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伟哲

提起传统中国的法律教育，许多人习惯性地把目光聚焦在官办法律教育上，比如曹魏设置的律学博士，明清法典中的讲读律令等。其实传统中国的法律教育与知识传播，与古代法律体系中的国家法和习惯法相类似，也存在着官办教育与民间私授两套体系。在中国古代，讼师是为数不多的职业法律人。由于长期受到打压，讼师的法律教育往往只能秘密进行。在这一过程中，讼师秘本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传统中国，许多地方健讼成风，统治者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讼师贪财谋利，鼓动百姓诉讼。于是朝廷出台了严厉的法规，用来规制讼师问题。比如《大清律例》“教唆词讼”条规定：“讼师教唆词讼，为害扰民，该地方官不能查拿禁缉者，如止系失于觉察，照例严处。若明知不报，经上司访拿，将该地方官照奸棍不行查拿例，交部议处。”“凡钦差驰审重案，如果审出虚诬，除赴京捏控之人，照诬告例治罪外，其有无讼师唆使扛帮情节，原审大臣即就案严行跟究，按例分别问拟失察之地方官，从重议处，如无此种情弊，亦即随案声明。”

然而在传统社会，广大底层人民目不识丁，更缺乏专业的法律知识。遇到冤屈，想到官府诉讼，首先就要依靠有文化知识的人帮自己写一张诉状，最好是有丰富诉讼经验的讼师。考虑到百姓的实际困难，同时也为了防止讼师代笔引发滥讼诬告，朝廷出台了专门条例来解决这一问题。《大清律例》规定：“内外刑名衙门，务择里民中之诚实识字者，考取代書。凡有呈状，皆令其照本人情词据实誊写，呈后登记代书姓名。该衙门验明，方许收受。无代书姓名，即严行查究。其有教唆增减者，照律治罪。”然而立法者的良好初衷，到了法律实践中，却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从清朝法律规定不难看出，这种带有官方性质的“代书”，其基本条件只是“诚实识字”，对法律素养没有太多的要求。然而法律文书的撰写，是一项极为专业的工作。同为如实叙述案情，职业法律人和不具备法律知识的人，笔下所表达出来的含义可能差别巨大，会对裁判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加之当时的官府对诉状篇幅有严格限制，大多以二三百字为限，这就对撰写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状词必须言简意赅，直击要害。清代学者王有孚在《一得偶谈》中就曾批评官府代书，“夫安分良民，或为豪强欺压，或为仇盗扳累，大则身家几陷，小则名节攸关，捶胸饮恨，抱屈莫伸。仅假手于庸碌代书，具词呈诉，非格格不吐，即草草敷衍，徒令阅者心烦，真情难达”。

也正因为如此，虽然不断遭到打压，讼师行业并未消亡。讼师受到打压，导致讼师的法律教育也只能在民间秘密进行。与经史知识不同，法律知识专业性很强，十分依赖实务经验，因此很难通过传统背诵记忆的方式自学贯通。再加之古代官府不公开司法档案文献，普通老百姓无法通过公开出版物自学法律知识。于是记载着大量办案要诀，教人如何打赢官司的讼师秘本应运而生。

讼师秘本虽然传播隐秘，但是保留至今的种类、数量都十分可观，既有刊刻本，也有大量手抄本。明朝万历年间刊刻的《萧曹遗笔》，就是诞生较早、影响极大的一部讼师秘本，以致后世许多讼师秘本都冠以“萧曹”之名。所谓萧曹，就是汉代名相萧何和曹参。在明万历二十三年刊刻本《萧曹遗笔》的序言中，序者提到萧何、曹参以胥吏终成汉代名相，靠的就是“熟律令，洞民情”，故而以此命名。此外，许多讼师秘本的命名非常怪异，比如《新镌法家透胆寒》《新刻法笔惊天雷》《新刻法家萧曹雪案鸣冤律》《法林照天烛》等，作者试图运用惊悚的字眼来吸引读者的目光，为书籍增添几分神秘色彩。

讼师秘本最大的功能，就是教读者如何写状子。由于秘密流传，鲜有当面教导，因此最佳教授方法就是提供撰写范本或模板，供人模仿之用，这是多数讼师秘本的必备篇章。万历本《萧曹遗笔》开篇便讲道：“词状乃胜负之机，必要做得如式，故有十段锦附后，不可不究心也。”所谓十段锦，就是诉状的撰写模板，分为十个步骤或关键点，类似八股文中的八股。在不同的讼师秘本中，十段锦的内容各有不同。在万历本《萧曹遗笔》中，十段锦为“硃书、缘由、期由、计由、成败、得失、证由、截语、结尾、事释”十个部分，每个部分作者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解释。比如最后的“事释”，作者解释道，“但言告诉之后，二三四字而已。如剪害安民、超贫杜骗、敦伦正俗、含冤等语。量情用之为妙”，使读者一目了然。

除了诉状范本之外，讼师秘本中也包含了大量法律知识，特别是办案技巧、要诀。在一些讼师秘本中，尤其善于运用朗朗上口的诗歌形式，把纷繁复杂的法律规则加以提炼总结，便于读者学习、记忆和运用。比如讼师秘本《三尺定衡法家新春》所载《律法总歌》，“谋挖平人冢，惊魂杖八十。发冢见棺椁，杖百流三千。假若见尸首，绞斩不可避。无头帖与状，问著绞罪拟。畜肉若灌水，与米插沙比。不论物异殊，一体杖八十。损人一牙齿，该问七担米。坏却一眼睛，杖百徒三拟。若还双眼损，杖百流三千。此系成笃疾，家私分半取。”在这些诗句中，不但有国家法的量刑规则，还保留有地方习惯法的内容，这恰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讼师秘本中资料的真实性、稀缺性和独特价值。

据《清稗类钞》记载，讼师有“三不管”之说，“一，无理不管。理者，讼之元气，理不胜而讼终吉者，未之前闻。二，命案不管。命案之理由，多隐秘繁赜，恒在常情推测之外。死者果冤，理无不报，死者不屈，而我使生者抵偿。此结怨之道也。三，积年健讼者为讼油子，讼油子不管。彼既久称健讼，不得直而乞援于我，其无理可知。我贪得而助无理，是自取败也。”讼师“三不管”的说法流传甚广，也的确是许多讼师谨守遵行的铁律行规。但是在流传至今的讼师秘本中，随处可见有关命案教学的记述。这也不难理解，命案是所有司法案件中最受官府和民间重视的一类案件，可以给讼师带来巨大的收益，这当然是学讼者不可不学的一门技艺，它自然会作为讼师秘本中的重点教学内容，占据相当篇幅。由此可见所谓讼师“三不管”之说，实践中也并非尽是如此。

清代命案，有很多是因债务纠纷而起，往往是债权人为了索债将债务人杀害。在讼师秘本提供的此类案件模板中，一个显著特征是运用夸张的手法把犯罪人描写为穷凶极恶、为富不仁之徒，同时尽量放大受害人的冤屈与困苦，以期获得官员的同情。如《新刻校正音释词家便览萧曹遗笔》中“弟遭枉死”条记载：“怜死剖冤事。痛弟张仲某日经过恶豪李丙之门，被豪喝令家奴某某拽入室，索债捆打，遍体伤痕，匍匐归家，饮恨而死。豪惧，拴临某封银五十两买息。切思钱债情轻，人命律重，因债戕命，贿灭难甘。叩天检明，正法偿命。哀告。”当然，作为讼师教科书，一般都会提供两个不同视角的文书模板。仍以同类索债案件为例，作者也列出了相似的答辩状模板。比如，“乞辩图赖事。丙系开店贸易营生，伢会张孟素鼠掇成仇。伊弟张仲，久沾血疾，病羸身故。悬捏殴伤，拴某硬证，欲图赖命。只得冒死投天，救豁衔恩。上诉。”此外，讼师秘本的作者们根据自己的办案心得，总结提炼了许多宝贵经验，有些涉及心理学、法医学等学科，供学者参考。

讼师秘本对学讼之人来说，可谓价值连城。但与当时政府所推行的“无讼”理念大相违背。乾隆七年，清廷在《大清律例》中制定专门条例，对刊刻流传讼师秘本者施以重刑。“坊肆所刊讼师秘本，如惊天雷、相角、法家新书、刑台秦镜等一切构讼之书，尽行查禁销毁，不许售卖，有仍行撰造刻印者，照淫词小说例杖一百，流三千里，将旧书复行印刊及贩卖者，杖一百，徒三年，买者杖一百，藏匿旧版不行销毁，减印刻一等治罪，藏匿其书，照违制律治罪，其该管失察各官，分别次数，交部议处。”

清廷禁令虽严，却未能阻止讼师秘本在民间的广泛流传。这种旺盛的生命力背后所折射出来的，其实是民间社会对职业法律服务的一种强烈需求。正如清代学者王有孚所言，“得一智能之士，为之代作词状，摘伏发奸，惊心动魄，教令对簿当堂，理直气壮，要言不繁，卒至冤者得白，奸者坐诬，大快人心。是不惟无害于人，实有功于世……不愧讼师之名哉。余谓讼棍必当惩而讼师不必禁”。实事求是地讲，讼师秘本中的确存在不少糟粕之处。但在传统中国的法律知识传播与法律文化传承过程中，讼师秘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当时有志于从事讼师等法律职业的人来说，它是难得的学习材料；对今天的法治建设而言，它既提供了宝贵的法律史料，也蕴含着许多深刻的人情与法理，可供后人镜鉴。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