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理权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2）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经济建设中不断学习、探索、认识和运用经济规律，紧密结合实际，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政策和策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积累了许多宝贵的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本文在系统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伟大历程基础上，总结党领导经济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积累的历史经验，最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推进经济建设的光明前景进行展望。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伟大历程

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党领导经济建设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党在局部执政时期领导的经济建设（1927—1949年）

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历史可追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局部执政时期，党领导根据地和解放区人民“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1］119，为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造了物质条件。

1.解决土地问题，激发农民革命热情

中国革命最基本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就是土地问题。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赢得了广大农民对红色政权的支持和拥护，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耕作热情，解除了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为根据地的经济独立奠定了基础。1928 年，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了党领导下的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抗日战争时期，为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减轻农民负担，中国共产党在不改变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党在1947 年出台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挖掉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基础。通过土地改革，农民分到了土地，为保护自己的革命果实，农民积极参加人民军队，组织人民武装，建立人民政权。农民的革命热情被充分激发出来，为巩固根据地、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民众基础。

2.打破经济封锁，积极发展工业和外贸

土地革命时期，闽浙赣苏区率先运用发展经济的办法增加财政收入。方志敏认识到“打土豪”的办法不是长久的办法，“打土豪”是越打越少的，后劲不足，必须发展自己的经济才能支撑整个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1934 年1 月，毛泽东同志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充分肯定了闽浙赣苏区的经济工作。他说：“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明显的效验已在闽浙赣边区表现出来，在中央区也开始表现出来了。”［1］134当时，中央苏区建有中央兵工厂、中央被服厂、造币厂、纺织厂等32 家国有工厂，有力地支撑了苏区对敌斗争。

闽浙赣苏区在1929 年就开始发展对外贸易。方志敏极力鼓励苏区政府和民众同白区民众做生意，免除他们一定的税收，并积极保持与景德镇商会、衢州商会的联系，建立了陆上、水上对白区的贸易通道，有力地打破了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每月营业额达二十万元，可以赢利一万二千元到一万八千元。”［2］1932年春，中央苏区成立了第一家“央企”中华钨矿公司，毛泽民同志兼任总经理。钨矿是制造枪炮不可或缺的原材料，国际需求非常旺盛，属紧俏贸易品。广东军阀陈济棠派人主动与红军联系，并与中央苏区达成钨矿交易秘密协议，一担钨矿能卖52 块大洋，有力支撑了中央苏区的财政运转。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利用丰富的盐业资源，以官督民运的方式增加盐的运销，实行对外统制、对内自由的贸易政策，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日伪军和国民党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实现了边区的财政收支平衡。

3.发行金融产品，建立红色金融制度

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创造性地利用金融工具支持根据地革命和建设，1930 年10月成立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1931年11月7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不久后就建立了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红色货币，建立秘密金库。1933 年，方志敏在闽浙赣苏区成功发行了第一张红色股票——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股票。中央苏区还发行过三期公债共计480万元，用于支持生产和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壮大财力、发展生产，在1941年发行了500万建设救国公债。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民同志作为首任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建立储备发行制度、设计印刷纸币、增加纸币防伪功能、打击非法铸币、建造秘密金库，为创立红色金融制度付出艰辛努力。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货币种类繁多且互不相通，严重影响了解放区之间的人员、商品、贸易流通。为统一解放区财经，1948 年12 月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宣告成立，发行全国统一使用的人民币。

4.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1941 年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断绝了对边区的财政拨款和援助，同时对边区采取“封锁”和“围困”政策，边区财政极度困难，四五万军政人员缺衣少粮，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为此，毛泽东同志采纳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无党派人士李鼎铭提出的“精兵简政”提案，大量缩减人员编制，组织开展大生产运动，将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确定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此外，边区还建立了一定数量的公营私营工厂、生产合作社、家庭手工作坊等，积极发展工商业。通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满足了边区军民的大部分需求。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济建设（1949—1978年）

1.国民经济恢复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上国民党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乱摊子。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挑战，迎难而上，全国接管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2 800多家和金融企业2 400余家，建立国营经济。1949 年上海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措施，成功组织了同投机资本展开的“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确保了人民币的法定地位，打击了不法投机资本。1950 年，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国财经会议，决定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管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在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统一财经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从根本上稳定了物价。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稳定物价斗争的意义，称其“不下于淮海战役”［3］。在此基础上，国民经济得到逐步恢复，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创历史最高。

1953 年，党中央决定实行“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一五”计划（1953—1957 年）期间，苏联援建“156项”重点工程。1956年三大改造提前完成，“一五”计划取得巨大成就。1956 年党的八大召开，大会以《论十大关系》为指导思想，突出经济建设的主题，明确“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4］73。报告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确立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的方针。

2.“大跃进”运动与国民经济调整

1957 年后，党的八大精神没能得到很好贯彻，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国家面临严重经济困难，1960—1962年国民经济呈现负增长。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4］87方针，采取压缩基建规模、缩短重工业战线、逐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紧缩国家财政开支等非常举措。经过三年调整，国民经济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宣布国民经济调整基本完成，并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3.十年“文革”期间的经济起伏

“三五”计划（1966—1970 年）期间，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经历了由解决吃穿用转向以战备为中心的变化，经济发展呈现“起（1966 年）—落（1967—1968 年）—起（1969—1970 年）”的跌宕起伏状态。“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7—1968 年工农业总产值下降，经济出现负增长，1970 年在高投入政策下“三五”计划基本完成。1971 年开始实施“四五”计划，冒进之风有增无减，出现“‘三个突破’的严重问题，即职工人数突破6 000万，工资总额突破300 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800亿斤，大大超过预定计划”［5］。1972—1973 年，国务院采取各种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1973 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尽管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对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干扰，但邓小平同志在主持国务院工作时大力整顿经济，“四五”计划任务基本完成，经济年均增速为5.5%。1976年粉碎“四人帮”标志着十年“文革”结束，这一年中国经济仍然出现倒退，增速下降1.6%。国民经济的艰难困境促使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发展新路。

（三）党领导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建设（1978—2012年）

这段时期我国经济经历了三轮周期和四次低谷（如图1所示），每一次走出低谷都有赖于解放思想基础上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图1 1978-2012年中国经济经历三轮周期四次低谷

1.第一次低谷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

“文革”的影响造成我国经济极度困难，通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标志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中国农村改革起步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978 年12 月的一个冬夜，小岗村的18个村民聚集在严立华家残破的茅草房中，签下了一份包产到户的生死契约，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波澜壮阔的历程。在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效后，1984年党中央开始将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从农业转向国有企业。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发展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活力，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对外开放则是在“点”上率先突破。1980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经济特区。继而，1984年国家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1988 年，海南建省成为最大的特区。此后，国家开放了5个长江沿岸城市和17个内陆省会城市，形成了沿海和内陆多点开放的格局。经济领域的第一轮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摆脱了“文革”后的困境，走出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增长低谷。198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高达15.2%。

2.第二次低谷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

1989年春夏之交国内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围攻制裁，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由两位数的高增长跌落至1990 年的3.9%。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掀起了新一轮思想解放大讨论，破除了“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通过市场化改革和浦东开发开放的带动，中国经济重新回到两位数的高增长状态。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医疗制度改革以及价格、外汇、外贸等重点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全面启动。同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也打破了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的围堵，通过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带动沿江及内陆地区扩大开放，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新一轮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注入了新的动能和活力，中国经济在1992年出现了高达14.2%的快速增长。

3.第三次低谷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

1997 年泰铢爆发危机，由此引爆亚洲金融危机。面对金融危机冲击和百年洪灾考验，中国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加快“入世”谈判进程。

在国内改革方面，党中央、国务院大刀阔斧推动国企、金融、住房、粮食流通、高等教育等领域的改革，以整顿产能过剩行业、化解金融系统风险、增强国内市场活力。在对外开放方面，中国在“入世”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1999 年11 月，在与美国达成关于中国“入世”的双边协定后，很快与欧盟等35 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达成中国“入世”的双边协议。2001 年11 月10 日，在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审议并批准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1 年12月11 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43个正式成员。“入世”后，中国加快与国际经贸规则接轨，清理并废除了一系列不符合世贸规则的国内制度。“入世”为中国的出口产品打开了巨大的国际市场，中国因此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一跃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中国经济出现了第三波超两位数的高增长。2003 年10 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深化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

4.第四次低谷源自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

中国经济开始了新常态下调整复苏的新进程，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2007 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中国经济增速从2007 年三季度的14.3%一路下滑到2009 年一季度的6.2%，经济断崖式下降导致2 000万农民工返乡。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出台刺激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通过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大范围的产业调整和振兴、大力度的科技支撑和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大水漫灌和强刺激政策，使中国经济率先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但由于用力过大过猛，造成许多重复建设，导致经济结构更加失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更加困难。大规模投资的效力过后，从2010 年开始中国经济再次出现了持续下滑的态势。2012 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跌破8%。

（四）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经济建设（2012年至今）

1.党中央对经济形势作出新判断

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是“三期叠加”，即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政策消化期。面对压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2012 年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外出考察就来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广东，向世人发出了“改革不停步、开放不止步”的时代最强音。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其显著特点是“中高速、新动能、优结构”，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已由过去总量增长为主转向结构优化为重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经济治理和宏观调控上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强调政策上不搞大水漫灌、不搞强刺激，更加注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2.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指明中国经济深层次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端。由于供给体系不能满足需求升级的内在要求，导致有效内需大量外溢，出现了海购海淘热潮。因而，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满足国内不断升级的市场需求。国家宏观调控思路发生了重大转变，由过去以需求侧管理为主转向在适度刺激总需求的情况下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的目标任务，大幅压缩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2016—2019 年共淘汰钢铁产能1.5 亿吨、煤炭产能8.1 亿吨、煤电产能2 000 万千瓦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贯穿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一条主线。

3.实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新时代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截至2023年6月底，中国已与152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即便是在一些国家逆全球化、对华遏制打压的背景下，中国依然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实行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开放，成功签订并推动实施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积极申请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4.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2020 年10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在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开启之际，会议全面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条件、内外环境变化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选择，对推进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

（一）经济实力实现跨越

1.经济实力大幅攀升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经济总量只有600多亿元，2012年上升至53.9万亿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经过10 年发展，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跨越7个10万亿元台阶，2022 年达到121 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位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7万美元，已接近全球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均水平。

2.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

2006 年以来，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是世界经济、服务贸易、使用外资、对外投资、商品消费第二大国，更是制造业、货物贸易、外汇储备、高铁里程、高速公路里程等第一大国。2022 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中国上榜企业145家，比美国多出21家，再次荣登榜首。

3.社会生产力稳步提高

中国是世界工农业产品的重要产地，220 多种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钢铁年产量10亿吨、煤炭年产量40亿吨，占全球比重均在50%左右，年发电量8 亿度，占世界总发电量的四分之一。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8年居世界之首，也是全球最大的光伏玻璃生产国、动力电池生产国、智能手机生产国。粮食产量连续多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谷物、籽棉、花生、肉类、茶叶、水果产量均居世界第一。

（二）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1.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从1952年的50.5∶20.8∶28.7升级到2022年的7.3∶39.4∶52.4，经历了一三二、二一三、二三一、三二一逐步优化升级的过程（如图2所示）。

图2 中国1952—2022年一、二、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

工业领域，新中国成立前连火柴、肥皂、煤油、水泥、铁钉都需要进口，到2022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农业领域，新中国成立前约80%的人口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2022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5倍，人均年占有量翻了一番多，保证了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的粮食。

2.区域发展协调性持续增强

从推进“三线建设”、鼓励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到统筹推进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区域空间发展格局不断优化，现已形成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五个重大国家战略为引领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3.城乡发展差距逐步缩小

从土地改革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取消农业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0.6%提升到2022 年的65.2%，提高了54.6个百分点。

（三）创新能力大幅提高

1.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强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全社会研发投入以年均近20%的速度增长，2022 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超3.09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首次突破2.5%，基础研究投入比重连续4 年超过6%。在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的背景下，2022 年中国专利申请量70 015件，位居世界第一。

2.战略高技术创新不断突破

从两弹一星、人工胰岛素、青蒿素到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量子科学、超级计算、卫星导航、5G等，我国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在量子信息、干细胞、脑科学等前沿方向上取得的一批重大原创成果表明，中国创新能力在诸多高技术领域已由过去跟跑世界逐步走向并跑和领跑世界。

3.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稳步推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技事业不断进步，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越来越强的动力。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部署，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发布。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中的排名已由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2年的第11位。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数字货币蓬勃发展，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走在全球前列。

（四）对外开放深入拓展

中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从点到线和由线及面、从商品到服务、从吸收外资到对外投资、从复关到入世再到共建“一带一路”、从市场型开放到制度型开放的巨大转变，已经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大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举办进口商品博览会、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设立自贸试验区，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修订《外商投资法》，减少负面清单项目，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成功签订并实施RCEP协定，如期达成中欧投资协定等，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越来越深，中国已成为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还是全球三分之二以上国家最大的出口市场，也是这些国家重要的进口市场，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已越来越紧密。

（五）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49 年的49.7 元上升到2022 年的3.69 万元，增长超700倍，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从8.3平方米增长到近40平方米，增加近5倍；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升至现在的77.9 岁，实现翻番，已超过美国人均预期寿命。截至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文盲率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80%以上下降到2.6%。2022 年，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受教育程度年限达9.9 年。建成世界最大社会保障体系，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能力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由1978 年的57.5%和67.7%下降到2022 年的29.5%和33%。通过长期持续努力，中国已消除绝对贫困，对全球减贫事业贡献率超过70%。新时代的中国人民已经从满足物质文化的需求转向对美好生活的更高层次的追求。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总结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经济建设过程中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必须长期坚持，并在指导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经济建设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一）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的成功密码。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能够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制度优势，能够保证在经济建设中集中力量办大事、克难事，能够确保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持续推进，能够有力有效保证中长期发展规划落实落地，能够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就快、质量就好，防范风险水平就高，攻坚克难能力就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就能得到有效贯彻和落实。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新时代的具体体现，是党的初心使命的内在要求，与“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价值取向一脉相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能最大范围、最高程度调动人民参与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党领导经济建设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引领下，打赢了脱贫攻坚战，9 899万贫困人口彻底摆脱贫困、实现全面小康，教育、医疗、文化、养老、住房、生态环境等民生事业全面迈上新台阶，广大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越来越强。

（三）坚持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认识、尊重和用好经济规律是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对农业、手工业的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通过公私合营把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但计划经济时期搞“一大二公”、吃“大锅饭”，严重脱离了客观实际，违背了经济规律，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党始终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完美结合，实现了经济体制的华丽转型。在改革发展中逐步建立起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四）坚持用战略和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实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是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在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64 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国。”［4］931975 年，在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仍然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从实际出发，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步骤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通过国民经济翻番地增长，第一步，到1990年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 世纪末实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并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从而将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由硬实力延伸到软实力领域。此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制定了十四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五年计划），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制定的九个五年规划，持续引领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实现了经济总量跨越百万亿元大关的历史性飞跃，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五）坚持独立自主同对外开放有机结合

坚持独立自主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也是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基本原则。独立自主是在坚持政治独立和经济自主的前提下，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靠人民，利用内部资源来发展本国经济。对外开放是指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充分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包括引进外国的资金、科学技术、设备等，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实行对外开放的基础；另一方面，对外开放反过来能增强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历史就是一部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相结合的发展史。从局部执政时期的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到新中国成立后积极争取苏联外援、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从改革开放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到新发展阶段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从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到构建新发展格局，都充分体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和内在统一，成为党领导经济建设、实现发展目标的有效路径。

（六）坚持统筹兼顾稳中求进的工作方法

统筹兼顾的经济工作方法贯穿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始终。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十分注重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高度重视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做好“五个统筹”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进一步强调要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新冠疫情暴发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反复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稳中求进是新时代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和方法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稳中求进在党的十八大后才明确提出，但改革开放后党领导经济工作就一直贯彻着稳中求进的工作方法，如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改革、有序扩大开放的做法，保持战略定力、树立底线思维、碳达峰先立后破的要求等，都是稳中求进方法论在做好经济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总之，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六条成功经验是一个具有内在紧密逻辑关系的统一体（如图3所示）。党是领导中国经济建设的核心力量，党的领导是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最根本的原因；发展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发挥着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作用，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党的初心和使命所在，引领着经济建设的方向目标；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发展战略和规划是引领中国经济建设的有力有效手段；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经济一路走来取得辉煌成就的实现路径；统筹兼顾与稳中求进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图3 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逻辑关系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前景展望

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呈现高通胀、高利率、高杠杆、低增长的特征。此外，俄乌冲突大大增加了外部环境的风险。2023 年我国经济开局良好，但依然面临需求不足、预期转弱、部分企业经营困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等压力挑战，经济恢复呈现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发展已经积累了厚实的物质基础，党领导经济建设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一）经济韧性强

1.发展基础雄厚

经过改革开放40 多年的建设，中国经济已经拥有了完善的基础设施、丰富的人力资本、雄厚的物质基础，基础设施现代化程度全球领先，近9亿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4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0万亿元，这些都大大提升了中国经济抗击外部冲击和内部风险的能力。

2.产业体系齐全

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产业体系，是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包括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新冠疫情暴发后，中国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产业链补链强链。在世界经济大幅下滑，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巨大冲击的情况下，中国的外贸进出口却创出新高，展现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

3.市场空间广阔

中国经济是大国经济，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面积，交通设施发达，要素流通便利，市场需求旺盛，经济发展呈现出“东方不亮西方亮、此业不兴那业兴”的良好态势，即便遇到外部困难挑战，自身发展也依然具有很大的回旋余地。

4.制度优势独具

中国具有集中优势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具有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优势，具有强大的组织力、号召力、动员力和战斗力，具有自我革命的精神和修正错误的勇气，增强了中国经济战胜困难和抗击打压的能力。

（二）增长潜力大

1.工业化城镇化尚未完成

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创造需求。一方面，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能够创造出巨大的高质量的产品供给，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另一方面，城镇化能够创造出巨大的市场需求，2022 年中国城镇化率65.2%，距离城镇化基本完成还有10个百分点的发展空间，按照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0.7～0.8 个百分点计算，城镇化基本完成还有12～14 年的发展空间。供给和需求相互作用，依然能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巨大的增长能级。

2.消费结构向享受型升级

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其消费结构正处在快速升级之中，目前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我国人口规模超过14亿，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最具成长性的4亿中等收入群体，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体将再增加4亿，届时中国将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这不仅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也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只要不断提升居民收入水平，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持续推进共同富裕、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改善消费环境，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稳步上升。

3.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

差距就是发展的空间。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存在的差距，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所在。逐步消除地区之间发展差距的过程就是中国经济不断增长的过程。近年来，西部地区增长态势良好，随着基础设施日臻完善，西部资源优势加快转变为发展优势，西部地区发展的潜力将进一步释放。

（三）内在活力足

1.改革创新释放制度活力

改革就是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使之更加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在新发展阶段，全面完整准确地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能够为中国经济发展释放改革创新的巨大活力。

2.“三新”经济呈现发展活力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三新”经济展现出蓬勃向上的态势。在新技术革命的引领下，我国大数据产业、元宇宙产业、线上消费业态、表情包业态、共享经济模式、虚拟主播模式等活力迸发，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进程加快演进，呈现产业引领性强、发展潜力大、爆发式增长的特点。

3.追求美好生活激发主体活力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人民希望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强烈追求，必将为经济发展注入巨大活力。

（四）发展前景好

支撑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积极因素没有改变，我国依然处于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持续实施简政放权、减税降费等一系列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政策措施。企业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在全球排名持续上升。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2035 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