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原，闫红红

(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1]2020 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健全法律援助的专项社会救助体制机制”的重大决策部署，并在发布的《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强法律援助，依法为符合条件的社会救助对象提供法律援助服务。”[2]

法律援助具有社会救助与司法救助的双重属性，它发挥着法律服务资源再分配，适应人权保障的客观要求，体现社会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弘扬平等、正义、公正法律理念的作用[3]。然而，当前我国关于经济困难公民刑事法律援助的受助率不高，与其他特殊群体的差距明显；援助效率较低，援助质量不乐观。 这些问题不利于上述文件中社会救助事业法制健全完备、机制高效顺畅、管理便民惠民三项总体目标的实现，也不利于公共法律服务事业的良性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政府陆续开展公共法律服务的数字化建设工作，不仅提升了自身的社会治理能力，而且取得了积极的社会反响。 结合国家立法层面的新形势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自2022 年1 月1 日起施行；2020 年9 月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目前应及时开展经济困难公民刑事法律援助的创新性、系统性、专门性研究。 研究以中央和省部文件精神为指引，立足于经济困难公民刑事法律援助实践，发现并总结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的实际困难和挑战，充分发掘数字化赋能的价值及其对于机制建构和质量提升的现实意义和优势，提出数字化赋能的可行性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