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平，曹 峰

(1.西安体育学院 运动与健康科学学院，西安 710068；2.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体育部，西安 710126)

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是我国体育改革的重点领域,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是促进公共体育服务与体育市场主体协同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落实体育强国发展战略的关键支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引入市场机制,不仅能促使公共体育产品和服务数量明显增加、质量稳步提升,也是促进体育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的有益尝试。在我国公共体育服务改革中,国家体育总局与江苏省政府共同启动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是一项重要的政策。与过去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不同,示范区作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创新的集大成者,带有试验属性,其核心目标是通过示范区试点建设探索建立与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倒逼和促进国内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形成一系列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经验,为构建更高水平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提供借鉴与参考。因此,评估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对体育市场主体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鉴于此,本研究选取2013-2020年全国12个省份14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旨在集中回答2个问题: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是否有利于体育市场主体发展?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对体育市场主体发展的影响是否具有持续作用?

1 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的制度背景

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基本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萌芽阶段(1992-2001年)。1993年,原国家体委以“面向市场,走向市场,以产业化为方向”为基本思路,出台了《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将转变体育运行机制作为改革的突破口[1]。1995年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这是一个社会支持、全民参与的健身计划。这一举措标志着我国开始由政府主导向全体社会公众提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是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2]。该阶段,我国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主体仍然以政府为中心。各级体育管理部门作为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负责各类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管理与使用,还直接负责各类体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第二,发展阶段(2002-2012年)。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明确了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建设的方向,即通过构建多元化体育服务体系,保障人民群众参与体育的权利[3]。2003年,国务院发布了《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其中对公共体育服务中最重要、最基础的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管理和使用问题进行了阐述,并提出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应该根据其功能和特点向公众开放,充分发挥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功能,以繁荣文化体育事业[4]。2012年,《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建立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提高公共体育服务水平[5]。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下,我国体育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公共体育服务范围逐步扩大,供给主体由政府单一中心,逐步转变为政府主导、非营利性机构和企业为补充的混合供给模式。第三,壮大阶段(2013年至今)。2013年12月,国家体育总局和江苏省人民政府签署了《建设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合作协议》,这是我国推进公共体育服务改革的标志性事件[6]。该协议明确了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中承担的职责,并提出要逐步减少政府直接供给公共体育服务,通过加大购买服务力度来实现服务供给,形成小政府、强社团、大社会的多元化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格局。2014年,江苏省先后出台《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的实施意见》和《江苏省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办法(试行)》[7]。2015年,江苏省先后分两批命名江苏省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截至年底江苏省11个省辖市和86个县(市、区)建成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

2 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的理论假设

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的核心目标是向示范区居民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体育服务产品。公共体育服务产品的供给方式有2种,一是直接供给,即由体育主管部门直接向示范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二是间接供给,即体育主管部门向体育市场其他主体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然后由企业、体育社会组织等向示范区居民提供公共体育服务。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通过一系列专项政策支持,改善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环境,并通过发展体育服务业,积极引导大众体育消费。同时,完善省级体育市场主体发展引导资金的扶持方式,推进体育市场主体基地建设,探索大型体育场馆委托经营、连锁经营、集团化经营等途径。这些措施旨在发挥体育市场主体在提供公共体育产品和服务中的重要作用,推动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发展。据此,本文提出假说1: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能够有效促进体育市场主体发展(平均效应)。

政策驱动体育市场主体发展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其效应的显现需要一个过程。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的时间越长,获得相应政策支持的时间也越久。这不仅可以促使相关企业对投入体育市场主体产生更高预期,也能借助政策支持循环累积有利于体育市场主体发展的要素[8]。因此,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的时间越长,可能对体育市场主体的发展越有利。据此,本文提出假说2: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时间越长,对体育市场主体的推动效应越大(动态效应)。

3 模型选择和变量处理

3.1 模型选择

本研究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能否促进体育市场主体发展,通过研究命名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实验组)和未命名(控制组)的体育市场主体的变化来估计该项政策的促进效应。如果实验组和控制组是随机的,那么采用单差法即可估计命名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的政策效应。本文实验组选择的是江苏省11个命名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的省辖市,然而这并不能视为一个严格的外生事件,因此只能将该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即将2015年的江苏省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视为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一项准自然实验。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基础上,双重差分法可以检验命名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前后,实验组和控制组体育市场主体发展状况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如果命名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对体育市场主体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则进一步探讨其作用是否可持续。

为验证假说1: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能够有效促进体育市场主体发展。本文设定的基本面板模型为:

lnyit=a0+a1·Treat·Post+∑ax·Control+ri+εit

(1)

式(1)中,lnyit是衡量体育市场主体发展水平的被解释变量,下标i和t分别代表第i个城市和第t年。Treat表示实验组和控制组,Post表示实验前和实验后,交乘项Treat·Post代表是否设立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的核心解释变量[8]。Control是指区域、省份、年平均人口、国内生产总值、体育系统从业人员、公共预算体育收入、公共预算体育支出等控制变量。r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εit是随机干扰项。

为验证假说2: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时间越长,对体育市场主体的推动效应越大。本文将面板模型变形为:

lnyit=a0+∑ak·Treat·Post+∑ax·Control+ri+εit

(2)

其中,交乘项∑ak·Treat·Post是指某城市自2015年被命名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后第k年的虚拟变量。例如,某城市2015年被命名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那在其后第k年,k·Treat·Post=1,否则k·Treat·Post=0。k·Treat·Post度量了被命名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后第k年,其影响当地体育市场主体发展的政策效应[8]。

3.2 变量处理

被解释变量。Y为被解释变量,本文利用体育法人与产业单位数量的对数值(lny)作为衡量当地体育市场主体发展水平的指标。

核心解释变量。交乘项Treat·Post是核心解释变量,表示是否命名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其中,Treat表示政策虚拟变量,2015年命名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的城市Treat=1,否则Treat=0。Post表示政策实施时间的虚拟变量,2015年及以后年份Post=1,否则Post=0[9]。则交乘项Treat·Post的系数估计值即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对当地体育市场主体发展水平影响的净效应。

控制变量。除了政策虚拟变量以外,可能还有其他指标影响体育市场主体发展,本文选取其中较为重要的区域、省份、年平均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公共预算体育收入、公共预算体育支出、体育彩票公益金收入和体育彩票公益金支出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9]。各变量的含义和计算方法见表1。

表1 各变量的含义及计算方法

3.3 数据来源与描述统计

3.3.1 数据来源

鉴于各数据库中指标的完整性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所利用的2013-2020年面板数据主要选取福建、广东、宁夏、甘肃、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苏、辽宁、山西和黑龙江12个省份149个城市的样本数据。数据来源,一是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城市统计年鉴,主要包括年平均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二是各省体育事业统计年鉴,主要包括公共预算体育收入、公共预算体育支出、体育彩票公益金收入和体育彩票公益金支出。三是各省体育产业名录库、天眼查数据库以及启信宝数据库,主要包括体育法人与产业活动单位数量。体育市场主体是指主营和兼营业务为体育产业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个体经营户虽然也属于体育市场主体,但该类型数据难以获得,在本文中仅探讨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四是江苏省体育局官网,通过江苏省体育局官网公布的《关于命名第一批江苏省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的决定》和《关于命名第二批江苏省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的决定》整理获取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名单。

3.3.2 描述统计结果

2015年江苏省命名了第一批和第二批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本文将2015年作为外部政策冲击时点,选取江苏省11个命名的城市作为实验组,其他省的138个城市作为控制组。实验组和控制组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表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平均效应分析

表3、表4中的回归结果是命名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对体育市场主体发展的平均效应。表3是无控制变量,控制时间效应和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命名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后,城市体育法人与产业单位数量显著增加,政策效应显著。

表3 平均效应(无控制变量)结果

表4 平均效应(控制变量)结果

表4加入区域、省份、年平均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公共预算体育收入、公共预算体育支出、体育彩票公益金收入和体育彩票公益金支出等控制变量,控制时间效应和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显示估计系数波动幅度较小,政策效应显著。综上,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回归结果都表明命名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政策显著地促进了城市体育法人与产业单位数量的增加,政策系数均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值。

4.2 动态效应分析

表3中的回归结果是命名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对体育市场主体发展的平均效应,但并没有说明对体育发展是否具有持续的推动作用。为了验证假说2,本文利用公式(2)评估命名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对体育市场主体发展的动态效应,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动态效应结果

表5显示不管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在体育法人与产业单位数量的对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时,交乘项Treat·Postk的系数均为正,交乘项Treat·Post2016在5%的水平上显著,交乘项Treat·Post2017、Treat·Post2018、Treat·Post2019和Treat·Post2020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命名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能够显著推动该城市体育市场主体的发展。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交乘项Treat·Postk的系数越大,即命名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对体育市场主体发展不仅具有持续的推动作用,而且命名持续时间越久,推动作用越大。这说明,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通过不断积累有利于体育市场主体发展的因素,形成循环累积,体育市场主体发展动能越来越强。当然,在考虑到其他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的因素后,命名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的政策动态效果可能有所减弱。但整体看,研究假说2得到验证。

4.3 平行趋势检验

除了命名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这一政策冲击外,其他政策或者随机因素也可能导致体育市场主体发展产生差异。如果是其他政策与随机因素导致了体育市场主体发展差异,那么命名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促进体育市场主体发展的平均效应与动态效应结果也不成立。本文通过反事实的平行趋势检验,来探讨其他政策或者随机因素这类潜在的影响对政策效果的干扰。具体而言,在(2)式模型中增加时间趋势项(time),用以反映时间效应。2015年是外部政策冲击时点,以该时间(Current)为界,分为政策实施之前第k年(Beforek)和政策实施之后第k年(Afterk),此时,(2)式中Treat·Postk所反映的虚拟变量用Beforek、Current和Afterk代替[10]。

表6中模型1假设命名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前1年,模型2假设命名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前2年。表6显示,命名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假设前1年和假设前2年,Beforek的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体育市场主体发展的增量贡献来源于命名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从而排除了其他因素;实验组在被命名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外部政策冲击)之前,和控制组没有显著差异,即满足平行性假定。而实验组在被命名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之后,Afterk的系数显著为正且不断增大,表明命名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对体育市场主体发展确实发挥着显著作用,即平行趋势检验得到满足,所得到的Treat·Post的系数是无偏的,双重差分法得到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6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4.4 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一步使用PSM-DID方法分析命名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的政策效果,探讨研究结果的稳健性。为了便于比较稳健性,利用区域、省份、年平均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公共预算体育收入、公共预算体育支出等控制变量预测每个城市设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的概率(Logit回归),然后采用一对一近邻倾向得分匹配法给命名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的样本(实验组)匹配对照组,尽可能使得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命名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这项政策冲击前没有显著差异,以减少命名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的非随机选择所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实验组与对照组匹配后再做双重差分,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所估计的命名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对体育市场主体发展影响显著正向,双重差分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7 PSM-DID稳健性检验结果

5 结论

本文基于2013-2020年12个省份14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探讨了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对当地体育市场主体发展的政策效果。研究结论表明:一是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能够有效促进当地体育市场主体发展。示范区建设通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加大财政、税收、金融和土地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改善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环境,并通过发展体育服务业,积极引导大众体育消费,从而推进体育市场主体发展。二是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这一政策对当地体育市场主体发展的促进效应具有可持续特征。公共体育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时间越长,获得相应政策支持的时间越久,这不仅可以促使相关企业对投入体育领域产生更高预期,也能借助政策支持循环累积有利于体育市场主体发展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