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向 军, 庞 付 玲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学界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成果较为丰富。主要表现为:一是围绕具体论题展开研究,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不同角度阐释、探讨这一科学思想各个组成部分所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范宝舟[1]、韩庆祥[2]、孙要良[3]等从不同角度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行论述,指出“以人民为中心”是对“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展。黄其洪等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是对“类哲学理论、世界普遍交往理论、世界历史理论和共同体理论”的创新与发展[4]。二是围绕整体论题展开研究,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继承发展并具有一脉相承性。何中华等认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蕴含着丰富哲学基础,从“世界历史”、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人民史观、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4个方面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5]。辛向阳指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所包含的坚持人类社会发展存在客观规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深刻体现着这一科学理论体系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高远的理论智慧[6]。虽然上述两个方面都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展开研究,但两者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如何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进行继承与创新等方面缺乏较为全面性、系统性的论述,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出我们力所能及的探讨。总的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底蕴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而以下7方面是应当重点认识和把握的。

一、人民主体论: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探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首要问题就是回答什么是“现实的人”以及有何历史地位与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时,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7]519。“现实的人”不仅是具有生命特征的肉体组织,还是具有独立意识且能够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个体。随后,他们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明确了“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7]531,强调了历史的创造是以现实的个人满足自身生存需要而进行物质生产实践为前提的,并指出“现实的人”在创造自己历史时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的,而是要“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8]592。伴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渐发展壮大,每一代人都是在继承前一代人已发展的生产力基础上,使用生产资料创造为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物质资料,这样一来“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8]43。在这里,马克思明确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命题,指明了历史作为一个存在内在联系的整体,是人民群众在物质生产中不断推动社会逐渐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而“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7]196。

纵观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不断发展壮大,究其根本在于自始至终都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进程,进一步深刻诠释了党坚守权为民用、情为民系、利为民谋的根本政治立场与价值取向。正如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9]46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以人民为中心”这一生命主线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之中,赋予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基本观点以新的时代内涵。具体表现在:其一,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幸福论。始终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融入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等执政方略之中,落实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各项政策举措实施之中,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和多方面的需要,进一步从执政方略、政策实施等方面展现新时代党始终坚持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幸福论。其二,以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动力论。始终自觉地将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在推进党和国家各项政策决策部署中要充分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善于在带领人民前进实践之中及时发现问题、化解矛盾和总结经验,并使之成为党和国家完善路线方针政策的“源头活水”,以达到“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的良性互动之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凝聚民心、汇聚民智、发挥民力。其三,以“人民是阅卷人”为检验执政成效的标准论。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秉持广大人民群众是评判执政成效的主体,在制定各项政策方针与落实各项工作中坚持把人民是否拥护、是否赞成、是否满意等作为衡量党和国家一切工作成效的“矩尺”,更好地发挥人民是最终评判者和最高裁判官的优势作用。其四,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论。新时代坚守“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价值追求,通过将实现共同富裕“分两步走”战略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分两步走”战略进行有机结合,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接续奋斗中朝着实现“全体人员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迈进!

“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提出,是习近平对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人民主体思想在当代的继承与发展,从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幸福论、以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动力论、以“人民是阅卷人”为检验执政成效的标准论和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论这4个方面更加具体地提出坚守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贯彻路径,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特质。

二、社会矛盾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认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基本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基本动力。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直接对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作出明确界定,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文中对这一原理作出了经典表述,即“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0]591这深刻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共同构成了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并在不同发展阶段往往通过其他各种矛盾形式呈现、反映出来,一定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作为社会基本矛盾在一定阶段的外在的、具体的呈现形式,在这一阶段众多社会矛盾的运动中起主导作用,是影响人类社会在不同发展阶段及其不同发展特征的主要因素。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科学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对不同时期或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正确判断。1956年底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社会矛盾展开了深刻剖析,并在党的八大首次明确指出这一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对国内外发展形势进行了科学分析,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与此同时,对这一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进行了深入审思,随后在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规范表述,即“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2]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政治等各领域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时代发展需要、扎根于我国客观实际,准确把握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并对其作出了科学论断,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3]。从新中国成立到开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再到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研判,深刻彰显了党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与品格。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为关系全局性的历史性变化,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从时间范畴上来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这一重大判断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但其转化时间起点可追溯至党的十八大,这就意味着以党的十八大召开为时间界限,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就开始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展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始终秉承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原理分析我国实际发展状况。具体而言:一方面,从生产力发展状况来看,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在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等已迈入世界前列,经济稳步发展并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但仍存在着区域、城乡、行业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的现象,成为制约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从生产关系需求来看,随着经济水平的稳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也得到了显著提高,人民群众的需要逐渐由对物质文化的“生存型”需要向对政治、文化、生态等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复合型”需要发生转变。正是基于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所呈现出阶段性特点的分析和判断,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提出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的重大判断。由此,党和国家一切工作重点都是围绕这一社会主要矛盾而展开的,即以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为根本任务,以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可以说,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认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之间辩证关系的准确把握,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论新的时代阐释。

三、社会动力论:构建“六位一体”的改革动力系统

关于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内容,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要课题。马克思恩格斯曾用“生产力”“阶级斗争”“合力”等不同表述来阐释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他们认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是单一因素,而是由众多因素相互作用构成的有机系统。正如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8]591恩格斯在完善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基础上,强调了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由许多因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共同推动的。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根本动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受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影响与制约。

中国共产党在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过程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动力学说为理论基础,以不同时期我国社会发展实际情况为现实依据,对“社会发展动力”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前后经历了‘矛盾动力论’、‘改革动力论’、‘创新驱动论’”[14]等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始终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在对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发展动力思想进行一脉相承的基础上,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后所带来的新变化和时代任务相结合,形成了“六位一体”改革动力系统,即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导,全面深化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的改革动力系统。具体而言: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通过不断破除旧的经济体制机制的束缚,逐步构建起一套“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制度体系,以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在毫不动摇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之上,对这一根本政治制度进行与时俱进地完善,以更好地推进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确保广大人民群众享受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民主;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支撑,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大胆持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中,注意把握好“为谁改、改什么、怎么改”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相互统一,以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从精神文化层面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以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为根本,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逐步缩小贫富差距,打造集“科学化、系统化、合理化”为一体的社会治理体制,有效地确保社会安定和谐有序,进而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保障,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践行绿色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健全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为政治保证,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落到实处,深入推进党的组织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等体制机制改革,建立起一套运之有序、行之有效的科学制度体系,更好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与此同时,将敢于斗争作为贯穿于构建“六位一体”改革动力系统的“红线”,要时刻保持斗争精神,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状态克服构建“六位一体”动力改革系统过程中所遇到的风险挑战。

“六位一体”改革动力系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各要素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内在逻辑关系,是整体与部分、全局与重点的有机结合。因此,若想准确把握好这一动力系统,需要在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导的基础上,统筹推进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的改革。可以说,“六位一体”改革动力系统的形成,明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主要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重大发展,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社会发展动力的范畴,有助于新时代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四、社会革命论:协同推进“两大革命”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指出的那样,“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7]567-568毫不例外,在考查社会革命起源时,需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中寻找答案。马克思恩格斯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社会革命的产生作出了经典概括,指出当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本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会逐渐演变成为制约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10]597。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革命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俄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开展社会革命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进行漫长的、艰难的经济工作实践,才能“最终完成极其伟大的政治变革”[15]。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革命性是我们党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而“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16]。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革命”初心,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时期一以贯之地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从理论到实践系统地回答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开展社会革命”这一重大时代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坚定决心、顽强意志、空前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一系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但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持续深入推进,“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以及“四个不纯”等问题尚未得到完善解决,抗疫情、稳经济等新一轮挑战又接踵而至。基于此,习近平强调要继续发扬彻底的革命精神,要求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以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新的伟大社会革命。”[17]党创造性地提出了协同推进“两大革命”的重要命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在当代的发展。一方面,党的自我革命是推进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政治保障,明确了党是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坚强领导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度重视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围绕如何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新思考、新论断和新举措,如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旗帜鲜明地讲政治,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确保党坚守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向;针对党内部分党员存在的理想信念不坚定等问题,在全党范围内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等党内教育活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以“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鲜活实践,彰显了党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品格与坚定决心,开辟了党推进自我革命的新境界,为推进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打造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另一方面,推进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是党进行自我革命的最终价值目标,明确了新时代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工作任务。党的百余年历史表明,不同历史时期社会革命任务有所不同,与所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因此,在新时代历史背景之下,以党的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其主要任务就是要牢牢抓住以人民为中心,着力化解好我国在生产、发展等层面所面临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以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夯实物质基础,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新时代协同推进“两大革命”的提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革命学说的基础上,将这一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时俱进地赋予“社会革命”以中国内涵,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学说在新时代的继承与发展。

五、社会意识论:全面阐释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问题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社会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反映并受其影响、制约。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意识形态问题时,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为蓝本分别从批判性视角、阶级性视角和中立性视角的不同维度,详细地阐释了意识形态这一复杂的问题,提出需要通过“‘真正的实证的科学’克服‘独立的哲学’,以‘真正的知识’取代‘意识的空话’、以共产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意识形态”[18]的方式来揭示和“破解作为‘虚假的意识’的意识形态”[19]。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扫除、化解意识形态建设遇到的困难、障碍与危机。毛泽东曾经在其众多经典著作中借用“文化”“观念形态”等词指代意识形态。例如,他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服务的。”[20]毛泽东强调“新文化”产生依赖于新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并为之服务,提出要重视“新文化”建设。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着重从党的思想政治层面出发,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了深入反思,明确指出能否正确地处理好思想政治层面的问题是我国能否顺利推进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首要前提,于是提出了“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21]的科学命题。江泽民认为意识形态工作“直接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22],于是他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通过采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措施,进而加强和巩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胡锦涛同样也高度重视意识形态与文化建设方面的工作,通过采取整合文化创新的方式不断筑牢意识形态工作基石。与此同时,他审时度势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理论命题。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与丰富的实践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及其方法论的基础上,先后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等一系列会议上,紧紧围绕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是什么、为了什么、怎么做”等问题作出了全面、科学、系统的回答,深刻阐释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性质、理念、任务。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是什么”的问题,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9]43强调我们党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相关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23]“一个是”和“三个事关”的提出,既简洁明了地揭示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性质,也明确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的深远意义。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为了什么”的问题,习近平明确指出,新时代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其根本目的在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24]我国作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还是凝聚华夏儿女思想共识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重要保障。因此,在面对来自西方多元化社会思潮冲击、腐蚀和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时,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绝不动摇。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怎么做好”的问题,习近平指出:“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9]43通过逐渐强化政治意识的方式来进一步推动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以树立大宣传理念、落实新闻舆论工作“48字要求”[25]、以强化“阵地意识、政治家办报意识、主动意识”3个方面的意识进而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话语权,以便于向世界更好地展现中华风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可以说,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问题的全面性阐释,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理论在新时代创新发展,深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一元指导地位的坚定决心,丰富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为新时代继续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南。

六、社会结构论:统筹推进“两大布局”

马克思曾对社会结构进行过深入的探讨,以19世纪中叶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为分析对象,在分析、剖解这一时期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敏锐地发现并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变迁发展规律,指出人类社会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呈现出来的变革与发展,是源自社会结构变迁进而导致社会形态更替的具体化表现,而人类所处的现实社会并不是一个具有高度稳定性的“结晶体”,是处于“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26]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结构和生命有机体一样,都是由各种要素、系统共同组成的,不同要素、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27]。中国共产党在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过程中,始终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结构理论作为指导中国革命和推进社会建设事业的根本遵循,始终以敢于斗争的精神状态攻克革命、改革和建设过程中遇到的种种艰难险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历经了“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的转变,战略布局实现了从“一个全面”到“两个全面”、“两个全面”到“三个全面”、“三个全面”到“四个全面”的3个发展阶段。可见,“两大布局”不断深化发展,与时俱进地赋予社会结构理论以中国内涵。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新时代特征,结合现阶段我国发生的新变化,提出了统筹推进“两大布局”。从整体性上看,“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两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其中,“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现实依据,是进一步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阶段性、具体性的战略措施,“两大布局”统一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之中。具体而言:一方面,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来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内在地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5个方面全方位的现代化国家,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因此,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需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主线,全面深化经济领域的改革,大力发展经济建设以夯实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坚持以政治建设为重要保证,要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更好地确保人民当家作主;以文化建设为精神灵魂,通过完善相应制度建设来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进一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打造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社会建设为重要条件,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事业,逐步落实“七个有所”,进而推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生态文明建设为首要基础,积极倡导和推行绿色、低碳的生活生产方式,推动建设美丽富强中国。另一方面,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来看,战略目标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升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宣告我们“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28]。虽然这一战略布局的内涵发生了新变化,但“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是始终保持高度的一致性,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如期实现,推动具有引领地位的战略目标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实现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前后有序衔接。与此同时,伴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开局起步,又对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3大战略举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时代统筹推进“两大布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唯物史观的社会结构理论与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所呈现出的新特点、新机遇、新困难的实践相结合,系统回答了中国进入新时代社会如何发展的时代之问,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七、共同体思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探索关于人类和世界该向何处去的科学回答。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观点出发,人类社会形态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的过程,依次经历“自然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最终走向“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些生存条件当然只是各个时代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7]573-574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出发,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仅是“这个共同体”形成的生存条件,也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即“共同体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来改变”[7]578,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也逐渐摆脱地域、民族等空间局限,最终走向“真正的共同体”,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同体”思想的相关论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走向“真正的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价值指向。

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出访俄罗斯期间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十年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反复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从不同角度对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全面深入,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空前频繁,人与人之间交流愈发密切,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9]205。因此,习近平倡导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丰富的内涵,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其一,坚持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基本前提下,倡导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携手世界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商量全球事务,共同建立起无冲突无对抗并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全球一切治理的成果由所有参与治理的国家平等共同享有。其二,坚持在和平对话的基础上,打造具有“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特色的新安全观。正如习近平指出,“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没有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29]208因此,他倡导通过以开展对话方式化解争端、以共同协商方式化解分歧、以和平方式取代武力威胁解决各种冲突,共同打造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的和平发展之路。其三,坚持在“合作—共赢”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倡导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倡导世界各国在“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兼顾别国发展”[29]38,在相互竞争之中保持合作,在相互合作之中实现共赢,以最终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其四,坚持在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积极倡导包容互鉴的文明观。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支撑力量。习近平在很多场合倡导世界各国在尊重不同文明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让不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实现取长补短、求同存异,从而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可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从真正意义上超越了以往各种的“联盟”“同盟”在地域上存在的局限性,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在新时代的创新与发展,不仅深刻体现了“共同体”思想的时代精神,同时也焕发了“共同体”思想的当代生命力,为着力破解“四大赤字”等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八、结 语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是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行动指南。其对人民主体问题的准确把握,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认识,对构建“六位一体”改革动力系统、协调推进“两大革命”等问题现实关切,深刻体现了这一科学思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极大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唯有全面系统地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科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认识和解决当前我国社会发展遇到的问题,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局面,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