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飞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人民至上’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价值,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巩固和完善的价值根基”[1]。习近平关于“人民至上”的重要论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突出了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与创造者，体现了党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原则立场，是新时代历史方位下对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深刻阐释与高度概括。“人民至上”重要论述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其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创造，也是对党的奋斗历程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为更好把握“人民至上”重要论述的思想真意、理念真髓、更好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好践行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应通过历史的回顾与梳理，以革命史、斗争史、解放史的融贯梳理澄明“人民至上”重要论述的历史逻辑。

中华文明作为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积淀了相当的历史厚度、文化深度、文明高度，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世界舞台中心地位，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辉煌贡献。然而，近代以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2]2面对前所未有的历史劫难，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没有被列强的武力吓倒，也没有被封建统治者的无能说教所驯服，而是在落后中不断探索、在压迫中持续反抗、在革命中奋力前行。通过坚定不移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打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塑造党与人民心心相印、水乳交融的历史关系，积极唤醒人民本应具有的历史主体性意识，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至上”道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诉求，拉开“人民至上”的历史帷幕。

一、从历史中觉醒：“人民至上”理论精髓的出场

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人心向背关乎国家的前途命运。“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得以长期执政的理论基石，如此耀眼的历史地位指明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人民、心系人民、服务人民的初心与使命，彰显了人民信任党、拥护党和党依靠群众、团结群众的关系样态。通过历史梳理揭示人民主体性意识的转换过程、掌握爱国人士的自主思考模式、发现人民在革命实践中的主体性作用，是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坚守人民立场、践行人民初心的方向性谋划。

（一）中国人民历史主体意识的格式塔转化

学史可以知今，鉴往可以知来。历史上的劫难虽然已经远去，但追溯往昔、总结经验仍具有以古鉴今的特殊意义。鸦片战争前，长期闭关锁国下的中国人民，犹如一个依偎母怀的婴孩，维持着自己同文化母体①间温情脉脉的象征认同模式。在这种传统模式中，中国人民是一个含混的意项。一方面，自在的中国人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存在，内蕴着中华文明历史传承的全部活力，并且沿着文明发展的传统向度不断赋予中华文明历史传承以新的内涵；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只是一个符号性的空洞存在，他不仅缺乏自在主体转向自为主体的可能动力，甚至缺乏对自我本身的认识。传统向度下中国人民不断生产的文化产品不但没有成为确证中国人民主体性的内生力量，反而被蒸发为镜像化的自我象征性符号。

拉康（Jacques Lacan）在描述婴儿主体意识构建时曾指出：“一个尚处于婴儿阶段的孩子，举步翅趄，仰倚母怀，却兴奋地将镜中影像归属于已，这在我们看来是在一种典型的情境中表现了象征性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我突进成一种首要的形式。以后，在与他人的认同过程的辩证关系中，我才客观化。”[3]90以自我文化生成为镜像的中国人民如同拉康笔下的婴儿，在与镜中影像的互动中，实现了由“我”指向“理想我”（Ideal Ich）的构建，“天朝上国”的自我指涉便是这一理想形象的具体表现。由于闭关锁国状态下同外界交往的空白，中国人民的自我确证始终是在“他者”（The Other）缺席的状态下进行的，这使得中国人民虽然完成了自我的镜像化认同，却未能完成由“我”指向“我”到由我面向他人以至于世界的格式塔转换（Transformation of Gestalt），也就没有实现作为历史主体的自我意识觉醒。

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十九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宁静。“1840 年爆发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转折点。”[4]1“在资本主义进行世界性积累和拓展自己的生存条件——世界市场”[5]511的过程中，中国人民被不以自我意志为转移地抛入到世界中，不再能够作为孤独的原子与自我的镜像相指涉，也不再被自身的母体所护佑，而是要与他者共存在一个空间中，要和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打交道，这是中国人民作为自存的现实境况，也是他作为主体存在的基本状况。在这种外在他者的强力干涉下，中国人民完成了与世界的第一个照面，这一照面的代价是与母体割裂的创伤（Trauma）和他者独裁下主体的受控。在与世界的照面中，中国人民第一次实现了由“我”指向“我”到由我面向他人以至于世界的格式塔转换，第一次意识到“我”是“我”，从而在自我意识的外在指涉中完成了作为主体存在的基本意识建构，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人民开始自觉地以中国人民自居、以中国人民自省。当我们审视中国人民的主体生成史时，可以发现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即以中国人民的主体意识呼唤中国社会的总体化转变。

（二）早期爱国人士对现实际遇的自主思考

特殊时代的独特现实际遇会激发出意想不到的思想火花，塑造出丰富多样的理论观点。中国人民主体意识的觉醒，早期表现为自我批判和文化自卑。这是中国人民在外在他者独裁下与文化母体相割裂产生的创伤后遗症。在康有为、谭嗣同和严复那里，创伤后遗症表现出递进增加的态势。康有为虽然受到了西方新文化、新哲学的影响，但根本基点仍以儒学为本，以不触动封建统治、自上而下的改革为救亡图存的方式和手段，改革的主体在康有为那里仍是旧时代的政治母体——王公贵族。谭嗣同以中学融西学，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君主专制，相较康有为在理论上前进了一大步，谭嗣同虽然发现了封建专制的腐朽本质，却并未能从这种否定性认识中进一步寻得社会变革的真正主体所在，最终只能以浪漫性的反抗尝试，把自己作为呼唤未来变革的火种，以此将希望留待后世。

在谭嗣同之后，严复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出发，将外在他者形象的“西人”作为人的圆满形象，认为中国未来的变革希望在于草根性“民人”，只有在民人以西人为指向的总体运动中才能成为真正具有变革性的能动主体。从康有为到严复，由外在他者介入带来的民族性精神创伤逐步引发了脱离文化母体、效法他者的呼声。章太炎与严复相同的是，都认为变革中国的力量所在是草根性的百姓而非王公贵族；同严复相反的是，章太炎选择了面向文化母体的彻底“复归”，这种复归是从清朝“小族临大国”的现实境遇出发，渴望在汉民族主义的民族革命中实现径向母体的复归与超越现实的变革。从康有为到章太炎，他者介入下与文化母体相割裂的中国人民为了回归原初，提出了种种不同的变革创想。尽管这些创想由于历史条件和文化视野的限制存在着理论的狭隘性和理想的非现实性，但表面的局限并不能掩盖内蕴的进步意义。

学习、领会早期爱国人士对现实际遇的自主思考是中国人民揭示历史真相、展现人民力量、谋求更好发展的必修课程。历史事件的发展总是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与制约，用今天的眼光去衡量当时的现状是不合适也是不恰当的。评判历史要从两个维度出发：一是了解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在这个大前提下来讨论事件、发现问题；二是站在如今的时代发展中去回顾历史事件，以便对当下的发展和未来的走向进行引导。唯有在事实性阐发和历史性回顾的双重维度中，才能在历史评析过程中既不脱离历史实情，也不脱离当下实际地还原历史本真面貌。早期爱国人士对现实际遇的自主思考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由下而上、由民间而出的思想启蒙运动，是中国人民首次以自知为中国人民的主体意识对自我境遇的自主思索，是作为自在主体的中国人民现实显化的历史性进程，不仅体现了中国人民坚强求变的决心，更以现象性阐释揭开了社会历史的神秘面纱，为后继者的革命尝试开辟最初的道路。

（三）人民主体在革命实践中超越原有模式

实践的深化促进着思维的转换，思想的进步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在西方列强开启瓜分中国的浪潮之后，中国人民的文化母体发生了变化，不仅体现在中国人民同母体间的创伤性割裂，更体现在文化母体的自我分裂。在旧时代，封建统治者被视为“天”的化身，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行走于地、永生不朽的总体具象，更是中国人民的心灵母体。而外在强权冲击下自我觉醒的中国人民，已不再将封建统治者乃至整个封建传统视作自我的文化母体，而是跪拜他者、戕害主体的侵害者形象。这一形象是在他者介入下主体意识中父权形象的隐现，其本质是沦为帝国主义在华统治工具的封建统治者在中国人民那里的符号畸变。对此，邹容、陈天华等有识之士以洋溢着爱国主义的革命热情，指出对帝国列强“‘俯首贴耳’，‘不敢稍有违豪命’”[6]204的封建统治者，不仅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反而是盘桓在中国人民解放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彻底揭露了反动封建政权的卖国真面目[7]454，并就此提出“欲御外侮，先清内患”“要抵抗侵略，就必须推翻清政府”[6]204的口号，掀开了中国人民推翻封建统治者的民主主义革命浪潮。

推翻封建父权、直面他者独裁是中国人民面向未来的路向。辛亥革命作为突现的本有事件（Ereignis），是中国人民走向自我解放的重要节点，也是中国人民由自我发现、自我认识走向自我觉醒的革命实践的开端。中国人民通过辛亥革命完成了对封建统治者这一父权形象的现实反抗，彻底终结了中国社会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然而，“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由于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正确道路和领导力量，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2]4辛亥革命并未实现中国人民主体性力量的总体迸发，它完成了对封建统治者父权形象的反抗，却无法在反抗中实现中国人民主体性的现实完善，更不能实现对强力他者的跃进式超越。父权形象缺位下的中国人民所面对的，只有既有体系崩塌带来的军阀混战。

我们的存在既包括现实，也包括可能，作为一种辐射的存在，它不局限于当前的事物，而是在时空中交织，在被创造的过去和未被创造的未来中交织[8]326—336。虽然辛亥革命最终以失败告终，但辛亥革命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政治性革命自身具有的超越性，作为一个突现的本有事件，辛亥革命第一次将中国人民的主体意识唤醒为革命实践的历史动力，使长期沉寂的中国人民展现主体觉醒历史形象。接受辛亥革命洗礼的中国人民将会沿着导向“人民至上”的主体生成道路不断跃进。

二、从觉醒中迸发：“人民至上”内在意蕴的深化

“历史性语言的真正的命运性遭遇乃是一个寂静的本有事件。但在这种本有事件中，存在之命运在说话。”[9]340经历作为突现式本有事件的开端的辛亥革命，中国人民在主体意识领域完成了作为自知、自觉、自在主体的现实涌现，实现了对民主共和思想的理念奠基，意识到了自身所蕴藏的超越性力量。中国人民所亟待解决的新任务，便是寻得能够将自身蕴藏力量转化为现实实践动力的可能路径，而这正是人民长期实践的积累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交会而开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人民至上”提供理论支撑

从封建社会将历史发展动力寄托于天道运转的天人合一历史观[10]，到陈天华提出的把英雄意志与人民精神相结合进而推动历史进步的英雄史观[11]，再到孙中山主张的互助性社会进化原则[12]，近代中国思想界对历史发展源泉与动力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从超验精神性原则到客观精神性原则再到客观趋向性原则的转变，这是社会大变动环境下，人民群众渴望求变以图存的社会意识在思想界的具体体现。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思想与理论的探索都没有发现人民本身所蕴藏的历史根本性推动力，因而最终未能超出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高度。

“是否真正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是唯心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分水岭”[13]。对人民力量的发现、对人民立场的坚守、对人民利益的维护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超越其它思想、理论的独特优势。首先，马克思主义指明了历史的变动性。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14]11，黑格尔的这一命题似乎将现存的一切神圣化，从而为社会既存状态辩护，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黑格尔看来，决不是一切现存的都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性这种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15]221。现实的并不是必然合理，只有合理的才能够展开成为现实。于是，曾被视为官方哲学的黑格尔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这里实现了翻转，指明了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向。其次，马克思主义指明了人民群众实践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源泉。“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并不是‘历史’把人当作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8]295马克思主义强调，历史并非自我圆满的客观性存在，更不具有独立的自我“人格”，历史只是人的历史，是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的时间性总和。因此，历史发展的动力源泉就是人民群众的能动的实践活动。最后，马克思主义指明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16]592，现实的人们具有不同的需要与利益，在利益的互相冲突中所形成的历史的总的合力就是一个时代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指向，也是催动着历史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指向。

马克思主义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立足社会现实，具有革命向度的现实性、革命目标的坚定性、肯定人民力量的人民主体性，这是马克思主义超越旧有思潮的独特优势，也是马克思主义能够适应中国现实实际的必要条件。在谋解放、谋复兴的长期奋斗中，中国人民不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的光辉灯塔，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最深层次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正是中国人民谋求解放的自觉和必然选择。

（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人民至上”奠定牢固基础

“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指导革命的行动指南。”[17]53马克思主义表现出的变革指向和解放力量符合中国人民的深层需要，成为中国人民自觉的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自我解放不可或缺的思想武器，但“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18]11，仅仅在思想层面意识到变革的需要是不够的，思想必须趋向现实，在现实的实践过程中将自身转化为实现变革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广泛传播之后，如何实现理论同现实相结合、如何形成理论升华、如何凝聚现实变革的领导核心，便成为中国人民、中国革命乃至中国历史发展所需要回答的时代课题。中国人民以主体的自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主体的中国人民并非是单一的主体，而是由许许多多个别的、具体的“人”共同构成的总体性概念，构成这个总体的不仅有希求解放的先进分子，同样也有对社会变革状况有所忽视、冷眼旁观的保守派。中国人民要想摆脱内部的分歧和争议，凝聚成变革现实、超越他者的现实推力，必须有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也只有在这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而只有这个先锋队才能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可避免的种种行业狭隘性或行业偏见的传统和恶习的复发，并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19]85。

在社会历史和中国人民主体性构成的双重需要下，建立领导中国人民的坚强核心——中国共产党就此成为中国人民历史必然的自觉选择，也只有这种选择，能够使作为总体的中国人民摆脱内在的分歧与争论，将全部力量投入到变革现实状况的革命的自为活动中去。

1921 年7 月，代表全国53 名党员的12位代表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发展进程中鸿蒙初辟的大事，它犹如一道闪电，劈开了黑暗，凭借自身带来的光明为中国人民、中国革命、中国历史开辟了一片广阔的林中空地。“党自诞生之日起，从来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20]54，中国共产党作为应民族和人民呼唤、顺历史和时代所需而诞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所寻求的不是狭隘的自身利益，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带领者，它就是中国人民本身，是中国人民作为自为主体的内在核心和根本支撑。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拥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政治力量，中国历史自此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

（三）党与人民水乳交融为“人民至上”探索新型关系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肩负着为人民群众谋幸福、为人民群众谋福祉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第一位、始终把人民群众生活得好不好作为衡量自身工作合不合格的标准、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时刻铭记心上并落到实处，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深刻内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现实践行，更以“人民至上”的政治担当和道义情怀赢得了人民的真心支持与拥护。

首先，中国共产党坚持带领人民进行革新现实的革命活动。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但屈辱蒙难的当下绝非合理，更非必然。中国人民作为历史发展的主体，在根本上不是静置的，而是生成的；不是自我封闭的，而是自我展开的。中国共产党坚持历史辩证向上的运动原则，自诞生之始就带领全国人民坚持奋战以求革新，不仅体现了党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坚守，更体现了党是人民具象的精神意志，是人民心声的现实践行者。其次，中国共产党坚持发挥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动力源泉的磅礴伟力。“中国共产党一贯把党与群众的关系看作是血肉联系、鱼水关系”[21]，坚定不移地落实“人民至上”的内在精神与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群众观点，注重引导人民群众自我觉醒、自主实践，使人民群众在历史的主动性变革中实现自身的主体性彰显与自我解放。最后，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不是代表某一个特殊群体或特殊阶级的政党，也不是具有特殊私利的政党，而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本真层面不是外在于人民的他在性政党，而是内在于人民之中，同人民利益指向高度契合的人民政党，人民是党存在的根基与底色。

历史的进程是党践行“人民至上”理念的最好证明，人民的呼声是党落实“人民至上”思想的生动展现。面对磨难重重的社会现实，中国人民渴望着国家的解放、民族的复兴，在马克思主义催化下中国人民意志的自主萌发、自主选择促使中国人民上升为历史的自为主体，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的革命与解放进程，正是中国人民自主突破现实挑战，实现自我与社会场域总体性转换的发展历程。党与人民水乳交融、心心相印，在社会建设中戮力同心、艰苦奋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在社会发展中切实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开辟了用实际行动书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时代篇章。

三、从迸发中升华：“人民至上”价值追求的凝聚

马克思主义是符合时代要求、适合中国国情的伟大理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发展、复兴指明了正确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以人民对生活的现实诉求作为前进方向、以人民当家作主和人民至上作为原则和底色，中国共产党坚持在实践中摸索方向、在发展中保持本色、在前行中贯彻宗旨，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民族特质、人类特性的“人民至上”道路。“人民至上”本身所特有的价值追求为实现美好生活的现实诉求注入了强大力量、提供了正确方向，为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夯实了思想基础、奠定了价值前提、确立了精神导向。

（一）国情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的“人民至上”道路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觉醒中国、革新中国、富强中国，在于其在实践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完善的自我革新机制。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仍处于列强侵扰、军阀混战的境遇下，这一境遇是中国人民作为主体持存其中的现实场域，也是历史主体的中国人民被抛其中的“世界”本身，中国人民要想实现对场域的超越，就必须首先实现对自身的变革。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作为自为主体的内在核心和根本支撑，它对中国人民的认识、把握和理论唤醒成为中国人民以自身为对象的认识、把握和唤醒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正是中国人民实现自我变革的现实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哲学的真正主体是人民大众，它是通过人民大众对时代精神的自觉意识而实现的改变世界的思想武器，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的精神力量”[22]221。中国人民要想超越现存世界，就必须对现存世界革命化，而要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就必须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本质。因此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在现实实践中向中国人民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真髓，使中国人民完成由自为主体向不受他者辖制的自由主体的现实转变，而这也正是中国人民自为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解放自身的现实过程。这里存在一种被误解的可能，以为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真意都已经展现，或是必须在人民主体全部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之后，革命才有可能实现。这种误解如同“没有学会游泳以前勿先下水游泳”[23]151，是囿于静态机械化世界观的错误理解，没有理解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的理论，必须在实践中才能够对其加以理解、发展和把握。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奋斗的初期，也曾由于自身整体理论水平、认识能力的局限而全盘照搬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24]280，以教条化理解、照搬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方式指导中国革命，结果导致1927 年至1935 年间三次出现“左”的路线错误，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教训[25]300。针对照搬书本、以苏为纲的教条化理解，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26]111。在实践中成长，在经验中进步。革命实践的现实经验使中国共产党深刻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不变的教条、不是一成不变的公式，而是指导实践和推动历史发展的行动指南。因此，理解、掌握与运用马克思主义不能机械地照搬照套书本上的理论，而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焕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使之成为鲜活的、现实的、科学的革命理论。由此，中国共产党在自我反思中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道路，这也正是中国人民以思想的自我革新推动社会根本性变革的开始。

（二）摆脱资产阶级式的解放神话，实现美好生活的理想诉求

用实际行动向人民证明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进程中赢得人民信任的关键所在。摆脱教条主义的桎梏后，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现实国情，领导中国人民开启了超越他者凌虐的革命探索。在中国共产党看来，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不具有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土壤，唯有先进行新式资产阶级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既避免一步迈入社会主义的过度冒险，又避免陷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沉沦可能，这就为中国人民寻得了一条基于中国国情的崭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27]。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成果，其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在于革命领导权的不同，辛亥革命作为中国人民主体觉醒的源发性事件，并非源自中国人民纯然的自我主导，相反，它更多地来自于他者独裁性凌虐下主体朝向母体的俄狄浦斯式反抗，真正起主导的并非中国人民的自主意志，而是伦理性、梦幻性的解放神话。宗教信徒们在面向宗教箴言时，会这样吟诵：“我在此颂中发现了彻底委身于神并深信神将供给我一切所需的观念”[28]1635，中国人民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看到的是与宗教奥义同样的东西：从反伦理的解放神话中发现了彻底委身于神话，并深信反伦理的象征谋杀将会供给所需要的一切。由于解放神话的遮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人民只能将革命的全部希望寄托于神话的缔造者——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及其与中国人民的脱节最终导致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失败。与旧民主主义时期不同，经由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上升为历史自为主体的中国人民，不会再被资产阶级式的解放神话所迷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自为运动所导向的是对现实的变革，是自为主体朝向自由主体的升华转变。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再像旧民主主义革命那样以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神话国度”为指向，而是以现实的共产主义社会为根本指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这样说过：“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8]539因此，新民主主义所描绘的并非某种神话性的解放愿景，而是在消灭、变革现存状态的革命实践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解放，从而使中国人民摆脱他者辖制的外在桎梏，成为真正的、现实的主体。

人是有自主性的社会存在物，他不会满足于抽象自在的现实所是，而是要以自身的运动打破机械的定在性，通达自为境界，中国人民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对生活的期许也有所差异。十九大以来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9]11，中国共产党着眼于人民群众的深层需要，规划党的未来发展走向，致力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切实带领人民向共产主义理想不断奋发前行。历史证明，唯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摆脱资产阶级式的解放神话，唯有保持党与人民的血肉关系才能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理想诉求。这是中国人民斗争实践的历史结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启示。

（三）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凸显人民当家作主的特性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化作变革现实的强大力量，从而在人民大革命的高潮中，埋葬了一切中外反动派，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30]。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正式取得执政党的地位。作为中国人民内在核心和根本支撑的中国共产党，其执政的实质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31]52。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这是尊重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32]141。

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内在追求、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通过制度和法律保障，确保中国人民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当家作主的根本权利。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人民主体性地位的确证，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实现了权力归于人民的历史壮举，中国人民从此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真正主人。对自我命运的主宰使跪拜他者的父权形象被自我的能动实践所取代，这不仅弥合了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他者介入下主体领域的精神撕裂，更实现了中国人民径向母体的现实复归。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复归不是简单的回复到同文化母体间温情脉脉的象征认同，而是一种自主的超越性的扬弃。换而言之，中国人民拒绝委身于历史的过往，他不再将自身固化为既有模式下的静态存在，而是在指向未来的永恒运动中不断扬弃自身的生成性存在；他所祈求的不是过去之物的复现，而指向将来的、创造的溢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进程中改天换地的大事，标志着中国自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沉沦状态彻底终结，浴火重生的中华文明从沉寂中重新焕发出光彩。“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中国人民在外在性他者直接显见的场域中针对他者宰制的直接行动，通过对他者外在性影响的清除，中国人民同他者之间的不合理、不平等关系得到了根本性扬弃，中国人民不再是惶惶然“被抛入”他者场域的既存主体，而是摆脱了外在桎梏的自由主体。摆脱外在桎梏并不意味着回复鸦片战争前与他者隔绝状态，主体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与他者共在是主体能在世的基础，已经成长为自由状态的中国人民不会、也不可能再次回复到自我指涉的迷蒙状态。因此，中国人民经由主体自我的自由抉择，以“一边倒”的形式实现了他者场域的重入，这种重入不再是他者强迫下与世界的被迫照面，而是化他者场域为自我展开域的场域重设，自此之后，世界舞台有了不可忽视的中国声音，中国人民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不可忽视的自主性力量。对自我命运的主宰、对他者场域主体自我的自由抉择，这一切体现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以新中国成立为契机，完成了中国人民主体自我的现实觉醒、意蕴迸发以及价值升华的重大转变，真正成为现实性、时代性、历史性的能动主体。

自1840 年至今，中国人民洗刷了饱受凌虐的屈辱历史，成长为具有爱国热情、自强不息、勇毅前行的历史主体。自此，英雄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开启了坚持、捍卫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从人民生活温饱不足到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真正以中国人民的主体意识实现了中国社会的总体化转变。“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33]271中国人民自我觉醒、自我迸发、自我升华的主体生成史，彰显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意志，展现了中国人民坚定求变的决心，体现了中国人民英雄无畏的精神。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人民，要在回顾过去的进程中汲取历史智慧、吸取精神力量、获取理念支撑，以新时代历史主体的自知使命、自觉担当、自为行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努力奋斗！

[注 释]

①指主体生成的总的文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