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览一下吉安采茶戏《有盐同咸》的主要情节不禁会心生疑问：那个名叫“七秀”的井冈山村姑因为暗恋一位未曾谋面的红军连长，一路追赶情愿与他同生共死并因此走上了革命道路；七秀因着对红军连长的一腔爱意，凭着一曲曲山歌，最后把白军兄弟唱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把白军头目唱得良心发现饮弹自尽。这样的故事可信吗？是的，这故事太过离奇，乍一听并不可信，甚至有些匪夷所思。但看完这出戏后，笔者却能为之感动并心甘情愿地相信这个故事。

西哲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戏剧）表现的是“合情合理的不可能”，而非“不合情理的可能”。所谓“不合情理的可能”，就是指那些生活中偶然发生的事情。它们可能是随时可见、随处发生的，却不一定合乎艺术之“情理”（必然性）；所谓“合情合理的不可能”，就是指那些看起来在生活中不会轻易发生的事件，但经过艺术家创作加工后，却最能合乎艺术之“情理”。例如，我们很少听说过有哪个男子的父亲被叔父所杀并娶了自己的母亲，但莎士比亚就让它发生在了哈姆雷特身上；怀春的少女因情而死的很多，但死后又因情而复生的却也见所未见，但汤显祖就让这样的事发生在了杜丽娘身上。创作就是艺术家们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高度浓缩、概括和再造现实，从而在作品内部形成一个迥异于现实的虚构世界。这个虚构世界犹如人性实验室，被艺术家加上各种“化学试剂”后，让故事超越生活，让人物区别常人，从而使人性中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展现殆尽，让受众得以发现平时被日常现实生活所遮蔽的人生真理。西哲所言，也正应和了中国戏曲“无传不奇，无奇不传”的传统。

回到《有盐同咸》这个戏，这个听起来似乎不可信可看完后又让人不由得不信并为之深切感动的故事，在罗周笔下是如何完成的呢？再进一步追问，七秀和红军连长之间如此“亲哥热妹”的个体情感，又是如何升华到革命铁血信仰之高度的？笔者认为，不回避“私情”，并能成功地把这一“私情”融合于革命“公义”之中，在两者之间寻求最具张力的戏剧性元素，是《有盐同咸》之所以打动人的关键所在。

首先，《有盐同咸》独特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让这出戏最大程度地贴近了普通人的心理情感。七秀这位井冈山的村姑因为一个不知名的红军战士送了自己半罐盐，被家人逼嫁的命运由此改变。她驻足张望之际，那个“个子高高、腰板笔挺、走路带风”的军人背影深深镌刻在脑海中。七秀对这个背影犹如杜丽娘对梦中的柳梦梅，虽依稀模糊却又刻骨铭心，于是她认定这个改变自己命运的人就是生命中的贵人，魂牵梦绕日夜思念。当她在“小井医院”邂逅红军连长杨鸿飞后，便认定那个背影就是此人，于是情愫顿生，爱上了杨鸿飞。正当她沉浸在爱情的美好想象时，却发现杨鸿飞和苏维埃政府书记罗思齐是夫妻，伤心失望的七秀只好深藏感情，不敢示爱。在革命进入低潮后，七秀痴心未改，仍旧挂念那个背影，只身奔赴战场寻找杨鸿飞。可当她和杨鸿飞在战场上相遇后，卻又发现杨鸿飞和罗思齐本不是夫妻，她终于可以大胆地向自己的心上人示爱了。孰料此时剧情又陡转之下，杨鸿飞说自己不是那个让七秀魂思梦想的背影，因为那时候他在湖南打游击，根本就没到过江西——原来是七秀认错了人！面对这一系列的阴差阳错，造化弄人，七秀忽然意识到自己爱上的那个背影并不是哪个具体的人，而是整个红军。背影的模糊让她认错了人，可她没有认错的却是红军带领百姓所走的革命道路。于是，七秀在一次次走近红军连长杨鸿飞的同时，也坚定了革命信仰，从个体之爱上升到群体之爱和阶级之爱，最终爱情的追求升华为革命理想的执着，她终于以革命军属的身份走到了群众前列，那一曲曲情意缠绵的山歌犹如惊雷闪电，撼动着前来围剿的白军，让他们放下武器，弃暗投明。

“栀子打花傍墙栽，墙矮花高现出来。水不浸墙墙不倒，花不逢春不乱开。”罗周在《有盐同咸》的创作中，把少女情窦初开爱情萌发的过程与其革命意志的磨练过程相结合，在追求、印证自己的爱情中，主人公的革命信仰也渐次形成。当有人问七秀：一天到晚为什么扎在小井医院？七秀的回答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杨连长，起点一点也不高。此剧情节完全基于女主人公七秀阴差阳错的爱情追求，场场都以“盐”串联故事——“分盐”写爱情的萌生，“埋盐”写爱情的幻灭，“化盐”写爱情的追求，“饮盐”写爱情的求证，“识盐”写爱情的获得，“歌盐”写爱情的力量。六场戏皆因盐而起，在爱的寻找、印证和获得的过程中，完成了一个井冈山农家女孩革命信仰的形成过程。这出戏立足“私情”，最终指向“公义”，通过个体爱情的描摹刻画，实现了对“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军民鱼水情深这一主题意旨的赞美讴歌。

此剧蕴含的“私情”和“公义”之间的戏剧张力还表现在苏维埃书记罗思齐和白军旅长罗思元这一对兄妹关系上。七秀和杨鸿飞之间是男女爱情，罗思齐和罗思元之间是兄妹亲情。他们虽是兄妹，却又为敌我。在红色革命题材的很多作品中，对这种分属不同政治阵营的亲情关系之处理，惯用的方式就是彻底的大义灭亲，好像不如此就不足以表现革命者立场之坚定和理想之执着，而人伦亲情和大义灭亲之间的中间地带却被人有意无意地忽略掉。新时期以来几十年的艺术实践证明，只有写好了这个中间地带，才能让舞台形象真正像个“人”，才能打动观众，而那些毫无私欲的英雄常常是伟岸有余，但终因不食人间烟火而缺少了审美感染力。在《有盐同咸》中，罗思齐本是“富人”，参加革命后却成了“穷人”。她对七秀说，“革命一日不成功，我便穷一日、苦一日！天下还有一个人受穷，我就与他一样！”当七秀唱出“要打倒反动派，要枪毙罗思元”时，罗思齐却直言自己唱不了，因为罗思元是她大哥。此时，善解人意的七秀马上把歌词由“枪毙罗思元”改成了“‘活捉罗思元”。当罗思元围困红军队伍时，罗思齐以自杀要挟，最终哥哥放了红军一马。在这里，创作者不但没有让兄妹俩自相残杀，反倒让人觉得他们因着人伦亲情而淡化了阶级立场。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笔，当罗思元看到妹妹最后死在自己的围剿之中，尸体“只掩了薄薄一层土，雨水一冲，我便看见了她。瘦得不成样，身上全是血”，此时他的威胁和凶狠变成了色厉内荏的掩饰，在七秀的歌声中他意志的土崩瓦解便显得水到渠成。

其次，细部微雕是成就宏大叙事的关键所在。红色革命题材最忌讳的是革命英模在断私欲、灭人伦的过程中从伟大走向伟大，这样写的结果往往是——革命道理讲得慷慨激昂，革命行动走得义无反顾，但常常因细节缺少足够的密度和深度而导致艺术吸引力和感染力的丧失。细节的密度和深度靠的不是理性和思想的力量，而是具体而微的个体情感。在《有盐同咸》中，人物塑造上诸如此类的细节描摹精雕细刻，感人至深。例如，在“化盐”一场，小战士临牺牲前要让七秀唱支歌，唱的不是铿锵有力的战歌，而是一首儿歌：先生先生，我要告个状。你告什么，老鼠偷了我的糖。老鼠呢？花猫捉去了。花猫呢？老虎叼走了……在“饮盐”一场中，罗思齐给刚刚出生的儿子起名字，不叫“革命”，也不叫“胜利”，而是因为看着他“皱巴巴的，像个小老鼠”，让自己想起了“老鼠吱吱叫”，于是就给儿子起名叫“吱吱”。当罗思齐自感即将离开人世时，她也并没有叮嘱身边的战友将来要教育儿子继承父母的革命遗志，而是在一曲充满母性温情的歌声中与儿子阴阳两隔：“娘多想，一岁两岁喂你奶，三岁哄儿入梦乡。四岁五岁你跟娘脚，六岁送你上学堂。七岁陪你读文章，一直读到十八九，你想留洋就留洋。学成归来二十几，为儿亲事焦心肠。说什么父母恩不能忘，痛煞娘有命生、没命养。为孩儿取个乳名娘地下想，但求儿平平安安莫想娘……”在“识盐”一场中，杨连长临死前教七秀学写两个人的名字，拿出苏维埃政府的大印盖在了想象中的结婚证上，这既是爱情的见证，又是革命的嘱托。此后，七秀成了“红军的妻”，也完成了从一个村姑到革命者的转变。无论是小战士的儿歌还是罗思齐唱的摇篮曲，无不显示红军战士对生的留恋，但对生的留恋并不弱化他们献身革命的坚强意志，反倒更加凸显他们的至情至性。在这些细节中，革命者的生之眷戀和死之决绝、“小我”和“大我”、“私情”和“公义”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一个个同寻常凡人一样也具有七情六欲的英雄形象深深打动着我们。

此外，此剧“私情”和“公义”之间的戏剧张力还存在于密布全篇的民歌之中。那一曲曲的民谣民调，是实实在在的情歌，也是地地道道的“红歌”，它们唱的无不是亲哥热妹，但又句句浸染着铁血信仰。当杨连长牺牲后，他的魂灵和七秀这样对唱：“爱哥／妹就要爱得深，好比石子沉河心。沉河就要沉到底，绝不半路打转身。”当罗思元命令手下开枪时候，七秀和众白军这样对唱：

七 秀：妹劝哥，想明白，

众白军：哥听妹来作安排！

七 秀：妹劝哥，心莫慌，

众白军：好花朵朵向阳开，妹劝哥来心莫慌。

七 秀：生要同哥共凳坐，

众白军：生想同妹共凳坐。

七 秀：死要同哥共棺材！

众白军：死要同哥共棺材！

众 ：红军来了见天光，满天乌云都抹去！

这些寻常情歌的爱情表白，从七秀和众白军的嘴里唱出来，却大大超越了个体情感，在柔情蜜意中又显气势豪迈，直干云霄，有了向革命信仰宣誓的意味，从而让男女爱情的确证之路最终升华为革命信仰的淬炼之路。

从《卿卿如吾》到《瞿秋白》，从《烛光在前》再到《有盐同咸》，罗周的革命现代戏创作开创了一条明显区别于以往同类题材的新路，那就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不回避个体私情，在个体私情中寻求和挖掘革命公义，让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先成为一个具体的人而非抽象的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非绝欲离尘的人。正是因为做到了这一点，罗周的这一系列剧作才让红色革命题材戏曲具有了新境界和新气象。

赵建新：中国戏曲学院教授，《戏曲艺术》编审，北京市文联签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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