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小荷

1

1995年的秋天，黄茜第一次离开仙市古镇。先搭半个小时中巴摇到自贡长途汽车站，再坐四个小时的大巴车，那时候高速尚未完全开通，要走一半的土路。晕得天旋地转的时候，车子进入隧道，噪音陡然隐匿，光线昏暗，洞穴一茬接一茬，就像俯着身子干活久了起猛的瞬间，引发不辨方向的眩晕。

常跑这条线的人都知道，这是进入重庆的标志。等到父亲黄忠林拍醒她，窗外已经是通往南坪的长江大桥。货船，渡轮，雾霭中若隐若现的山，半空中俯视江水的高楼……她这才笃定，自己终于远离那个小地方了。

到了四川税务学校重庆分校没几天，新奇的感觉褪去，黄茜却遭受当头一棒：这所学校原来只是个民办，毕业还要自己择业。学费早已缴完，她只能硬着头皮读下去。

从那一年至今，黄茜觉得自己的人生一直处于不由自主的迷茫之中，和她最近练车的感觉一样——开着开着，不知道怎么就卡在了山路上，底盘打滑，听得到哗哗的水流湍急，悬崖近在咫尺，手搭在方向盘上，却不知道该往哪边转向前行。

十几年过去了，黄茜再次回到仙市古镇，窗前的釜溪河还是那么窄，大芭蕉树也还在。1997年发大水的时候大芭蕉树差点被连根拔起，来年春天又发了星点小芽，家里装修曾经嫌它碍事，差点就砍了去。去年霜冻，旁边的桂圆树本已奄奄一息，今年它又摇曳着叶子，重现生机。

然而，其他的一切终究还是都变了。金桥寺的戏台彻底荒废，下面的茶馆变作了寺庙的一部分。农贸市场面积扩大，可是搬到了更远的地方。小的时候从河边去往粮站的必经之路上，大人都会说，这是土地菩萨，要拜一下，但那时候是刻在壁上的雕塑菩萨，这些年多了个瓷器的观音菩萨，香火也变得特别旺盛。附近许多的良田、树木都被推倒，古镇经历了繁华景象和疫情下的冷淡。一起长大的邻居小伙伴，有去成都定居的，也有去自贡定居的，再也没有人回来。

2021年7月，黄茜在家尝试过卖药、摆摊之后，去重庆的慕思床垫做了三个月的销售，原本以为借此机会可以和老公顺理成章地分开，但疫情导致生意不好，她又一次回到了仙市。

在过往所有的讲述中，都从来没有看到黄茜停下来哭过，她总是穿着一条裤腿挽得很高的裤子，微眯着眼睛，站在家门口向我挥手。她个头不高，像极了一只细脚伶仃的白鹭，仿佛总想要穿越这条陈旧、顽固、使人伤心的釜溪河，最后却又总是无可奈何地回到无趣、无聊和忧愁的原地。

2

已经很少有人敢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古镇人了，镇上的人就像蒲公英，被吹得七零八落。大概也很少有这样的小镇，连册地方志都没有留下，问及老人们的族谱，摇头，古镇开发之前的旧照片，摇头。

据《富顺县地方概况》和《沿滩年鉴》记载：

该地1912年（民国元年），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为仙市团；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改仙市镇；到1953年，仙市、水口、十里、洞山四乡合并成立仙市乡，同年成立仙市公社；1961年为仙市、姚坝两个公社，隶属瓦市区；1984年改公社为乡；2005年8月行政区划调整为自贡市沿滩区仙市镇。

仙市唯一出过的名人是清朝的宋育仁，他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策划过维新大计，提倡民主共和——但这些对于镇上的人来说太过遥远，能把他名字说全的，也就只有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了。

1981年，黄茜在最老的一条街——新河街出生，老街属于古镇的一部分，有点类似于上海的“法租界”，某种程度上是仙市镇当地人身份的一种象征。当你说出“住在老街（gāi）上”的时候，当地人或多或少都能领会到那种矜持的味道。尤其是当年读书的时候，黄茜发现那些住在姚坝村的、芭茅村的同学每天往返都要步行几个小时，自己穿得也比她们更讲究，她甚至还看见过那些同学的头发里还有虱子在爬，这些更明确了她住在老街上的优越感。

在黄茜长大的80年代，古镇是一个混合居住的区域，住满了底层的个体户经营者。陈家祠堂还没有被评定成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里面住得满满当当，和巷道两边的人家一样。大门两边则分别是粮油店和茶馆。

附近乡村的农民赶着船，从码头上岸，老街两边挤满了摆摊的小贩。这里是天然的市场。

自贡话里把“热闹”倒过来说成“闹热”，十几年前从市里“搬迁”过来的沈孃孃至今都念念不忘从前赶场的场面。门口的小码头边上，各种小船一字排开，远近的农民把需要销售的东西放在船上，大家就这样隔船交易。

黄家世代都居住在这里，是镇上历史最悠久的一户人家，开过栈房、酒馆、染店，能做出一种如同鸡肉一般拉出丝的豆腐干，只有同一条街的老瞎子有口福试过，那种手艺早已失传。老街上三四个门面都是黄家的，把里面设计成栈房，外面是酒馆，新河街的豆腐干熏好了就送过去给酒客们下酒。

黄茜的阿婆（奶奶）生了大女儿后，太婆（爸爸的奶奶）不让她停下纺线去喂奶，于是只能把娃儿丢进椅九儿（婴儿椅）里面，任由婴儿自生自灭。有时放得时间太久了，娃儿饿急了都抓屎吃过。

阿公早年供职供销社，同在那里工作的另外几个人想搞钱，他不愿意同流合污，那几个人就诬陷他摸了某个女同事的胸，把他押送去了牢房。家里人没法去探望，阿公一直被关在牢房里生死不明，黄茜的姑婆是宜宾川剧院的，连夜赶回，有点社会地位的她打通关系去看她的亲哥，一见之下大哭起来，因为阿公被打得浑身是血，面目全非了。

黄家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明白，他们无权无势，只是底层被随意蹂躏的老百姓。

“我们家里的人历来和那些当官的离得很远，从来不打交道，冤枉只有冤枉了，但历来也最恨那些当官的。”

阿公出来后只能去拾荒，养活三个子女和一大家子人。过了些年，太公走了之后，那边刚刚送他的灵柩上山，幺外婆就第一时间找人抬石头把天井和大门封了，想着独自霸占所有的房产。幸亏阿公回来以后另外开了一个门，所以至今为止现在的家对面，一间房子是黄茜家的，一间是幺外公的（他留给了两个女儿）。而其他的产业都被幺外公败光了。

1979年，当黄茜的妈妈谢贻会（邻居都称呼“谢大姐”）从九洪乡嫁过来，才发现黄家虽然在镇上，但生活质量还赶不上乡下，她妈妈每月都要给她一些钱补助家里。后来她的妹妹也把两个孩子托付到她家，于是两口子省吃俭用地养着四个孩子。

做了十几年知青，回来替街道餐馆炒菜的黄忠林一个月才挣三十几块，谢大姐去卖菜都能赚到一百多，于是她劝说丈夫辞职，和她一起卖腌腊制品。后来他们又从街道办事处那里租下正街最好的位置，也就是现在孙弹匠的棉花铺那个位置，那时候门口过路的人流如梭。他们后来也尝试过卖包子、馒头，卖茶叶，养猪、养羊甚至养猫卖猫等等，一切可以赚钱的生意。如果不是后来决定去重庆，他们不会把房子退了，让出来这么一个黄金档位。由于被请来的道士坑骗，黄茜祖母的坟没找好，位于河对面的下风位，不得不接受污浊河水的冲刷，那几年家里人屡屡发病，犹如被诅咒。

黄茜的妹妹（大家都称呼黄二妹）才一岁多的时候，全身出现红点点，被妇幼保健院确诊为白血病，换了几个医院检查，粗长的管子伸进体内抽出脊髓检查。虽然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最终判断是误诊，此后妹妹的体质也一直赶不上姐姐，个子也跟不上同龄人，父母因此更稀罕她也就无可厚非。

谢贻会和黄忠林没什么文化，一辈子只会苦干。对教育之类的事情毫无办法。但他们有着底层老百姓对孩子表达情感的最质朴方式，就是再穷也不能穷孩子的教育。多年以后黄茜才得知那些年父母为了他们读书借过多少次钱。

他们也有着严厉的家教：做人要诚实，要信守一定的传统，比如吃饭的时候只能夹自己面前的，不能去夹别人那头的菜，不能跷二郎腿，不能说脏话。

但是他们从没有给过孩子们明确的信号，指引他们一定要接受高等教育，这并不是他们的错，整个镇上也都没有这样的氛围。没有书店，没有图书馆，古镇入口的那栋“古镇党群服务中心”的楼后面有个“社区图书室”，门常年紧闭。半边街上倒是有个旧书摊，上面摆放的是《毛泽东选集》《农村百事通》和《电影故事》。

根据常井项《县城中学的衰败：1998—2018》里面给的高中升学率的数据，省会直辖市的总体升学比例有76.3%，地级市、县级市及以下的总体升学比例只有50%多。仙市中学也不例外。仙市中学是镇上唯一的中学，近五年以来，它的普通高中升学率为51%，如果包括上职业高中的，则有98%。

四个孩子里面，只有黄二妹能静下心好好读书。在黄茜印象中，在她很小的时候，家里就开了餐馆，爸爸妈妈忙着做生意，她是四个孩子中的老大，因为妹妹身体不好，而且她又没有妹妹能说会道，所以家里所有的家务活儿都落在黄茜一个人肩上，尤其周六周日，别人都在玩，她需要背着一大桶衣服去洗。如果去得太早，天没亮透，或是天微微黑，她还要抓上一把铁渣渣辟邪。

彼时的黄茜充满恨意，也很叛逆，时常和妈妈顶嘴，把谢大姐惹急了，不管有多少人在眼前，都会让她跪下，把她打得身上全是一条一条的瘀青。

于是，她就很喜欢去住在自贡市区的大姑家，待着就不走了。她总是偷偷从仙市出发，搭乘那种顶上有个大包包的天然气公交车，颠个四十几分钟就能抵达。

从小学到初中，黄茜从未因为学习得到过任何赞扬或是鼓励，全班四十几个人，她一般都排在倒数十几名。别人不见得比她更努力，她也整天浑浑噩噩，完全没有过什么学习目标。即使她对棋牌游戏不感兴趣，但宁可放学看别人打拖拉机看一下午，也不想多翻开一页课本。

然而只要放了学，妹妹都可以和人家玩一会纸牌，她却立马就会被揪回家做永远干不完的家务活儿。她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妈妈去参加家长会，因为回来以后，她必定又会挨一顿打。爸爸也试着鼓励他们好好努力，但是她从不曾看见未来生活的美好画面，身边也没有什么榜样可以借鉴，像大多数镇上的普通女孩一样，梦游般地结束了九年义务教育。

她只是一直都盼望将来走得远远的，“只要不留在这里，不天天干活，去哪里都行。”

1997年，黄二妹的初中毕业考试考砸了，英语竟然得了零分，这对于黄家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就在不久前自贡的英语比赛中，她还得了三等奖。好心人透露这是被市里某位有权势的公子换走了考卷。黄忠林去政府大闹了一番，奈何家里无权无势也没有文化，都不知道要跟谁以及如何投诉。“老百姓要想翻案不晓得好难。”黄二妹本来报考的是自贡最好的一所中学，后来被校方拉到一旁说承认她的学籍，但直到去学校报名才得知对方是按照“议价生”来招生的（所谓议价生是指学校招收的落选学生，学费面议），学费比公费要多出九千六百块钱。

那九千六百块钱对于黄家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从此黄茜更是对地方政府、权势人物特别淡漠。黄茜的姑爷在自贡市鸿化厂，提出让黄二妹去顶替上班，黄二妹打死不干，从此更加发奋读书，考上了西南农业大学，后来去了北京工作。

姐姐和妹妹的人生似乎从此就有了分野，职高三年，黄茜除了学得一口并不完美的重庆话，忽而卷舌、忽而翘舌，其他一无所获。彼时她也并不清楚，所谓的学历和文化能够带给自己什么。

3

2021年的夏天，黄茜家的餐馆生意时好时坏，一旦穿上围裙，她脸部线条就能松弛下来，步履也显得轻盈。可惜这条街的餐馆生意渐渐如同逆风行走。整个古镇也被灼热的阳光烤得奄奄一息。往古镇东边走，路边有座废弃的建筑，那是曾经的蚕茧厂，和90年代就倒闭的磷肥厂一样，是被时代抛弃的两具残肢。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支柱产业的小镇，如今除了有大一点的超市，说不出来和大的乡村有什么区别。

她选择外出摆摊，卖邻居曾庆梅拿到的T恤工厂货，两人一个乡镇一个乡镇地去赶场。二十五块钱一件，需要精准地甄别人群中的目光，抵抗无情的烈日、成群结队的蚊子和苍蝇，还得有足够的体力在原地支撑一天。

自贡的冬天酷寒，夏天暴热。这一年的七八月温度创了新高，在太阳的凶猛追逐之下，人体的一部分好像也在慢慢融化，远处看过去基本的平衡都没了，总是歪着斜着的。没有经历过此地的夏天，很难体会到“空气如同鼻涕”这样的说法，你和万物的联系都是黏糊糊的，坐久了起身，似乎都能感受到屁股的肌肤和凳子之间的粘连感。

仙市镇逢农历的三、六、九赶场（也就是北方所称的“赶集”）。地点就在仙市的菜市场周围一圈，从凌晨五六点开始，这里就人满为患。住在周围乡村的农民天不亮就要从家中出发，带上自己要售卖的农产品，沿着乡间小路赶过来。尤其是婆婆孃孃们，翻箱倒柜收拾好自己，使得女性的单品内卷激烈，比如这一季以大花、扎染、“莫奈风”完胜过往几季的小碎花系列……也不排除个别孃孃在大花当中“反向思维”，花中带花，大胆自信地诠释着身上的熊熊烈火，对当下所谓的潮流无丝毫的献媚和讨好。

各种各样的小推车、货三轮、小货车摆得哪里都是，汽车愤怒地以疯狂的喇叭声挤出一条容身之道。除了比平时更丰富便宜的水果、食物，也会出现一些只存在于记忆中的小贩。治疗脚气的、拔牙的、拔火罐的游医，还有的摊位上会出现中国历任领导人的画像，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胡锦涛、习近平都有。但显然毛泽东的画像是卖得最好的，大概是由于在民间有个传说，毛泽东的画像可以辟邪。

农村的中老年人是如此热爱赶场，他们常穿蓝色上衣灰色长裤，裤腿沾有尘土，满是泥泞的胶鞋，沿着指甲的缝隙是一圈长年干活的灰黑的痕迹。他们基本使用现金，掏钱的时候需要翻出里面的裤子，荷包往往藏在贴近皮肤之处，像翻出第二层皮肤一样艰难。他们往往背着个装货的竹筐大背篼，经年累月，背篼的竹青色被侵蚀得通体泛黄。东看看西看看，他们最关心的无非只有一件事，能不能再便宜点？

“黄茜。”庆梅喊她，“我跟你说，你用心观察一哈，你看那种打个空手，手机也没得钱包也没得的，肯定是问起耍的，你就不用浪费时间了。”

“哦哦晓得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黄茜说，一边笑嘻嘻地依旧招呼着所有人。

黄茜和庆梅两家中间只隔了一户人家，两人的性格不太一样，但她们都是丘陵山区磨砺出来的女孩，她们经历过相似的天灾人祸，仿佛彼此的镜像，包括水灾、火灾、冰雹、猪肉价格下跌、疫情……像她们的母亲甚至祖母一样，她们受教育程度不高，骨子里还保留着农村人的那种淳朴，也慢慢学会（只能）用直觉察觉周遭的一切，不管抓不抓得住。

随着集市从高潮归于平淡，随便走来一个人，黄茜的目光依旧热烈，事无巨细、赔着笑脸回答对方有一搭没一搭的询问。

问她为啥这么拼命，黄茜说她没有办法，都40岁出头，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她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没有车，就连存款，也只是老公在浙江那点拆迁安置补偿费，一共二十万，还都借给了妹妹装修房子。

再过两个月，黄茜的儿子就要去重庆读初中，一学期一万六的学费，一个月最少需要两千到三千的生活费，也就意味着她要找一个月薪至少五六千的工作。

1997年，古镇外面的新街慢慢开始开发，房价从三百六十元一平方米涨到三千八百元一平方米，这是黄茜一家不可企及的数字，如今的黄茜只能和父母住在新河街的老屋，楼下是餐厅“轩然居”，楼上就是一家大小住的地方。但这套房子也是公房，每月需缴纳八十元的租金。巷子对面有一套她家的老房子，没钱装修，还是明清时期那种穿斗式木构架，用编竹夹泥墙进行空间分隔，推开灰白破旧的木门，破烂开裂的泥地上，有一群臭烘烘的鸡在昂首挺胸地漫步。

吃了中午饭，正街、新街子、新河街，所有敞开门的地方似乎都传来阵阵麻将声。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汇聚在一起，街上碰到，寒暄语并不是“吃了吗”而是“昨天赢了多少”。

他们会把舍不得买闲七闲八的东西的钱，投入到这唯一的娱乐活动中去。

黄茜并不喜欢参与这个镇上的大小事务，她说：“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不打麻将，不和任何孃孃说闲话、拉家常，她只把视线放在比较近的地方。有一次问她白鹭叫起来是什么声音——那些白色的大鸟每天都会飞过她家的窗前——她摇了摇头，迟疑地说：“反正不是清脆的。”

她喜欢看一些抖音上的励志语录。类似于这一段：“独来独往的女人内心有多强大，你根本想象不到，她有独立的判断能力，这种能力不会受到任何外界的影响。”她想尽一切办法赚钱，除了开饭店、摆摊，她还接了市里的一个活儿，挨家挨户地去药店看看缺什么货，老板需不需要补货。她一股脑交了两万多的押金，只有把药都分销出去，才能把本钱拿回来，然而断断续续半年的时间，她皮肤晒得黢黑，也未能赚到什么钱。

7月中旬的时候，新的一轮疫情还没有暴发，但整个古镇也没几个游客。“轩然居”的位置不在人流量最大的正街。那一周黄茜只开了两次门，接待了三桌客人。其中有一桌成都的游客很晚才跨进门，几个男人吵吵嚷嚷地闹了一晚上，酒还是自己去隔壁酒厂打的。直到深夜十二点，整个镇子早都昏昏欲睡，沈孃孃家那两条敏感的狗都不叫了，他们喊一直打瞌睡的黄茜结账。这个时候她仔细算了算，才赚了一百多。

摆摊也好不了多少，从隔壁的瓦市镇到沿滩区中心到自贡市体育场，有一次她们整整一天才卖出去四件衣服，而这就是她整天看上去都焦躁不安的原因。

她倒也没有时间抱怨，有段时间她报了一个理财的线上课程，想弄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越来越穷。“你不理钱，钱不理你。”她说这辈子连一万块钱的现金都没有见过，气泡水都不舍得喝一瓶。她都不敢去参加同学聚会，“想当年就我家是在这街上的，条件比别人都好，现在为啥子混成了这样？”

4

屋前的那棵芭蕉，叶子轻轻摇曳，时不时就能听见苍蝇、蚊子、蜻蜓嗡嗡作响的声音。黄茜已经起床干活了，衣服泡在水池里，菜也买好了，她站在窗户面前，地平线被乌黑的云团压得越来越低，似乎预示着大雨将至。

这里的土地似乎总是敞开着怀抱，如同窗户前的这几棵植物，只是当初随随便便滚进泥土的种子，任何预期都没有，在污浊的雨水、暴虐的天气中，也能无声无息地活下来。

当年在职高攻读文秘专业两年半，她除了双抠（纸牌的一种玩法）的团队作战秘诀，什么实际的东西都没有学到，连基本的待人接物都不懂，也不知道如何为自己的前途打算。

1998年的重庆，好一点的单位都需要本地四区两县的户口，黄茜不想回自贡，也不知道自己的去处，就跟着同学去了要求最低的卫生部招待所金卫宾馆。第一个月实习结束，拿到二百五十块钱的她失声痛哭，经理听闻连忙把她找过去，自掏腰包补了一百块钱，劝慰她继续留下。

黄茜对所谓的前途没有一点概念，她只是贪恋宾馆所在的位置，在重庆的市中心，隔壁就是大礼堂。拖地、洗床单、洗茶杯，下班之后昏昏欲睡，有时候约着同事逛学田湾夜市，隔壁大礼堂广场里面坝坝舞的音乐一响起来，混进各个年龄的行列中比画几下，会有种错觉，仿佛她也就是这个大城市的一员。她还年轻，那里仿佛代表了一个和从前不同的世界，没有庸俗的婆婆孃孃，道路也不狭窄，过了晚上七八点，四处依然灯火通明。

两年多之后，因为受不了领班的挑剔，她跳槽去劲力酒店待了几个月，发觉不习惯，又重新回金卫宾馆待了一年。

黄茜和职高的同班同学一起进的宾馆。她为人踏实、做事勤快但却爱憎分明，对那些偷懒的人特别看不上，当下就恨不得把“讨厌”两个大字写在脸上。一同去的同学人际关系却处得比她好，提干也占了先手。黄茜频繁跳槽的那段时间，恰逢宾馆办了一个医生护士的考点，宾馆原本就属于卫生局直属，有正式员工的编制，同学抓住了机会，作为优秀员工直接提过去转了正。

同学在里面干了十几年，越干越好。漂来漂去的黄茜眼睁睁看着同学月薪涨到现在三万多，年终奖都是十几万。同学之前交往过一个湖北的男朋友，还倒贴钱给他用，最终惨烈分手，但很快就在QQ上聊天认识了一个男孩，两个人在一起，恋爱结婚。男孩后来开了个财务公司，两人至今在重庆买了六套房子。说到底，别人就是比她更有勇气尝试，“我就是不懂得，当初选择太少了。”

2004年黄茜又回自贡卖了一年的手机，然后再回到重庆，去王府井卖莱尔斯丹的鞋子。

虽然穷，黄茜说自己从来没有遇到过挫折，这使得她对于卖鞋的经历刻骨铭心。一个也就十七八岁的店长，数落黄茜“拉客”的时候吆喝的声音不够大。因为自尊心，黄茜当场就热泪滂沱。

那个时候已经23岁了。她对太多东西一无所知，不管是书本上的还是人情世故。刚到学校的时候，父母叮嘱她说带过去的冷吃兔自己留着吃，不要分给大家，而她在很久之后才琢磨出来，这就是同学们不喜欢和她玩的原因。

黄茜也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克服内心的自卑感。开学第一天，她的自贡口音就被人取笑，那些分不清平舌翘舌发音的同学对着她说：“我是zhì贡的。”她的口音在不知不觉变化。到后来调岗到卫生服务中心的时候，她想去找领导说自己想去，但怕领导说自己学历低，会被拒绝，于是错过了机会。

1999年，隔壁班美术专业的同学来宾馆探望黄茜，她是宜宾的，紧挨着自贡。黄茜喜出望外，中午带她去吃食堂，一路叽叽喳喳各种叙旧。

“那个，黄茜你能借给我五十块钱吗？我找工作没有钱，过两天就还你……”

“啊？那你够不够，我多拿五十给你吧，万一不够怎么办？”黄茜给了同学一百块钱，她自己那时候工资也才六百多一个月，没有手机没有电话，同学从此消失于茫茫人海之中。

所有来自小镇的人生经验到重庆都被打碎，然而新的经验教训并没有灌输进来。黄茜不算爱看书的人，镇上曾经有过的书店三五年就倒闭了，从前那种口述耳传的思维不管用，于是她就只能闭着眼，平静地接受命运的安排。

宾馆有年被台湾重庆同乡会包了下来，有个70多岁的老爷子住了一个多星期，走的时候找到四层的服务员，给了一个大姐和黄茜各一百块钱的小费，他退房的时候黄茜正好休息，就让大姐转交。次日上班的时候，大姐只给了黄茜五十块，她还满心欢喜地放进荷包。

再过了一个月，老爷子又来重庆，黄茜去和他打了个招呼。他就问：“给你的小费收到了没有？”“谢谢，收到了。”他又多问了一句：“你收到了多少？”黄茜回答：“五十。”他说：“不对啊，我明明给的是一人一百，一共两百。你等着，我去问她。”黄茜连忙阻止：“算了千万不要，那样子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友情。”

老爷子姓余，是泸州人，当年抓壮丁去的台湾。他是医生，大儿子在美国，一个女儿是远东集团的CEO，还有一个女儿也在台北上班。他的弟弟是泸州老窖酒厂的厂长。

老爷子要送黄茜衣服表示感谢，黄茜坚决不要。“你这个哈儿（傻子）。”他就没有见过这么单纯的人。就这样，“余伯伯”对她很好，像对女儿那样关心黄茜，从台湾给她带那种长得像打火机的防身武器，用来喷辣椒水的，还去见过她父母。老爷子也时常送她小礼物、教给她人生道理，让她睁大眼睛，帮她辨别追求者的好坏……后来黄茜干脆就拜了他做干爹。

“其实一开始也有过疑问，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人平白无故对你好？”那年的黄茜19岁。

一年多以后，老爷子在台湾，很少过来了，黄茜没有手机，只有传呼机，也打过几次电话过去询问他的近况。一次打过去，他大概病重，嗓音像是生锈了似的，“咿咿呀呀”听得费劲。最后一次打过去，是干妈接的，她说：“他已经过世了。”

生活便又如故。每年的一二月份，河对岸的小斜坡，油菜花开得一片金黄，七八月份，甜蜜多汁的甘蔗成熟、收割。从轩然居的窗户望出去，四季井然有序，坐久了也会听见白鹭的声音，风会吹过它们的羽毛，它们也会周而复始地俯冲、捕食，发出并不清脆的叫声。年年如此，人生似乎落入到一种毫无新意的秩序之中。黄茜从那时开始，再也不会做那些无意义的梦，她觉得自己但凡动了一点点“贪念”，哪怕对当天的工作提成有了预期，也总是事与愿违。

后来有同事跳到商场，黄茜也跟着去做了名牌包包的销售。那两年月工资勉强也能拿到四五千。

做销售除了辛苦，似乎也没有什么烦心事：上班时间是从商场开门起，也就是从早上十点开始，忙到晚上十点。没有沙发或者椅子，就那样干站着，微笑、解说、卖东西，工作就是这样平淡，然而回忆起来却是实实在在单纯的快乐。

“现在才知道单身有多好，每个月的工资除了房租，想吃啥就吃啥，都是花光了的。”

那几年的单纯快乐是和婚姻的强烈对比所得出的结论。黄茜读书的时候也看过琼瑶小说，憧憬过未来的恋爱，她不知道“他”具体什么模样，但至少应该是不抽烟、不喝酒，有上进心，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再有点文化，和她互补一下……她觉得自己一定会是个贤惠的妻子，把家里照顾得无微不至。

那时候她主要负责宾馆的四楼，尽头是个会议室。有天发现某单位租下了会议室搞电脑培训，那是“全民普及电脑办公”的一年，培训老师有时候停下脚步，和黄茜摆几句龙门阵。

黄茜偶尔也会懵懂地想想，自己要是会用电脑，将来会不会也用得上。没想到却是培训老师主动问她：“要不要学一下Word办公系统？”她摇头：“我这点工资，哪里付得起学费？”“不用不用，我免费教你。”培训老师说。

重庆的黄昏，日头藏在雾气中，像个污浊的咸蛋黄，每天下班之后，黄茜都随着培训老师一起学习，把手指按在键盘上，听那种“嗒嗒嗒嗒”的敲打声。

两周后的一个晚上，培训老师问她：“你要不要考虑和我在一起？我们公司要派我去南京，我可以为你留下，或者你陪我一起？”

黄茜脸部微微发烫，她对这套程序太陌生了，对眼前这个大她六岁的男人也太陌生了，这应该就是生命中收到的第一份正式的表白……她沉默着，在这令人心神不宁的灯光中，她只是仙市镇上的那个自卑懦弱的黄茜呀……

5

几年过去，不知不觉，黄茜就27岁了，周围没有一个人是单身的，此刻她才发现之前想的那些标准有多么不现实。

单身这件事情，只要不回到镇上，其实不算问题。家里的亲戚给她介绍过好几个，最后姨爹给她介绍了一个在鱼洞街上补轮胎的浙江人张水宝，比她大五岁，单身。对方的中间人说：“将来他家里要拆迁，而且人家有手艺。”

两人介绍见面之后却再没有联系。黄茜去姨爹家吃饭，姨爹追问她两个人处得怎么样，黄茜说没有联系，姨爹又去问了浙江人的哥哥，两个人这才又开始见面。

张水宝不修边幅，头发很长，邋里邋遢，瘦且高，T恤长过了腰，晃来晃去像个牵线木偶。

黄茜完全不懂什么是爱，也不懂女人应该怎么选择……过去像一本空白的教科书，将来其实也还是。“从来没有人教过我，直到现在都觉得自己是一只（做）梦（的）虫子。”

黄茜陪着妈妈去检查身体，接到张水宝电话：“你在哪儿？”“你在哪儿？”“我在医院，被车撞了。”她怒吼：“你遭车撞了？我还在医院呢！”挂了。

第二天又接到他的电话：“你在哪里嘛？”反问回去，还是那句：“我在医院。”黄茜意识到这不是玩笑话。

原来张水宝在街上走路，被一辆疾驶的长安车撞到飞起，甩了很远，软组织受伤。他开始频繁给黄茜拨打电话，就好像他挺不过第二天。

黄茜买了点水果去看他，两个人默默地坐了一会儿。

走的时候他一瘸一拐，把她送到了车站，因为伤口疼痛的原因，双手还环抱在胸口，她说，你赶紧回去不要送我。车站需要跨越一条公路，黄茜过到对面，走了一段路，从车站回头望过去，那个环抱胸口的男人还在远远望着她。

黄茜心里一动。

2008年，两人结婚了。没办酒席，没有蜜月，没拍婚纱照，连个结婚戒指都没有买，婆家给了一个一千两百块钱的红包。

有手艺傍身的张水宝没什么积蓄，黄茜倒不觉得意外，因为谈恋爱的过程中，她意识到这个男人似乎缺乏改变生活所需要的勤劳和坚韧。补胎的生意很好，铺面里堆满了待补的轮胎。但因为是技术活，没人能帮上忙，一个人从早到晚最多可以补十二条，每条东风车轮胎能赚一百块钱，收入除去成本，大概做两天能赚六百块。轮胎补完一批结了钱，客户才会给下一批活儿。然而他也就慢慢悠悠做，倘若客户不催，就歇两天；客户催促紧了，再继续慢慢做。

让黄茜不满的除了“不求上进”，还有他的“没素质，满嘴脏话”。从谈恋爱的时候他就最喜欢说“鸡巴”，她皱着眉头威胁他说，再这样就和你分开。这个毛病后来倒是改掉了。但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心里就隐约明白，这个男人不是自己想要的。

但是她太随遇而安了，不懂得一个选择就可以让命运拐个弯。

周围的人开始你一嘴我一句地劝她：“男人有了孩子以后，就会有责任感，有上进心了。”她没有避孕，果不其然很快也就怀上了。

黄茜从没因为怀孕得到过更好的优待，刚刚怀上的时候，两个人在租来的房子你一句我一句，越说越动气，张水宝也完全没有退让的意思。她嗓门大、语速快，被惹急的张水宝“哐当”一下把开水瓶的内胆扔了过来。“还好没有砸到其他人。”

两个人租住在重庆南山附近的一套房子里。张水宝不舍得买洗衣机，他的理由是“买了以后就相当于白白送给房东了”。张水宝会帮黄茜洗洗衣服，除此之外，黄茜如果夜里想喝点水，他都会嫌麻烦，不愿意伸手帮忙。黄茜发现自己身体最大的变化是半夜那些突如其来的饥饿感，她不敢指望男人，于是给自己买了一袋无糖的黑芝麻糊，饿的时候给自己调上一碗，坐在黑暗的客厅里，一勺勺慢慢吃完。

怀孕到第四个月，他们还是摩擦不断。有天和张水宝吵了架，黄茜索性跑到妈妈那里去，妈妈让她留下，给她做饭，四处淘换补身体的土鸡，一直照顾她到出月子。

生孩子的时候，黄茜去西南医院待产，痛到下半身失去知觉，医生问她要不要选择无痛分娩，一听说麻药要花一千多，黄茜心里盘算了一下，摇摇头。

儿子生下来没多久，在抚育孩子的过程中，她都是夜半三更独自一人应付，后来又是妈妈帮忙。刚刚生完不到一周，因为太辛苦，妈妈甚至还得了急性尿结石，痛苦不堪。而她既没有感受过张水宝的协助，也没有得到过他经济上的支援。黄茜第一次认真地考虑离婚。

男人的那种“得过且过”，把温水变成了冰水。两个人也完全无法沟通，她试过，但不管说啥子，说多少，甚至大吵大闹，都像扔了块石头到河里。张水宝的惯常回应就是不看她，不说话，连他身体里那个人还在不在面前都不能确定。

结婚没多久，张水宝预估她一定回自贡过年，就提前回来。结果黄茜初二回来，初四就走了，一句话都没和他说。就连父母亲都看出来了他们之间的冷淡，问她怎么回事。然后不出所料，相信“命”的妈妈劝她打消离婚的念头。那也是黄茜第一次因为婚姻的问题抱怨：“都是因为你，当初为啥子不拦着我，我又不懂！”

儿子快要上小学之前，张水宝在重庆赚不到钱也不想去赚钱。他每天天亮就去茶馆，坐到中午才回来，掐的点刚刚好，都是黄茜把饭做好了，他就迈进了家门。2015年，黄茜下定决心在外面租了个房子，和房东谈好一千五一个月，一点点把家里的东西搬过去之后，她终于敞开了和他谈。

“老张，求求你，我们两个离婚吧，和你看不到希望，外面房子都租起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你给我买过啥子？就连娃儿的衣服都是我买的，生活费都是我在出，一直都是我自己养自己，我何必跟着你在这卡卡角角（旮旯）。”

黄茜建议，让张水宝把儿子带回浙江，她每个月付生活费。结果他说：“那我过完年回仙市和你爸做餐馆生意吧。”

最大的一次危机就这样暂时解除了。

那个时候她并没有想到，回来以后，做了两年稍微顺利的生意后，一切又开始直线下降。张水宝遇到事情不知道处理，只知道流眼泪。这点让她打心眼里瞧不起，“有时候一个家做一个决定，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总需要有人和我一起商量呀。”

儿子需要读书，需要生活费，需要从初中一直读下去，而不能像她一样没什么学历，所以她哪有什么时间去伤心？争分夺秒地赚点钱不好吗——这大概也就是过去三十年来，黄茜解决问题的方式。

黄茜和张水宝如今过得就像同一屋檐下的两个陌生人。她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和他沟通。现在两个人吵架都懒得再吵了，虽然长年累月在一张床上，但都是各睡一头，各盖上各自的被子，比拼床的室友好不了多少。

偶尔有朋友在她家坐坐，张水宝也不吭声，埋着头，刷着手机里的快手视频，插不进话的时候，也就说一句：“我去河边走走。”黄茜觉得，他之所以在这里也交不到朋友，连麻将都很少打，就是因为心高气傲，觉得自己是浙江人。

小镇太小了，就是中国那种最普通的镇，商品房最高也就修到六层，还没有电梯。古镇也无非就三条半街（古镇外面的新街都是1997年扩建的），镇上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每个人都知道另外一家的风吹草动——压在玻璃框里的照片、偷偷约会的对象、热在锅里的剩菜——一阵风就足以把隐私传遍镇上的犄角旮旯。

2022年，黄茜已经结婚14年了，儿子13岁。在黄茜在镇上长大的年代，发生在女人身上的一切都有可能会被各种指指点点。“不想待在镇上，就是因为周围的人太喜欢说人的是非了。”

她肯定没有比父母在乎所谓的“名声”。按照谢大姐以前的说法，“只要不离婚，啥子都可以解决。”她的整个大家族中，从来不曾有人离婚，她身边唯一一个离婚的朋友，是因为人长得太胖了，个人卫生习惯特别不好。“从认识她的第一天，她就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吃什么东西都会吃得油汤滴水（四处洒）。衣服上永远是油渍，而她老公提出离婚的理由是她生不出来孩子。”

最近一次提离婚，张水宝要求把他拆迁得来的二十万归还给他，而那个钱基本就是孩子读书的钱。也许这就是他拒绝离婚的一种托词，但黄茜的经济尚未独立，两个人之间永远缺乏那个成熟的时机。

有一天黄茜把衣服放进洗衣机，突然想起20岁的那一年，她在商场卖包包，当着所谓的“柜姐”，她每天上班都爱穿一件平整的衬衫，晚上回去，衬衫会单独清洗，而现在的洗衣机里——外套、上衣、内衣、裤子、袜子全都混在一起，也不分颜色和种类——从精致到混乱，这个细节带来的幻灭感无疑让她感怀自己被婚姻毁灭的生活，思忖至此，黄茜不由得悲从中来。

6

按照通行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来衡量，自贡显然只是个五线城市。仙市古镇离自贡市区有十一公里，常驻户籍人口四万一千多。

1992年，仙市镇被省政府批准为四川省历史文化名镇，仙市小学的校长李毅至今还记得2001年的“古镇第一届风情节”，那也是小镇热闹起来的肇始。2018年3月，自贡市仙市古镇景区正式晋升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但它的名气大多流传于四川境内，远远够不上自贡的灯会和恐龙化石的级别。

自贡开往成都的高铁在2021年的6月28日开通。高铁站就在仙市镇的蕉湾村，离镇上仅五六分钟，一年的时间，到发的旅客人数达到近190万人。黄茜和镇上其他做餐饮的人一样，对高铁的开通抱有过不少的期望。在接踵而来的“五一”和“十一”假期，确实也有过那么一小段的“回光返照”，但是把这两个假期赚来的钱分摊进全年惨淡的营业额里，连一小块薄饼的皮子都不够。

在黄茜回到镇上做餐饮生意之前，她离开小镇有二十年之久。她带回来了老公、七岁的儿子，一家人才重新做起了餐饮生意。

也不是没有过几次“赚钱”的机会：一是1997年涨大水，把镇上的房子淹过之后，政府询问大家要不要把住的公房买下来，“也就一千块钱左右，那时候哪有这个意识。”然后就是做服务员的时候，有上海的客人撺掇她跟着去学糕点制作，但因为年纪小，不敢相信陌生人，不敢跟着外地人走。最近的一次就是她老公因为浙江的房子被占拿到的补偿款，但她把钱借给了妹妹装修房子，收回来的一部分钱给儿子付了外地转校费和其他各种费用，另外一部分在一个新开的小超市占了一点点股份。

黄家似乎陷入了“赚钱—没钱”的旋涡，有时候吃苦是仙市人生活中最不重要的一部分，就像隔几年就会偷袭四川的地震，跌宕起伏的生活反而真实。

2007年，黄家一家人都在重庆，黄二叔给亲戚帮忙做饭，谢大姐独自一人在空港开一个小卖铺，眼看着小卖铺的生意蒸蒸日上。有天晚上谢大姐进了两万多块钱的烟，次日一早，有人敲门让送两箱矿泉水到路口，谢大姐很高兴，锁好了门“吭哧吭哧”搬过去。回来的路上走到一半，远远就发现卷帘门透出一条缝隙，她心想大事不妙，冲回去一看，楼下的烟都被搬走了，抽屉里的两千多块现金也不翼而飞。

2016年，黄家回到仙市，一开始生意不太好，“五一”没找到钱——隔壁两家餐馆纯利润超过五千元，比黄茜家的营业额都高，全家商量了一下，觉得可能是因为店面设施过于陈旧，于是咬牙借了十几万，重新装修了一下房子。那年的“十一”，他们总算赚到了一点钱，又恰逢儿子上小学，因为是浙江户口，择校费花了一万二，找关系又花了八千。

儿子十岁的时候，黄茜才第一次随张水宝回了趟浙江老家。来回又花了一两万。黄茜并不是一个对生活充满野心的人，只希望张水宝能对家庭多承担一点点责任。

当初别人都需要出去四处收轮胎拿回来做，只有他的生意好到轮胎堆到房间里，可他永远都被客户推着走，也不懂未雨绸缪。后来片石厂不让开采，而且不让超载，只拉半车，轮胎不容易坏，生意就开始一落千丈。

黄茜怀孕之后三年没上班，过的都是紧巴巴的日子，每次交房租的时候，张水宝就补几个轮胎出来交房租。他从来都没有过生活压力，整天泡在茶馆，和老头老太太打一块钱的麻将，并且乐在其中。

黄茜对于钱最大的想象，就是能够有一笔五十万的存款供孩子读到大学。其他的自己足够生活就行了。她像许多生活中的“失败者”，因为遇到过太多失望，连许愿都不敢。“大概就是那句话，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贫穷也让生活失去了所有的质感：偶尔游客多的时候，黄茜也困惑于他们的一惊一乍，尤其那些举起单反相机的人，感觉他们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拍台阶、拍昙花、拍猫狗，黄茜可以长久地坐在木板凳上，一动不动地看着手机，谁也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

1998年，收拾客房的时候，黄茜捡到过一包美金，一百一张的，那是捏在手中的最沉甸甸的实物了，数数怎么也好几万吧，她也没想那么多，把钱上交给了经理。

就连想象中的奖励都没有，失主也毫无表示。换来的更多是同事们的嘀咕：“也没人知道，把那钱一卷，辞职了不就行了？”她听见她们在背后指指戳戳。

“是不是傻？”

7

最近这两年，黄茜的脑海更加频繁地浮现出“离婚”两个字：黄茜去跑药店，张水宝在睡觉；黄茜摆摊，张水宝在钓鱼；黄茜在家做生意，张水宝在河边散步……这个家里，张水宝好像总是缺乏存在感。

当年刚刚办完结婚证，盖了章，从婚姻登记处的二楼下到一楼，黄茜就被张水宝一句话气得跳脚，拉住他：走，去离婚。

有一年的清明节，张水宝因为和黄茜怄气，在床上待了一整天，什么事都不做，也不去厨房给客人做菜，到了晚上还是隔壁的张三孃把他叫起来帮忙的。

两个人之间似乎被磨得连亲情都稀薄了，张水宝去重庆打工三个月，两人之间一个电话都没有。唯一的交流就是在微信上说过一句“娃儿打疫苗”。还有就是他在超市上班很累，不想干了，然后老板说要给他加工资。

有一次他不知道用啥技术——那时候黄茜用的还是苹果手机——就查到黄茜的定位在华商（自贡最繁华的商场）旁边的酒店。

“其实当时我是和同学吃饭吃了很久，结果我回来，他就和我大吵一架，非说我去开房了，冷战了好多天。”

2019年，谢大姐去了北京给黄二妹带孩子，张水宝对黄二叔有时候连个招呼都不愿意敷衍。一次也是张三孃过来坐，黄茜和她闲聊，提了几句家里的事情，觉得张水宝对黄二叔不够好。张水宝在隔壁屋听见了，冲了过来。黄茜没反应过来，就被高出自己一个头的男人掐住脖子按到靠窗户的板凳上，那一瞬间她反抗不了，整个身体倒在半空，呼吸不了，只有一个想法：“从窗户那里跳下去，干脆摔个瘫痪算了，必须让他敷汤药（负责任），反正这一辈子也没过真正的快乐。”男人稍微手松一点，黄茜一起身，打算拿一个凳子砸过去，男人又死死掐住了她的脖子。

这事之后，黄二叔破天荒地问黄茜：“你俩是咋子打算的，如果还打算在一起，就好生点过。”

黄二叔是这镇上难得的好男人：不抽烟不喝酒，不喜欢打麻将，也从不家暴，甚至还有点“耙耳朵”。他和谢大姐也偶尔吵架，但几乎可以说是模范夫妻。

多年以后当黄茜一次次抱怨父母从未给过自己任何人生建议，也没能在自己无助的时候支撑着自己时，谢大姐十分委屈。他们那个年代基本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辈子方圆几公里的范围生活，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去帮助女儿经营自己的婚姻。

张水宝偷偷记下了黄茜的手机密码，有天晚上，妹妹突然问她和姐夫咋子了，她这才发现张水宝发了个截图在整个家庭的微信群里，那是一段对话截图，有个暗恋她很久的人向她表白，而她婉言谢绝了，“我们都是有家庭的人，这样不太合适。”然而截图恰恰是对方表白的那一部分。

黄茜一生中从来都不曾体会过爱情的甘美，她就像那个时代大部分的中国女性，一经得到他人的赞美就连忙摆手，只要有一点点善意，她就能感受到很多的照拂。那个表白的男人从小就认识她，知道她回了古镇，见过一面，了解她的勤劳和善良，偶尔也向她倾诉一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一切也就到此为止了。黄茜是在闭塞的传统教育中长大的一代，夏天的时候连吊带裙都从未出现在她身上，她从未想过用“这种方式”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谢大姐也见到过女儿身上被打得黢青的样子，所幸后来张水宝搬来和他们同住，他毕竟“寄人篱下”，再也不敢动手。而他们似乎也就对此安之若素。

2022年春季的一天，不知道为了什么，张水宝又和黄茜吵了起来，他始终怀疑黄茜在背着他和别的男人勾搭，而他所有的疑心和委屈都变成了他的一顿没有任何证据的指责，他使用了最低俗的语言，形容自己的老婆被别的男人搞了……古镇的老房子不隔音，走人户的黄茜爸妈回家的时候，脸色气得铁青。

那也是近年以来黄茜和丈夫冷战时间最长的一次。然而两个月过去了，张水宝即使想方设法和她拉拉家常，缓和一下两人的关系，也仍然不为自己的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而道歉。

黄茜其实只剩下最现实的考虑：养育孩子的成本。但现在每次去市区找工作，所有的招聘广告都要求25到40岁。她从小接受的就是那种“棒喝式”教育，从来不奢望从父母那里得到任何鼓励，谢大姐的口头禅就是：“你咋子啥子都不得行？！”她也一直都觉得“自己就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

一个从来没有得到过鼓励的小孩，就算曾经在自家的茶馆被人夸，也都会觉得是客套话。在她眼中，那些真正长得漂亮的，不仅在班上老师更喜欢、更占优势，工作都好找得多。她一度以为自己长得很丑，这段婚姻给她的打击更是加深了这种自我暗示。最近去参加一次同学聚会，有个同学跟她说以前把她当“班花”，“我都说天哪，简直是乱说！”

她完全不化妆，甚至可能连防晒霜也没有涂抹，没有涂指甲油，也没有现在时髦一点的女孩都会接的假睫毛，大部分时候她就任由疏淡的眉毛留在脸上，连补全它的欲望都没有，仅有手腕上戴了一个特别简单的银镯子，那是她在广西旅游的时候顺手买的。

以前重庆的职高有个同学，毕业的时候一起去应聘。“我们这种长相普通的就只能做服务员，她长得漂亮，去做了前台，工作轻松，认识的人还多，找了个公安局的人结婚生了孩子，后来给她找关系调到招商银行。虽然她现在离婚了，但是有个好工作养活自己，又认识那么多客户，想和谁在一起就和谁在一起。”她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挺好的，女人就应该这样活着。”

“其实这么多年我很清楚，自己不是能力不行，我骨子里面一直不服输，和那些大学生一起做培训的时候，我也不输给她们，只有英语比不上。”黄茜说，“我一直都觉得，我真的就是缺一个引路人。”

黄茜一点都不担心她独自生活的能力。每年临近春节的时候，她都会动手做一些香肠，她会特意去菜市场买猪前腿（肥瘦根据个人口味），将猪肉切成长肉条。猪肉里调入油、盐、糖、味精、白酒、花椒粉、辣椒粉。将猪肉同调料搅拌均匀，腌制2个小时左右。把猪的小肠衣用适量盐、料酒抓匀，腌制片刻。清洗两次过后，把肠衣灌在灌肠器上，然后往灌肠器入口里灌猪肉。灌好的香肠静置，腌制24小时左右。用温热水将香肠冲洗几秒钟，立即挂在通风处晒太阳。一般需要十几天，晒至八成干即可放冰箱冷冻室。晾晒干的香肠，洗净，蒸熟。蒸熟的香肠切片即可食用。

做这些四川的地道香肠，对黄茜来说是再轻松不过的事情，顾客都说她的香肠麻、辣、甜、香，几片就能配上一碗米饭。面对赞美，她都是摇摇头：“勒个好简单哦，镇上哪个女的不会做嘛？”

那天她接待完一桌熟客，一个每月都过来吃一次饭的朋友结账的时候轻声地说：“学聪明点啊……”她想了很久都不知道啥意思。等下次客人再来的时候，黄茜追问他，客人喝了几杯烧酒，这才解释说：“学聪明点，要想过得好，该离就离啊。”

8

黄茜见证过2016—2018年仙市古镇的热闹。镇里数量最多的就是餐馆，黄茜的“轩然居”也是其中一家，生意最好的时候，比起几家大餐馆（尤其是镇上的“五星级酒店”盐帮客栈）不算什么，但也实实在在感受过赚钱的快乐——那时整条街热浪滚滚、人头攒动，就好像是金钱响动的声音。

“有选择就好了，这是一个人的命。”

她信命吗？从她家往边上走二十步，就是香火鼎盛的金桥寺，镇上的人总说是因为这个寺庙保佑了他们，1997年自贡遇到五十年一遇的大水时，古镇才不至于灭顶。

而黄茜从来没有去拜过，她不敢许愿，她说自己“没有那个习惯”，她也可能只是单纯地不相信自己的生活中会发生任何的奇迹。

80年代末期，镇上就有年轻人陆陆续续外出打工，回来在家里上班的比较少。只要留在这里的，上到80岁，下到20岁，个个都勤劳能干，做饭、洗衣服、带娃、打扫卫生，甚至是帮娃带娃、下田，都不在话下——对于绝大多数出生底层的人来说，日常生活中的陷阱，已经比其他什么都更艰难了。

在41岁这一年，黄茜已经觉得自己“完全不年轻了”，却依旧一无所有。有个重庆的朋友告诉黄茜说：“慕思床垫的销售，起码有五千底薪，还加提成。”她念叨着：“那样子租房子加生活如果我花个两千多，剩下就可以给儿子攒起来了。”

在她一遍遍考虑要不要换个城市、换个工作的时候，赚钱计划里面完全没有她的男人。

8月16日，黄茜拎着行李箱，陪儿子出发去重庆读初中，原本是9月1日开学。由于疫情的蔓延，学校规定学生本人和陪同家长出示核酸检测之前，还需要在当地居住十四天以上。

她生命中唯一的亮光只剩下这个儿子了。还记得那一年生产之后，她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然成为母亲。护士把孩子抱过来的时候，只觉得陌生、茫然。如今孩子叫一声妈，她生命都可以交付。儿子的教育就是生活中最大的事，每当看到老公只知道骂脏话和棍棒伺候的时候，她觉得儿子就像她自己一个人的。

待了一天，朋友给黄茜介绍了几个商场的销售工作。她一一面试，和慕思在重庆的分部谈妥待遇，便以最快的速度租下了附近的一套房子，开始“上班—下班—周末看孩子”的固定生活。

年底的时候，也就是仅仅三个月之后，她又不得不回来，再好的品牌，也禁不住疫情这座大山的压迫，实体店的生意堪忧，新开的大商场门可罗雀，从前做这个品牌的销售，月收入轻松上万，而这一年她们同一批招进去的销售，因为拿不到提成，赚不到钱，统统都撤了。

在慕思三个月，每月的收入分别是：1100元，3500元，1700元。

再次回小镇的时候，她脸上倒也没有想象中的沮丧，反正一直处于生活的低谷，已经习惯了。横亘在她面前的，依然是半年前她整天焦虑的两个问题——没钱、想离婚。

那些一同长大的小伙伴，王丽在自贡帮忙卖电器，因为妈妈卖饲料，很能赚钱，倒也衣食无忧；表叔的女儿婷婷，被做厂长的爸爸一路“安排”，读了川师大，现在在新津县政府里面做管理；瞎子的女儿，在镇上唯一一家服装厂上班；还有张娟，在车站榨油（把菜籽榨成菜油）减轻她妈妈卖凉水、冰粉的负担；掰着手指头算来算去，只有开婚纱影楼的秋子成了女强人，但她经常凌晨起床半夜回家，把自己累得像只丧家之犬，还要被她那个从没有家庭责任感的老公拖累……

想了半天，班上的同学里面，唯一一个走得远的，只有中学的班长，他妈妈是姚坝中学的老师，他读了个什么专业学校，毕业后分到锦州的铁路部门，现在调到沈阳去了。

“都是关系当道，我们（和我年龄相当的）这批人（十几个）没有哪个家里条件有多好，也没有哪个好有出息的，或者说婚姻家庭都不好的比比皆是……”

来找我诉苦的那天，我的视线碰巧越过她的肩膀，看见对面做道士的韩三爷拿起叉棍，把一只猫从房间里赶出去。

“畜生！”他咒骂了一句脏话，“滚出去。”

那只猫看来吓得不轻，背脊弓起，毛奓起来像个刺猬。想起黄茜第一次和我聊天时就表达过对猫的不以为然，这也是相当一部分当地人对动物的态度。谢大姐有次提起过曾经靠养猫、卖猫赚钱养家，母猫生下的小猫拉得家里到处都是。我当时略有触动，终于明白为什么她一直认为猫很脏。

那只猫跳上一个高处，然后像个热水袋一样“啪”地掉落下来，在地上翻滚了一圈，一瘸一拐就逃之夭夭。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那是只橘猫，和隔壁徐九孃家里丢了很久的那只猫长得大同小异。

“我们这里对待它们（猫）的好，和你们的标准不一样的。”黄茜回过头来微笑着说。

这里并没有人会把猫当作宠物乃至家庭成员，也没有人会寻找一只走失的猫。在他们眼中，大概那也只是一只畜生吧。

前段时间在包三婆膝下的小狸花猫不见了，换成了一只整天“嗷嗷”的橘猫，一问才知道原来那只小花狸猫被定义成挠家具、上房揭瓦的坏猫，于是被拿一个麻袋装上，走到很远的地方连麻袋带猫给扔了。“这已经很仁慈了，没弄死它，放了它一条生路。”

这个镇上有那么多巷道、河流、台阶，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生命都自会有它们的出路。

（原题《白鹭飞走了》，收入作者《盐镇》一书，新经典·新星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