弟四人开荒种花生、种红薯，进山砍柴、买柴，挑大粪、下牛粪，把十五亩责任田种得好好的。我在学校学习更加刻苦，以全校最好的成绩考入乡里中学。

读初中时，我走读。每天凌晨四点，母亲就强撑着身子起床做饭。五点半，我一起床就往学校跑。上完早自习，再跑回家吃早饭。学校离家有一里路，来回需要二十分钟，只有十分钟的吃饭时间。每次我一到家，不管锅里是熟饭还是生米，盛上满满的一碗就狼吞虎咽。有时菜还没炒，又无前一天的剩菜时，就舀碗米汤浇上饭，草就一顿。下午一下课，我就往家里跑。一到家，就洗碗、喂猪，赶鸡鸭进笼，洗猪草，再炒菜。等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回家时，菜已炒好。我匆匆吃上几口饭，撒开腿就往学校跑，常常脚步声和着晚自习铃声一起走进教室。

待到初二，二哥和大姐相继去广东省打工，家里的重担就落在我和二姐肩上。平常我除了帮母亲做家务，还要帮二姐管理稻田。春耕时，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时，我都扛把铁锹去田畦上除草，下水田铺岸，进秧田查看水位。节假日，我挑着尿桶，和母亲一起去菜园里翻土、下种、锄草、浇菜。母亲边干活边教我种菜。如春天种辣椒时，土要垒高、碾细，均匀地撒上辣椒籽，再铺一层草木灰，然后插上几根竹片，拱成半圈，再在竹片上盖一层油纸以保温。栽包菜时，先挖一个盘子大的小坑，两坑之间隔一尺，再把包菜笔直地栽入坑内，然后浇水，并在坑边撒上石灰以驱虫。

１９９３年２月，二十四岁的大姐要出嫁了。爆竹声声送新娘，我却躲进小巷子偷偷地哭了。我舍不得大姐离开，她为了我们一家勤勤恳恳，自小聪明的她只读了两年书就辍学，二十岁如花的姑娘挑起了一家的重担，出嫁时只有一个衣柜、一只箱子、一台黑白电视机、一张小方桌。大姐出嫁后，二哥接过大姐的担子，每天天刚亮，就挑起粪桶到中学厕所挑大粪。别人挑一担，他可以挑两担。他使出全身力气，挑起粪飞奔向稻田。插秧、砍柴、割禾、打谷，二哥样样在行。乡邻都夸二哥“插秧就如插秧机，割禾胜过收割机，打谷快如柴油机，好像有使不完的力”。

借遍远亲近邻，总算凑齐三千元。二哥带父亲到县医院看病，经化验，确认为胃癌晚期，医生说最多还能活六个月。我们得知父亲的病情后，心如死灰，耗尽全部家财，换来的却是噩耗。我背负着沉重的悲痛走进课堂，模糊的双眼看不清老师写了什么，嗡嗡的脑子总想着家里，想着全家如何生活下去。我内心开始动摇，真不想再拖累家人。二哥、二姐都无奈地说：“下半年的初三，你就不要读了，家里实在没钱。”我含泪点头。可母亲却坚持说：“卖了房子也要供你去读书。”我渴望读书，却又深知家里的赤贫。我不怕困难，宁愿去替别人挑大粪、做小工挣钱，却害怕有一天没办法再读书。哥哥、姐姐拗不过母亲和我，就说：“初二期末如果没考到全年级前四名，你就别读了。因为只有前四名，才有可能考上师范，师范学费便宜。如果考上高中或其他中专，也供不起。”于是我憋着一口气，更加刻苦地学习，成绩也确有长进。期末领成绩单时，我惊喜地发现自己的成绩刚好是全年级第四名，并得了一张“三好学生”奖状和6元奖学金。我欣喜若狂地跑回家，一进门就气喘吁吁地喊道：“姆妈，姆妈，我得了奖，我考了全年级第四名，我得了6块钱奖学金。”母亲笑了，额头上折叠的皱纹也舒展开来。父亲轻声唤着我的乳名：“蠢公崽，还要努力。”吃过午饭，母亲要我送担猪草到五里外的姨奶奶家。我挑起猪草，哼着小曲，晃悠悠地出门去。虽然肩膀磨得通红，可一想到刚才领了奖学金，有书读，我又“嘻嘻”地笑起来，两脚生风般地往前奔跑，两篓猪草也荡起秋千。

初三，如期开学。医生预测的期限早已过了，虽然父亲安在，可一天比一天消瘦，两只脚如打火棍，只剩皮、骨头和干瘪的血管，整个身体如被掏空的躯壳。我每天扶父亲起床，帮他穿衣。他总是说：“蠢公崽，要争口气，好好读书。”

十一月二十七日早晨，和往常一样，飕飕的寒风穿透屋里墙上的每个缝隙，我们的心随着寒风一起冷却。姐夫又来看望父亲，给原本压抑的家中增添了些许生气。中午放学回来，母亲要我去喊父亲起来吃午饭。她说，父亲早晨打着呼噜睡着了，没吃早饭，现在应该醒了。我走进房间喊父亲，他没应声，再喊，还是没回应。我伸手一摸，冰凉的感觉触电般地迅速传遍全身。我默默地走出房间，对母亲说：“您去看看……”我知道，那个时刻还是来了。那年春节，是在一片沉默中度过的。

债务逐年累加，生活越来越难。拖了半年的400元学费，到了不得不缴的时候。春节一过，二哥、二姐就都出去打工，剩下我、大哥和母亲。初三下学期紧张的学习任务压得我喘不过气，为了抓紧时间学习，我把床从家里搬到了教室的课桌上。这样，晚上可以多点时间温习功课。每天晚上十点，学校熄灯后，我就从抽屉里摸出煤油灯，小心地点燃。在豆大的灯火下，我捧着书继续复习。此时，伴着窗外蟋蟀的轻吟，教室里豆大的灯火在风中摇曳。当上下眼皮打架时，我就把床板架在课桌上，摊开棉被，和衣而睡。早晨，起床的铃声还没响，习惯早起的我已叠好被子，堆放在教室的角落，用床板挡住，再来到校园外的草地上，背课文、记单词。

学习和农活，两手都要抓。春播在即，培种育秧苗便成了头等大事。在母亲的指导下，我把稻种从楼上背下来，按品种分装在不同的蛇皮袋里，并扎上不同的结，放进池塘浸泡，用磚块压实，避免与别人家的混淆。两天后，再把稻种提上岸，倒进可以渗水的箩筐里。每天早晨和晚上，烧一锅热水，再掺点凉水，调至温热，泼洒在稻种上，渗干水后提到屋檐下，这样保持温度可以催芽。当稻种的根长长了但芽还短时，就适当洒些冷水，待芽长到两毫米便可播种了。看着稻种圆圆的身子上长着长长的腿、白白的芽，甭提多高兴。

一整个春天，我都奔波在学校和田间。繁忙的农活和繁重的学习，使原本体弱的我有点支撑不住。我脸上蜡黄，每次蹲下去就很难起身，只好扶着东西吃力地站起来，感觉天旋地转，头脑浑浑噩噩，把眼睛闭上好一阵子，才能看清事物。有一天晚上，我实在支撑不住了，学校熄灯铃响起，我就架起床铺睡了。第二天早上，起床铃响了，我一醒来，就感觉浑身疼痛，额头烫得厉害。我收拾好床被，坐在凳子上，想硬撑，但头痛无力，只好向老师请了半天假。一回家里，我就告诉母亲我发烧了。母亲摸了摸我的额头说：“好崽，怎么发高烧了。”她忙找来姜、葱和米饭一起煮，要我趁热吃下去。可烧依旧没退。早饭后，母亲连忙带我去医院。经检查，高烧40度，过度贫血，这下可急坏了母亲。我说：“没关系，打几针，吃点药，就会好的。”医生开了二十几元钱的药，并打了退烧针。母亲坚持要买一瓶补脑汁给我，我不同意，但拗不过她，最后还是花4元钱买了一瓶。下午，我又走进教室。

由于干农活挤占了不少学习时间，我的成绩受到影响。毕业会考，我的成绩从全班第三名退到第九名。班主任彭老师找我谈话，我一股脑儿把实情向他哭诉出来。他鼓励我说：“别灰心，离升学考试还有一个月。我相信，逆境出人才。”我点了点头。我知道，如果以这样的成绩参加升学考试，肯定考不上师范，即使考上高中，也必将告别读书生涯。经过彭老师的开导，又想起父亲“要争一口气”的嘱托，我重新鼓起勇气。5月底，二哥打工回来，我便全力扑在最后一个月的冲刺中。

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或是多吃一份苦就多一分收获。中考后一进校园，就有同学告诉我我考上了师范。我半信半疑地走向班主任的办公室。彭老师早早站在门口张望，一看见我就说：“绍德，绍德，你过来。你考上了师范。总分523分，物理98分，数学89分，语文……”他一口气说完我所有科目的成绩。当别的老师问我的分数时，他都抢着一一回答。我考上师范的消息迅速传遍村邻乡舍，好像比考上北大、清华还激动人心，一时成为乡里的焦点。村民們看到母亲，都说：“你的崽可争了一口气，考上师范了。”母亲更是笑得合不拢嘴。原本绝无闲人串的家门，不时也有人进来坐坐，道声喜。我独自走进山里，来到父亲的坟前，告诉他：我争了气，考上师范了。

录取通知书是9月5日收到的。可一看到950元的学费，全家都陷入沉默，不知如何是好。虽然哥哥姐姐打工挣了点钱，但大多数用来还债了，只剩两三百元的生活费。母亲忙叫二哥拖谷子去卖，1500斤稻谷只卖得500元。剩下的只够全家口粮，不能再卖了。实在没办法，我只能厚着脸皮去向亲戚借钱。每个亲戚都了解我的家境，今年借不知何年才能还。与其说是借，倒不如说是乞求更贴切。

晚上，我两手空空地来到姨妈家里。出门时，母亲就嘱咐我：“你二表哥汇了2000元给你姨妈，你去向她借，肯定借得到。”我真不好意思再向姨妈借钱了，前些年欠的几千元还没还。姨妈最疼我，一到她村口，我老远就喊：“姨妈！姨妈！”“诶！好崽！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吃饭了吗？”姨妈摸着我的脑袋说。“我到邓家请客。”我答道。“请客？”姨妈疑惑地说。我接过话茬：“我考上师范了，九号做酒。”“真的？”姨妈问道。“嗯！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录到永新师范统招生，学费950元。”姨妈笑眯眯地说：“太好了！太好了！总算争了口气。”“可我……”我哭着说，“可我还没凑够学费。” 姨妈说：“别哭，别哭，还差多少？”“还差四五百。”我哽咽着答道。“唉，”姨妈叹了口气又说，“明天，我借给你五百，别哭了，别哭了啊！”姨妈为我煎了三个鸡蛋。我吃完就去睡觉，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我不觉想起初中三年来的学习与生活，泪如泉涌。第二天早上醒来，枕头都被泪水浸湿了。

九月九日的小山村，沐浴在一片喜洋洋的氛围中，到的客人不多，收到的礼金也不多。那天，班上还有几个同学做升学宴，但班主任跟全部科任老师都来到我家，并赠送我一本笔记本和一支钢笔，笔记上面写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十日早晨，噼里啪啦的爆竹声唤醒了山村的黎明，金秋的朝阳把希望洒向大地，温柔的山风轻拂着衣角，在山路拐弯处，我回望老屋，斜立门口的银鬓母亲正拭泪眺望，不停地挥手，她身旁是踮脚远望的二姐、屹立风中目送我的二哥。再见了，我亲爱的故乡；再见了，这辛酸的故土。带着亲人的寄托，带着自己的理想，带着沾满泪水的学费，我独自踏上了求学之路。

来到朝思暮想的永新师范，我立刻陶醉在它迷人的景色里。学校坐落在东华岭上，潺潺的禾河傍山而过，错落有致的教室、宿舍隐蔽在树荫中，如盖的树木庇护着这座教师的摇篮。我在师兄的帮助下，报名、缴费、找宿舍。晚饭后，彼此不相识的同学操着方言各自找老乡。我独自徘徊在环山路上，想起家务谁来做，刚栽的白菜谁去浇水、施肥，晚稻长势如何，推算今年的收成，想起母亲的辛劳，不觉潸然泪下。我开始盘算每天的生活开支。馒头一角钱一个，吃5个就饱了，饭菜最低一元一份。于是，我决定每天花两元，早晨、中午吃馒头，晚上吃饭。只身在外，我不愿在学费之外再给家里多添负担。我下定决心，日子虽然清苦，但我一定要学出成绩来。

学习步入正轨，矮个子的我坐在第三排，读书依旧如初三时一样认真。平时寡言少语的我总是默默地学习，心中放不下的还是家里的事务。我平常交往的同学不多，周仁清便是其一。在草坪上一次偶然交谈后，我们相识了。他说：“人穷一点没关系，但要穷得有志气。”我也说：“人活着就是要不懈地奋斗，不断地向困难挑战。其实，每一个困难，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次机遇，要么倒下，要么崛起。”月明星稀时，我俩挑灯夜读，争论不同的观点。后来，我担任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忙于学校的事务，而他潜心美术，沉醉于线条色彩里，我俩便踏上了不同的学习轨道，但信念是相通的。

十月一日快到了，听说学校放假3天，加上双休日，共5天。同学们奔相告知，个个扳着指头倒计时。好不容易盼到9月30日，晚自习后，大家急匆匆地赶往寝室，拾掇衣物和书籍，装进旅行包里。第二天一早，同学们就三五成群地走向车站，踏上回家的客车。

归心似箭，景物飞逝。虽然客车时速达70公里，但总觉得像一只慢慢向前爬的蜗牛。

客车驶进家乡的车站了，焦灼如焚的心终于平静。一刹车，我抓起包跳下车就往家赶。金秋的风荡起层层稻浪，山中麻雀的歌声在风中飘过。驭风的双脚一踏进村庄，一股乡情涌满心头。

老屋的木门依然如旧，我推门而进，张口就喊：“姆妈，我回来了！”久久未有人应声，我忙丢下包去寻找。半山腰的菜地上，一位银发老妇正单手锄地，我忙跑上去喊姆妈。母亲猛回头，抖落挂在额头的汗珠，放下锄头，抚摸着我的头说：“乖崽呀，这么早就回来了，累了吗？”我忙说：“不累，不累。姆妈，我来。”说着就抡起锄头，边锄地边跟母亲讲学校里发生的鸡毛蒜皮的事。母亲总是面带微笑地倾听着。

午饭过后，我扛起一把铁锹走向田间，瞧瞧稻谷的长势，估算每亩的收成，下到田里踩踩，看看田泥是否过干。走遍每亩稻田，才放心地回家。

在家的这几天，我每天都忙着菜园、稻田和家务，好像要把在校几个月欠下的劳作全补回来。时间匆匆，返校的日期到了。母亲炒了一大兜花生和一把缸萝卜干炒肉，塞得我的包快炸了。我背着沉甸甸的包，背上沉甸甸的母爱，含着两眶泪水，再次离开了故土。

返校后，每位同学都带来了家乡的特产，大家分享着、谈论着，个个喜气洋洋，而我正算计着这把缸菜可以省下一个星期的菜钱。一切又归于正轨。第一个学期，在静静的学习中悄悄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