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敏 许 军 张远妮 张金华 卢城城 刘 琛 马 蕊

①南方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广东广州) 510515 E-mail:lidemin0517@163.com ②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运营管理部 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组织人事处 ④南方医科大学科研院 △通信作者 E-mail:drugstat@126.com

心理亚健康是处于心理健康和精神疾病之间的一种持续性消极状态[1],常出现焦虑不安、记忆力下降、睡眠不佳、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效率低下等现象,长期处于心理亚健康的状态,对青少年身心发育、社会适应等方面都会造成消极影响[2]。但心理亚健康状态作为一种中间状态,具有向疾病和健康状态转化的特征[3]。青少年期是生长发育、人生过渡的重要时期,该阶段青少年心理活动活跃,个性特征发育未稳定,有着较强的易变性和可塑性[4]。因此,探索青少年心理亚健康与个性特征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对保障青少年心理健康及人生后续阶段心理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

个体在面对各种压力事件或逆境时的韧性和弹性能力被称为挫商、挫折商或逆境商(Adversity Quotient AQ)[5]。课题组前期结果显示挫商与亚健康的发生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即挫商越高越不容易发生亚健康[6],挫商在性格与亚健康的关系中起中介效应,性格不同的人应对困境、抗挫折的能力也不同[7]。国外学者Somaratne,Jayawardena,和Perera提出大学生挫商与个体感知压力水平显著相关,挫商越高,压力水平越低[8-9],挫商高的人能更好地应对挫折和逆境并将之当作是挑战和机遇[10]。提高挫商对于提升个体抗压、耐挫能力,促进心理健康有积极作用[11]。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养育孩子时的言行态度和情感氛围,一般包括情感温暖、拒绝和过度保护3种类型[12]。研究指出,父母教养方式能有效帮助孩子培养心理韧性、提升挫商,直接调节青少年对逆境的应对反应[13-14]。此外,挫商水平与成长生活经历高度相关[15],青少年时期是发展挫商的黄金时期[16],父母教养方式、父母期待值等家庭因素是影响大学生抗挫折能力的首要因素,民主型、和睦家庭的大学生抗挫折能力较强[17]。父母对青少年的家庭教育具有基础性、终身性、优先性与选择性[18]。父母教养方式会影响个体从小的心理特质,并在此影响下发展出对应的耐挫力水平状态[19]。父母提供的成长环境对青少年的人格发展以及成年期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而且认为父母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或疾病的作用受挫商、性格等人格特征的影响[7],心灵、精神层面的成长对于亚健康状态转化有显著性意义。

综上,结合国内外研究获知亚健康、挫商及父母教养方式三者之间密切相关,因此本研究从全生命周期角度出发,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在人生发展早期阶段进一步探究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心理亚健康之间的联系以及挫商在其中的中介效应。旨在为父母教育子女提供科学依据和建议,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及人格特征发育,减少发生心理亚健康及心理疾病的风险,为人生后续阶段良好的健康状态奠定基础,助力青少年人生发展。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首先根据我国各省份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第一阶段抽样,在华北、东北、中南、西南和西北5个地区分别随机选取了天津市、黑龙江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第二阶段在选取的省/直辖市内随机抽取1～2个城市共7个城市,第三阶段在抽取的城市中各随机抽取2～4个街道共22个街道,然后在每个街道随机抽取1～2个社区共43个社区作为调查点,并在调查点内随机抽取自愿参与调查的年龄14～24岁、在调查地区常住时间满半年以上居民作为调查对象。本次调查于2018年10月-2019年12月间完成,回收有效问卷1216份(93.5%)。本研究通过了南方医科大学伦理审批(NFEC-2019-196),现场调查对象均获口头知情同意,匿名调查,且严格保密。

1.2 方法

采用课题组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人员对青少年进行亚健康及相关因素的面访调查。

1.2.1 亚健康状况 采用课题组前期研制、广泛应用于亚健康状况评估、有较高信效度的亚健康评定量表(Sub-Health Measurement Scale Version 1.0,SHMS V1.0)评估青少年的心理亚健康状况。该量表适用于14岁以上居民,有生理亚健康、心理亚健康和社会亚健康3个子量表,包括9个维度、39个条目,其中SH16至SH27条目评价的是心理亚健康状态。各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非常差”到“非常好”依次赋1～5分,正向条目评分为原始得分,反向条目得分为6减去原始评分。各条目得分之和为其所在维度总分,各维度得分之和为子量表总分,子量表得分之和为量表总分,分数越高表示健康状况越好。本研究将量表原始总分转化为百分制后的得分用于分析、描述。转化分=(原始分-理论最低分)/(理论最高分-理论最低分)×100。根据我国城镇居民SHMS V1.0的划界常模及青少年的心理亚健康量表转化分确定青少年心理亚健康状况,并依此得出本研究心理亚健康的检出率[20]。SHMS V1.0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2,其心理亚健康子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67[21]。

1.2.2 挫商及父母教养方式 包括性别、年龄、户籍、身高、体质量等基本人口学特征及父母教养方式(骄纵型、严厉型、正面管教(相互尊重、共同制定规则))和挫商(很低、较低、一般、较高和很高)。父母教养方式和挫商,均采用自评方式,分别通过问题“您觉得父母对您的管教方式更偏向于”“您的挫商(抗挫折、调节压力)如何?”获得。

1.3 统计处理

采用Epi Data建立数据库,双人双录入数据并进行逻辑核查;使用SPSS 25.0进行描述性分析、Spearman相关分析及偏相关分析(r);运用Process宏程序中的Model 4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描述

本研究调查的1216名青少年,年龄14～24岁,平均年龄(20.41±2.32)岁,其中男性561人(46.1%),女性655人(53.9%)。挫商自评很低39人(3.2%),较低112人(9.2%),一般519人(42.7%),较高430人(35.4%),很高116人(9.5%)。父母教养方式骄纵型123人(10.1%),严厉型345人(28.4%),正面管教(相互尊重、共同制定规则)748人(61.5%)。心理亚健康得分转化分为(64.77±14.09)分,心理亚健康检出率为68.1%。

2.2 父母教养方式、心理亚健康、挫商三者间的相关性分析

对父母教养方式、挫商及心理亚健康转化分和人口学特征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性别和户籍与挫商显著性相关,男性挫商显著高于女性,男性心理亚健康得分显著高于女性,城市户籍的青少年挫商高于农村户籍。因此进一步控制人口学变量对研究变量进行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挫商与心理亚健康量表得分正相关。父母教养方式与挫商、心理亚健康得分正相关,见表1。

表1 挫商、父母教养方式和心理亚健康的相关关系(r)

2.3 挫商对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心理亚健康的中介效应检验

在控制性别、户籍的情况下,以心理亚健康子量表得分为因变量、父母教养方式为自变量,挫商为中介变量,根据方杰、温忠麟[22]等建议,采用Hayes研发的Process宏程序中model 4执行基于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000次)的多类别自变量中介效应检验,若矫正偏差的Bootstrap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示中介效应显著。

本研究自变量“父母教养方式”为三分类变量,按照温忠麟类别变量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见图1),首先进行整体中介效应检验,整体总效应检验的F(1204)=22.80,P<0.01,c=4.22(见图2、3);整体直接效应F(1204)=45.2082,P<0.01,整体中介效应检验的95%Bootstrap置信区间为[0.28,1.55],表明2个相对总效应、相对直接效应、相对中介效应均不全为0[22],因此做进一步的相对中介分析。

图1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图

图2 中介效应示意图

图3 整体中介总效应

结果显示,相对于骄纵型管教方式,严厉型和正面管教型对心理亚健康转化分正向预测作用显著;加入中介变量挫商后,“正面管教型”对心理亚健康转化分的直接预测作用依然显著,而严厉型管教方式对心理亚健康的预测作用无显著性意义,见表2。

表2 中介模型检验结果(n=995)

相对中介分析结果显示,以骄纵型管教方式作为参照水平,严厉型(X1)相对骄纵型的相对中介的95% Bootstrap置信区间为[0.27,2.23],不包括0,表明相对中介效应显著(a1=0.27,b=4.47,a1b=1.20),即父母教养方式为严厉型的青少年挫商比骄纵型的青少年要高0.27(a1=0.27),所以严厉型的青少年亚健康得分也相应更高。但相对直接效应不显著,95% Bootstrap置信区间为[-0.71,4.62],表明排除中介作用后,相对于骄纵型管教方式,严厉型对心理亚健康的影响无显著性差异,挫商起完全中介作用。相对总效应显著(c1=3.16,)相对中介效应的效果量为38%。同理,以骄纵型管教方式为参照水平,正面管教(X2)的相对中介的95% Bootstrap置信区间为[1.29,3.29],相对中介效应显著(a2=0.50,b=4.47,a2b=2.23)。相对于骄纵型的青少年,父母正面管教的青少年挫商更高,相应地正面管教的青少年心理亚健康得分也更高。相对直接效应95% Bootstrap置信区间为[3.05,8.34],排除中介效应后,正面管教方式仍能显著影响青少年心理亚健康状况,因此挫商在正面管教型方式与亚健康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相对总效应显著(c2=7.92,)中介效应占比为28%,见表3。挫商的中介效应影响路径见图4。

图4 中介效应路径图

表3 挫商在父母教养方式和心理亚健康间的中介效应值

3 讨 论

心理亚健康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甚至还会对其家庭、朋友、社会带来损害[23]。父母教养方式、个性特征(如心理韧性、挫商等)对青少年心理亚健康的发生发展有较大影响[6,24],本研究探讨了父母教养方式、心理亚健康及挫商之间的作用机制和中介效应,为早期预防和干预青少年心理亚健康提供了新思路和依据。

本次调查中,14～24岁青少年心理亚健康发生率高于城镇居民心理亚健康发生率[25],表明青少年心理亚健康问题严峻不容忽视。其中,研究显示男性青少年挫商高于女性,亚健康得分也显著高于女性,提示在人格特征发育和心理健康方面需要重视男女性别差异。

本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能显著影响青少年心理亚健康,骄纵型管教方式的青少年更容易发生亚健康。相对于骄纵型管教方式,严厉型和正面管教型均能正向预测心理亚健康得分。这是因为父母的管教方式为孩子的人格发展提供一个环境,冷漠、拒绝、过度保护等教养方式会使子女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26],父母严厉管教与青少年NSSI风险增加有关[27],而积极的尊重人类发展需求的管教方式,将有利于孩子成年期的心理健康[28]。在中国,父母严厉管教是一种普遍现象。有研究表明,50%的中国父母会采取严厉的方式管教子女[29]。本研究结果显示挫商与青少年心理亚健康存在显著的偏相关关系,还验证了挫商在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心理亚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父母教养方式能通过挫商影响青少年心理亚健康,挫商在严厉型管教方式与青少年心理亚健康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在正面管教(相互尊重、共同制定规则)与青少年心理亚健康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以往研究提出父母民主、宽容能增强孩子自信心,有利于其乐观开朗的性格形成[25],较高的挫商有利于个人发展,提升挫商能提高青少年处理情绪和克服逆境的能力,高挫商的人群往往能将逆境转变为机遇[15]。此外,挫商高的人往往拥有足够的专业能力或能更容易提升专业能力[30],比如企业中挫商高的人相比于挫商低的更容易获得更高的职位[31]。父母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起重要影响作用[26],且父母的正念养育水平与其消极的教养方式正相关,消极的教养方式又与青少年心理亚健康正相关[32]。

综上所述,本研究中正面管教(相互尊重、共同制定规则)的方式更有利于为孩子提供自信、尊重的成长环境,有助于培养青少年挫商,提升其积极应对挫折和逆境的能力,从而缓冲负性事件和各种压力对心理带来的负面影响,保持心理健康、助力人生后续阶段个人发展。因此在实践中,本研究可以为改进父母的管教方式提供参考依据,从而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育和人生发展。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目前亚健康的诊断暂时没有一个金标准,因此研究的界定方法不同检出率也存在差异。二是本研究采取自评的调查方式,可能存在报告偏倚和回忆偏倚。三是目前主要采用挫商、父母教养方式条目进行测试,未使用全面评定父母教养方式及挫商的量表,下一步可以深入研究管教方式的各维度与青少年心理亚健康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