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锦斌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1121)

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是指中国共产党依据党的指导思想、宗旨和目标等,在政治过程中呈现出的行为状态和整体面貌通过外部展示和媒介传输后,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感觉认知和价值判断[1]。传播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进行信息传递、信息接收或信息反馈活动的总称[2]。它是一切社会交往的实质。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是指中国共产党作为主体将客观实体——中国共产党形象,通过外部展示和媒介传输,面向国内及海外的国家、团体组织和个人由内向外的主动输出过程。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要求我们:“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3]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塑造、传播好自身形象是新时代面临的重大使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学界对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的关注度相较于对其他研究领域的关注度较低。近年来特别是建党一百周年以来党的形象传播研究逐渐升温。本文基于CiteSpace软件对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的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以期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为当下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传播研究提供些许借鉴。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CiteSpace 全称为Citation Space,作为当下计量学与数据可视化发展背景下的一款文献分析软件,它被应用于数据信息热点分析,如关键词和主题词共现;研究演进路径分析,如时序维度与主题聚类结合的时间线图和时区图;研究群体发现,如作者机构、作者耦合等网络示图。本文采取CiteSpace(6.1 R2)对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研究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生成可视化知识图谱后对其研究现状进行剖析并对未来研究予以展望。

(二)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进行检索,因中国知网收录该主题首篇文献在2008年,故检索时间跨度为2008-2023年3月10日,共检索出相关文献91篇,其中学术期刊论文68篇、硕博学位论文15篇、会议论文2篇。本文以此统计数据为依据,用CiteSpace软件做文献利用计量图谱分析。

二、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一)年度发文量分析

考查文献量的变化与时间跨度的关系是分析某一研究领域知识变化的重要方法。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文献发表时间分布图(见图1)可知,相关研究的发文数量特点鲜明,在2008年以前,关于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研究在公开刊物上极为鲜见,2008年中国知网收录该领域研究文献1篇,而到了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之际该领域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由2020年发文量的5篇,一跃至2021年的22篇和2022年的20篇,2023年截至3月初为2篇。从统计数据来看,虽相较于其他研究领域,该领域研究公开发文量不多,但不难发现近两三年来学界对于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的研究热度呈现上升趋势,为党的形象传播研究增添了新内容,激发了新活力,学界对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研究的关注度和积极性得到了极大提升。

图1 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文献发表时间分布图

(二)研究力量分析

相关科研机构与相应的作者是考察某一领域研究力量的重要视角。其中,科研单位作为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孕育学术共同体的重要平台。作者则是学术成果产出的直接生产力要素,决定了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

将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的相关文献数据导入CiteSpace软件,对作者进行聚类可视化分析,得到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研究的发文作者聚类图(见图2)。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研究的发文作者人数共102位,发文两篇以上的有佟坤达、高金萍、李涛、赵冰冰、张静、许正林、王智丽、欧庭宇、刘小燕、吴阳松、高翔、王卓轩等人。大部分作者与他人的连线只有一条或者无连线,但崔远航、余跃洪、赵甍源、刘小燕和李蕙帆则形成了4条连线,密度为0.0060,连线愈多说明作者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愈紧密。通过作者聚类可视化分析,有助于了解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群,有利于分析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研究领域的作者结构层次及其学术交流与合作情况等。分析发现作者来源集中于高校,如教授高金萍、李涛、许正林、刘小燕等;硕博研究生佟坤达、王智丽、欧庭宇、王卓轩等,表明高校学术群体是国内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研究的中坚力量。但图谱上稀疏的连线表明发文作者之间联系不紧密,尚未形成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共同体,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之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发展不利。

图2 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研究的发文作者聚类图

对相关研究机构可视化分析,得到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研究主要机构知识图谱(见图3)。该领域相关研究机构数目达到92个,连线为27条,密度为0.0065,均呈现单独分布之状,表明研究机构之间亦缺乏紧密的联系与合作。发文量达2篇及以上的研究机构有14个,包括中共中央党校、上海大学、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等。通过图3发文情况可初步看出,清华大学、上海大学、同济大学、贵州师范大学及中共中央党校等是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领域研究的主要科研平台。进一步分析发现,国内东部地区涉猎该研究领域的科研机构数量显著多于中西部地区,从这一角度来看,党的形象传播研究力量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图3 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研究主要机构知识图谱

(三)关键词共现分析

表1 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研究关键词频次排序

图4 中国共产党海外形象传播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

以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年度发文量分布图(图1)和该主题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图4)及关键词频次排序表(表1)为考察主线,可以发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近年来学界对于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软实力提升的高度重视,如“国际形象”“政党形象”“国际传播”等的关键词出现频次较高,表明学界愈来愈关注党的形象的海外传播。近年来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需要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以实现国家软实力的全面提升,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作为话语权提升的重要基础,理应受到重视。基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软实力提升的现实诉求,学界对于该领域的关注迅速升温。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党的形象构建与传播,在国际舞台谋求与我国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的现实需求会推动相关研究向纵深发展,今后的一段时间该研究亦会持续成为热点。

三、文献综述

CiteSpace作为文献计算工具,只能通过数据统计直观地呈现某研究领域的关注热点、作者和发文量的变化,对于当前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的研究内容、方法和路径等,还需要从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的理论逻辑、方法路径、价值效用等方面做进一步的文献梳理。

(一)关于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的理论逻辑研究

理论逻辑即指从思辨视角探索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是理论创新的重要路径。学界研究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的理论逻辑根据学科可分为传播学视角、政治学视角和历史学视角。

1.传播学视角

王智丽从传播的主体心理和传播的受众心理两个维度出发,认为在准确把握受众的心理和已有的认知框架基础上,寻求主体与受众的广泛共识,继而展开针对性的精确传播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形象传播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环节[5]。胡亮对于当下党的海外形象传播从传播学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新媒体时代背景下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对于加强对外传播体制机制平台的系统性建设,提升对外传播的综合性效能,最终把握好国际传播的整体态势具有重要的意义[6]。高金萍指出党的形象可围绕中国特色叙事进行传播。作为一种叙事策略,中国特色叙事是一种对国际舆论引导的思想武器,在传播形象过程中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匹配到与自身实力相当的国际话语权,中国特色叙事亦成为展示中国国家形象和中国执政党形象的立体有效方式[7]。

2.政治学视角

刘朋在《中国的政治认知与国家形象传播演化》一文中,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政治的认知为发轫点,探究了政治认知领域的转化触发形象传播的演化路径[8]。李彦冰从政治学视野出发,强调了政治元素对于党的形象传播的重要性[9]。他认为政治理念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共产党海外形象传播的基本形态;政治话语有针对性地指向于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话语方式问题;政治语境则泛指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与传播的宏观背景[9]。汪如磊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执政绩效、执政的体制与机制等政治因素会影响党的海外形象传播[10]。

3.历史学视角

秦在东、张静回顾了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形象,认为语言传播与非语言传播是长征时期党的形象传播的重要方式[11]。朱钦胜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形象各具特色,党在中央苏区时期首次以执政党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党的形象早在苏区时期就已经直接关乎党的前途与命运[12]。李彪和邹美玉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百年演变历程进行了详细梳理。他们将这一演变历程分为成立早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四个重大阶段[13]。他们认为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正发生巨大的变化、总体形象发展趋势向好[13]。李涛、佟坤达从历史学视野出发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海外形象传播的背景、实践、效用进行了总结,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形象宣传的基本思路和布局赓续至今给新时代大党形象传播留下弥足珍贵的经验[14]。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的方法路径研究

学界对于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的方法路径研究,依据传播学和政治学的传播媒介分类方式,主要可分为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三种。事实证明这三种传播路径对于促进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效果均很显著。

1.人际传播路径

刘朋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侧重于向国外的社会精英群体传播国家和党的形象。在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世界局势和中国内政的影响,国外民众亦成为中国政府进行新一轮解释说明自身形象的重点人际对象[8]。黄德林、张婧宁指出在延安初期,爱国民主人士作为有一定社会地位、政治威望高的知识分子群体,曾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和形象传播范围[15]。赵冰冰、高翔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2011年),一些国际友好政党领袖为表示对我党成立90周年的庆贺而专门接受采访并撰写文章,通过各自不同的视角勾画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形象,对党的形象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16]。

2.组织传播路径

蔡畅详细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的舞台向外界展现的光彩形象。在这个舞台上,她们不仅表现出高度的国际责任感、坚定的自信心和卓越的参政能力,而且加深了同各国妇女间的友谊,扩大了新中国对外交流的渠道,这使得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有了突破性的提升[17]。胡国胜指出在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日报社、晋冀鲁豫中央局、大连大众书店、东北书店等机构出版的报刊、书籍成为传播毛泽东形象的重要载体,中国共产党还借助教育机构等传播、建构毛泽东的名字符号及其意义。毛泽东作为第一代党中央领导人,其个人形象的对外传播也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形象传播[18]。

3.大众传播路径

祝邈指出新闻传媒担负着塑造和传播中国共产党形象的伟大使命,作为大众传播的普遍方式,它成为党的喉舌,对党的先进性建设有着深远的重大意义[19]。刘翔宇对中国大众传媒传播党的国际形象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在遵循大众传播规律的前提下要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的原则,这样党的形象辐射世界时也就具备了马克思主义色彩[20]。郭少飞、陈玥桦认为延安时期一些外国记者以影像为载体,真实而深刻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英勇抗战、文艺生活、民主氛围等时代图景,传播了延安作为全中国革命模范基地的先进形象。这些图景和形象已成为永恒的政治、历史与艺术镜像[21]。程赞认为在新形势下要强化主流媒体建设,拓展传播主体,促进中国共产党正面积极形象的海外传播。他以英国著名导演柯文思纪录片《柴米油盐之上》取得的成功为例,指出以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为铆钉,展示多维、真实、全面的中国国家形象,也能有效地促进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形象传播[22]。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的价值效用研究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多年来,党及其领导人的形象经历了数次解构与重建。中国共产党形象转变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而颇具时代特征的党的形象的对外传播必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效用。学界主要从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展开研究。

1.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的理论价值

(1)丰富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研究。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演变与时代要求相契合,是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的形象传播研究有利于丰富和完善党史研究。刘朋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是决定中国国家形象的本质性因素,亦会影响中国国家形象的演变趋向。对于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的研究不仅有利于补充党史研究内容,且有利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8]。李洋指出,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一整套的发展布局和政治理念,不仅给国际提供了中国方案,亦给世界传递了良好形象,多方位呈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23]。

(2)有助于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提升国际话语权。二战结束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凭借超强的军事、经济实力掌握了国际话语权和引领世界舆论的主导权。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体系,有利于中国掌握与自身实力相当的话语权。秦在东指出我党形象的海外传播工作实现了党内自我建设和党外赢得支持拥护的双重目标,还构建了独立特色的话语体系和风格[11]。张进军指出国家形象和话语体系关系到国家文化软实力和话语权,而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传播工作对于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贡献,使其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深层次体现[24]。程赞指出国家形象的建设以塑造传播好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为基础前提,党的形象的真实有效传播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22]。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正面传播亦是消除涉华负面舆论影响的中心环节[22]。

2.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的现实意义

(1)争取国际上的理解与支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工作旨在争取国际上的理解与支持。廖华英、陈勇指出在抗战时期,战地记者斯诺借用西方文化价值观来描述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巧妙且成功地缩短了读者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距离,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形象得以树立,争取到了国际上的理解和支持[25]。史汉青指出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不仅利于拓展外交渠道,亦利于提高国际声望,取得国际上的支持和认可[26]。简婷指出中国共产党海外形象传播工作有效克服了组织传播上的欠缺,为世界各国人民认识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打开了通道,同时,共产国际亦因中国共产党的传播工作,清晰地看到了中国的革命历程[27]。

(2)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增强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是所有国家政党主体孜孜以求的目标。胡国胜指出抗战时期毛泽东形象很多时候代表了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毛泽东形象的传播,不仅加快了革命的社会化进程,并且也极大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18]。张树军指出习近平在主场外交中形成了独具魅力的话语表达,作为国家领导人亦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释放影响力[28]。

(3)澄清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部分误读。出于文化意识形态、传统观念差异以及国际政治战略利益冲突等因素,世界上不少国家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存在认知上的误读与偏见。黄德林、张婧宁指出党的形象的海外传播有利于促进国际交流。他认为党的形象传播是一种对外视角,强调与公众的互动与沟通,在互动与沟通的过程中,国际社会民众对我党亦会有良好的认知[15]。佟坤达指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工作,在国内以自主独立的交往姿态赢得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国外以第三国际政党的形象激发了海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浓厚兴趣,也逐渐澄清了国际社会部分人对党的形象的误读[29]。林绪武指出党的良好形象传播不仅获得了来自国际媒体的正面评价,且有力地回击了西方国家的攻讦和出于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的偏见[30]。

四、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学界目前在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的理论范式、方法路径、价值效用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基于CiteSpce的年度发文量和研究力量可视化分析,不难发现对于党的形象传播研究高峰始于2021年建党100周年,该年研究成果的小高峰为后续的形象传播研究奠定了基础。关键词共现分析反映了党的形象传播研究近年来逐渐扩展到国际视域。但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研究成果相较于其他相关学科方向领域的研究成果仍相对较少。目前存在研究视域有待拓展、研究内容亟须深化、研究体系有待加强等问题。未来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有针对性地深化该领域研究。

(一)主要成就

1.理论成果

学界已经初步明晰了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的研究范式。主要从传播学、政治学和历史学视角出发,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的三种路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部分学者据此对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的价值效用展开研讨,取得了一些成果。目前,学界在一些相关议题上已达成共识并取得一定成果,对政党形象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基础性作用,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内容。

2.实践成果

学界认为,对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理论与实践的探析,有利于从相关历史纵深中总结出有益于当下大党形象传播的实践经验。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中国共产党海外形象由国内大党一跃成为影响辐射全球的无产阶级政党,鉴于这样的形象变化,新中国同东南亚各国出现睦邻友好的外交局面。这为现今我们处理与南海邻国的关系提供外交形象传播上的参考。

3.研究方法

学界近年来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和历史研究法等从传播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视角推进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的研究。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有利于该领域研究的深化拓展。

(二)研究局限

对于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还有许多需要深化的方面。

1.研究视域有待拓展

一方面,在学科视角上虽已有学者运用传播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研究范式对我党形象传播展开研究,但是缺乏较为完善的多学科融合分析视角。另一方面,针对该领域的研究,学界多从政党自我形象构建与传播角度展开,而从他者视角展开的研究有所欠缺。

2.研究内容亟须深化

现有的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研究主要聚焦在传播经验分析和文本解读方面,其研究内容上有待突破与深化。一方面,缺少了从政党形象传播的理论依据、政策流变、现实需要等方面的系统剖析梳理,导致对党的形象传播的历时性研究不足。另一方面,由于尚未形成该领域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科研机构之间缺乏紧密的联系与合作,研究力量也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研究内容整体存在碎片化现象,导致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内容的深度与广度也有待合力发掘完善。

3.研究理论体系有待加强

科学的理论体系为学科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基础性支撑。目前学界对于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的研究尚处于基础研究阶段,在研究过程中,政治解读强于学术阐释。诸如对“中国共产党形象”“中国国家形象”以政治性概念进行解释,缺乏学理层面的总结。同时,宏观上还需把握对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的科学理论体系构建。

(三)研究展望

1.拓展研究视域

在已有的理论研究范式基础上,融入诸如经济学范式加强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的效用研究,引入社会学、文化学研究范式加强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的文化内涵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加强该领域的党史文本解读。从传播受众“他者”的视域下深化研究,避免形象传播自说自话。

2.深化研究内容

“史”“论”结合,对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的理论源起、政策流变、现实效用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强化学者、科研机构、东中西部地区科研力量在该领域的学术交流合作,定期开展学术论坛,加强学术共同体建设。以“纵横联合”的方法梳理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史,纵向以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为时间主线、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节点,从点、面、线对党的形象转化及其形象传播经验进行总结;横向以西方发达国家政党、发展中国家政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党的形象传播进行对比互鉴,为深化党的形象传播研究内容提供支撑。

3.构建研究理论体系

首先,对于当前学界研究范式存在的局限,未来可在深化理论逻辑和方法路径的基础上加强政策解读、现实挑战、新媒体传播等方面的研究。其次,研究的立足点从政治话语解释转为学理研究。再次,整合“理论逻辑—政策解读—现实挑战—方法路径—价值效用”的分析范式,对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进行系统化考察,防止研究的碎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