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承毅,刘 炎

(华东交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一、引言

近年来,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要素资源、重构经济结构、打破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企业作为宏观经济中的基本细胞和力量单元,既是数字经济发展所依托的重要载体,也是数字经济建设的核心参与者和推动者[1]。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大数据时代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埃森哲等机构联合推出的《2022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指出,中国企业转型进程有所放缓,转型成效显著的中国企业比例仅为17%,企业平均得分略有下降。根据《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组织开展的2022年数字中国发展情况网络问卷调查活动中,平均只有44.97%的受访者认为企业实施了数字化转型战略,43.2%的受访者表示企业较多地运用了数字化管理技术,34.7%的受访者认为企业较多地运用了网络化协同技术。由此可见,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系统工程仍有待进一步推进。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其战略变革是整合环境条件、组织条件、管理者认知以及行为的综合过程[2],需要政府、市场和企业多主体参与协作。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生存发展的土壤,优化营商环境对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的研究都肯定了优化营商环境有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但随着数字政府概念的提出,除数字经济外,营商环境数字化的问题也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在2018年首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同志强调:“政府工作不仅要继续改善基础设施等‘硬环境’,更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在‘软环境’上有新突破。”(1)来源: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guowuyuan/2018-01/05/content_5253697.htm。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利用区块链技术探索数字经济模式创新,“为打造便捷高效、公平竞争、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提供动力”(2)来源: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xinwen/2019-10/25/content_5444957.htm。。对此,当前研究都致力于量化数字营商环境评价指标和研究其优化措施,但缺乏对数字营商环境的政策效应的研究和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具体影响的探讨。因此,本文将数字营商环境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分别探讨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过程,旨在填补这一研究空白。

面对数字经济浪潮,我国企业对于数字化转型的认识不够充分,有些企业认为数字化转型就是任命一个首席信息官或首席数字官,对于如何实现转型没有清晰的思路和理念。数字营商环境如何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培育优质“土壤”?数字营商环境为企业实现转型提供了哪些便利条件?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理清。赋能理论可以为解释这一过程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从赋能角度探究数字营商环境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也可以进一步发展赋能理论。此外,数字技术是联系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重要桥梁,也是数字营商环境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引擎”,研究数字技术应用如何嵌入数字营商环境的建设也至关重要。

因此,本文提出数字营商“硬”环境和“软”环境,通过结构、心理和资源3个维度提出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论点,同时研究数字技术嵌入数字营商环境的“引擎”作用,以及数字技术引发企业内部组织变革进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理。本文可能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在于:(1)从数字营商环境的“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方面具体分析我国数字营商环境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探究“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内在联系,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措施;(2)基于赋能视角,结合各地实践案例探究发现在数字营商“硬”环境和“软”环境影响下,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3种不同的赋能路径(结构、心理和资源),丰富了我国政府实现数据治理的内在逻辑;(3)研究数字技术在数字营商“硬”环境和“软”环境的赋能过程中存在的不同应用途径,为建设数字政府提供有益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数字经济背景下的营商环境

数字化时代,“数字空间”范围在我国迅速延展开来,有学者认为在数字社会和数字经济发展的背景下,需要构建“数字营商环境”指标[3]。世界银行提出了具有一定权威性的数字营商评价指标体系,但由于我国人口数量多、市场环境复杂,其指标中的数据采集、评价内容重点和评价方法都不适用于我国经济体。为衡量我国数字营商环境的建设情况,赵红梅等[3]、徐浩等[4]分别基于数字赋能和生态系统理论构建了数字营商环境评价指标。国内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的构建体现了政府主导原则,经历了从全要素评价到制度要素评价再到法制要素评价的发展过程,逐步建立起系统的指标研究框架[5]。与传统营商环境相比,数字营商环境更能有效打破获取信息的时空阻隔,全面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为高标准市场体系筑牢微观基础。

李小青等[6]认为营商环境是影响信息技术产业公司数字化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边界条件。尽管数字营商环境具备“数智化”的天然优势,但是我国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平台构建、数据共享以及政务数字化等方面仍然存在短板[7],这些方面的发展也是下一步优化数字营商环境的着力点。数字经济不同于传统产业的发展规律,数字化转型需要配套的数字营商环境作为保障,优化营商环境最关键的就是要充分激发市场微观主体活力、打造中国数字经济新优势。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视角出发,龚新蜀等[8]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营商环境和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影响。史宇鹏等[9]认为城市营商环境的优化一方面能够增加当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概率,另一方面可以拓展其数字化转型的深度。

总之,目前对于数字营商环境的研究主要关注数字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营商环境筑牢数字经济的微观基础。鲜有学者从数字营商环境的构成要素出发,探讨其“硬”环境和“软”环境如何优化资源配置以及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创造制度机遇,本文旨在填补这一研究空白,丰富对数字营商环境的研究。

(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

《202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快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着力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Malodia等[10]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目的是应对当前数字技术的更新,以此促进企业间的数字竞争,并最终导致数字用户行为。杨大鹏等[11]认为民营企业阿里巴巴淘工厂平台通过供需匹配推荐和在线产能实现资源配置优化,提升企业运营效率。新形势下,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已不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刻不容缓。总体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可分为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

1.内因主要表现为企业自身转型能力。不同企业所处行业不同,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参差不齐,要找到科学的转型路径就要充分激发企业自身的转型动能。焦豪等[12]、Matarazzo等[13]、钱晶晶等[14]和王晔等[15]认为动态能力是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之一,相关学者基于案例分析法和组态分析法,从不同结构维度研究了动态能力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复杂机制。单宇等[16]进一步研究了动态能力下的组织韧性在数字化条件下的形成过程,引入数字跳升逻辑,探索企业数字化面临的危机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逻辑。Moi 等[17]实证分析了在国际营商环境的背景下,企业敏捷营销对数字化转型工作起到的重要作用。

2.本文重点讨论的外因主要是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系统性、长期性的革新过程,开展数字化转型需要应用成熟的数字化技术、提高信息技术人才储备以及获取充足的数据要素,这些都与外部政策环境密切相关。龚新蜀等[8]和曾皓[18]认为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能够提供适当的政策工具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包括但不限于政府补贴创新、税收激励等。侯林岐等[19]提出建设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可以释放制度红利、技术红利和创新红利,从而为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政府政策力量和市场制度支持。Chen等[20]分析了小型服务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障碍,以及政府为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所扮演的角色。

总体而言,数字经济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时间较短,以企业为研究对象的数字化转型研究仍处于发展阶段,基于环境不确定性和资源基础的相关理论,数字营商环境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存在一定的综合性。本文从数字营商环境的结构赋能、资源赋能和心理赋能3个角度深入剖析赋能过程,以填补这方面的研究空白。

(三)数字营商环境下的赋能视角

“赋能”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得到了广泛运用,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授权赋能。赋能在企业管理中反映了组织自上向下、由集权转向分权的过程。赋能的过程不是简单地下放权力,它也涉及能力的创造。数字经济赋予了赋能以新的时代内涵,数字化背景下的赋能定义尚未有一个普遍标准,本文结合孙新波等[21]、Ying等[22]以及Li等[23]的研究,认为数字化赋能是随着数字技术和数字工具的普及而出现的,是将赋能主体和赋能对象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创新数据的运用场景、运用数字化技术和方法以获取和提高整体系统的能力并实现数字化赋能价值的过程。

现有文献主要从赋能主体和赋能对象对赋能的过程进行研究。例如:陈长[24]指出数字化赋能中国特色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与新时代中国经济导向的五大新发展理念相结合,以价值赋能为引领、技术赋能为支撑、以重构赋能为行动,推动中国金融改革。李超等[25]从制度层面、技术层面和应用层面提出了赋能贵州省民族工作的数字化方略。池毛毛等[26]、胡海波等[27]和Li等[23]基于赋能的定义,从结构、心理和资源3个维度研究了产品开发绩效、企业商业生态系统和技术创新绩效的数字化赋能路径。

基于以上综述,本文将解释为何要从结构、心理和资源3个维度来探讨赋能过程。第一,结构赋能的基本逻辑是权力可以从有权主体委托给无权对象,基于客观主义的观点,在社会结构不均衡的假设下,提供一个便利的环境必然会导致结构赋能[26],换言之,赋能的标志就是结构性的前因。数字营商环境下的结构赋能强调消除微观主体在发展过程中获取机会、信息和资源等的结构性障碍。第二,另一个维度是心理赋能,结构赋能强调了施权的“行为”方面,但是忽视了施权对象的“感性”方面,被赋能这一心理感受也至关重要,心理赋能由此产生。这种赋能的本质是基于激励的,侧重于改善个人的主观意识[28]。数字营商环境下的心理赋能直接体现在缓解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不确定感和提升企业员工的积极性等方面。第三,赋能对象感觉到被赋能不代表真正的赋能,资源赋能强调的是资源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专注于提高无权者在获得、控制和管理资源方面的能力。数字营商环境下的资源赋能最关键的是为企业转型提供及时、充分的外部资源并提高其数字化运营能力进而提升其转型能力。

综合来说,目前关于数字经济背景中赋能的研究大部分聚焦于经济高质量发展[29]、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4]和企业运营商业模式[30]。本文基于赋能理论探讨数字营商环境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赋能理论和数字营商环境的结合突出了数字营商环境在赋予企业更多机遇和资源方面的作用,从而推动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提高竞争力、实现持续增长和发展;同时赋能理论也为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和效应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理论视角。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3个问题,并构建分析框架,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框架

(1)数字营商“硬”环境和“软”环境分别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

(2)赋能视角下,数字营商“硬”环境和“软”环境如何通过结构、心理和资源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3)数字技术如何嵌入数字营商“硬”环境和“软”环境的赋能过程并发挥不同作用?

三、优化数字营商环境需“软”“硬”兼施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国内学者大多数采用定性分析法从单一层面研究营商环境对产业数字化的影响,少数运用定量的回归分析方法,现有研究不能深入阐明营商环境内部要素的复杂关系。因此,需要在数字营商环境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机制系统构建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营商环境内部构成要素。关于数字营商环境的构成要素,依照《2019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评价报告》以及刘军[31]的研究,本文认为数字营商“硬”环境主要是指基础设施环境,包括某一地区的通信、水电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以及各项生活服务等,数字营商“软”环境主要包括制度环境和要素环境,具体包含某一地区的政策、文化和制度等外部因素和条件。“硬”环境和“软”环境之间也存在内在联系,一方面,优化“软”环境是为了提升数字治理能力进而提高数字治理绩效,高水平基础设施和高效率数字技术将降低数据要素投入成本,完善公共服务数据表达,有益于营商政策实施;另一方面,优化“硬”环境是为了改变数字治理环境进而提高数字治理绩效,加强制度扶持与引导地方政府合理调配财政资源,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以支持数字技术对接和应用,“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具体作用机制如图2所示。

图2 “硬”环境和“软”环境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

(一)数字营商“硬”环境

Piras等[32]针对人们对各种旅行需求管理策略,提出了减少汽车使用频率的“软硬措施”。“硬措施”也称结构措施,包括道路收费、封路和改善基础设施。首先,在数字化赋能视角下,数字营商“硬”环境为企业经营提供了必要的水电、通信和交通等基础设施以及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等信息基础设施,赋能主体为对象提供了一个硬件便利的环境。其次,数字营商“硬”环境为企业经营提供了政府补助、金融支持以及利用数字技术降低政企之间信息获取成本,降低办理政务制度性交易成本等,为企业发展“开源节流”,将资源的控制权和所有权下放给企业。

(二)数字营商“软”环境

根据Piras等[32]的研究,“软措施”也被称为行为措施,旨在提供适当的帮助,鼓励人们采取可持续的工具干预措施。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指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33]在数字化赋能视角下,第一,数字营商“软”环境为企业经营提供了政策、法律、文化和制度等外部因素和条件。好的数字营商环境会正面引导企业管理层制定合适的数字化发展战略。首先,与建设新的基础设施相比,数字营商“软”环境的实施成本更低,仅采用过去传统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硬”模式逐渐式微,各地区应以打造优良的“软”制度为主,进一步完善数字营商环境[34]。其次,改善制度、法律、文化和政策等外部环境的意识形态工作可以增强政企凝聚力,有利于打造“亲清”政企关系,进而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第二,优化我国营商环境的核心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和“优化服务”3项重要举措依托大数据平台简化企业办事流程,不仅节约了时间而且提高了办事效率。“放管服”改革的本质是对政府和市场边界的重新厘定,由政府将部分权力和资源释放给企业,“简政放权”的各项举措深化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一基础性规律的运用,减少了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激发了微观主体转型活力。

四、数字营商环境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过程

上述分析指出了数字营商“硬”环境和“软”环境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积极影响,但仍然没有解释清楚数字营商“硬”环境和“软”环境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机制。本文基于赋能理论,结合我国各地区优化数字营商环境以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具体政策的实践案例来剖析该影响机制。以下案例大部分来自中国信息协会营商环境专业委员会的数字营商环境优秀案例库(山东青岛工赋科技公司案例来自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的数据),共计9个案例,涉及9个地区。

(一)数字营商环境的结构赋能机制

结构赋能可以定义为两个因素:权力和机会。权力包括获得资源、支持和信息的途径,而机会意味着获得挑战、进步和未来的前景[35]。数字营商环境下的结构赋能本质上体现了同一系统内参与方的价值共创,消除被动方获取资源、信息等的障碍,推动多元主体互动合作进而实现利益整合。而数字营商“硬”环境和“软”环境分别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文化提升两个方面,在结构赋能中能发挥不同的作用以消除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障碍(见表1)。

表1 数字营商环境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机制

数字营商“硬”环境的结构赋能主要体现在营商环境中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先进的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消除了企业获取政务税务数据的障碍,为企业规划数字化转型战略提供了全面真实的数据依据。河南省新乡市为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改善域内金融环境和营商环境,率先打造智慧金融服务平台,借助数字营商“硬”环境中的信息基础设施,归集市场监管、税务等近两千万条数据,分析企业生产经营和信用状况,构建企业精准画像,解决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广东省中山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基于隐私计算技术和平台,使用政务数据辅助当地银行开展贷款业务,消除银行获得政府数据支撑的障碍,全面提升金融服务效能。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比例不高的原因在于外部输血机制受到约束,政企之间、银企之间办事效率低下[36],而通过优化数字营商“硬”环境可以为“政—银—企”互动提供安全可靠的综合服务平台,消除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贷款障碍,从而实现数字营商“硬”环境的结构赋能。

数字营商“软”环境的结构赋能则强调健全工作机制、拓展服务方式、延伸服务触角,对不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差异性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切实提升企业的满意度。王新光[37]提出外资股东可以发挥治理监督和协同发展作用,为企业带来资源,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山东省济南市在政务咨询帮办服务为企业提供事前服务的关键环节中,充分利用现有的实践经验,建设“智惠导服”服务体系,促进资源有效整合,提升帮办服务效率。因此,优化数字营商“软”环境可以在帮办服务模式上协助企业做出科学的转型决策判断,消除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政策查询障碍,从而实现数字营商“软”环境中的结构赋能。

(二)数字营商环境的心理赋能机制

结构赋能仅局限于赋能主体的“行为”方面,但是忽略了赋能对象无力感的“感性”方面[28],赋能行为的发生不一定会导致被赋能感觉的产生。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项见效慢、周期长的工程,管理层对于企业数字化的重视程度和企业人才培养体系都会直接影响转型成败[38]。数字营商环境下的心理赋能是通过优化企业的外部生存环境,进而引发企业产生对数字化转型的感知以及转型意愿等主观感受。数字营商“硬”环境为企业生存提供了必要的外部基建条件,数字营商“软”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了配套的外部制度条件。下面将分析数字营商“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具体心理赋能机制。

数字营商“硬”环境的心理赋能主要通过提供先进的技术设施和资源,有效减少企业管理层和员工对技术层面的担忧,提高其对数字化转型的接受度,引导其从感知数字化转型到实施数字化转型的转变。山东省青岛市成立了工赋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全国首个政府和企业联合打造的城市级综合服务平台,采用了多个集成模块的BaaS核心引擎,提供281项、1.5万余个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方案。工赋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官祥臻介绍说:“我们在搭建平台时,一直在沿着企业发展全生命周期需求探索什么是中小企业的痛点,怎么能从一个小的点上切进去让企业切实感受到上平台的获得感。”[39]因此,数字营商“硬”环境下的心理赋能聚焦于改变企业心理和增强其内生动机等主观感受[40],依托平台等基础设施,为企业提供个性化、服务化和数字化管理的解决方案,使企业管理者从内心深处愿意开展数字化转型。

数字营商“软”环境的心理赋能则通过给予惠企政策支持等软性要素和条件,激发企业员工的创新动力,让企业更加积极主动地适应数字化转型。海南省聚焦企业兑现服务方面的痛点,创新建设“海易兑”系统,有效解决政策发布渠道分散、申报入口不统一等问题,“多门申报”转变为“一窗通办”;同时还利用政务中台的电子证照、电子印章的能力,让政策服务程序更简便。根据ERG理论(3)详见美国耶鲁大学奥尔德弗教授的《人类需要新理论的经验测试》一文。,生存是激发一个人动机的原始驱动力,这也是马斯洛需求理论中的前两个需求,因此数字营商“软”环境首要考虑的是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人员的生存和发展需求。江西省新余市充分考虑到招商引资人员、引进人才、外来务工人员等的子女入学需求,精简随迁子女入学需提供的材料和审批办理流程,让进城务工人员、经商投资人员、引进人才的随迁子女入学无障碍。数字营商“软”环境下的心理赋能聚焦于内在动机和个人主观意识[41],企业转型初期需要适应更灵活的组织管理形式,企业各层级都面临转型的不确定感,而数字营商“软”环境正好缓解了这种不确定感,消除了企业人员对数字化转型惠企政策的无知和焦虑,对企业管理者和员工进行了心理赋能,有助于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见表1)。

(三)数字营商环境的资源赋能机制

资源赋能的产生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第一,结构赋能强调了权力的下放,但并不意味着赋能对象掌握了相关数字化能力;第二,心理赋能强调了赋能对象的感性作用,但是感觉被赋能并不意味着真正被赋能。因此,资源赋能关注赋能过程中资源真正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归属问题。数字营商“硬”环境侧重于依托各种技术优化基础设施和金融服务,而数字营商“软”环境则侧重于在贯彻惠企政策中为培养数字化人才创造有利条件,加强企业之间的数字资源整合与合作。因此,数字营商环境分别从以下两个方面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实现资源赋能。

数字营商“硬”环境的资源赋能为企业提供高速稳定的网络、用水用电等基础设施以及必要的金融支持,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资源,加速推动了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创新和发展[42-43]。广东省东莞市探索“电力+金融”增值服务,通过银行与供电企业数据共享,对企业的信用进行评估并开具信用授权,企业可凭借授信缴纳远低于市场平均缴费利率水平的电费;同时广东省深圳市委托供电企业对工业园区配电设施进行升级改造,降低园区内终端企业用电成本,提升供电可靠性,实现工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上述举措都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电费资金压力,使企业能集中精力投入数字化转型中。

数字营商“软”环境可以通过数字化技能培训和知识普及,帮助企业拥有更多具备数字化转型能力的人才。中小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两种资源是资金和人才[44],加大人才资本投入力度是企业升级转型的重要路径[45]。河北保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与河北软件学院共建考试认证中心,重点培养大数据技术人才,并且开设企业云中课堂,为地区内企业提供线上电子商务、组织能力提升、企业管理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等等一系列免费课程。河北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在该举措的帮助下,经过近两年的数字化转型,其项目资金投入减少50%,人员减少25%,产品追溯率达100%,公司生产经营流程全部实现数字化,企业竞争力显著提升。因此数字营商“软”环境下的资源赋能通过完善数字化人才培养体系,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输送直接的人才资源(见表1)。

五、数字技术嵌入的“引擎”作用

Volkoff等[46]基于批判现实主义研究了技术与制度互动视角下技术中介的组织变革,提出了技术嵌入理论。李强彬等[47]认为技术嵌入通过数字技术作用于组织内嵌的结构。在数字营商的“硬”环境中,数字技术具有加速信息流通、解决地理限制以及重构业务流程的潜力;而在“软”环境中,数字技术则能够提升企业互动体验[48],推动个性化转型策略的制定。这些作用共同铺就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使其变得更加灵活、创新,并能够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挑战。这一全面的技术嵌入视角为我们理解数字营商环境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深刻的洞察思路。

(一)数字技术增强了“硬”环境赋能过程的物理连接

随着数据信息渗透程度的加深,数字营商“硬”环境各类数据呈井喷式增长趋势,但是受制于技术原因,以及海量数据的长期积淀,不同地区间产生了严重的“信息孤岛”现象。通过引入云计算、区块链技术,各个地区能够更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数字资源。例如:浙江省推出应用“一体化数字资源系统(IRS)”,统筹整合全省政务数字应用、智能组件和公共数据等数字资源,建成省市县一体化智能公共数据平台,将“信息孤岛”连接成“数字大陆”,建成营商数字资源协调共享配置机制。

不仅是不同地区之间的数据流通问题需要解决,同一地区不同部门之间也存在数据不共享的难题。云南省玉溪市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将各政府组织机构的信息系统有机地结合起来,构建市直72家单位约561个数据目录,实现不同数据库、数据格式间的信息交互共享与业务协同互通。数字技术在优化营商部门业务流程、提升信息化连接对业务管理的支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数字技术促进了“软”环境赋能过程中的数字互动

数字技术通过高速互联网连接,使信息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流通更加迅速和高效。北京市大兴区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着力构建“大兴企业圈”服务社群,运用大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技术,拆解政策原文、标签化政策条款,并采集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等数据,自动为企业生成政策匹配报告。此举优化了数字营商软环境中的政策传递渠道,帮助企业更容易获取合适的政策信息、理解复杂的政策文件并加以应用;同时也有利于企业及时反馈政策的执行情况,加强了政企间的互动,有助于共建合宜的数字营商环境。

此外,成都兴城人居何广杰副总及其他高管认为,政府和企业在城市综合开发区创新数字技术、打造生态互通应用场景,可以促进企业创新过程中的数字化建设[49]。天津市结合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产业特点和企业需求,与北京经开区、广州经开区建立“政务服务改革创新合作联盟”,实现包括企业登记等268项政务事务的“跨省通办”,惠及三地34万余家市场主体。这种合作联盟也为三地的企业提供了互学互鉴、交流经验的载体,联盟内的企业可借助协同之力共谋数字化转型之路。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数字营商环境建设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研究成为近几年研究的热点。本文从赋能的视角,以数字化为背景研究构建了数字营商“硬”环境和“软”环境通过结构赋能、心理赋能和资源赋能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模型,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技术在数字营商“硬”环境和“软”环境中的嵌入作用,拓展了数字营商环境建设和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1.数字营商环境通过“软”“硬”两个方面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营商“软”环境提供更加完善的惠企制度和政策,数字营商“硬”环境提供企业转型所需的资源以及相关数字基础设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优化数字营商环境不仅仅需要强化5G、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以及完善基于此类技术形成的各类数字平台,更重要的是需要政府部门针对市场主体反映的痛点、难点问题制定有针对性的制度规定,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减少市场交易成本,为企业转型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2.数字营商“硬”环境和“软”环境通过结构赋能、心理赋能和资源赋能3个维度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

首先,结构赋能破除了获取信息的障碍。数字营商“硬”环境旨在消除政企以及企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基础设施和资金覆盖的红利惠及想转型的企业,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而营商“软”环境则致力于调整各部门内部的工作流程,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协助企业规划数字化转型战略。其次,心理赋能发挥了感性作用。在结构赋能的基础上数字营商“硬”环境依托平台等基础信息设施为企业提供了可取的数字化转型方案,减少了企业转型的担心并增强了其转型动机。数字营商“软”环境则为企业提供了可靠的人才培养体系,优化了人才流通环境,增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信心。最后,资源赋能提供了直接和必要的支持。数字营商“硬”环境满足了企业生存所需的互联网、水电等基础条件,加速了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探索。数字营商“软”环境则提供了数字化人才以及大数据知识等方面的支持,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助力企业数字化能力持续增长以实现数字化转型。

3.结合技术嵌入理论,数字技术在数字营商“硬”环境和“软”环境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方面,数字技术通过其强大的数据传输能力解除了数字营商“硬”环境在不同物理空间上的限制,同时发挥网络联通能力整合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资源网络,协同工作发挥数字优势。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提升了企业获取政策信息的互动体验,为各地区经济联盟提供了高效的交流平台,促进了不同主体间的合作和创新。数字技术嵌入了数字营商环境的发展,优化了内部业务流程管理和外部信息交流,也进一步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使其能够更好地应对不断变化的数字经济环境。

(二)政策建议

本文针对数字营商“硬”环境和“软”环境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机制,以及数字技术在赋能机制中发挥的不同作用进行了分析,希望能对各地政府优化数字营商环境,并推动当地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益参考。依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在数字营商“硬”环境方面,第一,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部署先进数字技术设施,提升西部和东北偏远地区的网络接入率,坚持数字营商“硬”环境建设全国一盘棋,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运营效能,降低经营成本,促进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实施。第二,提高市场准入的便利性,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大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力度,推进中小企业集群数字化升级,搭建资源共享和管理平台,发挥中小企业主力军作用,深化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集成应用,提高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水平。

(2)在数字营商“软”环境方面,第一,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把握好监管执法的力度、尺度和效度,引导各市场主体合理地分配数字资源,落实数据安全的主体责任,重视数字知识产权保护,加强数字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建设。第二,引导和支持企业塑造积极的文化制度,建立数字化合作平台,促进数字原生企业和非数字原生企业之间的知识分享、合作创新;同时设立数字创新文化奖励计划,鼓励企业营造数字创新氛围,激励企业实施可持续的数字化转型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