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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推动了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吗
——基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的实证研究

2024-01-16董旭付文思赵晓梦杨亚丽

创新科技 2023年12期
关键词:高级化市场化产业结构

董旭,付文思,赵晓梦,杨亚丽

(1.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经济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2.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3.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信息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0 引言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已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中国综合竞争力的关键举措。长期以来,粗放型发展模式导致中国产业结构僵化问题显著,产业转型升级进程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不匹配。党的二十大强调,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完善科技创新体系,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一方面,渐进式推进的市场化改革的确在很大程度上释放了生产力,有利于资源要素在统一的市场准则下充分竞争,达到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而效率提升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应有之义[1]。另一方面,依靠技术创新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做大做强做优中高端产业,已成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环节[2]。因此,以市场化改革和技术创新来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对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市场化是社会生产力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经济形态从计划主导走向市场主导的重要方式。市场化不是简单几项规章制度的变化,而是一系列制度和政策的大规模、大范围变迁。对中国而言,市场化是一个先产品市场后要素市场、先产业链下游部门后产业链上游部门,对经济发展的诸多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渐进式过程[3]。关于市场化的早期研究主要聚焦于市场化改革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理论分析表明,市场化能为经济发展提供一种激励机制,推动经济持续性增长[4-5]。后续也有学者利用实证分析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其将市场化改革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验证得出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6]。

关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源泉,已有研究主要有3 种观点——创新驱动、政策驱动和资本驱动。从创新驱动角度看,学术界普遍认为,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所在行业的整体技术水平,进而促使产业走向高端化[7-8]。从政策驱动角度看,不同的产业政策和异质性环境规制政策都是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但较多研究表明,产业政策的针对性往往更强,其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综合促进作用更大[9-10]。从资本驱动角度看,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和外商投资的增加能够通过优化产业人才结构和提供资金支撑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11]。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实际上是与市场化进程相伴相生、密不可分的。在早期市场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学术界对市场化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系给予了较多关注。综合已有文献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市场化改革对产业转型升级具有积极影响,指出市场化改革能够有效减少政府对经济运行的过多干预,使市场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企业自主创新活力,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12-13]。

在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和资源能源约束不断趋紧的现实面前,绿色化已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方向。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创新是驱动产业转型升级、保证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14]。然而,技术进步的偏向性特征使得传统技术创新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无法从根本上破解资源紧张和环境恶化导致的负外部性问题[15]。由此,在“技术创新”中融入“绿色元素”,引导技术创新与资源节约、污染减排深度融合成为绿色发展理念下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16]。现有相关研究大多从微观视角探讨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系,指出绿色技术创新能够提升企业资源利用效率,推动企业产品和服务多样化、差异化、绿色化发展,进而有助于实现产业发展模式转型和经济绿色增长转型[17-18]。此外,也有文献从行业和区域层面发现,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产业发展低碳化、清洁化的有效驱动力[19-20]。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较为坚实的铺垫和基础,但这些文献多集中于分析市场化与产业转型升级、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两两之间的关系,较少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探讨市场化转型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具体而言:一方面,市场化、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之间的逻辑关系有待厘清,市场化与绿色技术创新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何种作用值得进一步量化分析;另一方面,虽有少量实证研究文献将市场化与绿色技术创新进行了关联,但其侧重考察市场化作为调节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效应产生的冲击,尚未提供市场化是否具有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的经验证据。鉴于此,本文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解析市场化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以中国31个省(区、市)1997—2020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探究市场化改革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直接影响,以及绿色技术创新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传导效应和门槛效应。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将市场化、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纳入同一理论分析框架,基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剖析市场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二是从中国省级层面量化评估市场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效应,并检验市场化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是否存在绿色技术创新效应。这两点既能够从学术上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也有助于为中国在市场化改革、绿色技术创新、产业发展领域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和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市场化与产业转型升级

通过梳理已有研究文献发现,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制度基础。结合中国国情,市场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可以从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政府干预及制度环境等3个方面来解析。

第一,市场化改革能够通过价格机制优化生产要素的流动倾向,进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21]。一方面,在产业内部,如果要素市场发育完善,生产要素就会选择从边际收益低的部门流向边际收益高的部门,达到要素市场均衡[22];反之,也会达到同样的效果。这意味着市场化会通过价格机制直接影响部门收益,较高的市场化水平使得产业内部效益提升,从而实现产业内价值升级[23]。另一方面,在要素市场完善的条件下,价格机制同样会促使产业间要素的自由流动,如农业中边际收益较低的劳动者在工业或服务业高收益的吸引下流向第二或第三产业[24]。因此,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加深,生产要素向高效率产业流动所受的阻力便会随之减小,要素配置效率得以提升,从而有助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第二,现代市场经济是有政府参与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因而政府在市场化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政府可以根据经济运行状态的变化,采取多样化宏观调控手段对相关产业实施政策性干预,支持高端新兴产业,限制产能过剩产业,这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具有很强的引导作用[25-26]。另一方面,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政府对市场的直接行政干预逐渐减少,更多地扮演服务市场的角色,这极大地激发了市场的活力,提升了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对产业转型升级产生了正向影响[27]。

第三,在市场化经济条件下,价格通常是决定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价格机制的实现过程体现了交易双方的共同行为。在这个过程中,不确定或不合理的产权安排将会对交易行为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产业内部或产业间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抑制产业转型升级[28]。因此,需要建立健全市场化的产权制度,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此规范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和保护市场参与者的利益。企业的创新性举措会直接影响产品和服务的技术性变革,成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微观源头[29]。而在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市场制度环境往往更好,能有效降低企业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提高企业创新投入以及创新活力[30]。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市场化具有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

1.2 绿色技术创新在市场化影响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首先,探讨市场化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现代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往往受市场条件的约束,市场化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高低[31]。市场化水平可以通过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法律制度环境等3个维度体现,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也可以据此进行解释。其一,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要素市场发育逐渐完善,进而促进创新资源在市场中合理、高效流动,激发企业创新潜力,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32]。完善的产品市场能够通过价格机制向企业传递准确的产品需求信息。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居民环保意识更强,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需求逐步增加。当企业生产的绿色产品获得市场认可时,企业能获取更大的竞争优势和研发信心[33]。其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政府干预会随之减少,行政性垄断扭曲资源配置的概率大大降低。此时,市场可以有效弥补政府在技术推广方面的不足,使企业能够选择更适用的绿色技术[34]。另外,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改善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打通贸易壁垒,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35]。其三,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更加完善,能够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降低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风险性[36]。

其次,绿色技术创新对产业转型升级的驱动作用存在阶段性,由此诱发市场化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非结构性突变。绿色技术创新是指将绿色技术应用到企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通过3 个不同阶段推动产业发展实现“优化资源利用—平衡供需结构—升级产业链体系”[37]。在绿色技术创新初级阶段,创新更多聚焦于对技术和设备的更新升级,以降低传统“三高”产业在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提高资源利用率。但绿色技术创新初期投入大、收益不确定性高,使得企业在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时有所顾忌,其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无法得到有效发挥[38]。在绿色技术创新加速发展阶段,与之相关的资源、技术向高生产率行业集中并融合,产业结构加速向知识集约型方向发展,催生出具有低成本、低能耗、低污染特性的绿色产品及工艺。这些绿色新产品具有易回收、可循环的特点,在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绿色消费需求的同时,还有效地推动了产业升级[39]。与此同时,需求结构的改变助推新型绿色产业的发展,引导更多资本流向绿色相关产业,促使产业结构升级和投资结构优化。在绿色技术创新成熟阶段,具有突破性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够催生大量的绿色低碳新工艺、新产品、新模式,产生环境正外部性,为产业绿色升级提供动力[40]。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市场化能够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赋能产业转型升级。

H3:在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下,市场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

2 实证设计

2.1 模型设计

为验证假设1 是否成立,本文设定如下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式(1)中:i代表各省(区、市);t代表年份;itu为被解释变量,反映产业转型升级水平,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ris)和产业结构高级化(ais)两个方面;mkt为解释变量,反映市场化水平;矩阵X表示一系列可能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控制变量;μi、λt和εit分别表示面板回归模型的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随机扰动项。为减弱模型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影响,对模型中的变量采取对数化处理,下文不再赘述。

为探究市场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根据前述理论分析,检验绿色技术创新是否为市场化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机制变量(即假设2)。具体实施步骤如下:在模型(1)中lnmkt的系数α1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基础上,构建市场化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通过观察β1和α1的显著性来判断这一传导机制是否存在。模型具体设定如下:

式(2)中:gti为机制变量绿色技术创新,在具体检验时,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衡量绿色技术创新,分别定义为绿色技术创新数量(gti_quan)和绿色技术创新质量(gti_qual);其他变量和符号的含义与模型(1)相同。

根据理论分析,绿色技术创新不仅是市场化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机制变量,其水平变化还会使市场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产生非结构性突变(门槛效应,即假设3)。因此,本文通过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其进行验证。模型具体设定如下:

式(3)中:tℎv为门槛变量,包括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绿色技术创新质量;I( )∙为取值为1 或0 的指示函数,即满足设定条件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θ为门槛值。

2.2 变量选取

2.2.1 被解释变量:产业转型升级

关于如何衡量产业转型升级,当前学术界广泛使用的两个指标分别是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反映产业结构之间的聚合质量,体现某个地区各个产业之间资源配置的合理程度[41]。本文借鉴干春晖等[42](2011)的做法,通过改进的泰尔指数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其公式为:

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随着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发生规律性变化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三次产业比重沿第一、二、三产业的顺序不断上升[43]。据此,可以设定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5)中:Yi或Yj表示第一(i或j= 1)、第二(i或j= 2)、第三(i或j= 3)产业增加值;Y为地区生产总值。ais的值越大,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越高。换句话说,如果ais的值随时间呈上升趋势,则意味着产业结构在升级。

2.2.2 核心解释变量:市场化水平

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改革领域不断拓宽,市场化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由于现有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实践并没有给出一个百分之百的市场化模式和范例,想以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为参照系来衡量中国市场化水平存在较大的难度。由樊纲、王小鲁等领衔开展的中国市场化指数课题从2000年开始对中国市场化相对进程进行评估,并发布中国分省份的市场化指数,至今已持续23年。该指数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治环境等方面,能够全面反映我国市场化的诸多领域,同时具有较长的时间延续性,受到广大研究者的青睐。因此,本文选择该指数作为各省(区、市)市场化水平的代理指标。

该项目是贵州省贵阳市城市水环境整治工程的一部分,项目由4座挡水高度8m、宽60m的气动闸组成,采用双气袋,每座气动闸分6个单元,每个单元10m。气袋长10m,重近10t,闸门采用不锈钢,每扇门由4片2.5m的单元门组成,单元门上下两截焊接在一起,下端为40mm厚的不锈钢板,上端为20mm厚的不锈钢板,总高度为9.6m,是目前世界上挡水高度最高的气动闸。该项目2013年3月开始施工,9月全部投入运行。目前,该项目以其独特的水域风景成为贵阳的新城市名片。

2.2.3 机制/门槛变量:绿色技术创新

将绿色技术创新进一步细分为绿色技术创新数量(gti_quan)和绿色技术创新质量(gti_qual)。绿色技术创新作为绿色创新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学术界通常基于绿色专利对其进行量化。在国内的统计体系下,绿色专利主要被划分为3 类——绿色发明专利、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和绿色外观设计专利。已有研究认为,绿色发明专利的创新性和技术复杂性远远高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和绿色外观设计专利[44]。一般将其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测算依据。基于此,本文也采用绿色发明专利来量化绿色技术创新。另外,专利申请并不意味着最终一定会获得授权。从含金量上来看,获得授权的绿色发明专利更能体现绿色技术创新的质量,而提出申请的绿色发明专利则只能体现绿色技术创新的数量特征。此外,专利申请和授权数据中存在大量0 值,导致样本呈现明显的“右偏”分布特征。因此,在实际操作中,本文在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0年推出的“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进行筛选的基础上,参考徐佳和崔静波[45](2020)的研究,采用各省(区、市)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gpapp)加1 的对数衡量绿色技术创新数量,采用各省(区、市)绿色发明专利授权量(gpaut)加1的对数衡量绿色技术创新质量。

2.2.4 控制变量

为削弱模型因遗漏变量可能造成的估计偏误,更准确地识别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市场化和绿色技术创新发挥的作用,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以下控制变量:经济发展,采用各省(区、市)实际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表示;对外开放,采用各省(区、市)出口总额的对数表示;投资水平,采用各省(区、市)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对数表示;教育程度,采用各省(区、市)在校大学生人数的对数表示。

2.3 数据来源

本文以1997—2020年中国31 个省(区、市)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衡量产业转型升级所使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区、市)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衡量绿色技术创新所使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绿色专利数据库。衡量市场化水平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市场化指数数据库(China Market Index Database)。目前,该数据库公开的市场化指数截止到2019年。本文根据各省(区、市)1997—2019年市场化指数的年均增长率计算得到2020年数值。衡量控制变量所需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或各省(区、市)统计年鉴。对于个别缺失数据,采用均值插补法进行补全处理。部分涉及价格因素的变量,以1997年为基期进行平减。表1为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3 结果与讨论

3.1 中国市场化改革与产业转型升级的特征事实

3.1.1 市场化水平

市场化改革是我国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重要举措,凸显出市场机制在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得到巩固。当前,许多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文献都关注了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发展以及生产效率的贡献。但由于对市场化的衡量缺乏较为统一的客观标准,定量分析市场化改革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始终难以达成共识。市场化改革相较于其他改革更为复杂的原因在于,其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诸多领域的体制机制变革。若在研究中仅采用单一指标来量化市场化水平,便不能全面地对市场化改革做出有效评价。本文根据樊纲等[3](2011)构建的市场化水平评价体系,对中国区域市场化水平的基本特征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如图1所示,1997—2020年我国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市场化总指数由1997年的3.91提高到2020年的8.46,年均增速为3.6%。另外,图1 还呈现了东、中、西部地区市场化发展概况。受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和经济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区域市场化指数排名从高到低依次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市场化水平一直以来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可知其资源配置机制相对更加灵活;经济活力较强的非国有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带动了整个东部地区经济的迅速增长。虽然中部地区市场化改革较东部地区起步晚,但在样本期间其市场化水平提升幅度超过了东部地区。目前,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总体也呈曲折上升趋势。

图1 1997—2020年中国区域市场化水平变动趋势

3.1.2 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

基于官方统计数据,利用式(4)—(5)计算1997—2020年中国省级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图2 和图3所示。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合理化总指数呈波动下降趋势,与0的偏离度逐渐减小,这意味着中国产业结构正在走向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总指数呈持续上升趋势,这表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态势明显。从区域层面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性。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成效明显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其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最低且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最高。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在样本期间有升有降,波动幅度较大,但总体呈下降趋势,产业结构合理性也在提高。另外,中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落后于西部地区,但这一差距正在缩小。

图3 1997—2020年中国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变动趋势

3.2 市场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效应

为验证市场化水平提高是否会有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即假设1),对模型(1)进行参数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列(1)—(3)为市场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的估计结果,列(4)—(6)为市场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效应。列(1)和列(4)未考虑控制变量,列(2)和列(5)未控制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列(3)和列(6)纳入了控制变量并考虑了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可以看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样本拟合程度最高,接下来的分析将以此为依据。首先,lnmkt关于lnris的回归系数为负,且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趋于下降。由于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是一个负向指标,lnmkt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其次,lnmkt关于lnais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市场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提升具有积极作用。上述估计结果表明,在中国省级层面,市场化确实发挥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验证了假设H1。尽管市场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促进程度存在差异。由列(3)和列(6)可知,市场化关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弹性分别为7.5%和5.9%,这意味着市场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推动作用大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3.2.2 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市场化水平为综合性指数,由于各种主观或客观原因,其在计算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测量误差。此外,虽然基准回归已经对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投资水平和教育程度等可能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因素进行了控制,但仍有存在遗漏变量偏误的可能。而上述两点都可能导致模型产生内生性问题。本文拟使用工具变量法对该问题进行处理。初步选择各省(区、市)(以省会城市质心为依据)与海岸线的最短距离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加速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是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和任务,尤其是对外开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沿海地区是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与沿海地区的距离越近,越便于学习吸收先进地区的市场化改革经验,推动本地市场化进程。因此,该工具变量满足(负)相关性要求。另一方面,距离为客观的地理因素,并不会受到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由此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然而,由于距离并不能体现时间动态特征,且模型中的其他变量均为面板数据,在实际操作中,本文将该距离与全国(除本省)市场化指数均值的交互项作为正式的工具变量(IV_CM),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模型(1)进行重新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列(1)为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和相关检验统计量。工具变量(IV_CM)的回归系数为负,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符合理论预期。Kleibergen-PaaprkLM统计量在1%的水平上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在工具变量弱识别的检验中,两个WaldF统计量均大于10%水平上的Stock-Yogo 检验临界值,表明工具变量不存在弱相关问题。上述估计和检验结果表明,该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合理的。列(2)和列(3)给出了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还是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市场化水平的系数符号均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高度一致,也验证了前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3 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保证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另外采取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对样本数据做5%的缩尾处理后重新进行模型估计,二是将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再次估计模型(1),结果如表3 中列(4)—(7)所示。可以看出,两种检验方式得出的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关键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并未发生根本变动,表明基准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3.2.3 区域异质性分析

由于中国各地区处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无论是产业结构状况还是市场化发展水平,在区域分布上都存在差异性。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从东部地区发端,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蔓延,产业发展也呈现出“东—中—西”梯度推移的特征。因此,本文将中国31个省(区、市)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考察市场化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区域异质性特征。表4 给出了相应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东部和中部地区,lnmkt关于lnris的系数显著为负,关于lnais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市场化改革推动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产业转型升级具有积极影响。但是,在西部地区,lnmkt关于lnris和lnais的系数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且不符合理论预期,意味着市场化改革并未对其产业转型升级产生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市场化改革开始较早,市场经济制度更加完善,市场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更为深远;而西部地区市场化改革起步相对较晚,市场发育和相关的制度政策环境还存在缺陷,导致现阶段市场化还无法更好地提升资源整合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吸收能力,从而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表4 区域异质性

3.3 绿色技术创新视角下市场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检验

3.3.1 绿色技术创新的传导作用

前述基准回归结果及其稳健性检验证实了假设1,即市场化改革能够显著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同时,已有大量文献证明了绿色技术创新对产业转型升级起促进作用[20,46-47]。接下来,本文将进一步检验绿色技术创新是否为市场化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渠道机制(即假设2)。由于传统的三步法中介效应模型在第三步存在明显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寇宗来和刘学悦[48](2020)以及余泳泽等[49](2020)的研究方法,仅对三步法中的第二步进行分析,检验市场化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是否发挥了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如果市场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则说明市场化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对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产生促进作用。表5为市场化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回归结果。第一,市场化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影响。由列(1)—(3)可知,lnmkt关于lngti_quan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有利于促进区域绿色专利申请量的提升,市场化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在数量上得到体现。第二,市场化对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考虑到绿色发明专利获得授权存在较长的时间滞后性,市场化对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也可能相应滞后,故将市场化变量做滞后一期处理。由列(4)—(6)可知,在考虑控制变量以及省份、年份固定效应后,L.lnmkt关于lngti_qual的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市场化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质量同样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绿色技术创新是很多行业标准制定的重要考量内容,企业可以通过绿色技术迭代来推动行业标准升级,抢占市场先机,从而促进相关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绿色发展。综合上述分析,本文的假设2 得到验证,即市场化改革可以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新动能。

表5 市场化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

3.3.2 绿色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

本文采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来实证检验假设3。在进行回归之前,首先基于Hansen[50](2000)的研究进行面板门槛存在性检验。采用Bootstrap 自助法,反复抽样300 次,结果如表6所示。从表6 中可以看出,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绿色技术创新质量两个指标均通过了双重门槛检验,但不存在三重门槛。故本文采用双重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并由此获得相应的门槛值,具体结果如表7所示。

表6 门槛效应存在性检验

表7 绿色技术创新对市场化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门槛效应估计

列(1)和列(3)的估计结果显示,随着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增加,市场化对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且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当绿色技术创新数量低于第一个门槛值6.780时,市场化关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回归系数分别是-0.019 和0.023,但均不显著。这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处于较低水平时,市场化对产业转型升级无法产生显著影响。当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处在两个门槛值(6.780 和8.421)之间时,市场化关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回归系数为-0.108,关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回归系数为0.065,且二者分别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表明,随着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增加,市场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随之增强。当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大于第二个门槛值8.421时,市场化关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回归系数为-0.191,关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回归系数为0.108,且二者分别通过了5%和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相比前一结果,在该区间内,市场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依旧存在,且推动力度进一步加大。

列(2)和列(4)为门槛变量由绿色技术创新数量更换为绿色技术创新质量时的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随着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提升,市场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正向影响愈发显著,且影响效应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这再次验证了在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下,市场化对中国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且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理论剖析市场化、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的基础上,以中国31个省(区、市)1997—2020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考察了市场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并识别出绿色技术创新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也随之提高,即市场化改革对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市场化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和中部地区市场化改革能给本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明显的促进效应,但西部地区市场化改革在现阶段并未对产业转型升级产生显著影响。第三,市场化能够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这意味着在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绿色技术创新是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渠道。与此同时,受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市场化在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并且随着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市场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

基于上述结论,围绕如何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来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及区域协同,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继续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构建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是一个不断优化和发展的动态过程。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要进一步规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明确政府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功能和职责。在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政府应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政策支持和引导,重点支持和鼓励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的中小企业发展;继续深化要素市场改革,放松对资源要素的过度管控,将行政区一体化作为关键问题的突破口,改变资源分割广泛存在的现状,真正实现由市场供需决定要素配置;深化“放管服”改革,鼓励及时响应需求的供给创新,为产业转型升级营造良好的市场创新环境。

第二,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探索跨区域合作模式,发挥好高市场化水平区域对其他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以市场为纽带发挥市场机制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缩小区域产业发展差距。国家层面可以从顶层设计入手,通过制定有利于破除市场化桎梏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政策,引导不同区域间的产业合作和绿色技术创新互动,促使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资源要素在全国范围内高效整合。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结合本地实际状况制定适当的产业发展与绿色技术创新政策,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加强与其他地区的创新合作,整合区域性市场资源,为绿色技术创新及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坚实保障。

第三,完善市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激励绿色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随着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市场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也随之提升,因此要重视绿色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加速市场化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具体来说,一要积极推进绿色技术创新立法工作,做好法律法规配套,强化执法力度,提高创新主体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积极性。二要完善绿色专利制度,强化全流程的知识产权保护。另外,可通过建立绿色专利数据库与专利检索系统,推动绿色技术信息开放共享,减少企业间的恶性竞争行为。三要开通绿色技术知识产权服务的“绿色快速通道”,打造集知识产权审查、确权、维权为一体的综合服务体系,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与效率,缩短绿色技术创新周期,降低企业所面临的前期研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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