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传会

编者按：

70多年前，他们抖落战争的风尘，重回课堂，拿起纸笔，一点一滴汲取知识的营养，一步一履建立起中国人民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从此，他们深藏功名，潜行于万里海疆，筑起水下长城，捍卫领海主权，维护国家安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潜航 —— 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追踪》记录了这段隐秘而伟大的历史，我们从中选取部分章节，带您感受先辈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奋斗精神。

1951年4月，组建不久的新中国人民海军，选派275名官兵，成立潜艇学习队，秘密前往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驻旅顺海军基地潜艇125支队学习。

潜心苦学，筚路蓝缕。三年后，人民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诞生。

——题记

衔 命

1949年10月中旬，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中国人民解放军12兵团兼湖南军区司令员肖劲光火速进京。毛泽东见到肖劲光，十分高兴，说：“辛苦啦，劲光同志！这次把你从前线召回来，是准备交给你一件重要的差事！”

肖劲光忙说：“主席请指示。”

毛泽东一边踱着步子，一边说：“解放全国的作战任务虽然还相当繁重，但是，组建一支空军和一支海军的任务，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空军的筹建工作已经差不多了，中央决定让刘亚楼同志去当司令员。现在要着手筹建海军，中央想让你来当司令员。今天先给你打个招呼，听听你的意见。”

肖劲光毫无思想准备，便坦率地说：“主席，我是个‘旱鸭子’，又不懂海军，哪当得了海军司令？再说，我这个人晕船厉害，总共坐过几次海船，都晕得不轻。”

毛泽东笑着说：“我就是看上了你这个‘旱鸭子’。空军司令刘亚楼晕机，你这个海军司令晕船，这就是我们的干部政策。”

停了片刻，毛泽东又意味深长地说：“二十多年来，我们和日本鬼子打仗，和国民党反动派打仗，都是钻山沟，钻青纱帐，主要是在陆地上。现在要建设海军、建设空军了，派谁去当司令员呢？你和亚楼同志都熟悉我军的传统，又都在苏联学习过，亚楼同志还参加过苏联的卫国战争。我们建设海军、空军，首先要向苏联学习，要依靠苏联援助，你们会俄语，又比较了解苏联军队，我看，选你们来当空军、海军的司令员，还是蛮合适的。有海就要有海军，过去我国有海无防，受人欺负，我们把海军搞起来，就不怕帝国主义欺负了。再说，我们要解放台湾，也得有海军。海军一定要搞，没有海军不行。”

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肖劲光顿时感到重任在肩。

1950年1月12日，军委电令：为统一管理指挥各地人民海军及现有舰艇，调12兵团兼湖南军区司令员肖劲光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

新中国海军初建时连条交通艇都派不出，当年肖劲光司令员到刘公岛视察，还是向老百姓租的渔船。

此事，在《肖劲光回忆录》中确有记载：“我从长沙来到北京，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不得不在旅馆歇宿。两个月后，我到了威海，要过海到刘公岛去察看，但没有船，只好向当地渔民租了一只小船。渔民说：‘你是个海军司令员，还要租我们的渔船！’这话对我刺激很大，可当时有什么办法呢？我这个海军司令，真是两手空空啊！”

1950年8月，海军召开了建设史上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史称“海军建军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海军党委进一步完善了海军建设方针：“从长期建设着眼，由当前情况出发，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富于攻防力的轻型海上战斗力量。首先组织和发展现有力量，在现有力量的基础上，发展鱼雷快艇、潜水艇和海空军等新的力量，逐步建设一支坚强的国家海军。”会议还认真讨论了建设海军“以谁为榜样”的问题，号召全体指战员“向苏联海军学习”。

1950年10月18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由于中国所处新的军事政治形势，为应对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和巩固国防，我们已制定海军三年建设规划，需向贵国请求武器装备方面的援助。望提供训练用之小型潜艇两艘，配备一艘艇的全套艇员，以便有效地帮助训练。

1951年3月上旬，周恩来正式通知海军司令员肖劲光：苏联方面已决定帮我军训练四艘潛艇艇员，请海军于4月20日前组织好四艘艇的全部人员。

拿着电文，肖劲光一阵欣喜。

两三个月前，海军准备组建潜艇学习队时，肖劲光便已经开始物色学习队的负责人了。其时，可供他挑选的对象并不多。海军还没有自己的潜艇部队，更没有懂潜艇的人才。从原（国民党）海军人员中找，又不大符合干部政策，当时，原海军人员基本上不安排担任部队的主官，更何况是未来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主官这样重要的岗位。

按照苏联海军的编制，潜艇按照吨位大小定为营、团级，潜艇支队为师级。潜艇学习队由四艘艇的人员组成，实际上是一个师的架子。不过，海军在初建阶段，各级干部普遍都是低位高配。比如，华东军区海军第6舰队是个师级单位，但司令员兼政委饶子健，原是第三野战军第30军军长，副政委刘中华是30军政治部主任。饶子健曾笑说：“我原来是个军长，统率三万人马。现在调到海军，号称是一名舰队司令员，实际上是一名小团长，手下只有一千多人。”

根据华东军区海军提供的名单，第6舰队司令部参谋长傅继泽进入了肖劲光的视野。

1950年11月中旬，肖劲光到华东军区海军检查贯彻落实海军建军会议情况时，在上海专门约见了傅继泽。傅继泽身材敦实，举止稳重，黑里透红的脸膛上，有一双睿智、刚毅的眼睛。

初次见面，肖劲光向傅继泽了解了第6舰队的战备和训练情况，详细地询问了他本人的经历，似乎只是上级与下属一般性的谈话。可是从司令员的眼神里，傅继泽觉得他像是有什么重要的任务要交代。

果不其然，几天后，肖劲光在上海的百老汇（现上海大厦）再次约见了傅继泽。

肖劲光用热切的目光打量了傅继泽片刻后，说：“傅继泽同志，今天找你来，是要交给你一项重要的任务。”

傅继泽连忙站了起来：“请司令员指示！”

肖劲光说：“前不久召开的海军建军会议，制定了以‘空（航空兵）、潜（潜艇）、快（快艇）’为重点的三年建设计划。目前‘空’和‘快’都在落实之中了，缺的就是‘潜’——潜艇。现在，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海军要立即筹建潜艇部队，我国政府和苏联政府正在商谈之中，准备请他们帮助我们培训四艘潜艇的艇员，培训地点初步定在苏联太平洋舰队驻地——海参崴。”

傅继泽非常振奋，连说：“好，真是太好了！”

肖劲光笑着说：“别光顾着高兴，还有重要任务要交给你呢。我们议了议，准备让你担任这支肩负学习潜艇知识，同时也为了创建中国第一支潜艇部队的学习队的领队。”

“我当领队？这么重要的任务，我能行吗？”

肖劲光的目光中带着无比的信任，他说：“组织上经过多方面的挑选、考察，最后选中了你，是相信你一定能行！你带兵打了十几年的仗，经过了枪林弹雨的考验。虽然从陆军到海军才一年零两个月，但你刻苦、认真，很快就学会了操纵舰艇并组织带领部队训练。现在，你将转移到一个新的战场。”

傅继泽对肖劲光表态说：“司令员，既然组织决定了，我一定带领大家坚决完成任务！”

肖劲光又叮嘱傅继泽道：“我相信两年后，你一定能带出人民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

历史将一副重担放在了这位三十二岁的年轻指挥员的肩上。

傅继泽，1918年出生于河北博野县的一个农村家庭。抗战爆发后，延安抗大阜平县第二分校招收青年学生，傅继泽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报名，成为抗大新学员。

1938年6月，傅继泽从抗大毕业，被分到冀中军区津南抗日自卫军，他领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将东光县自卫团改编为津南抗日自卫军独立第二旅。半年后，独立第二旅改为沙河支队，部队经过与日伪军的几场激战，战斗力有了很大提升。1941年初，二十三岁的傅继泽被任命为冀鲁边区军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在一次激战中，该分区司令员不幸牺牲，傅继泽接任司令员一职。傅继泽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在一分区成立海防大队，打开了海上通道，确保了一军分区和三军分区在军事上的联系，继而打击了沿海日伪势力。这为后来傅继泽投身海军事业做了铺垫。

抗战胜利后，傅继泽出任渤海一军分区司令员兼山东军区警备第8旅旅长。1946年1月，国共双方共同颁发了全面停战的命令，并成立“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军调部）”。山东地区设七个小组，傅继泽被任命为泊头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傅继泽的大智大勇，在对敌斗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此后，傅继泽又率部参加解放沧州城的战役。此场战役，他们与兄弟部队共歼敌一万三千余人，使晋察冀和山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为解放全中国打下了基础。

1947年8月，渤海一军分区奉命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第33军99师，傅继泽任师长。他指挥部队参加了昌潍、济南等战役，随即又投入到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中。

1949年9月，傅继泽奉命调入华东军区海军。当时华东军区海军只有第一、第二舰大队，傅继泽担任第一舰大队大队长兼政委。

傅继泽是随“接12”号护卫舰第一次出海的。舰长宋继宏是原国民党海军少校，后来随第二舰队起义。

第一次出海，大海便给了傅继泽一个下马威。

战舰刚离开码头不久，海面就变得不平静了，那奔涌而来的波涛，一会儿将战舰举到波峰，一会儿又将战舰摔进波谷。傅继泽站在驾驶室里，脸色发青，额头出汗，他一再命令自己坚持住，还是忍不住吐了……

一旁的宋舰长关切地说：“大队长，您第一次出海就遇上了风浪，不习惯，先坐下歇会儿。”

“没事，没事。”傅继泽擦了擦嘴，依然笔直地站在那里。

返航后，战舰靠上码头，傅继泽还觉得人有些晃。夜里，他辗转反侧，意识到一场新的考验在等待着自己。

傅继泽决定拜宋继宏为师，先从操纵军舰开始学习。

宋继宏一听，忙说：“您是大队长，学开什么军舰哪？”

傅继泽说：“不會开军舰，怎么当这个大队长？”

宋继宏又说：“大队长，开军舰是桩既危险又辛苦的差事，再说，也不是十天半月就能学会的。”

傅继泽反问道：“你在海上磨炼了二十年都经受得住，我为什么就不行？”

此后，只要有舰艇出海训练，他就跟着出海。从克服晕船开始，从一“伡”一“舵”练起。

经过几个月的海上磨砺，他已经能够操纵战舰，并初步学会了组织、指挥大队舰艇训练。

有一次，华东海军司令员张爱萍随第一舰大队出海。他对傅继泽说：“傅继泽同志，听说你已经可以操纵舰艇了，今天你给我们露一手，让我们见识见识！”

傅继泽果断地下达了口令：“离靠码头部署——”

“解前缆——”

“左十舵——”

“左伡前进——”

……

返航途中，张爱萍拍着傅继泽的肩膀说：“傅继泽同志，祝贺你啊，你到海军才几个月，就已经能操纵舰艇，还可以组织部队训练了！”

张爱萍还高兴地说：“记得刚奉命组建咱们这支队伍时，我曾专门请教过专家，专家说：‘没那么容易，海军不同于陆军，会放枪就能当陆军。一般的水兵都必须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一些专业岗位要有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军官更不必说了。以解放军官兵目前的文化水平，想开动军舰是不可能的。’言外之意，我这位海军司令也是不合格的。这大半年来，我想的最多的就是海军是一个高技术兵种，我们这些从陆军来的‘新海军’，如何更快地掌握专业技术，如何团结原海军同志，共同建设人民海军。你来海军时间不长，却通过刻苦学习，初步掌握了一些专业技术，你为大家做了榜样。”

就这样，海军党委研究决定，由第6舰队参谋长傅继泽担任潜艇学习队队长兼政委。1951年春节刚过，傅继泽前往北京报到。

海军党委十分重视潜艇学习队人员选配，肖司令员指示：“如果需要，宁可叫几条军舰开不动，解散几个学习单位，也要满足这次选调潜艇学员。”

4月初，海军首席苏联顾问库茨民正式通报中方，潜艇学习队的培训地点原拟定在苏联太平洋舰队的驻地海参崴，现改为太平洋舰队驻中国旅顺海军基地旅顺口（当时旅大地区由中苏两军共管）。这样改的好处是离海军首脑机关近，便于沟通，能及时得到指示和帮助；避免长途跋涉和在异国驻扎，可节省经费；在中国海区进行海上训练，便于熟悉我国海区的水文、地理、气象等情况；旅顺基地是太平洋舰队的一级基地，设备齐全完好，在那里训练和在苏联国内训练条件完全相同，培训效果也将一样。中方赞同苏方意见。

海军党委正式下达了潜艇学习队的编组方案：设立1个队部，下辖4个艇队。任命了第一批干部：

队长兼政委：傅继泽；

副政委：刘恒（原烟台炮校大队政委，正团级）；

参谋长：张虎臣（原上海警备区团长）；

副参谋长：田里（原研究所所长，副团级）；

（此后又增加了副队长李克明、基地长罗戎疆）。

航海业务长：张明龙、项学成；

鱼雷业务长：游永胜；

通讯业务长：周忠振；

声呐业务长：杨景昌；

机电业务长：叶楠；

化学业务长：陈叔韩；

枪炮业务长：王太远；

一艇艇长辛福源；

二艇艇长刘蕴苍；

三艇艇长张继业；

四艇艇长胡介山。

潜艇学习队组建了队党委，傅继泽任书记。艇及队部设支部，艇政委任书记。

学习队队部内设业务长组、翻译组、教员组、军需组，由基地长罗戎疆负责。

从艇长到士兵，年龄在十六到二十五岁之间；文化程度从小学到大学都有，初中居多。艇长以下干部，有一半以上是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营、连、排三级指挥员。士兵有四分之一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士。

“罢饭”风波

1951年4月26日清晨，大连。

一场春雨刚刚停歇，整个滨海城市像是从水中浮出来似的，显得格外干净和宁静。

海军潜艇学习队的专列驶抵大连站。这是苏军接管旅大地区后，我军进入该地区的第一支还没有形成战斗力的部队。

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驻旅顺基地第125潜艇支队支队长戈洛瓦乔夫上校，带着几位海军军官，在站台迎候。

出了车站，部队官兵上了苏方准备的十辆罩有帆布遮篷的军用大卡车，穿过市区，直驶旅顺口。这里是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驻旅顺基地所在地。

大家刚下车，一名叫卡拉包夫的大尉军需官通过翻译告诉大家，下面的一个科目是“换装”。“换装”前先要洗澡和理发，按苏军规定，水兵一律理光头。

队伍被带进了一个大澡堂里，四个苏联士兵已经等在那里了，他们每人手中都拿着一把粗笨的大推子。中国水兵刚刚落座，他们便不由分说，连推带拔，动作倒是十分麻利，只是被“修理”的中国水兵，一个个都龇牙咧嘴。一会儿工夫，澡堂内便是“光头”一片。

浴室门口，站着一个苏联士兵，拿着一瓶黑褐色的消毒液，倒入每个人的手里，让他们涂抹身体，特别是腋下和下身，但他没有交代这种消毒液抹上后必须立即冲洗掉，否则会烧伤皮肤。当时浴池中人满了，洗脸盆也不够用，许多队员感到腋下和下身火烧火燎地疼，有的禁不住嚷了起来，又跳又叫，拨开人群，直往浴池里跳。结果，有七八个水兵皮肤被烧伤了。

洗完澡，接着“换装”，从里到外全部换成苏军军服。

然后，部队又换乘交通艇，抵达驻地老虎尾。

中午开饭时，部队整队走向餐厅，苏军的军乐队演奏乐曲，以示欢迎。

学习队的官兵们还是第一次享受如此高的待遇，一个个容光焕发，精神抖擞，胸脯挺得高高的，步伐特别整齐。

乐队奏起了俄罗斯的《肖尔斯之歌》，懂俄语的几位翻译还跟着乐曲轻轻地哼唱。

翻译李豫脸蛋红扑扑的，显得十分兴奋，他悄悄问苏军翻译哈列温：“以后我们每天吃饭都有乐队演奏吗？”

哈列温告诉他：“按苏军的规定，凡是遇上重要节日，都有军乐队演奏助兴。”

李豫说：“要是每天吃饭都有乐队演奏，可能连饭都吃不踏实。”

餐厅内整齐地摆放着长条餐桌，每桌8人相对而坐。队领导单独在一个小餐厅内就餐。苏军海军的伙食标准，潜艇灶是最高等级的，它相当于喷气式歼击机飞行员的伙食标准，每天三元六角人民币。而当时我军四菜一汤的中灶（团级干部灶），每天也不过是一元二角人民币。

餐桌上摆着黑面包、奶油、生咸鱼、蔬菜沙拉、水果拼盘。

这时，传来了一位苏军值日军官的口令：“用餐！”

二艇的无线电军士长盛庆田取过一块黑面包，咬了一口，嚼了几下，又吐了出来，皱着眉头说：“这是什么东西呀？又硬又酸！”

“面包啊！”一旁的无线电兵张琪也取过一块黑面包，咬了一口，嚼了几下，勉强吞了下去，说：“会不会是炊事员往里面加醋了？”

盛庆田说：“開什么玩笑啊！哪有做面包往里面加醋的？”

张琪想了想，说：“要不就是隔夜的面包，馊了。翻译、翻译，你问问他们，面包是不是馊了？”

李豫与苏军值日军官轻声嘀咕了两句，告诉大家说：“这是俄罗斯正宗的大列巴，没馊，就这味儿。”

另一边，鱼雷军士长郭风权对着那盘咸鱼迟迟不敢动刀叉，他问了句：“你们说，这鱼是生的还是熟的？”

鱼雷兵慕恩盛说：“生鱼怎么吃？肯定是熟的。”

郭风权还在犹豫：“我总怀疑它是生的。”

慕恩盛夹起一块咸鱼，放进嘴里，刚嚼了两下，就吐了出来，苦着脸说：“太可怕啦，是生鱼，又腥又咸。”

面包又硬又酸，鱼片又腥又咸，大家只能吃点蔬菜沙拉。

餐厅里一片议论声：

“不是说给咱们吃西餐吗？酸面包、烂咸鱼，这算什么狗屁西餐？”

“可能是我们刚到，厨房还来不及准备吧。”

“如果以后天天吃这样的西餐，还不把人给饿死！”

这时，郭风权插了一句：“我想也许是这样，考虑到咱们是中国人，先给咱们吃点西餐，接下来还会上中餐。”

慕恩盛立即附和：“郭军士长说得有道理，咱们耐心等待吧，一会儿肯定还上中餐。”

大家都觉得此话有理，纷纷放下了刀叉，等待着上中餐。

过了片刻，传来了苏军值日军官的口令：“用餐完毕！”

这头一顿西餐吃得实在太窝囊了！

晚餐是黑面包、肉丁土豆泥、胡萝卜汤。

部队离开餐厅时，桌上的食物剩了一多半。

第二天早餐更差，餐桌上只摆着黑面包、奶油、方糖和一壶红茶。

傅继泽遇上从餐厅里疾步走来的值班艇长胡介山。胡介山一见傅继泽，急忙说：“队长，我正准备找您，出事啦——”

傅继泽说了句：“乱弹琴！大早晨的出什么事？”

胡介山说：“好多艇员没来吃早餐。”

“不可能。你吹哨了吗？”傅继泽问。

胡介山回答：“开饭的哨声都吹半个小时了。”

傅繼泽大步跨进餐厅，只见餐厅里果然只有稀稀拉拉不到一半的艇员。

傅继泽蹙着眉问胡介山：“怎么这么多人没来吃饭？”

胡介山抓了抓后脑勺，说：“昨天晚上我就听一些战士议论，这里的伙食实在太差了，长期这样下去，甭说学习，饿都给饿死了。”

傅继泽火了，指着胡介山说：“你给我把所有没吃早餐的一个不落地找来，少一个，我拿你是问！”

傅继泽气鼓鼓地走出餐厅，迎面撞上了副政委刘恒，刘恒冲着傅继泽连声说：“不像话！不像话！队长，你猜那些没来吃早餐的都到哪儿去了。”

傅继泽问：“去哪儿了？”

刘恒说：“我跑到山坡上一看，一个个正懒洋洋地晒太阳呢。我问为什么不去吃早餐，这个说黑面包比猪食还难吃，那个说宁肯吃地瓜干也不吃西餐，还有人说是‘老毛子’有意整我们。我问他们是不是想‘罢饭’呀，他们一个个耷拉着脑袋，谁也不吭声……”

傅继泽让自己冷静了片刻，对刘恒说：“立即召开党委会。”

傅继泽最先走进会议室，刘恒、张虎臣、田里也前后脚赶来。

傅继泽掏出了一包烟，给几位委员各扔了一支，自己也点燃一支，狠狠吸了两口，说：“这是我们到老虎尾后召开的第一次党委会，议题只有一个，就是研究‘罢饭’问题。情况大家也都知道了，这才刚刚吃了三顿饭，就有人受不了了，发牢骚的有，讲怪话的有，今天早晨还搞了一出‘罢饭’行动。大家先议一议，谈谈自己的看法。”

刘恒、张虎臣、田里都做了发言，党委会很快形成了决议。

部队在宿舍前集合，傅继泽走到了队伍前，神色严峻，说：“同志们，把大家集合在一起，就讲一个事——早晨刚刚发生的‘罢饭’问题。我们到训练基地才一天，刚吃了三顿饭，我就听到了一些议论，说吃不惯西餐。我原想吃不惯总有个适应的过程，过个十天半月也就习惯了。没想到竟然发生了‘罢饭’事件，乱弹琴嘛！大家想过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吗？想过这个问题的后果吗？”

傅继泽用眼光扫了一下队伍，接着说：“中国人吃不惯西餐不奇怪，我也觉得西餐不好吃。黑面包的味道是不太好，但它营养价值高啊，热量高啊，它能增加我们潜艇兵的体能；咸生鱼我也接受不了，但听说吃了咸生鱼，可以预防晕船。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树皮，实在找不到吃的，在马粪中找没有消化了的青稞粒，煮了吃。我们今天吃西餐，会比草根难吃？会比树皮难吃？我们中的许多同志，都是打过仗、经过枪林弹雨考验的，我们今天吃西餐，难道会比打仗还难？难道会比枪林弹雨的考验还难？相比之下，我们有些同志是经不起西餐的考验，在西餐面前吃了败仗。”

队伍一片寂静，静得连大家的呼吸声都能听见。

傅继泽严峻的神色中又添了几分严厉：“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到老虎尾是来干什么的？是来享受？是来升官发财？不，都不是。我们是为了学习潜艇技术，是为了建立我们国家自己的潜艇部队而来。在北京期间，刘道生副政委在动员时指出，我们学习潜艇技术是‘领袖所嘱，全军所托，全民所望’。大家难道忘记了？临上火车时，肖劲光司令还叮嘱我：‘此次去只准学好，不准学坏。’我到现在都记得司令员那殷切的目光。可我们今天连吃饭关都过不去，我们还怎么去完成学习任务？

“同志们啊，为了建立我们自己的潜艇部队，国家是花了大价钱的。我们的共和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国家有多少事情要做？有多少地方需要花钱？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国家还为我们海军挤出宝贵的外汇。你们想过没有，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中苏两国是兄弟，但亲兄弟还得明算账，我们跟苏联学习是要付钱的，是要交学费的，而且这学费还非常昂贵。为了保证我们的营养，有强壮的体魄，国家按苏军的标准，将我们每天的伙食费提高到三块六角钱。三块六角钱是个什么概念？如果我们完不成学习任务，我们对得起党和人民吗？对得起我们的国家吗？”

傅继泽指着士兵说：“现在还来得及，如果谁觉得吃不惯西餐，不想学了，可以打报告，我马上就批准，你明天就可以离开这里。有没有不想学的？”

“没有——”队伍中传来回答。

傅继泽声如洪钟：“我再问一遍：有没有不想学的？”

“没有——”队伍中又传来排山倒海般的声音。

“阿基米德定律”

老虎尾上的潜艇学习队，遇上了虎视眈眈的“拦路虎”。

当时，学习队中没有人了解、接触过潜艇；除了二十几位翻译，没有人懂俄语；文化程度小学、初中占大多数。在短短的三年内，必须掌握航海、机电、通信、声呐、雷达、鱼雷、枪炮等二十多个专业近百门课程。

难！难！！难！！！

一艇副艇长戚贵峰，来自威震天下的塔山英雄团。几天前，苏军组织队员上潜艇参观，从舰桥升降口下到舱里，戚贵峰觉得自己完全进入了另一个陌生的世界。机械、仪表、管道，密密麻麻，他看得眼花缭乱、头晕脑涨。

《潜艇构造》是每个学员必学的一门公共课。第一堂课，苏军教官罗西金手里拿着个潜艇模型，告诉大家：“说到潜艇，首先应该感谢一位叫阿基米德的科學家。我们所有的潜艇，都是根据阿基米德定律设计的。”

罗西金的话音刚落，戚贵峰立即举起右手，站起来问：“请问教官同志，什么是阿基米德定律？”

罗西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你不知道阿基米德定律？”

罗西金转而问大家：“还有不知道阿基米德定律的吗？不知道的请举手！”

一下子，一多半的学员举起了手。

罗西金呆愣了片刻，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说：“既然有这么多学员不知道阿基米德定律，那我只好先讲一讲阿基米德定律了。阿基米德是古希腊著名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出生于公元前287年。他的父亲是古希腊天文学家和数学家，阿基米德从小深受父亲影响，偏爱数学。11岁时，阿基米德去当时著名的文化中心——尼罗河畔的亚历山大城学习，后来，致力于数学和物理学的研究。阿基米德有许多发现，其中最著名的是浮力定律——也就是阿基米德定律。关于这个定律的发现过程，历史上流传着一个十分有趣的、令人深思的故事。大家听说过这个故事吗？”

罗西金故意“卖”了个关子，他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学员。有些学员还是听说过这个故事的，但为了表示谦虚，谁也不吭声。

罗西金说：“既然大家没听说过这个故事，我就给大家讲讲吧。这个故事发生在一千多年前，相传古亥尼洛国王做了一顶金王冠，他怀疑工匠用银子偷换了一部分金子，便要阿基米德想办法鉴定这顶王冠是不是纯金制作的，国王附加了一个先决条件：绝不能损坏王冠。阿基米德捧着这顶王冠苦思冥想。有一天，阿基米德去浴室洗澡时发现，随着身子浸入浴桶，一部分水会从桶边溢出，他脑子一激灵，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 ：‘攸勒加（找到了）！’阿基米德取来一块金块和一块重量相等的银块，分别放入一个盛满水的容器中，发现银块排出的水多得多。于是阿基米德拿了与王冠重量相等的金块，放入盛满水的容器里，测出排出的水量；再把王冠放入盛满水的容器里，看看排出的水量是否相等，问题迎刃而解。阿基米德不仅帮国王鉴定了王冠的真假，还从这个实验中总结出了著名的浮力定律。”

罗西金接着说：“潜艇为什么能以各种状态漂浮于水上或自由悬浮于水中呢？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重力（G）与浮力（F）。潜艇漂浮于水上或悬浮于水中，从力学观点看，是一个处于外力作用下平衡状态的浮力。作用在静止潜艇上的力有潜艇的重力和静水压力。”

罗西金见学员都用疑惑的目光望着他，又说：“我们再说得简单一些，潜艇为什么能够上浮下潜，是因为潜艇的艇首、艇尾和中央部位各装有几组水柜。水柜空着时，潜艇就漂浮在水面上；当往水柜注水时，潜艇就下潜；而用高压气将水柜里的水吹空时，潜艇又浮上水面。”

这堂课，好多学员听得一头雾水。

戚贵峰显然也没弄清楚阿基米德定律。

下课后，戚贵峰叫上水手长时叶哲和舵信班战士孙洪昌、王学芳、刘怀伦，对他们说：“咱们也来试验一下阿基米德定律。”

孙洪昌端来一只脸盆，倒满水。王学芳找来一只罐头盒。戚贵峰把空罐头盒放在盆里时，罐头盒是浮在水面上的。当他往罐头盒里加进一些水时，罐头盒半沉在水中。他又将罐头盒的水加满，罐头盒整个沉入水中……

戚贵峰自言自语道：“这就是阿基米德定律？”

“第一名出列！”

轻潜水是潜艇艇员学习的一个共同科目，也是每个艇员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艇员在进行水下侦察、水下作业时，离不开轻潜水。潜艇万一失事，轻潜水是艇员自救的一种应急手段。潜艇艇员要学轻潜水，就好比每个飞行员都要学会跳伞一样。

轻潜水训练之前，一些关于轻潜水的传言已经在艇员中悄悄传播开了。

夜晚，熄灯前，一艇声呐班的几个声呐兵悄悄议论起轻潜水来。

声呐兵小李，是从上海入伍的学生兵。他对班长韩宝森说：“听说轻潜水训练挺恐怖的，要潜到黑咕隆咚的海底，还得练习从鱼雷发射管逃险，弄不好会被憋死。美国海军有艘潜艇失事沉在港外海底，艇员从鱼雷发射管钻出艇外逃生。其中有一位轮机兵，因缺氧而窒息……”

韩宝森说：“没那么可怕。”

小刘接着说：“班长，大伙儿还在传，说是二战时期，英国一艘潜艇被德国舰艇击伤，艇长下令弃艇逃生，艇员也是从发射管爬出来的，不过，听说有一多半艇员一出水肺泡就‘炸’了……”

“这件事我倒听说过，”韩宝森说，“当时，艇上的水深仪表出了故障，潜艇坐沉海底，实际水深六十米，水深仪表却显示十几米。按潜水要求，水下每十米就增加一个大气压，每增加一个大气压，艇员出水时在水下减压的时间也不一样。水深十几米是不用减压的，当时，艇员被水深仪‘欺骗’了，一钻出发射管，没在水中停留减压，直接出水，所以有一多半艇员牺牲了。”

小李和小刘不吭声了，好像都在琢磨着什么。

苏军轻潜水教官伊凡诺夫皮肤白皙，一头卷发，是位年轻英俊的白俄罗斯小伙子。

第一堂潜水理论课，伊凡诺夫给大家讲解了单人救生器的构造、性能和使用方法。他告诉大家，佩戴单人救生器潜到水里呼吸跟平常在陆地上呼吸有很大不同——由于水的压力作用，在水下呼气的阻力大，必须用力才能将肺部的气体排到气囊里；而吸气时，气囊的气体会很流畅地进到肺部。因此，在吸气时气体很容易从鼻子或嘴唇漏走，这样气瓶里的氧气很快就会跑光，这是不允许的。伊凡诺夫幽默地说：“因此，大家一定要含紧呼吸嘴，要像同姑娘接吻那样紧紧地贴住，才不会漏气。”

大家被逗笑了，有人开玩笑说：“我们还没谈过恋爱呢，不知道怎么同姑娘接吻。”

伊凡诺夫也笑了：“那你们得抓紧时间谈恋爱啊！”

有人又说：“我们有规定，学习期间不允许谈恋爱。”

伊凡诺夫故意装作很严肃地说：“你们可以报告你们的首长：轻潜水教官伊凡诺夫说了，为了学习轻潜水，必须谈恋爱。”

大家哄堂大笑。

學完理论，接着进行潜水实践。

轻潜水训练难度最大和最危险的是发射管脱险训练。发射管脱险训练的目的，一是当潜艇失事时，艇员可以通过鱼雷发射管爬到艇外逃生；二是潜艇在水下时，艇员可以通过发射管出艇侦察或进行水下作业（如排除艇外故障）。

针对艇员存在的畏难和胆怯情绪，傅继泽专门把艇长和政委召集在一起，要求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要求领导带头，党员带头。

苏军对这次训练也非常重视，除了教官，还派了潜水军医保驾。

训练在西港苏军的模拟潜艇舱进行。

伊凡诺夫详细讲解了发射管脱险训练的每一个步骤和要领：先打开发射管后盖，让艇员进入发射管，然后关闭后盖，往发射管注水、供气、调整平衡，最后打开发射管前盖，推出浮标，艇员爬出发射管，顺着浮标绳浮出。他专门交代，每完成一个动作，一定要敲击管壁两声，表示“感觉良好”。

然后，一名苏军士兵为大家做了示范。

谁也没有想到，刚开始训练就“炸了锅”。一位副长第一个爬进发射管，关闭后盖后，传出“嗒嗒、嗒嗒”的敲击声，表示他“感觉良好”。接着开始注水、供气、调整平衡，两分钟过去了，没有敲击信号传出，又过了一分钟，还是没有信号声。伊凡诺夫当机立断，一个箭步冲上去，打开发射管后盖，管口“哗”地涌出一摊水，伊凡诺夫猫着腰，赶紧将那位副长拽了出来。那位副长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潜水军医赶忙摘下他的面罩，为他供氧，两分钟后，副长慢慢醒了过来。原来，关闭后盖，开始注水时，这位副长太紧张了，没有调整好呼吸，一口气被“憋”住了……

傅继泽闻讯赶来，见大家面面相觑，神色紧张，便说：“上午训练提前结束，各艇艇长和政委留下。”

傅继泽对艇长和政委们说：“大家议议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看来逃生训练还挺危险的。”

“主要是太紧张，一紧张动作要领全忘了。”

“这第一炮没打响，下面问题就复杂了。”

“这个科目的训练是否可以暂时先放一放？”

……

听完大家的意见，傅继泽说：“问题不复杂，像大家说的那样，主要是心理素质问题，太紧张，乱了套。发射管脱险训练是每一位潜艇兵必须过的一关，过不了这一关，你就将被淘汰，必须保证大家都通过这一关，缺一不可。咱们可说好了，哪条艇有一位艇员通不过，我拿你们艇长、政委是问。大家回去后，再做做工作，主要是消除各种顾虑。下午继续训练。我还是那句话：干潜艇的就要敢拍着胸脯下大海！”

下午，队伍又来到模拟潜艇舱旁。

伊凡诺夫将步骤、要领详细讲解了一遍后，又让一位苏军士兵做了示范。

接着，伊凡诺夫下达口令：“第一名出列！”

“第一名到！”不知什么时候，傅继泽已经穿戴好轻潜水装备，从队列中跨了出来。

伊凡诺夫没有料到会是傅继泽，他愣了一下，说：“队长同志，你……”

傅继泽回道：“请教官下达任务。”

伊凡诺夫说：“你不需要是第一名，你可以让你的士兵先训练。”

傅继泽坚定地说：“不，在学习队序列里，我排名第一，所以，这次训练我也应该是第一名。”

伊凡诺夫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傅继泽举手示意，表示准备完毕。他走到鱼雷发射管尾部，沉着地打开后盖，躬着身子爬进鱼雷发射管，又关闭后盖。“嗒嗒、嗒嗒”，管内传出“感觉良好”的敲击信号。伊凡诺夫发出指令，傅继泽开始往管内注水、供气并调整平衡。

这是最关键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一个环节，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两分钟后，管内又传来“嗒嗒、嗒嗒”的信号声。伊万诺夫发出“打开前盖”的指令。傅继泽打开鱼雷发射管前盖，推出浮标，慢慢爬出发射管，顺着浮标上的绳子，上浮出水。

当傅继泽摘下潜水面罩时，伊凡诺夫忙迎上前，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又伸出大拇指，连声说：“队长同志，‘哈拉绍’（好）！‘哈拉绍’！”

大家也给队长鼓掌。

傅继泽笑着对大家说：“没那么可怕！只要胆大心细，按规定的操作程序一步一步做，我们每个同志都可以通过。”

三艇的轮机班长周建礼问：“队长，发射管后盖关闭后，里面是不是黑咕隆咚的？”

傅继泽说：“跟夜间关了灯没什么区别。咱们从陆军来的同志都体验过，夜间搞紧急集合，黑着灯，不是照样可以穿衣服、打背包吗？所以，一定不要紧张……”

有个水兵问：“要是憋了气咋办？”

傅继泽说：“为什么会憋气？还是因为紧张。沉着冷静，就不会憋气，万一憋了气，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马上就会顺过来了。”

队长带头，既做了示范又激励了大家。

伊凡诺夫走到队列前，再次下达口令：“第二名，出列！”

真比打仗还难啊

说来也巧，在潜艇学习队四位艇长中，参与刘公岛起义的有三位：辛福源、刘蕴苍、胡介山。

他们三人中，辛福源与胡介山是1942年到刘公岛的，算第六期；刘蕴苍是1943年到的，比他俩晚一期。而就文化程度来说，最高的是胡介山，高二；第二是刘蕴苍，初三；最低的是辛福源，初二。

刘公岛起义后，辛福源一直跟着部队在打仗，根本没时间学习。初二文化，还忘得差不多了，学潜艇哪够用？更何况是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艇长。

我去采访辛福源时，他依然记得当年的学习情景：“当时，我们白天学专业，晚上补习文化。一名合格的艇长，要会潜艇操纵，懂航海，还得学鱼雷攻击。而鱼雷攻击起码要有高中平面三角、解析几何的基础。等于我要将初中、高中的数学都学一遍。那时候学习压力特别大，学习也特别紧张。当时有一门课叫《潜艇构造和系统》，潜艇上有四大类、二十几个系统，而每个小系统里，又有各种仪器、仪表、管道、阀门……

“没有其他办法，就是死记硬背，不懂的地方，先背下来再说。刚开始半年不允许上街，后来允许了，我们也很少出去，全部精力都用在学习上了。当时战士是不允许开夜车的，熄灯哨一响，就得就寝。熄了灯，我们就到列宁室学习。有时，傅队长过来赶：‘回去睡觉吧，别整天开夜车把身体整垮了。’其实他自己学得比我们还苦。他是队长，每天要处理许多事务性工作，还得挤时间学，很不容易。有时候，他到北京开会办事，把课落下了，回来总是赶紧借我们的笔记抄，找教员‘开小灶’。”

说到学习的艰难，辛福源专门提到两个人：水手长时叶哲和电工兵孙孟旭。一个只念了一年私塾，一个才小学毕业。

水手长在艇上是操舵的。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水手长，时叶哲的面前横着一座“山”。水手长必须对潜艇的构造了如指掌，刚开始，他每节课都像听“天书”一样。

不懂就问，艇上的战友都成了他的老师。有时候，遇到难题，他想得脑子都疼。三年中，他几乎没有正儿八经休息过一天。

修船是个学习的好机会。潜艇分小修、中修、大修，大修必须进坞，船壳机械都要进行检查、维修。平时，潜艇的许多机械设备都在水下，看不见、摸不着，进了坞，很多设备就一目了然了。船壳刮锈、油漆，水柜除锈、油漆，这些活又脏又累，尤其是二、五号水柜，非常狭窄，人在里面，只能侧着身子，手提工作灯，一点一点地用刮刀把铁锈刮下来，时间长了连呼吸都困难。时叶哲每次都是拼命地干，大家都休息了，他还不出水柜。干活的过程中，他抓紧时间了解潜艇构造，比如水柜肋骨走向、钢板厚度、盖板大小、机械传动装置如何连接等等。

让时叶哲最发怵的是数学，他从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开始恶补数学，像个小学生一样，一道题一道题地做，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愣是学完了从小学到初中的数学课程。

有一次，时叶哲在辛福源面前流露出畏难情绪，说：“艇长，实在是太难了，我都有些坚持不下去了。你把我调去干别的吧！”

辛福源的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没出息，你还是个男人吗？要说难，谁不难？我不难？有时急得我都想跳海！可是你想过我们的重任吗？领袖的眼光盯着我们，全国人民的眼光盯着我们，我们要是学不好，怎么交代？一句話：别说困难，就是刀山火海也得往前闯！”

一艇的电工兵孙孟旭，十岁才开始上学，由于要经常躲日本鬼子，学业时续时断，勉强读完了小学。

每次上课，孙孟旭都做详细的笔记，三年里，他记了几大本厚厚的笔记。有次半夜了，孙孟旭还在床上“翻烧饼”，白天教员讲的蓄电池工作原理，有几个推导公式他怎么也搞不清楚。越想，脑子越兴奋，他就在被窝里悄悄打开手电筒，翻看课堂笔记……

忽然，他觉得床前有个人影，定睛一看，原来是辛艇长来查铺。

第二天，艇长和蔼地问：“学习难吗？”

孙孟旭点了点头，说：“难！”

辛福源感慨道：“我们大家都在打一场攻坚战啊！”

孙孟旭说：“这个‘敌人’有些特别，看不见埋伏在哪儿，可一次次向我们进攻，真比打仗还难啊！”

辛福源说：“是啊，这就是特殊性。需要我们采取特殊的战术。昨晚，看见你那么晚了还在被窝里学习，让我很感动。我们文化水平低，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有用笨办法，只有多吃苦，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种精神，一种不怕困难、刻苦钻研的精神。”

辛福源的话给了孙孟旭莫大的鼓励。其实，辛福源也是用这种精神鼓励自己的。

鱼雷攻击是每名潜艇艇长的一门必修课。

鱼雷攻击是攻击型潜艇在执行伏击、游猎和引导截击等作战任务过程中，综合运用潜艇武器系统并与潜艇作战平台结合，完成对敌舰船的侦查、搜索、探测、跟踪、识别、接敌、占位，最终达成使用鱼雷武器对敌舰船进行射击或射击及导引的战术进攻行动。

辛福源随121艇普雷贡科夫艇长出海训练。

原来是没有安排鱼雷攻击的，但普雷贡科夫像是有意要考验一下辛福源似的，要求他组织一次鱼雷攻击演练。

正在指挥舱的辛福源立即下达口令：“战斗警报，鱼雷攻击！速度九节，航向245，鱼攻小组准备。”

副长戚贵峰报告：“鱼攻小组准备完毕！”

辛福源下令：“对正前方‘敌’一艘商船攻击。舰首发射管准备。”

“用声呐准备第一次测定：预备——好！”

声呐班长韩宝森报告：“方位135。”

戚贵峰手里掐着秒表，报告：“相隔两分钟，还有十五秒、十秒、五秒，预备——到！”

“用声呐准备第二次测定：预备——好！”

戚贵峰报告：“相隔两分钟，还有十五秒、十秒、五秒，预备——到！”

经过5次测定，辛福源下令：“采用敌速十二节，航向185，鱼雷四发，艇首发射管预备——放——”

两名随艇出海的苏军军官取过戚贵峰的记录纸，经过一番计算，得出鱼攻成功的结果。

一直表情严肃的普雷贡科夫，这时终于开口对辛福源说：“祝贺你，辛！”

二艇的官兵们都知道自己的艇长刘蕴苍是个传奇人物，参加过刘公岛起义，后又转战东北，出生入死，英勇剿匪。在那个崇尚英雄、精神至上的年代，一场胜仗、一名英雄、一种精神都可以给人以力量。

可刘蕴苍自己也没料到，在学习中他遇到了“座山雕”。

就像飞机起落是飞行员的基本功一样，离靠码头也是潜艇艇长的基本功。刘蕴苍就在离靠码头这项基本功上“卡壳”了。离靠码头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什么潮、什么风、在离码头多少距离停伡，都非常有讲究。停伡早了，可能靠不上码头；停伡晚了，又可能撞上码头……

那些日子，刘蕴苍吃不香、睡不安，每天都往码头跑，琢磨风力和潮汐对潜艇的影响。每当有艇离靠码头时，他便仔细地观察艇长们是怎样用舵和用伡的。

刘蕴苍隐约觉得离靠码头是有技巧的，他与苏军教练艇长马斯洛夫交流了几次，没有交流出啥名堂来。知道马斯洛夫喜欢喝酒，一个星期天，他准备了一瓶东北高粱烧和几盒罐头，主动约请马斯洛夫到海边喝酒。由于俄语还不过关，他又约上田树清翻译。

他们找了一块礁石坐下来，刘蕴苍打开罐头，倒了三杯酒。

一闻到酒香，马斯洛夫的两道浓眉马上扬了起来。

刘蕴苍端起酒杯，对马斯洛夫说：“马斯洛夫同志，今天约你出来喝酒，不为别的，一是表示感谢，感谢苏联老大哥对我们的无私援助。干杯！”

“哈拉绍！哈拉绍！”马斯洛夫把酒一口干了。

刘蕴苍又端起酒杯，说：“二是叙叙友谊，为了两国两军的友谊、为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干杯！”

马斯洛夫又把酒干了。

刘蕴苍再次端起酒杯，说：“你是老师，我是学生，学生有许多问题要向老师请教。干杯！”

马斯洛夫是属于喝酒上脸的那种人，三杯酒下肚，整个脸就涨红了。

田树清倒上了酒，也准备敬，马斯洛夫对他摆了摆手，说：“还是按照我们俄罗斯民族的习惯吧，主人敬我三杯酒，我也敬主人三杯酒，什么话也别说，先把酒干了——”

说罢，马斯洛夫连倒了三杯酒，自己先喝了。

六杯酒，差不多三两高度高粱烧下肚，马斯洛夫的脸红得像关公，眼神开始游离，话也多了起来：“刘，遇到你这个好兄弟，我高兴啊！你们中国人豪爽，可交！对了，刘，我还听说你打过仗，是战斗英雄！”说罢，端起杯子，“这杯酒敬英雄！”

刘蕴苍与他对饮了一杯，说：“仗是打过，但谈不上什么英雄。”

刘蕴苍像是话中有话地说：“马斯洛夫同志，我觉得喝了酒，你的状态更好。这么说吧，现在这种状态，要是让你靠码头，还能靠得上吗？”

马斯洛夫又自顾自地喝了一杯，然后抓起几颗花生米放进嘴里，一边嚼着一边说：“靠码头算什么，现在就是鱼雷攻击，我也是发发命中。”

刘蕴苍对田树清轻声嘀咕了句：“田翻译，接下来，我喝酒，你可得把老马的话都记住啊！”

田树清说：“这个没问题。”

刘蕴苍又对马斯洛夫说：“咱们先不说鱼雷攻击，就说靠码头，你这种状态还能靠上码头？”

马斯洛夫眯缝着双眼，说：“小看人了吧！刘，我告诉你，靠码头是有诀窍的，你想听吗？”

刘蕴苍连忙说：“学生当然愿意听老师的教诲。”

马斯洛夫笑了：“我就喜欢你这种性格，刘，今天，我就教你这个学生两个靠码头的诀窍吧。每个港口码头都有标志物，作为一名艇长，到了一个新的港口，首先要熟悉标志物。记住了吗？标志物。比如说老虎尾码头吧，我们水兵食堂屋顶上的三根烟囱，就是很好的标志物。靠码头的时候，如果没风，就将艇首对准中间的那根烟囱；如果刮东南风，就将艇首对准东边的那根烟囱；要是刮西北风，就将艇首对准西边的那根烟囱，那就算找准了基本方向……还想听吗？还有呢……”

“太精彩了！喝酒，喝酒！”刘蕴苍端起了酒杯。

马斯洛夫显得十分兴奋，接着说：“刘，上课的时候，我不是专门讲过潜艇的余力和旋回特点吗？记住：余力和旋回特点。靠码头，一定要掌握好这两个要素。什么是潜艇的余力？就是潜艇在停伡以后的惯性力……如果是平潮的话，潜艇离码头二十米左右停伡，靠余力就可以靠上码头；如果是退潮的话，应该离码头十米左右才停伡。我考考你，如果是涨潮的话，应该多少米停伡？”

刘蕴苍想了想，说：“应该在离码头三十米左右停伡。”

马斯洛夫嚷道：“哈拉绍！哈拉绍！刘！”

两瓶高粱烧喝了一瓶半，但田树清几乎没喝。

第二天，田树清把马斯洛夫的讲话整理好，交给刘蕴苍，刘蕴苍看完后，一拍大腿，笑着说：“好嘛，太棒了！这可是一份‘密电码’啊！”

《喀秋莎》的故事

4月，老虎尾的槐树开花了，漫山遍野鹅黄色的槐花，开得热烈灿烂，整个营区芬芳馥郁。

海风有一阵无一阵地轻轻吹拂着，海潮也不像往日那般喧闹张扬。4月的海像是在慢慢积蓄力量。

起床的铃声响后，中苏两方艇队的艇员一起到操场出操。

学习队走队列，讲究队伍前后左右的间隔，走正步时，艇员目光平视正前方，胳膊甩至胸前，双腿绷紧，脚尖朝下，脚掌与地面平行，离地二十五厘米，整个队伍显得协调又整齐。

苏军的队列动作与中国军队的動作大相径庭，不但胳膊甩得特别高，脚下迈着“鸭子步”，横队行进时人与人的间距特别近，像是后排的前胸贴着前排的后背。远远看去，腿脚交叉，整齐划一，整个队列像是在跳芭蕾舞《天鹅湖》中的《四小天鹅》。刚开始，苏军曾要求学习队也像他们一样走队列，学习队组织艇员练了几天，可走起来要多别扭有多别扭，只好作罢。

中午进餐厅前，听听两支队伍唱歌也挺有趣味：

苏军唱的是《共青团红海军之歌》《喀秋莎》，学习队唱的是《大刀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让苏军官兵感到疑惑不解的是，学习队的官兵们唱起歌来，一个个脸红脖子粗，放开嗓子干吼，像是与谁吵架似的……

为此，马斯洛夫艇长与我们的一位副长还有过一次争辩。

马斯洛夫问：“唱歌本来是一种美的享受，可你们一唱歌，一个个伸长脖子，好像一只只好斗的公鸡。”

那位副长反问他：“你知道吗？革命歌曲也是一种武器，它可以鼓舞我们的斗志，所以，我们是越唱越来劲儿。谁像你们，整天‘喀秋莎’啊‘喀秋莎’，姑娘啊姑娘，还打不打仗？”

马斯洛夫说：“你错了，‘喀秋莎’照样激励着苏联红军官兵的意志！”

他们的争辩恰巧被傅继泽听到了，他们请傅继泽做评判，傅继泽皱了下眉头，没给予正面回答。

在老虎尾这么个弹丸之地，两支军队、两个民族、两种文化交织在一起，必然会碰撞出各种火花……

傅继泽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潜艇学习队，当时处于一种非常特殊的地位。它是中国的一个完整的建制单位，归海军直接领导，又生活在苏军潜艇部队中，学习、行政管理均由苏军领导，执行的是苏军条令条例。党的关系、政治工作由旅大市委领导。苏军领导制度是‘一长制’，部队的政治部是在军事指挥员意图下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开展党团活动的机构。它的潜艇设政治副艇长，在副艇长领导下，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艇有党支部，但支部不是艇的领导核心。苏军比较强调军官权威，强调服从，强调按条令办事，不注意抓思想工作，日常生活中军官不参加体力劳动，认为这样有损军官的身份。”

尊干爱兵，官兵平等，三大民主，是我军在几十年的战斗历程中形成的光荣传统，在老虎尾，却受到了挑战。

一个星期六下午，苏军安排打扫卫生，但值日官通知：军官不参加，自由活动。战士们拔草的拔草，扫地的扫地，擦玻璃的擦玻璃，忙得汗流浃背。学习队的军官们没事干，只好自己看书或复习教材。可看到战士们就在自己的身边干活，他们很不习惯，一个个如坐针毡。

一艇的航海长蔡殿三实在看不过去，抓过一把扫把，和水兵们一块清除垃圾。

不远处，几位苏军士兵像发现什么新大陆似的，纷纷投来惊诧的目光。

苏军值日官见了，忙跑过来，制止道：“军官同志，请你立即回宿舍休息！”

蔡殿三也来气了，回答说：“我想出出汗也不行吗？”

苏军值日官坚定地说：“想出汗，你可以去操场跑步或走正步。打扫卫生，是不允许的。请按条令执行。”

苏军中，军官打骂士兵并不新鲜。有时，苏军军官对中国海军学员也动粗。一方面，他们中有的人看不起学习队这些“土包子”，特别是那些“近卫艇”上的苏军官兵，本来就比较牛气；另一方面，也是习惯使然。

按苏军条令，开饭时，水兵必须排队进饭堂，水兵不佩戴披肩不许吃饭，所以，大家戏称披肩为“饭票”。而军官，不但有单独的军官餐厅，还可以晃晃悠悠自由进出。

有一天早晨开饭时，三艇政委张鼎铭习惯性地跟随在水兵队伍后面往饭堂走。

这时，苏军的值日官快步走向前，一把将张鼎铭从队伍里拉了出来，神色严肃地说：“政委同志，请你注意维护军官的权威！”

张鼎铭被弄得莫名其妙，对方却理直气壮地说：“你忘了条令规定了：军官是不允许和水兵一起排队的。”

这还不是最要紧的。由于苏军潜艇上不设政委，我们任命的四艘艇政委，平时没有固定的战位和任务。这些从事政治工作多年的同志，一面努力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传统，做好人员的思想工作；一面主动学习军事技术，力求成为学习的带头人。但环境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我们一些艇员对潜艇设政治委员的必要性表示怀疑。还有讲怪话的，说政委在艇上根本没啥用，将来给每个艇员佩戴专业标志的时候，政委的标志就画上一张吃饭说话的嘴，外加一支笔。

这一切，傅继泽看到了，也听说了。他马上主持召开了学习队党委会。

傅继泽第一个发言：“矛盾来了吧？新中国海军刚起步，必须学习苏联军队正规化建设的经验。特别是潜艇，我们过去连见都没见过，它技术程度高，作战环境又非常特殊，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向老大哥学习军事技术和条令条例。但我们毕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有自己的宗旨，有几十年形成的光荣传统。向外军学习的时候，我们不能忘了人民军队的本色，丢掉了光荣传统。就说官兵关系吧，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官兵平等原则是不能变的。但是，现在的情况令人担忧，老大哥官是官、兵是兵，界限划分得一清二楚。尽管还没到当官的吃肉、当兵的喝汤的地步，但很多做法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就说打扫卫生吧，事情不大，可是当兵的干得汗流浃背，当官的在树荫下乘凉，谁看得下去啊？还有其他一些事……大家议议吧，我们该怎么办。”

张虎臣说：“在怎么处理好学习队与苏军关系的问题上，海军首长态度非常明确，专门下达了‘十六字要求’——只准搞好，不准搞坏；只准服从，不准反抗！‘只准服从，不准反抗’，实际上就是说，一切按苏军的条令条例办。即使他们的条令条例有什么缺陷，也必须无条件地执行，讲不得什么价钱。”

刘恒说：“我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海军首长的‘十六字要求’没有错，但我们应该正确理解海军首长的‘十六字要求’，全面领会‘十六字要求’的精神。‘十六字要求’是要求我们学习、掌握苏军的先进技术和他们的管理方法，他们一些不适合我们情况的东西，我们不能全盘照搬。比如说，体罚战士，从我们建军初期就反对这种军阀作风。”

李克明说：“说到体罚战士，我从内心里特别反对，这是有教訓的，战争年代我们还有个优待俘虏的政策呢，我们有位连长因为攻占一个山头时，牺牲了三名战士，后来抓住俘虏后，扇了俘虏几个耳光，被降为排长。我们现在更不能做这种蠢事。”

刘恒说：“战争年代，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干部冲锋在前，吃苦在前，牺牲在前。所以，部队才有战斗力。”

……

见大家议得差不多了，傅继泽做了小结：“同志们，我们是在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地方，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一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不但影响学习进程，还会影响两国、两军的关系和合作前景。海军首长的‘十六字要求’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们必须正确、全面领会其精神内涵。向苏军学习，执行苏军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这一点不能动摇，但必须坚持我军的党委领导制度，在党委、支部统一领导下，实行首长分工负责制，发扬我军优良传统，重大问题经党委或支部委员会讨论后做出决定。对苏军的内务条令、纪律条令、舰艇条令有关条款进行具体分析后，队党委应该做到‘三坚持’：坚持党委、支部统一领导制；坚持政治委员制；坚持艇长、政委为潜艇最高首长制。布置学习任务、奖励、处分均按以上三条原则处理。同志们，我们肩上的担子是非常重的，我们决不能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决不能辜负海军首长和全体官兵的期望。”

下午，傅继泽带着翻译于波约见苏军125潜艇支队支队长戈洛瓦乔夫。

热情、直爽的戈洛瓦乔夫一见到傅继泽，便张开双臂拥抱了他，然后笑着问：“啊，亲爱的傅，您给我带来了什么好消息？”

傅继泽说：“今天的天气特别晴朗，让人感到心旷神怡……”

两人品尝着戈洛瓦乔夫亲自研磨的黑咖啡，突然，戈洛瓦乔夫问了句：“傅，你总不会因为今天天气晴朗，专门跑来看我吧？你一定又给我带来了什么好消息。”

傅继泽说：“支队长同志，上个星期天下午，我到旅顺口办事，经过一个小公园时，我看到了非常有趣的一幕，你愿意听听吗？”

戈洛瓦乔夫表现出非常有兴趣的样子：“我当然愿意洗耳恭听。”

傅继泽说：“当时，贵军的一名陆军士兵和一位苏联姑娘坐在一起，聊得正欢。忽然，来了位贵军的水兵，他把陆军士兵挤到一边，自己坐到了姑娘身旁。那位陆军士兵也没什么怨言，拍拍屁股走人。姑娘呢？笑眯眯的，和贵军水兵接着聊……”

戈洛瓦乔夫见傅继泽停顿下来，问道：“没啦？就此结束？”

傅继泽说：“就此结束。”

戈洛瓦乔夫双手一摊，说：“太平淡了，我还以为会发生什么喜剧或悲剧。我要是像他们那样年轻，我要是那位陆军士兵，说不定会抛出白手套，像普希金当年一样，与情敌决斗……”

傅继泽话中有话：“就这么一件小事，可以看出中苏两国、两军的文化有着多大的差别！我们中国人讲中庸、讲谦让，特别是在男女关系方面，表现得更是含蓄。像那位水兵和陆军士兵的情况，在我们看来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人家姑娘和陆军士兵谈得好好的，你水兵凭什么插一杠？即便你喜欢姑娘，也要讲个先来后到嘛。”

戈洛瓦乔夫耸了耸肩膀，说：“为了爱情应该勇往直前，没什么可客气的。”

戈洛瓦乔夫放下手中的咖啡杯，突然问：“傅，你今天找我难道是要与我专门谈论爱情问题吗？”

傅继泽这时候才摊出底牌：“我是想谈谈打扫卫生的问题。”

“打扫卫生的问题？”戈洛瓦乔夫感到不可理解。

“我们非常尊重贵军的条令规定，但我军也有自己的传统。”傅继泽说，“我们强调官兵一致，强调军官要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所以，让士兵去打扫卫生，军官袖手旁观，我们特别不习惯。长期下去，甚至会影响官兵关系……”

戈洛瓦乔夫不解，说：“傅，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是想让那些指挥潜艇的军官，拿起扫把去扫地，是这样吗？不过，我是无法改变军队条令的。”

傅继泽坚定地说：“支队长同志，您误解了我的意思。我们并不想改变贵军的规定。我只是想，有些事情是不是可以灵活机动一些？”

戈洛瓦乔夫问：“你指什么事情？”

傅继泽说：“比如说排队问题，我们官兵愿意一起排队进餐厅；又比如打扫卫生的问题，我们官兵愿意一起打扫卫生……类似这些事情，是不是可以由我们学习队自己来决定？我想，这也不会牵涉到改变贵军的条令问题。”

戈洛瓦乔夫思考片刻后，说：“如果你们愿意这么做的话，似乎也是可以的，不过，这件事我还得请示上级首长……”

几天后，戈洛瓦乔夫告诉傅继泽，上级首长表示尊重学习队的意见，只要学习队同意，军官可以与水兵一起排队，也可以一起打扫卫生。

得到苏军首长的理解和尊重后，傅继泽对部队的要求更加严格了。他知道这支以农民为主体的队伍，如果不克服自身的游击习气，很难被锻造成一支正规化、有战斗力的潜艇部队！

苏军讲究细节。官兵假日外出，门岗检查特别严格。上衣和裤子必须经过精心熨烫，线条笔挺；铜纽扣、皮带夹子必须用擦铜膏擦得锃亮；皮鞋必须一尘不染；脸上的胡须必须刮得干干净净……有一樣不合格，便禁止外出。

潜艇上不允许吸烟，营区也不许随便吸烟。宿舍前放置一个烟灰桶，官兵吸烟时坐在旁边的板凳上，烟灰及烟蒂必须丢入桶中。

一艇机电长张家瑞还亲身经历过一次苏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员监督打扫卫生的事：

一天，突然通知说太平洋舰队司令员要到学习队驻地视察。不一会儿，两辆轿车开到宿舍前，司令员从轿车上下来，他个子不高，头发全白，穿着上将的军服，看上去非常威严。他先看了我们留营同志的宿舍，问了问大伙的吃住情况，习不习惯等。接下来看其他宿舍。当走进三艇的宿舍时，因为这里已经一周没住人了，床上的铺盖都是卷着的，屋里灰尘不少。上将问我：“宿舍里为什么这样脏？”我因为觉得解释可能表示对他的不尊重，所以没有作答。上将又说：“你应该组织人把它打扫干净。”我回答说：“是，上将！”但我并没有马上组织人打扫，因为我觉得他在这里，我们打扫卫生，是对他的不尊敬。见我迟迟不动手，上将发火了，说：“你怎么还不动？”于是，我赶紧招呼其他留营同志，七手八脚地打扫起卫生来，一时间弄得宿舍里尘土飞扬。上将就站在一旁，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们打扫完。见宿舍又变得干净了，上将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赞扬道：“这样就好！”随后便离开了。

这次经历，让我见识到，苏军“说干就干、雷厉风行”的作风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

苏军给学习队施训的那几艘艇，都是20世纪30年代出厂的。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50年代初，还能作战备和训练使用，这与官兵的严格管理、精心保养是分不开的。

按照苏军条令，每天早晨升军旗后，必做的一个科目是“转动机械”，即把艇上能转动的机械装置全部转动一遍，然后复位，以保证潜艇随时处于可启动状态。每周还有半天“检查机械”。开始，我方艇员做得还十分认真，可日子长了，就“皮”了。有人觉得不管出不出海，每天都“转动”，有必要吗？事实证明，这些规定是非常有必要的。一次，苏军轮机军士长带领三艇轮机班的学员“转动机械”，当打开柴油机曲柄箱检查曲柄轴承时，发现流出的润滑油中有极少量金属碎屑。军士长立即决定拆卸相邻的几个曲柄轴承检查，发现其中一个曲柄轴承合金有些磨损，他们及时进行了修复，避免了一次严重事故。

潜艇上零零碎碎的规矩特别多。就拿二舱会议桌（也是饭桌）的座位来说，艇长坐哪儿，政委坐哪儿，副长、航海长、机电长、鱼雷长或临时上艇的首长坐哪儿，都是固定的。有些艇员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教条主义”，是“一长制”的产物。其實，固定座位是有依据的。让艇长坐在离指挥舱最近的位置，是为了一旦听到战斗警报，他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指挥舱。

一次，我们一位艇政委因故没吃早餐就上艇工作，这件事被马斯洛夫艇长知道后，他当即找到傅继泽，严肃地说：“这事很不应该，不吃饭是犯罪行为！你们想想看，不吃早餐必定影响身体，影响身体也就是影响战斗力，影响战斗力难道不是犯罪吗？”

对此，学习队多次组织大家学习讨论，统一思想。毫不含糊地提出要求：必须按条令办，这是军令，是纪律！

其实，军队的每条条令条例都是用血的教训换来的。一次备航，一名舰务兵骑在舷外高压气管上卸气管，没按规定先放出剩气，结果整个人被高压气冲到五米多高。幸亏是冬天，他穿的是棉工作服和高筒皮靴，才没有受伤。这些教训证明，条令不是“教条”，而是军事科学的一部分。学习队抓住实例，进行教育，要求所有人员明白：在现代化的军队里，条令是安全、条令是生命，条令就是战斗力。

经过严格要求和持之以恒的坚持，学习队养成了自觉的条令意识，完成了思想上的一次重要跨越。

每周六下午，学习队过完党团生活，一般是组织大家学唱歌。

有一次，傅继泽对文艺骨干刘作根说：“你会唱《喀秋莎》，怎么不教大家唱《喀秋莎》？”

刘作根以为自己听错了，问：“《喀秋莎》？队长，您是说教大家唱《喀秋莎》？”

傅继泽说：“对，《喀秋莎》。”

那天，全体艇员在列宁室集合。教唱歌之前，傅继泽又让翻译张家驹给大家讲讲《喀秋莎》背后的故事。

张家驹打开苏军赠送的留声机，在《喀秋莎》舒缓而深情的旋律中，张家驹开始了讲述——

《喀秋莎》的词作者是著名诗人伊萨科夫斯基，曲作者是勃兰切尔，歌曲创作于1938年。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德军突破了苏联红军的防线，长驱直入，逼近莫斯科。近卫第三步兵师的官兵们在7月初的一个黄昏离开莫斯科，奔赴第聂伯河前线。莫斯科街头挤满了送行的人，忽然，莫斯科一所工业学校的女生们深情地唱起了《喀秋莎》。

《喀秋莎》很快流传开了——在与法西斯拼杀的前线，在战士们行军的路上，在城市的机关工厂、大街小巷，在黑土地的每一个集体农庄里……到处飘荡着《喀秋莎》的旋律。

战争越发惨烈，一种新的多管火箭武器被送到前线，苏联士兵们热爱这种武器，亲昵地称它为“喀秋莎”——从此，喀秋莎又成为火箭炮的爱称。

战争结束了，苏联当局为了表彰《喀秋莎》所发挥的巨大鼓舞作用和立下的不朽功勋，专门为它建立了一座纪念馆，这在人类的战争史和音乐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现今，《喀秋莎》被苏军作为指定队列歌曲，在官兵中广为传唱……

整个列宁室沉浸在一种温情而又悲壮的气氛中。

傅继泽问大家：“通过这首《喀秋莎》，我们得到了什么启发呢？”

有人说：“看来苏联歌曲比我们的歌曲好听。”

有人说：“抒情歌曲也是可以鼓舞斗志的。”

……

傅继泽脸上露出了笑容，他说：“大家回答得都不错，能从一首歌里得到这么多的启发，很好啊！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文化问题。中苏两国历史悠久，都有自己优秀、灿烂的文化。文化是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的，但文化不能互相替代，就像不能用我们的《大刀进行曲》去替代人家的《喀秋莎》一样。你更不能说只有《大刀进行曲》才能鼓舞斗志，《喀秋莎》就不行。所以，我们除了要学习老大哥的技术和管理，还要学习老大哥的优秀文化。我希望有时间大家还可以读读苏联文学，高尔基、普希金、托尔斯泰的作品都应该读，那都是人类的文化精品！”

次日晚上，部队组织看电影。

整完队后，刘作根走到队伍前，起了头，双臂一挥，大家齐声唱起了《喀秋莎》。

苏军的艇员听呆了，随即热烈鼓掌，又是吹口哨，又是高喊“乌拉（万岁）——乌拉——”

苏军艇员也用俄语唱起了《喀秋莎》。

中文《喀秋莎》和俄语《喀秋莎》相互衬托，又慢慢地交融在一起……

“八一”军旗，猎猎飘扬

1954年6月19日，是个写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史册的日子。

这一天，中央军委批准成立海军潜艇独立大队，任命傅继泽为大队长，张虎臣为参谋长，崔景波为政治处主任。

同日，海军发布命令，原“斯大林”型潜艇C-52号、C-53号命名为“新中国11号”“新中国12号”。“新中国11号”艇艇长为辛福源，“新中国12号”艇艇长为张继业。

另两艘M型潜艇（当时还在海参崴，当年10月由苏军送到青岛）被命名为“国防21号”和“国防22号”。“国防21号”艇艇长是刘蕴苍，“国防22号”艇艇长是胡介山。

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有了自己的第一支潜艇部队。

1954年6月24日，苏方向中方移交两艘潜艇的交接和升降旗仪式，在老虎尾码头举行。

交接仪式的前一天，一艇和二艇的艇员一起床便忙活开了。他们上码头完成“转动机械”后，又将艇内、艇外仔仔细细清理了一遍，管道一尘不染，铜器被擦得像一面面镜子。

苏军一些艇员也来了，他们的脸上都挂着依依不舍的神情。C-52号艇的机电长法捷耶夫，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还特意换了一套新军装。尽管他微微笑着，但是，和他朝夕相处了三年的张家瑞，还是看出了他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

法捷耶夫拉着张家瑞的手，说：“张，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我们把这艘潜艇交给你们了，你们一定要像对待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一样对待它！”

张家瑞忙说：“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像你们一样……”

法捷耶夫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对张家瑞说：“艇上的柴油机和电动机容易出的故障，以及排除故障的方法，我都記在这个本子上了，这个本子送给你做个纪念吧！”

张家瑞接过小本子，眼眶有些湿润。

也是这一天，辛福源艇长交给鱼雷班班长徐世田一面崭新的“八一”军旗，叮嘱道：“经过艇上党支部研究，决定明天由你担任升旗手，这是一项神圣而光荣的任务，你好好准备一下，到时候一定要完成好任务。”

徐世田既高兴又激动，他先是理了个发，又把军装烫熨了一遍，把皮鞋擦得锃光发亮。夜里，徐世田辗转反侧，久久无法入眠。他一会儿望着窗外的明月，一会儿看看床头柜上的军旗。他知道明天当这面军旗从自己的手中升起时，意味着什么……

同样难以入眠的还有艇长辛福源，尽管在潜艇学习队的序列里，他是一艇的艇长，但真正被任命为“新中国11号”艇长时，他还是感到有些突然——他悄悄地问自己，难道自己真成了人民海军潜艇部队的“第一艇长”？他胸中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每一位有抱负的海军官兵，都期盼获得一片能让自己实现理想的海洋，现在，这片海洋就在他的面前翻腾……

傅继泽更是无法入眠，他伫立在窗前，望着不远处的码头，在月光的映照下，“新中国11号”“新中国12号”两艘潜艇像两只静卧在码头的蓝鲸，它们已经蓄足了力量，渴望到大洋深处潜航……

此时，傅继泽或许想起了1894年的那场海战，那是一场承载着民族耻辱的战争。清廷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那面黄底青龙红日纹的海军军旗也随之葬入海底。从龙旗初升到龙旗垂落，总共不过数年，而整个战争过程仅仅数月，真正的海上决战，则只有五个多小时。龙旗的飘扬，曾经使中华民族升起信心，然而，它的缔造者和护持者腐败无能，使得它与巨大的历史机遇擦肩而过……

也许是巧合，历史于冥冥之中让中国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在这个见证了过多的耻辱和血泪的港口起步。

傅继泽或许又想到三年前，肖劲光司令员将潜艇学习队这副重担交付给他时的嘱托：“……现在，你将转移到一个新的战场，组织上相信你一定能带领潜艇学习队的全体同志，迎接新的考验……你一定能带出人民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

三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傅继泽带领潜艇学习队二百七十五名官兵，打了一场漂亮的攻坚战。明天，肖劲光司令员的嘱托将变成现实，人民海军的潜艇上将升起“八一”军旗。

今夜无眠，傅继泽还想到了什么呢？

或许，他还想到了官兵们。为了保密，他们已经三年没有与自己的亲人见面了，可能的话，应该尽快安排官兵们回家乡休假。

傅继泽或许还想到，他带领的这支年轻的队伍，只有几位官兵在来学习队之前已经结婚，其余的都是单身，是时候让他们去品尝爱情的滋味了。

6月24日上午9时，仪式正式开始。

中国海军参谋长周希汉和苏联远东军最高指挥官史维佐夫中将，分别代表两国政府、两国军队出席仪式。

苏联海军驻旅顺基地司令库德良切夫少将发表贺辞。

海军潜艇独立大队大队长傅继泽发表答谢辞。

太平洋舰队批准授予傅继泽、张虎臣及四位艇长标志潜艇操纵合格的纪念章，授予各类水兵专业符号。

傅继泽和苏军潜艇125支队支队长戈洛瓦乔夫，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字。

9时30分，在中苏两国的国歌声中，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的海军军旗缓缓降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军旗冉冉升起……

（本刊节选）

〔本刊责任编辑   彭婷婷〕

〔原载作家出版社《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