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多地陆续发文，对给中小学教师减负作出具体规定，引发关注。“新华视点”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然而，部分地方中小学教师仍承担过多非教学任务，一些本应由政府部门完成的工作也进入校园，挤占教师正常工作时间，有些还引发家校矛盾。

早在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随后，全国多地出台相关措施。然而，很多地方的中小学教师反映，当前教育以外的工作负担依然沉重。给中小学教师减负不能仅是口号，各级党委、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应该严格落实中小学教师减负相关政策和规定，真正给中小学教师松绑，使他们有更多精力和时间，投入“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中，让教学回归“主业”。

为此，“本期策划”特聚焦“切实为广大中小学教师减负”这一话题，以期进一步引发大家的思考与讨论，为更有效地减轻教师非教学任务负担提供自己的智慧与办法。

——本刊编辑部

现状篇代收费、点赞投票、清点牲畜……

记者调研发现部分中小学教师被非教学任务所累

近期，长沙、烟台、青岛等多地陆续发文，对给中小学教师减负作出具体规定，引发关注。

“新华视点”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然而，部分地方中小学教师仍承担过多非教学任务，一些本应由政府部门完成的工作也进入校园，挤占教师正常工作时间，有些还引发家校矛盾。

部分教师被非教学任务所累

实际上，早在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随后，全国多地出台相关措施。然而，很多地方的中小学教师反映，当前教育以外的工作负担依然沉重。

一名小学校长告诉记者，上学期，县里将统计碘盐食用率的任务交给学校。为此，教师只好千方百计收集学生家中的食用盐，做好标记送有关部门检测。而检测结果出来后，该部门又提出，要求老师对食用非碘盐的家庭进行科普并回传记录。

这种情况非个例。各地教师给记者列举曾做过的非教学任务，种类多达10余种。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课题组在湖北、湖南、河南、甘肃和贵州等地农村开展专题调研发现：中小学教师承担大量非教学任务，不仅包括教育系统内部的各种检查、评比，还包括消防安全、防溺水、反诈、普法、动员学生家长打疫苗等任务，其他政府部门的大量创建类工作也借助学校来完成。

陕西多名教师反映，暑假期间，相关部门要求其写防汛标语、拉警戒线，轮流巡河且必须拍照、签字。

一些行政单位还将本部門的工作层层加码给学校。多地乡村学校校长对记者说，学校曾被要求代收家长人身意外保险费、催缴水费等。因办学要依赖多部门支持，学校担心拒绝后会带来更多不便，于是不得不承担下来。

山西省一名乡村学校教师告诉记者，畜牧局统计农村牲畜存栏量的任务也被分配给学校。老师需统计农民家中饲养猪、羊、牛等情况，填好表格、搜集照片。“不少农村老人不会用智能手机，有几位老师只好到农民家里清点牲畜数量。”该校校长说。

贵州一名乡村小学校长说，当地镇政府给学校摊派征缴医保的任务时，会根据完成情况排名，垫底学校会被通报批评。陕西多名受访校长和教师也称，他们要按相关部门要求统计缴纳医保情况，“没有缴纳医保的学生和家长，我们还要一个个打电话询问缘由，并劝说其缴纳”。

对教学秩序造成一定干扰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光建等专家认为，一些地方将基层治理工作转嫁给教师，产生诸多不良后果。

首先，会挤压教学时间、侵占教师精力。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课题组调研中，南方某市一名乡镇中心小学副校长说自己“挤时间做教学工作”，“平时四分之三的精力都在应付形式主义工作，只有四分之一的时间用于教学。”

记者对中部某县一所乡村学校8名班主任、2名校长花在非教学任务上的时间进行粗略统计，9月1日至9月8日，上述10人工作日每日累计用时均超过2小时，其中4名教师的用时超过3小时。“等待和催促家长回传截图等消耗的碎片化时间、精力也是巨大的，但无法精确估算。”这所学校的副校长说。

其次，过于频繁的非教学任务影响家校关系，不利于树立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

陕西某小学校长介绍，很多文件都要求有文字、图片或视频等资料，这些任务都被安排到教师、家长身上，容易造成家校矛盾。暑假期间，相关部门要求班主任每天让家长反馈孩子安全情况，由学校汇总提交，家长不领情也不理解，学校和教师夹在中间，里外为难。

贵州某县一名小学校长说，该校不少教师在帮忙征缴医保时曾遭学生家长质疑：“收医保关你们老师什么事？！”一名中学教师告诉记者，他催学生家长缴纳医保不被理解，“脾气好的家长不理我们，差的要吼几句”。

此外，繁重的非教学任务也对学生造成消极影响，并滋生新的形式主义。

多名学生和家长说，为尽快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部分小学高年级学生和初中生代替家长在手机上完成注册App、网上学习、截图等操作。这在农村地区尤其严重，“完全是形式主义”，不少家长吐槽。

一名小学教师指出，为落实“双减”，学校、老师和家长花很多精力对学生的手机进行管理。然而，很多非教学任务使学生不得不自己操作手机，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双减”成果。

一名五年级学生的家长说，有一次班主任要求学生完成一项实名认证工作，晚上10点发通知，要求12点前必须完成。她当晚未及时查看消息，被老师在群内多次提醒。“这相当于点名批评，孩子为此不敢去上学。”

记者采访发现，形式主义的非教学任务还影响了部分教师的职业荣誉感。一些教师吐槽，现如今的老师不仅是“孩子王”，还是“接盘侠”。

多措并举为学校和教师减负

受访对象认为，教师承担非教学任务的现象屡禁不止，反映出有的政府部门在推动工作时作风不扎实，将部分本职工作“甩”给学校。不少基层教育工作者建议，应采取多种措施从根源上为教师减负：

——完善学校非教学任务准入机制。受访对象提出，应由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牵头，对教师承担的非教学任务进行全面清查，向社会公布并接受监督。“全社会都应强化一个认识——教师的根本任务是好好上课，教书育人，努力提高教学质量。”贵州一名小学校长说。

——细化教师减负清单内容。今年全国两会，民进中央在提交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教师负担的提案》中建议，细化教师减负清单内容，增强可操作性，明确教师工作职责范围和学校拒绝非教学事务干扰的权利和保障制度。

——建立健全投诉机制。相关部门要设立投诉专线，增设网络投诉渠道，保障教师被摊派非教学任务时，可以有正规且畅通的渠道提出质疑和反对意见，切实为学校和教师维护正当权益撑腰。

——将教师减负清单纳入各级督导、督察内容。定期对各级党政机关和学校落实“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的相关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对执行不力、落实不到位的党政机关和学校要严肃问责。

（来源：新华网 孙亮全 李紫薇 郑明鸿 张子琪 王艺霏 赵英博/文）

对策篇

学生高质量发展需要给教师减负

近年来，给“教师减负”问题成为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下面简称“意见”）。明确要求清理、规范影响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的各项工作，特别是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事项，确保中小学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

“双减”政策背景下，教师过重负担问题再次引发各方关切。2021年7月以来，为全面落实“双减”政策，各地纷纷出台课后服务、延时服务、作业管理等措施。目前“双减”政策落地见效，学生负担明显减轻，教培市场规模正在收缩，学校作为教育主阵地的作用进一步强化。但教师需要在工作上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承担更多无形的职业压力。随着课后服务实现全覆盖，有部分学校反映，教师负担明显增加，工作时间明显延长，特别是班主任、骨干教师与学校管理干部，叫苦不迭。这必然会导致教师的身体负担和精神负担更加沉重，继而影响教育教学质量。

其实，我国的教师负担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暴露出来，中小学教师被计划、总结、表格挤占了太多教学时间，甚至有教师说只有六分之一的时间用来投入教学。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教师负担主要伴随学生学业负担产生，因此强调减负对教师与学生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过重的负担也是教师素质提高的“瓶颈”。随着教师内部诉求和外部需求的变化，教师负担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因为在地方，教师常常是宝贵的人力资源，于是有的地方乡镇政府将教师纳入管理，并安排一大堆与教师职业毫不相干的社会工作。之后，教师的“继续教育”及其带来的各种培训与考核也成为教师“甜蜜的负担”，而对教师的奖惩规定政绩化、数量化、非专业化、行政化的倾向更是使教师的负担较重。当前教师负担问题虽然在政策层面得到关注，但当前教师减负政策未能获取全社会的支持和参与。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后，截至2021年2月底，已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陆续出台了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然而，“减负清单”之外存在隐藏负担，实施过程中存在“此减彼增”现象、减负的“度”把握不准、“减负清单”实施的监督力度不足等问题严重。

教师减负，解放了教师；学生减负，解放了学生。只解放其中一个，无法实现育人方式的变革、教育质量的提高。教师减负是为自身质量的大提升做准备，也是为学生高质量发展铺路。“双减”格局下，中小学教师减负提质要把握好“减中有增”“增中提质”的大方向。不管是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的建设，还是基础教育质量观的变革，都离不开中小学教师质量的大提升。从各地教师减负政策文本的共性来看，多是针对政府和学校提出的，家庭和社会的参与度严重不足，减负范围不够具体。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全社会应试主义的教育观念仍然没有彻底得到纠正。目前，大多数中小学生的“成功”仍然以“高考分数”为标准进行界定，中小学教师在“双减”政策落实中就难以保持独立自省的态度了。

在进一步改革评价机制等引导全社会教育观念转变的同时，就当下而言，建议切实关切教师的关切。比如依据校情，试行“弹性上下班制”；建议校社合力，探索“延时服务”的多元模式，做好教师子女的托管工作等。这里我仍然想呼吁的是，学校管理上要切忌形式主义。学校的核心工作是教书育人，要根据自身实际，努力做到不搞形式主义，不盲目攀比，关注教育本身。无意义的活动不开展，意義不大的少开展。帮教师做好“减”法，给教师营造一个不浮躁的、安静的工作环境，这样教师才有足够的时间研究教学以提升教学效率和质量，学生减负才能落到实处。另外，特别想强调的是，当此新秩序建立的转型时期，各项政策落地还有待进一步到位，家长一定要给教师更多的理解，让他们流汗的同时少流泪。

（作者周洪宇系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人民政协报》）

如何为中小学教师减负增效

近年来，随着“双减”政策的实施，中小学生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得到了有效减轻，但同时也给中小学教师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困境。他们不仅要提高专业教学能力，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还要承担课后服务、家校共育等工作，工作量和难度都大大增加。而与此同时，他们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激励和保障，甚至还要面对一些家长和社会的不理解和不尊重。这样的现状不仅影响了中小学教师的身心健康和专业发展，也影响了中小学教育质量和效率，更影响了教师队伍的稳定和发展。

我们不能再让中小学教师被非教学任务所累，我们要为他们提供有效的激励和保障，让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做好教育教学工作，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力量。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呢？

一、盘活编内外教师资源，缓解师资短缺问题

中小学教师资源是实施“双减”政策的基础保障。但目前我国中小学教师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配置不均衡等问题依然突出。

据统计：2020年全国中小学在岗专任教师总数为1 573.5万人，其中小学为775.9万人（占49.3%），初中为463.7万人（占29.5%），高中为333.9万人（占21.2%）。与此同时，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总数为1.6亿人，其中小学为9 900万人（占61.9%），初中为6 100万人（占38.1%）。由此可见，小学教师和学生的比例明显失衡，导致小学教师的工作负担过重。

为了缓解师资短缺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建立教师编制动态统筹机制，对市域内教师编制资源进行动态调整和统筹调剂，确保各学校师资增减基本与生源增减同步。同时，加大对农村和艰苦边远地区的教师编制投入，优先保障这些地区的教师需求。

（2）创新中小学教师用人机制，合法规范地使用劳动用工、劳务派遣、劳务用工、人事代理等编外用人方式，积极吸纳优秀人才加入教师队伍，扩大优质教师资源供给。同时，加强对编外教师的管理和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和素养。

（3）促进教师交流轮岗，解决师资配置不均衡问题。通过建立市域内教师交流轮岗制度，实现教师在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地区的学校之间的有序流动，促进教师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流动。同时，通过交流轮岗，拓宽教师的视野和经验，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发展。

二、充分利用社会优质资源，丰富课后服务内容

课后服务是“双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有效途径，也是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和兴趣爱好的有效平台。但目前我国中小学课后服务还存在着内容单一、形式刻板、质量参差等问题。为了改善这些问题，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完善并落实课后服务经费保障机制，进一步挖掘校内潜力，统筹利用科普、文化、体育等各方面社会资源，积极聘请退休教师、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员或志愿者等参与支持学校课后服务工作，丰富学校课后服务内容。同时，加强对课后服务工作的监督和评估，确保课后服务质量和效果。

（2）引进校外优质教育培训资源参与学校课后服务。通过建立政府购买服务、社会组织参与等方式，引导符合条件的校外培训机构或个人参与学校课后服务工作，提供有特色、有品质、有水平的课程或活动。同时，加强对校外培训资源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其符合国家教育方针和政策要求。

（3）充分利用社会特别是社区的公益性资源，创新课后服务提供方式。通过建立学校与社区的合作机制，实现学校课后服务与社区公益活动的有效对接，让学生能够在社区参与各种有益的学习和实践活动，体验社会生活和社会责任。同时，通过学校与社区的互动交流，增进学校与社区的沟通和合作，促进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融合和发展。

三、完善并落实教师激励保障机制，提高教师待遇和地位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民族的希望。但目前我国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和地位还不尽如人意，他们面临着收入低、福利差、职业发展受限等问题。为了改善这些问题，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工资水平，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中小学教师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同时，要建立中小学教师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物价变动情况、教育投入水平等因素，合理调整中小学教师工资水平。

（2）完善中小学教师的福利待遇，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要加强中小学教师的社会保障，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五项基本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制度。同时，要加大对中小学教师的奖勵力度，包括设立各级各类教师荣誉称号和奖励金、给予优秀教师优先晋升或评聘职称等措施。

（3）拓宽中小学教师的职业发展空间，保障他们的专业成长。要建立健全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制度，为中小学教师提供多样化、个性化、全方位的培训机会和资源。同时，要建立健全中小学教师职业发展通道，为中小学教师提供多元化、灵活化、开放式的职业选择和发展方向。

（来源：光明网 叫我教议者/文）

窦桂梅：为学生减负同时别忘为老师减负

就“双减”政策的巩固和未来提升，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校长、特级教师窦桂梅格外关注教师负担和赋能成长问题。她认为，“双减”政策的继续推进，需要学校加强时间空间、课程内容、治理机制及校内外资源等多方面的统筹，在为学生减负的同时，务必也要为老师减负。

窦桂梅说，“双减”最大的变化在于每天下午3点半之后增加了两个小时的课后服务时间——“课内”与“课后服务”两个单元意味着学校每天要为学生提供全周期的服务，使得大部分老师每日在校时间长达10个小时甚至更多。这种情况下，如何帮助老师调节身心节律和健康与情绪、保持学校与家庭的各种平衡等，是每个校长都要重视的问题。

她认为，学校要优化集约教师的一日育人时间，提升教师课后服务的育人“教导力”，培养从“双减”到“课程-课堂-课业”三提升的路径统筹，形成教师专才与通才全面发展的“培训契机”。窦桂梅分享了该校20余年的实践探索。她说，该校从2002年就开始破解“3点半现象”，变课后托管为课后服务，逐步变为课后育人，构建了课内课后统筹的“双育人体系”。“我们学校除了为每个班级配备班主任之外，还让其他任课教师担任副班主任、行政后勤人员担任第三班主任；所有管理干部都要下沉，把管理建立在班级的微观基础上。”窦桂梅说，第一、二、三班主任的责任分工与配合机制，有效分解了传统班主任的重担。此外，10余年来，每周四该校的管理者、各学科教研员、同年级教师等还要进行“一日蹲班”，整合时间碎片，多头管理和各种检查，在真实现场中，发现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们面临的困难以及需要改进的地方，形成合力促进老师们“激励相融”。

她表示，未来要巩固和深化“双减”成果，还要进一步探讨家校社政的体制与机制创新模式。一方面，学校的主体育人责任要打破空间的围墙，将“双减”的脚步向外延伸，让“双减”有“长脚性”，走到课外、社会最优质大课堂和家庭里。另一方面，学校也要“把盛开的玫瑰移植到学校园地里”，让名师和社会公认的好课程资源引进到“课后育人”中。

“‘双减育人需要回归教育规律和教育本质，靠的是一批又一批教师的自觉责任和使命担当，这就需要我们不仅赋予教师‘精神的水仙花，还要有‘物质的面包，不断提高教师的专业尊严，回归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和社会风尚。”窦桂梅说。

（来源：《北京日报》 牛伟坤/文）

行动篇

成都：出台“双减”下关爱教师新举措

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之际，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双减”文件精神，促进教师聚焦立德树人、聚焦教书育人主责主业，为教师安心、静心、舒心从教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为妥善解决中小学教师参与课后服务后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成都市教育局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双减”加强教师关心关爱工作的通知》。

如何切实为教师减压，如何提高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如何从源头上解决教师所盼？一起来看成都做法。

“蓄水活水”让教师储备“足起来”

编制调整“可动态”。机构编制部门会同教育部门根据生源变化，每3年动态调整1次编制，各区（市）县根据生源变化可随时调整学校教职工编制。

员额教师“可入编”。持续推动“编制+员额”教师配备管理改革探索，支持对纳入员额管理满3年及以上的优秀教师采取定向招聘、引进等方式吸纳入编。

跨校流动“有倾斜”。建立教师资源储备库，统筹调配区域内优质教师、学科紧缺教师以及社会优质师资。积极推进县域内、学区内教师跨校走教，对参与跨校走教的教师在绩效工资、评优选先、年度考核中予以倾斜激励。

“提质赋能”让教师负担“减下去”

教学备课“智慧化”。建立“一站式”教师备课资源库，构建高质量线上作业资源库，提高教师教学效率。

教师培训“整合化”。采取多形式做好对教师的教研指导，多维度观测教师教学水平，科学开展考核评估。除依法依规开展的培训外，不得把无关培训摊派给教师。

教师考核“归口化”。改进考核评估，建立教师负担监测机制，强化“归口管理”，切实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

“激励到位”让教师动力“添上去”

课后服务补助到位。课后服务经费主要用于参与课后服务教师和相关人员的补助。在核定绩效工资总量时，把用于教师课后服务补助的经费额度，作为增量纳入绩效工资，不作为次年正常核定绩效工资总量的基数。

评优评先倾斜到位。学校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参与课后服务表现优秀的教师，并在绩效工资分配时予以倾斜。

鼓励实行弹性上下班。一校一策，根据教学实际实行“早到早走，晚到晚走”制度，合理安排教师工作及休息时间。

“关心关爱”让教师幸福感“强上去”

关爱教师身心健康。推进每年应为教师安排一次健康体检，积极改善教师的工作、学习条件。鼓励区（市）县因地制宜安排长期从事一线教学的教师进行疗养，重点向符合条件的班主任和乡村教师倾斜。

维护教师合法权利。教育行政部门要建立法律支持体系，依法保障教师履行教育职责，维护教师依法执教权利和职业尊严。

加强困难教师帮扶。用好成都市教育系统困难教职工帮扶相关支持政策，鼓励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校友基金会多渠道加大困难教师帮扶救助力度。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持续实施特级教师优待政策，鼓励图书馆、博物馆、体育场馆以及历史文化古迹和革命纪念馆（地）等对教师实行优待，积极营造尊师重教社會氛围。

成都市教育局将加强督导检查，将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工作纳入对区（市）县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内容，把减轻学校教师负担作为教育督导的重要内容，不断提升成都市教师幸福感和满意度。

（来源：人民网 王 波 袁菡苓/文）

重庆璧山：拒绝“关转赞评” 让老师专注教书育人

教育评比五花八门，“关转赞评”要求不断，被号召填问卷写“作文”。不仅要全方位配合各种政务工作，还要在群里截图留痕接龙打卡。教师仿佛变成了“工具人”，家长群变任务群，哪里需要“流量KPI”就往哪里冲。在一些地方，一边发布减负规定、一边却在给教师增加教学以外的负担……

现象背后是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蔓延进了校园。如何让老师们不再疲于“点赞”，真真正正专注于教书育人？在重庆市璧山区，一场“让教师回归三尺讲台”的飓风正席卷而来。

一份3位区级领导批示的调研报告

“区纪委监委这份调研报告反映了我区中小学教师承担了很大的部门义务，要减负。涉及部门要认真整改，区教委要对照报告逐一梳理。让老师安心培育下一代。”——璧山区委书记秦文敏

“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要高度重视。请区教委会同区级相关部门，切实抓好整改，进一步为中小学教育教学营造良好环境。”——璧山区委副书记严兵

“请区教委高度重视，会同卫健等部门，根据纪委监委调研报告指出的问题及建议，充分吸纳，建章立制，规范管理，确保减负真正有实效。”——璧山区副区长王复莲

这是在同一份调研报告上，来自3位区领导的批示，由此可见其重视程度。

什么调研报告，被如此“关注”？

2022年4月，为持续推动减负工作走深走实，璧山区纪委监委以“社会事务进校园”为切入口，对全区中小学教师减负情况开展调研。

历时6个月，走访城区、乡镇中小学近20所，访谈教师100余人，梳理分析相關文件资料1 000余份，最终凝练总结形成了一份4 000余字的调研报告。

报告一针见血指出：当前教师正被大量非教学事务“绑架”，备受压力煎熬。有的社会事务已严重干扰到正常教学秩序，教师普遍反映强烈。据初步统计，近年来中小学承担着21类100余项与教育教学无关或关系不大的事项。

报告列举了一些“典型”。2021年至2022年7月，相关部门要求学校开展的各类征文、演讲、竞赛、创建高达80余个。2021年区级部门发至璧山中学的红头白头文件几百个，同比上升34%，该中学参加区属各部门会议100余次，同比上升63%，且基本上要求校长参会。

“走访中，一位班主任的话让我印象深刻。”璧山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刘万平介绍，那位老师语气非常无奈，说自己大部分周末都在参加班主任培训，每周参加全区大讲演，每天除了要备语文、劳动、道德、法制等课，还要参加各种会议、迎接各种检查，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她感慨道：“现在教书成了副业、其他工作成了主业，我只想纯纯粹粹、安安静静、快快乐乐上课。”

这不是个例。

调研组还了解到，一些学校俨然成了“迎检专业户”。某学校仅2022年暑期就迎接了健康学校、健康食堂、国卫慢性病复审、创文、防溺水、党建等7项检查。

层层加码的现象也有时有发生。如某知行大赛，上级要求线上答题率不低于辖区人口10%，区推进办加码要求学校答题率完成150%。

通过仔细梳理分类，调研组将教师非教育教学类事务初步进行汇总，并归纳成21大类。

“我们还分析了背后形成的原因，给出工作建议。”刘万平表示，通过调研，他们发现中小学教师减负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牵扯利益多、难度大。要从点上发力、循序渐进，逐步从面上规范治理，真正释放教师工作时间和精力，让教育回归本位。

一场刀刃向内、刮骨疗伤的整改行动

教师本就不该被困在“关转赞评”里。

调研报告如“当头棒喝”，迅速在璧山掀起了一场刀刃向内、刮骨疗伤的整改行动。2022年10月8日，国庆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一场“气氛严肃”的会议在璧山区教委会议室召开。会议由璧山区委教育工委书记周厚强主持，参会人员包括区教委所有班子成员，以及各业务科室主要负责人。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就是学习“调研报告”。“我们是一字一句认真分析报告中列举的问题，然后进行自查。”璧山区教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会上，办公室、教育科、组织人事科、财务审计科、督导科等都结合调研报告谈了自身存在的问题。

不久后，一场规模更大的会议召开了。

2022年11月2日，璧山区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2022年第二次专题会议召开。区教委、区公安局、区人力社保局、区生态环境局、区卫生健康委、区医保局等20多个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重点讨论了区教委关于落实区纪委监委调研报告的整改方案。整改方案明确了目标任务：在2022年11月，督导评比考核执行不规范事项，减少10项；社会事务进校园执行不规范事项，减少35项；统筹规范精简报表工作不规范事项，减少10项；其他非教学类事务不规范事项，减少2项。

目标找准了，路径也清晰起来。“整改主要从规范评比考核事项、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等7个方面着手，严格落实审批流程，坚决杜绝凡事都要‘从娃娃抓起，各种任务、检查想方设法挤进校园的现象再发生。”璧山区委教育工委委员、区教委总督学柯昌蜀说。

2023年1月，赶在寒假前，璧山区教委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的通知》。通知最后是两张表格——《璧山区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正面清单》《璧山区社会事务进校园负面清单》。

“经过仔细研究，我们把原来129项需要教师完成的任务，压缩整合为35项。其中一些活动只需要开展，不再和考核挂钩。”璧山区教委主任常爱书说，区教委还建立了准入机制，明确凡未纳入正面清单的事项原则上不得进入学校，确因工作需要进校园的事项，按照“部门申报、教委审核、区领导审批”流程后方可实施，从源头上为教师减负松绑。

各种整改举措，组织保障，只有一个目的——“让教师轻松挺进2023”。

一颗专注“三尺讲台”的教育之心

大刀阔斧做减法，应减尽减、能减必减，让老师们尝到了整改的甜头。

璧山中学一班主任表示，以前，每晚6点至7点，是检查各种微信群、QQ群，以防漏掉“打卡”任务的固定时间。现在，这个时间变成了他的“头脑风暴”时间，“我可以仔细琢磨课件，研究教学提纲，提高业务水平。”

开学一段时间以来，该区很多学校的老师都表示，基本上没有再接到要求投票点赞关注等的任务，能将更多时间用于教育教学。

为保证“减负”效果不走样，不打折，璧山区纪委监委充分发挥基层减负监测点作用，联合教委、“两办”督查机构，加强“室组”联动，督促整改并约谈提醒，坚决纠治肆意摊派任务、层层加码等加重教师负担的问题，确保减负实效。

下一步，璧山区纪委监委将继续跟进监督，针对“表现在基层，根源在上面”的问题加强上下联动，把教师从手机的一方屏幕和互联网的转发点赞中解放出来，让教师回归传道授业解惑的主责主业上来，回归到“三尺讲台”上来，回到学生中间来。

（来源：《重庆日报》 齐岚森/文）

评论篇

不妨拿出“双减”魄力，啃教师减负“硬骨头”

中小学教师负担过重，主要指承担的非教学任务过多。如一位小学教师曾反映，写材料、做报表、帮投票、创建评比、迎接检查等非教学任务，挤压了教师备课、辅导以及个人休息生活时间，呼吁给老师们减负。近年来从国家层面到各地政府，均出台不少政策措施为教师减负。然而，今天仍有部分地方教师负担未能减下来。

应该说，无论是《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关于禁止向学校摊派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涨粉”“评比”“推销”等指令性任务的通知》等国家层面文件，还是各省市出台的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等举措，都是以问题为导向进行精准治理。但一些地方落实效果不尽如人意，至今问题突出。

最新报道显示，有的地方将统计碘盐食用率的任务交给学校；有的地方将统计农村牲畜存栏量的任务分配给教师；有的地方给学校摊派征缴医保的任务。不难看出，基层教师变成了承受各种荒唐任务的“全能人”“接盘侠”。

教师的本职工作是教育教学。当大量的非教学任务占用教师很多时间和精力，必然对教学秩序造成干扰，并影响教学效果，学生也深受其害。另外，还影响家校关系、滋生形式主义。因教师不具备落实非教学任务的职责和专业能力，一方面，让人担心教师落实某些任务的实际效果；另一方面，相关职能部门岂不变成“甩手掌柜”？

针对部分地方教师负担过重问题，相关人士也开出了专门“药方”，如完善学校非教学任务准入机制；细化教师减负清单内容；建立健全投诉机制；将教师减负清单纳入各级督导、督查内容等。这些都是好建议，值得采纳。长沙、烟台、青岛等城市最近也拿出具体措施为教师减负。笔者建议，还应拿出“双减”魄力为教师减负。

在近年来的教育治理工作中，成绩最显著的当数“双减”政策。该政策实施两年来，相关调查均显示，从家长到学校再到学生，满意率都非常高。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双减”政策本身是刚性措施，而且，从国家有关部门到地方教育部门再到各地学校等，均多措并举落实落细具体责任，形成了齐抓共管、持续推进治理的局面。

如果为教师减负也能借鉴“双减”经验，明确治理目标、细化治理责任等，相信也会取得显著成效。坦率地说，能积极落实教师减负措施的地方已经落实了，剩下的地方、剩下的问题，都是难啃的“骨头”。也就是说，只有拿出“硬措施”才能啃下“硬骨头”。什么是“硬措施”？那就是将教师减负效果与地方“官帽”紧密挂钩。

简而言之，谁给学校和教师摊派非教学任务就摘谁的“官帽”；教师减负成效应由教师们来评价；地方教育政绩应与教师负担挂钩。如此，教师负担不难减轻。

（來源：《羊城晚报》 冯海宁/文）

给教师减负要有法治思维

近年来，教育行业内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除了畜牧局，都在给老师布置任务”。然而，新华社日前的一则报道坐实了畜牧局也在给教师布置任务。据报道，某地畜牧局统计农村牲畜存栏量的任务被分配给了学校，教师要统计农民饲养的猪、羊、牛等情况，填好表格、搜集照片。由于不少农村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教师只好到农民家里清点牲畜数量。

近年来，一些与教学无关的活动频繁进校园，诸多与教学不相干的任务时不时压到教师头上已经屡见不鲜。为了给中小学教师和学校减负，教育部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减负清单”。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各地也相继出台了举措。

近年来，各类“减负清单”出台了不少，但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过重的现象依然存在。中小学教师减负不到位、不彻底，主要原因之一是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用“减负文件”落实“减负文件”，用“具体规定”执行“具体规定”，结果必然是中小学教师负担不降反增。解决中小学教师负担过重难题，除了出台文件、规定、制度，还要坚持法治思维，用法律维护中小学教师权益，为中小学教师解绑。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等法律明确了教师享有的权利和应该履行的义务。对照这些与教师相关的法律，一一比对教师应当履行的义务，教师并没有统计碘盐食用率、清点牲畜、催缴医保费等义务，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事务进校园也没有法律依据。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九条规定明确了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有关部门、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履行的职责：提供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教育教学设施和设备；提供必需的图书、资料及其他教育教学用品；对教师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中的创造性工作给予鼓励和帮助；支持教师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也就是说，相关部门没有随随便便给学校、教师下派无关教育教学事务的权力。

学校是立德树人的主阵地，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的职责。让学校安静办学，让教师安心教书，不能成为空话，需要相关部门严肃认真对待。给教师减负，为教师松绑，需要拿起法律武器捍卫教师的权益。

就整体大环境而言，学校及教师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面对杂七杂八的摊派事务，必须衡量是否合理合法。因此，坚持依法治教、依法办学、依法治校显得尤为重要。从这个角度而言，给中小学教师减负，严格落实法律法规比出台减负文件更有效。

（来源：《中国教师报》 葛昌明/文）

为教师减负从“纸上”到“地上”需要精准发力

今年全国两会，民进中央提交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教师负担的提案》，建议对要求教师关注的公众号、网络平台，以及需要教师参与完成的点赞、转发等工作进行全面清查，整合网络管理资源，减少教师参与频次、避免重复参与，向社会公布并接受监督。该建议经媒体报道后，在网络引发热议，冲上热搜，广大网友，尤其是中小学教师群体都表示，这个建议非常好，早就该这么建议了，希望能赶紧采纳落实。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众所周知，教师的主责主业是教育教学，然而在现实中，教师们除完成本职工作外，往往还要“兼职”很多额外的非教学任务。以这次民进中央的提案热议来说，背后折射的就是教师对学校“摊派任务”的无奈，比如被要求关注各类公众号和平台，参与各种学习、点赞、转发、打卡等等，甚至有的学校还将这些指标完成情况纳入教师评价考核的指标。表面上此举似乎有利于督促教师加强学习，实则是不少教师对此苦不堪言又无可奈何。对建议的热切期盼背后，可谓是基层一线教师对各种“数字”包袱的不堪重负。

不言而喻，当此类任务与日增多成为教师群体的“新负担”，不仅会导致老师身心俱疲，也极易影响教育教学质量。从肯定的角度，数据的记录和传播虽能一定程度直观呈现工作进展情况，但凡事过犹不及，倘若把教师视之为“数字劳工”，动辄强制他们参与“转评赞”，将其困在非教学类工作的泥淖，片面追求数据，这其实也是一种虚浮的形式主义，无益于教书育人。而学校过分计较“转评赞”等数据工作，这实际也是一种管理上的懒政，本末倒置，适得其反，有悖于学校管理运行规范。

值得高兴的是，国家层面高度重视基层教师减负问题，也是连出重拳加以整治。中办、国办2019年印发的《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要求，统筹规范督查檢查评比考核事项、统筹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统筹规范精简相关报表填写工作……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2022年印发《关于禁止向学校摊派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涨粉”“评比”“推销”等指令性任务的通知》也明确指出，全面开展禁止向学校摊派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涨粉”“评比”“推销”等指令性任务排查整治工作。与之相应，各地也依据上述文件精神纷纷出台配套政策和实施细则。

毋庸置疑，以上相关政策实施后，基层教师的额外负担相比以往有所减轻，但还未根本解决，由于相关政策落实不到位，“双减”背景下课后服务等因素，有的学校仍然在变着法地给教师增加额外负担，有的教师更是对此苦不堪言。从此角度，这一建议可以说是戳中了当下教师群体的痛点。

有鉴于此，笔者以为，扭转这一本末倒置现象的切入点在教师，执行方在学校，监督者是相关教育部门。于学校而言，首先当明确将教师从非教学类工作的枷锁中解脱出来，让其回归教学本职工作，这是学校管理之责，也是教师工作之义。于监管方而言，当拿出减负的决心和劲头，压实责任提升层级，明确由相关教育督导部门牵头，设立专线，定期督察和不定期抽查相结合，列出具体清单，加强统筹协调，督促落实“减负”。唯如此，才能真正回应基层教师负担过重的呼声，切实将无用的数据泡沫从教育工作中挤出去，把老师们肩上的沉重担子卸下来。希望民进中央提交的上述提案建议，能为促进减轻教师额外负担开个好头。

（来源：东方网 季 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