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一凡 刘宏蕊

摘 要

国家象征与标志具有实物、符号、仪式、法治、社会心理等多维度的存在逻辑与使用语境，在国家认同教育过程中表现为丰富的层次性功能：国家象征与标志以实物的具象标识建构国家基本认知；以符号的意义载体表征国家价值存在；以仪式的情景展演渲染公民爱国情感；以法治的刚性约束彰显国家崇高权威；以社会心理中的历史记忆链接国民身份归属。新时代深化国家认同教育仰赖多维度国家象征与标志的作用发挥，教育者应牢牢把握国家象征与标志这一关键问题，在由表及里与深入浅出的内容讲解中实现国家认同教育的有效推进。

关键词

国家象征与标志；国家认同教育；国家认同意识；爱国情感

作者简介

吴一凡，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宏蕊，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国家象征与标志”可解构为“标志”与“象征”两重词义指向。“标志”意为“表明特征的记号或事物”[1]，侧重于传递具体事物的属性和特征。国家标志通常以特定的视觉图像、词汇谱系、空间建筑等表达国家特殊性，从而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区别。例如，各国在国际会议、大型赛事中通常用悬挂国旗彰显国家身份。“象征”意为“用具体的事物表现某种特殊意义”[2]，侧重于对某种引申意义的展现。例如，以长城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建筑，超越了抵御外侮的原初功能，在历史的流动中成为中国精神与民族气节的象征形态。从映射国家认同内容的方式看，国家标志强调具象的标识与对应功能，国家象征则凸显抽象的表征与延展功能，二者相得益彰，以“国家象征与标志”这一表述呈现。故言之，国家象征与标志的具象与抽象双重属性，造就了其在不同作用对象和使用语境中的多重属性和理解维度，国家象征与标志能够以物质与精神、柔性与刚性、形式与非形式等多样的方式，在国家认同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国旗、国歌、国徽、首都等象征与标志作为个体与国家联系的“想象力的枢纽”[3]，对于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价值已得到学界普遍认同。但国家象征与标志在国家认同教育中的特殊意义、国家象征与标志的内部层次关系、国家象征与标志作为国家认同教育资源的开发等问题尚未得到深入研究，这导致人们常对国家象征与标志在国家认同教育中的作用机理语焉不详，将象征与标志的国家认同功能泛化。深化国家认同教育研究，绕不开对国家象征与标志的全面性掌握和层次性剖析。厘清国家象征与标志在国家认同教育中的存在形式与作用机制，应从实物、符号、仪式、法治和社会心理等多重维度入手，在把握历史与现实的语境中客观阐释国家象征与标志的丰富内容，全面解读国家象征与标志的层次性价值，开发和整合国家象征与标志的国家认同教育资源，推动国家认同教育落细落小落实，最终实现国家认同教育“高思在云”与“落地生根”的有机统一。

二、实物维度：以具象标识建构国家认知

实物是国家象征与标志最常见的存在形态，表现为可供公民在特定政治和社会场景中进行触摸、敬礼、游访等爱国行为的物质载体。国家高度重视实物象征与标志的规范使用与保护完善，以立法形式对国家象征与标志的制作材料、圖案配色、尺寸比例及使用规则等作出严格规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3条、第22条、第23条分别对国旗的尺寸比例大小、公共场合故意损毁国旗的后果、国旗的销售使用与回收等问题进行了清晰的标注。

实物维度的国家象征与标志之于国家认同教育的功能和作用不容忽视。第一，国家象征与标志能够对国家形象进行可视化呈现。抽象的国家制度与社会性质在形象化的生动表达中入耳、入脑、入心。例如，国徽包含“齿轮和麦稻穗”“国旗上的五星”“天安门”的图案，展示了工农阶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大团结以及民族精神等图像信息，勾勒出“认同对象是什么”的形象图绘。第二，国家象征与标志具有与其他国家进行区别的标记功能。以国旗为代表的各种国家标志的诞生，首要目标是在世界国家体系中定位和标识自身。国家象征与标志以本国所独有的特征、属性和面貌，将“我们”与“他者”区别开来，在群体求异中产生国民身份感和国家归属感。第三，国家象征与标志在与人的身体互动中完成国家认知建构。当我们以各种方式向国家象征与标志致敬时，如向国旗敬礼、于特定场合奏唱国歌等，实物形态背后的国家形象在公民的身体互动中得以凸显，使无形的国情内容转化为有形的国家认识，实现了实物象征标志对抽象国家理念的阐释与再现。此外，国家象征与标志还借助于一定的场域、情境、实体、影像等，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而润物无声地建构人们对国家的感知与认同。[4]

长期以来，教育者对国家象征与标志“意义格局”的追寻，遮蔽了作为实物载体的国家象征与标志的多元性功能和作用，造成了部分教育对象对实物层面的国家象征与标志的基础认知混淆甚至缺失。一些对国家象征与标志的不规范表述时有发生，例如，错误地认为国徽中有火炬、和平鸽、锤头、橄榄枝和太阳等元素，更有甚者对国歌名称、国土面积等知识性内容言之不详。为此，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要通过详细阐释国家象征与标志的实物概况，有效解蔽人们对实物层面的国家象征与标志的认知束缚。第一，教育者应针对不同学段的学情特点，设计并实施符合学生认知情况的国家象征与标志教育。在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着重引导学生认识国家象征与标志，“初步建立国家、国籍、公民的概念”[5]；在高等教育阶段，在讲解宪法学知识时着重阐释“国家标志的功能、历史发展和相关法律制度”[6]。第二，加强国家象征与标志间的对比教学，如将国徽与党徽、团徽等进行比较，夯实学生对国家象征与标志的认知基础。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不仅要介绍国家象征与标志实物的基本信息，而且要完善对国家象征与标志的具体元素的解读，详释不同象征与标志的构成元素以及单一元素和组合元素的代表意义，使学生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在差异性求知中形成系统性的国家认知。第三，加强国家象征与标志的行为指南教育。在日常生活中，教育者既要严格规范使用国家象征与标志，又要教育和引导学生了解、熟知相关规定，并监督其正确运用，帮助其培养理性的国家认知和爱国行为。

三、符号维度：以意义载体表征国家价值

符号，通常指社会成员用以表达某种共识性意义的记号或标记。在国家认同的认识框架内，国家象征与标志可以是话语符号和非话语符号，可以是语音信号、视觉图像、字符文本、空间建筑，也可以是文化观念、历史人物或事件等。例如，人们以动物形象为符号载体，寓意刚健有为、气势恢宏的精神气质，构成了“龙马精神”“龙吟虎啸”“龙飞凤翔”等蕴含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美好词汇。

不同于能够被直接感知的实物国家象征与标志，符号意义上的国家象征与标志在感觉材料的基础上更具抽象价值。“如果没有符号系统，人的生活就被限定在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内。”[7]一方面，国家象征与标志具有符号的传导功能。与实物载体不同的是，符号载体表意的功能重心由简单的“承载”转变为“输送”“传导”，国家象征与标志能够通过与个体建立联系，帮助人们加深对国家意识形态、国家制度观念、国家精神的理解。比如，2019年国庆期间，“H5生成国旗头像框”“我和国旗合张影”等线上活动流行，在国旗图像与个体图像进行符号化链接的过程中，人们在符号的中介与传导作用下理解及表达爱国情感。另一方面，国家象征与标志具有符号的联想功能。符号能够帮助人们对外部信息进行判断与编码，引导人们进行求同联想、求异甄别、顺序思考以及因果链接，在整合、筛选、推断等思维运动中建构国家认同。以色彩的视觉联想为例，作为艺术设计产物的国家象征与标志，在色彩的选择上遵循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视觉习惯。国旗、国徽、国歌配图中的主基调——红色，象征着生命、鲜血和革命，人们能够由此联想到中华民族对吉祥美好的追求、革命烈士的牺牲以及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的意志等。

在符号层面运用象征与标志开展国家认同教育，需要教育者弄清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澄清国家认同教育的符号化与生活化之争。对于国家认同教育应加强符号系统应用还是立足现实生活，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议，部分学者甚至将二者对立起来，提倡“去符号化”的教育理念。对此，教育者应明确符号的概念，理解符号对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作用。国旗、国徽、国歌等象征标志引入国家认同教育，不是窄化、简化、限定化国家认同的内容，而是以象征符号为切入点和关键点，从符号的价值功能出发，引导教育对象见微知著、有的放矢地认识国情，进而认同国家。二是在国家认同教育中应避免符号暴力带来的负面影响。符号暴力是指语言、行为、思想等符号内容所构成的为用户所接受的不易被察觉的暴力。[8]国家象征与标志在互联网时代存在形式滥用、内容解构、价值改造等问题。例如，“请给我一面国旗@微信官方”活动在朋友圈大量刷屏，但网民在“集体狂欢”后却发现并不能获得带有国旗的头像。与此同时，人们在被动接受密集讯息的过程中产生审美疲劳，爱国热情和国家形象的权威性、神圣性、崇高性也在虚假形式中被消解。可见，在使用符号开展国家认同教育时，要充分注重符号所传导与隐喻的内容价值，推动国家象征与标志在“个体—国家”之间实现有效链接和高质互动。

四、仪式维度：以情景展演渲染爱国情感

仪式作为一种象征性活动，通过图像、音乐、标语、实物等可感知的国家象征与标志，使抽象的价值观念转化为具象的思维信息，进而在情境营造、情绪传递、情感体验中使参与者的个体意识与国家观念发生“碰撞”，激发爱国情感。在建构国家认同的過程中，仪式同国家象征与标志相互依存、相互补充。一方面，国家象征与标志是仪式的基础要素。“象征符号是仪式中保留着仪式行为独特属性的最小单元，也是仪式语境中的独特结构的基本单元。”[9]仪式离不开国家象征与标志的融入与运用，一场仪式倘若仅创设特定的时空环境场域，而没有鲜活的实物和符号载体，国家象征与标志所承载的丰富内涵、历史资源、价值意蕴无法被表征，仪式的价值与作用也便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实物维度和符号维度的国家象征与标志都是静态的，经由仪式以主题、符号等形式进行具象的展演，最终实现爱国情感的动态表达。借助这种鲜活的仪式操演，能够充分释放国家象征与标志背后的象征意义。“政治仪式中的国家标志不是束之高阁的物件，而是特定情境中的共同体圣物。”[10]例如，我国的典礼制度中，升降国旗仪式、颁授国家勋章等仪式的运用和常规操演，使得人们的国家荣誉感、尊严感、自豪感等爱国情感愈加深沉。

国家象征与标志在严密的程序设计与动作操演中，使人们既可以从外部形态上直观感受仪式所展现的大国气质，又能从象征意义上感悟国家内部的精神力量，从而涵养爱国情感与国家认同。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要处理好仪式同国家象征与标志之间的关系。教育者不仅要在仪式中运用好各种国家象征与标志，深化国家认知，而且要通过仪式创设情感氛围，充分激发国家象征与标志背后的象征意义，使直接或间接在场的参与者融入具有感染力的爱国场域。在特定的环境与氛围中，仪式参与者通过集体起立、肃穆、鼓掌、欢呼等体验，增强个体间的心灵互动与群体在场感，使个体与集体间形成一种情感联结，唤起和强化人们的爱国之情。

五、法治维度：以刚性约束彰显国家权威

权威的存在是国家维持稳定秩序和发挥治理功能的重要前提，人类社会“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11]。国家象征与标志作为国家权威性的凝练表达，集中代表了国家的权威特性。从强化权威的路径看，国家象征与标志对国家权威性的建构，离不开自身法律地位稳定性和严肃性的前提性确认。法律不能朝令夕改，相关法律的制定与出台维护了国家象征与标志的稳定性，使公民形成对国家象征与标志的稳定认知，满足了国家认同建构的内在要求，为公民认同国家提供了稳定的心理预期。

新时代，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国家象征与标志的制度和法治建设，使国家象征与标志形成以宪法为核心、以专门法和相关法为配套规定的刚性制度体系，有效保障了国家象征与标志的神圣性和权威性。2019年11月颁布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提出：“对不尊重国歌国旗国徽等国家象征与标志……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12]；2020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进一步规范国旗、国徽及其图案的悬挂和使用；2023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将“国旗、国歌、国徽等国家的象征和标志”纳入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从生活宣传到教育推行，从规范使用到违规惩戒，党和国家有效拓展了国家象征与标志的社会影响力，促使国家象征与标志内化为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支撑载体。

教育者应充分利用国家象征与标志在塑造国家权威方面的功能开展国家认同教育。第一，国家应加强对国家象征与标志的普法宣传力度，对广大公民尤其是青少年开展相关法律知识普及。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等法律规定了相关的国家象征与标志应由哪些主体使用、在哪些场合必须使用、在哪些场合可选择使用、以什么样的方式使用、在什么时间范围内使用等问题。通过宣传国家象征与标志的使用等日常的实践表达，能够有效建构国家象征与标志和公民之间的制度化链条，促进国家象征与标志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深入人心。第二，国家应加大国家象征与标志的互联网规范与监督力度，避免国家象征与标志的娱乐化解构。例如，网络管理者依照《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对网络账号中“含有党旗、党徽、国旗、国歌、国徽等党和国家象征和标志的”的内容从严核验[13]，对主流媒体发布内容和自媒体算法推荐信息进行内容把关，避免其损害国家形象及尊严。第三，教育者可依托国家象征与标志法律的实践案例开展国家认同教育。例如，将“视觉中国滥用国旗国徽图片版权”“涉英烈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等司法判决列入课堂教学案例，用真实的法治故事警示学生要时刻捍卫国家象征与标志所代表的国家权威与尊严。

六、社会心理维度：

以历史记忆链接身份归属

社会心理层面的国家象征与标志突破了物质层面的存在形式，正如“大象无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道”的表现学解读，即高尚的价值境界、崇高的权威气派，往往不被一定的事物和格局所限制。国家象征与标志的作用发挥不仅需要共时性空间的承载，更需要历时性的传播以实现长期延续。人们对爱国歌曲、英雄烈士、标志性建筑等形成稳定的历史记忆，并在记忆分享与建构中定位身份归属与实现国家认同。例如，《东方红》《我的祖国》等歌曲在历史演绎中历经律动节拍、文词曲目、表现形式的嬗变，成为串联个体与国家关系的记忆枢纽，每当人们听到熟悉的声音，便能自发感受到祖国的伟大与“做一名中国人”的自信与骄傲，在记忆的回溯与续写中实现“中国人”的身份建构。“借助于我们总是记挂于心的标志”是审视自己、考虑他人以及将自己定位在社会框架之中的有效记忆方式。[14]

从国家认同的实现路径看，一方面，应引导人们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族群血脉与生活基础实现认同；另一方面，可以借助人们对政治国家的制度、道路、政策等的拥护实现认同。二者皆需依靠历史记忆完成认同过程。“国家认同是通过记忆战略来创造和转变的，这些记忆战略的目标经常是为了使‘民族的或‘群体的自我利益最大化。”[15]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国家象征与标志保护和其对民族历史记忆的赓续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革命旧址保护利用导则（试行）》等有关国家象征与标志的制度文件中都有对历史记忆的相关表述。《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实施国家记忆工程，依托文物建筑、文化典籍、国家档案等，制定国家记忆数字化保存行动计划和建设全民共识的国家精神标识。2016年，《国家记忆》节目以记忆为名，钩沉国史中天安门、国徽、国歌、国旗、英烈、劳模等共和国象征与标志，将新中国的战争记忆、工业记忆、民族记忆向观众娓娓道来，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人们的国民身份归属。

新时代，国家认同教育要善于运用社会心理层面的国家象征与标志。面对记忆的代际断层、记忆真实性诘问、记忆内容篡改等现实难题，一方面，教育者要讲好新中国史这门“必修课”。国家象征与标志的作用发挥不能局限于内容煽情、形式吸睛、流量推动的短期运用，教育者应从回溯国家象征与标志的诞生、发展、创新、展望的历史沉淀中，讲出国徽、国歌、国旗、首都等形象标志的“前世今生”，探究其对于一代代国家公民集体记忆的长期性影响。另一方面，教育者要勇于直面记忆的真实性诘问。面对少数人对国家形象与标志内容的恶意解构、故意杜撰、有意混淆的行径，应以丰富精准的一手史料为教学基础，“牢牢把握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创新宣传方式”[16]，铸牢学生对于国家的真实历史记忆。

立足多重视角解读国家象征与标志，反映了其在国家认同教育中功能发挥的系统性和丰富性。五重维度的存在形态与使用语境虽各有侧重，但本质上都是以象征与标志物为中介，调动主体人对被象征或被标志的国家客体的意识认知、情感投射和行动表达。新时代，面对国家认同中简单排异或盲目崇拜的极化倾向、国家历史边缘化与去政治化的虚无主义思潮等，教育者应充分挖掘国家象征与标志的内容资源，规范与管理国家象征与标志的制度建设，将国家象征与标志融入教育与法治的轨道，在教育的柔性表达与制度的刚性约束耦合中提炼国家认同的本质要义，铸牢公民的国家认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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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