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玉 堂

调查研究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期间，继承发扬这一传统和作风。他认为，不管做什么工作，都必须先了解情况，先进行调查研究。诚如他当年的一位同事后来所言，我们在宣传、学习焦裕禄精神时，往往忽略了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一套科学工作方法。兰考的灾情那么重，光有不怕苦不怕难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拿出战胜困难的办法。而要拿出战胜困难的办法，就必须进行调查研究。

焦裕禄同志的调查研究，有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身至。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期间，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他跑遍了120多个，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已经很不容易了。1962年12月，他到兰考工作的当天晚上，就参加了县三级干部会议，坐在会场一角，静听大家发言，开始熟悉兰考的情况；第二天他就下乡调研去了。当时的兰考县正遭受内涝、风沙、盐碱危害。他坚持以灾情为导向，哪里受灾重就先到哪里去，边走边和同行的干部交流。他说：“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为了更好地身入群众，他在牛王庙萧位芬的饲养屋里住了三宿，与萧位芬等人一起分析灾情、谋划出路、商量计策，以空间上的零距离和工作上的面对面，换来了干群之间的心连心和心交心。

二是心至。1963年1月上旬的一个风雪夜，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人员到齐后，他没有宣布会议议程，而是领着大家去了兰考火车站。在车站，许多逃荒的灾民携儿带女，拥挤在候车室里，等待着国家运送灾民前往富裕地区的专车。看到这些，所有县委委员都沉默了。从车站回到县委，已经是半夜时分，会议这时候才正式开始。与其说这是一次会议，不如说是一次心入灾民、触及灵魂的现场调研，大家的思想受到震动。后来有人回忆说，兰考之变就是从那个风雪车站夜开始的。

1963年12月10日，一个风雪天，焦裕禄忍着肝痛，踏雪访贫问苦，一连走访了9个村子，访问了几十户困难群众。他说：“在这大雪拥门的时候，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应该到群众中间去。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在城关公社梁孙庄梁俊才大爷的家里，大爷卧床不起，大娘双目失明。梁大爷问：“你是谁呀？大雪天来干啥？”焦裕禄说：“我是您的儿子，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的。”临别，焦裕禄拿出20元救济款塞到梁俊才大爷手里，老人家激动得眼泪夺眶而出。焦裕禄“对群众的那股亲劲”由此可见一斑。后来，他的女儿焦守云动情地说：“爸爸是喊着爹叫着娘为群众服务的。”

三是深入细致。焦裕禄常说：“蹲下来才能看见蚂蚁，深下去才能发现问题。”在他看来，要想战胜灾害，就必须深入研究灾害的成因和规律，深入了解灾害的来龙去脉，然后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理。为此，县委先后抽调120名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以“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为主要内容的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和县委其他领导同志都参加了这次调研。当时，焦裕禄正患着肝病，许多同志担心他在大风大雨中奔波吃不消，劝他不要参加，但他坚定地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通过听别人的汇报来进行工作，坚持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在风里、雨里、沙窝里、激流里度过了一天又一天。有时候饿了就在截腰深的水里吃点干粮，累了就蹲在泥泞里歇息。焦裕禄“干事业的那股拼劲”令人肃然起敬。

通过这次大规模的调研活动，对全县大小84个风口逐个查清、编号、绘图，大小1600个沙丘逐个丈量、编号、绘图，为治理“三害”提供了决策依据。有了这次调查研究作底子，大家都觉得方向明、信心足，无形中增添了不少的力量。调查研究的过程，变成了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智慧和力量的过程。到1963年底，全县共造林21014亩，四旁植树146万亩，打防风带186条，堵风口83处，改造盐碱地9万亩，新挖和疏浚较大河道上百条，基本恢复了水的自然流系，涵养了弭灾丰产的生态，当年秋季虽然遭受罕见涝灾，但全年粮食仍增产37%。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央八项规定，第一条就是“要改进调查研究”。过去，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需要调查研究；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样需要调查研究。焦裕禄能把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用好，新时代的共产党人也一定能够用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