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人都想要创造力

2024-01-15黄湘

第一财经 2024年1期

关键词：心理学家创造力

黄湘

作者：[美]塞缪尔·富兰克林（SamuelW.Franklin）

出版社：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出版时间：2023年4月

定价：25.99美元

本书揭示了创造力之所以备受

推崇的时代背景和深层原因。

塞缪尔·富兰克林是美国文化历史学家

近年来，“小镇做题家”成为中国社会的流行词汇。这个带有贬义的词汇，指的是出身小城、埋头苦读、擅长应试、缺乏视野和资源的年轻人，通过刷题在高考中取得高分，试图以此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

曾几何时，“小镇做题家”所概括的人群，在中国社会的语境里还是“热爱学习，有上进心”的正面形象。而如今这个群体之所以备受嘲讽，原因在于他们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是只会做题，没有真正掌握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创造力。而在当今社会的普遍认知里，没有创造力就不算人才。

这种评价标准的变迁是如何发生的？从什么时候起，“创造力”就像“颜值”一样，成了全社会趋之若鹜，人人都想拥有的一项优点呢？美国文化历史学家富兰克林（SamuelW.Franklin）在《创造力的狂热崇拜：一部令人惊讶的近期历史》一书中对此给出了独具卓识的解释。

富兰克林指出，“创造”和“创作”是很早就有的词汇，但是“创造力”（creativity）这个词却是1950年代的美国社会发明出来的。对诗人、艺术家、音乐家创作才华的赞誉，和对发明家、战略家创新本领的推崇古已有之，然而，直到1950年代，也就是“冷战”初期，学术界才使用创造力这个概念，来界定一项与创作或创造有关的个性特征。这个概念相当于一个容器，跨越了文科、商科和理工科，将浪漫艺术家的怪诞不羁、技术发明家的机智宏通，以及商界弄潮儿的敏捷灵活一锅煮，表示了一种一般意义上的创造新事物的能力。它迅速在社會中传播开来，成为日常词汇的一部分。

那么，为什么“创造力”这个词汇会在那一时期的美国社会被发明出来，并且迅速流行呢？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冷战”的大背景有关。当时美国面临被苏联在技术竞争中迎头赶上的风险，美国社会深感需要更多的数学和科学，需要培养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但是，美国精英认为，苏联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工作相当于在军队中服役，美国需要以一种有别于苏联的方式，在不扼杀个体尊严和个体选择的状态下充分发挥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能力。与这种方式相对应的人力资源概念就是创造力。创造力意味着个人主义、独立思考，是一种“美国价值”。

除了在“冷战”中与苏联的技术竞争，美国在1950年代开始的经济转型也是创造力这个概念不胫而走的重要原因。1956年，美国的公司人总数首次超过了劳动力工作的员工数，原因是美国经济的主轴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包括金融服务、医疗保健、信息技术和教育等等。与此同时，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企业必须重新设置优先事项。

在此前的制造业经济中，对于一家使用“泰勒制”“福特制”等所谓“科学管理”技术的工厂来说，员工不需要思考，只需要尽可能高效地执行上级指派的任务，创造力只会妨碍正常的业务流程。但是，当市场营销、产品设计和创新成为企业的业务重点，企业的日常运营就离不开创意，需要雇用那种可以提供创意的人。

更重要的是，在消费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广告商放弃了旧的“理由”式产品广告模式，亦即不再强调“这是你需要它的原因”，是转为品牌营销。它们不再销售产品，而是销售关于产品的理念。消费者购买的是想要与之相关联的形象，广告商的工作就是创造这种形象，这需要浮想联翩创意迭出。这也是美剧《广告狂人》的剧情背景。简言之，在1950年代，美国公众希望发挥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创造力，美国企业想要雇用有创造力的员工，或是与有创意的广告商合作。心理学家则及时地宣布，他们发明了一种科学方法，既可以从人群中识别出有创造力的人，也可以培养和发挥每一个人的创造力。

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在1879年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实验室，开创了实验心理学。从那时起，心理学家就热衷于测量各种心理属性。智商测试在1905年问世，此后不断完善，得到了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可。1950年，时任美国心理学会会长吉尔福德（J.P.Guilford）在该学会的年会上发表了题为《创造力》的演讲，敦促心理学界的同仁研究创造力。

吉尔福德的本意是用“创造力”的测量标准来补充传统的智力测试，他相信每个普通人都有能力做出具有创造性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少数俊杰。社会既要发挥少数俊杰的杰出创造力，也要善用广泛存在于民众中的创造力。

然而，对于“创造力”的测量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而且这些困难至今未能被真正克服。这是由创造力概念本身的属性决定的。首先，该如何将创造力从其他心理属性中剥离出来，比如智商、想象力、耐心等等？接下来，是否能够通过分析被公认为有创造力的人—如著名艺术家或科学家—来研究创造力，找出他们的共同之处？或者从未创造过任何东西的人也可能具有创造力，对于创造力的研究更需要关注普通人的潜力？

不管怎么说，心理学家对创造力的研究还是颇具成果。例如，“发散思维”和“容忍模糊性”（toleranceforambiguity）是创造力的标志，而且有创造力的人更喜欢抽象艺术和非对称的图像。

富兰克林指出，心理学家所发现的创造力的标志，恰好与20世纪中叶美国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上阶层的品位相匹配。心理学家把创造性成就归结为心理原因，排除社会和文化的因素，等于是对房间里的大象视而不见。通过心理学家制定的标准来遴选具有创造力的人才，结果无非就是重复现有的社会等级。在很长时间里，美国社会的创造力风潮对于白人男性的特权地位没有任何影响。

俗称“美国高考”的SAT也是如此。SAT问世于1926年，起初的全名是“学术天赋测试”（ScholasticAptitudeTest），后来又改称“学术评估测试”（ScholasticAssessmentTest）。设计这种标准化测试的目的在于帮助大学选拔有天赋的人才，但是能够取得优异成绩的都是中上阶层家庭的子女。SAT所测试的与其说是学生个人的天赋，不如说是他们的家庭背景。直到美国大学减少了对SAT的依赖，制定了更加复杂的评估标准，并且以增加多样性为目标，大批来自底层家庭的有天赋的学生才得以进入大学。

对于创造力的关注，也改变了职场文化。为了最大程度发挥创造力而很早就发明出来的一个方法是“头脑风暴”。管理层组织会议，让员工们聚在一起讨论想法，这种聚会在貌似客厅一样的轻松环境中进行，没有事先规定的议程或自上而下的指导，而是鼓励人们跳出思维框架，自由联想。员工们扮演起了艺术家的角色，着装随意，对话随意，没有完成任务的压力，可以无拘无束，天马行空。

“头脑风暴”后来又被心理学家发展成为一种更加沉浸式、更具包容性的问题解决方法，号称“集思广益研讨法”（Synectics）。它更接近于团体心理疗法，参与者要探访彼此的潜意识，在那里发掘真正新颖的想法。

富兰克林告诉读者，“头脑风暴”和“集思广益研讨法”在现实中产生了许多不好或是无法使用的想法，这也不足为奇，但凡天马行空的自由联想，结果大都如此。然而，这类方法在职场上具有很强的正面效应，它们能让员工感到自己不仅仅是在上班打卡，而是也在为企业的创造作贡献。

职场文化对于创造力的关注，也是对1950年代美国社会危机感的回应。1950年和1956年，美国社会学家里斯曼与怀特先后出版了颇受瞩目的社会学著作：《孤独的人群》（TheLonelyCrowd）和《组织人》（TheOrganizationMan）。前一本书断言，“二战”以后美国的社会性格，正在从以内在信念为依据的“内在导向型”，转变成以他人行为准则为依据的“他人导向型”。内在导向型对应以生产为主导的社会，具有这种性格的人通常以幼年时期形成并被内化了的人生目标作为行为指南；他人导向型则对应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其行动指南是追求与同阶级或同龄人保持一致，避免与众不同。后一本书则宣称，“二战”以后的美国文化正在淪为“组织人”文化，臣服于权威与体制的人们没有前瞻性和创造力，放弃个性来换取稳定收入和职业。

对于崇尚个性的美国公众，尤其是精英人士来说，《孤独的人群》和《组织人》描绘了一幅灰暗的图景，消费社会的来临正在使每个人都趋于一致，毫无思想和灵魂。创造力的概念为此提供一服解药，或者至少是安慰剂。创新、个人主义、自我表达、自由不羁的思想，这些美好的东西可以统统打包，放进“创造力”的包装盒里。

1950年代也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在美国兴起的时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强调人的尊严、价值、创造力和自我实现。其代表人物马斯洛（AbrahamMaslow）和罗杰斯（CarlRogers）将创造力和真实性概念紧密相连，认为创造力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没有创造力的人是刻板和受压抑的，富有创造力的人才是真实的自己。另一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RolloMay）则宣称，创造力并非异常的品质，而是每个人都具备却常常被压抑的能力，需要的只是心灵解锁。

人本主义心理学在1970年代迅速发展，在它的冲击下，美国社会谈论创造力的方式发生了巨变。关于创造力的任何一本书或是任何一场演讲，都会执行同样的程序，宣称创造力不仅仅是少数创意天才的禀赋，也不是只有艺术创作和技术创新才需要创造力。相反，人人都有创造力，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创造力。创造力可以帮助你在工作中取得成功，你越有创造力，你就越成功，就是这么简单。

把创造力和成功挂钩，意味着创造力离开了神圣却高处不胜寒的艺术和学术殿堂，进入了成功学的领域。1990年代互联网经济兴起之后，那些传说中穿着休闲装，在开放空间的白板上匆匆写下灵感，然后就可以凭此圈到一大笔投资、赚足第一桶金的互联网创业者成为万众瞩目的时代偶像，美国社会对创造力的推崇也随之不断飙升。富兰克林将其称为“TheCultofCreativity”，这个被他用作书名的短语，可以翻译成“对创造力的狂热崇拜”，也可以翻译成“创造力邪教”，如此措辞当然包含了一种揶揄。创造力与其说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心理属性，不如说是在特定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下的公众愿望的投射。

参考富兰克林的研究，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当今中国公众舆论对于创造力的青睐，关键原因在于社会经济正在经历从生产主导到消费主导的转型。一方面，对于创造力的关注有助于构建新型职场文化，用马克思的术语说，可以使得员工超越单向度的“异化”劳动。另一方面，回到本文开篇的话题，对于“小镇做题家”缺乏创造力的指责，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将阶层鄙视链正当化的话术，尚未接受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洗礼。人人都想要创造力，但是建设一个具备创造力的社会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