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 达

（深圳大学艺术学部，广东 深圳 518060）

当下，记忆已成为人类社会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对记忆的研究也在历史学、社会学、文学、文化学，甚至计算机科学等多领域渐次展开。由于其跨学科的特质，对“文化记忆”的研究逐步发展成为人文社科领域的显学之一。自1998 年英国政府首次提出“创意经济”的概念以来，很多国家纷纷探索将传统经济导向创意经济的转型之路。随着创意经济时代创意产业的崛起和新媒介技术的应用，记忆的能指和所指、内涵和外延均随之不断发生变化，文化记忆媒介范式的转型与创新也凸显出不可或缺之势。格雷马斯矩阵被巧妙地应用于剖析文化记忆构建机制，其中，媒介被标识为文化记忆构建中最活跃的变量。基于此，学者们以文化记忆的媒介功能为研究切入点，与创意经济时代的文化再生产及储存特性相结合，进一步阐释了文化记忆媒介在创意经济时代所展现的全新形式与发展路径。从本质上说，在创意经济时代文化记忆媒介的转型和发展涉及多种方法，这些方法结合了传统与创新，打造出一条尊重历史、适应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道路。它将过去的精髓与未来可能的潜力编织在一起，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动态交互中树立了文化记忆的地位，从而确保其在数字主导的未来中的永续。

一、文化记忆理论及文化记忆构建机制

“文化记忆所涉及的是人类记忆的一个外在维度”[1]（P10），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与社会框架、媒介维度、文化条件密切相关，不断受到社会环境、政治制度、经济技术的影响和塑造，更是对文化意义的传承。每个社会和集体都存在着区别于他者的独特知识体系，文化记忆就是该知识体系中不断出现、不断重复的仪式、图像、文字……大众对文化的记忆往往伴随着对社会的记忆，在扬·阿斯曼（Jan Assmann）看来，“社会记忆由人群当代的经验与过去的历史、神话、传说等构成，藉由文献、口述、行为仪式（各种庆典、纪念仪式与讨论会）与形象化物体（如名人画像、塑像以及与某些记忆相关联的地形、地貌等等）为媒介，这些社会记忆在一个社会中保存、流传”[2]。在一个社会中，集体不断地创造、修正、遗忘集体记忆，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集体共识与认同。

（一）从集体记忆到文化记忆：记忆理论的嬗变

记忆理论本属于心理学和生物学的研究范畴。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开创性地将记忆研究的视角由个体转向集体，为记忆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社会学的阐释框架。该理论提出记忆不是孤立的个体行为，它是一种社会产物，即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借助于自身经验和社会其他人的记忆参与到集体记忆的构建中，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机制为记忆的构建提供了框架，所谓的“集体记忆”是在社会、文化与心理层面上进行的共享与再生产。哈布瓦赫将集体起源神话及相关历史事件作为研究对象，以特定文化符号系统为传承和表达载体，其目的在于探讨集体记忆的合法性问题，进而加强对集体主体的同一性认知。

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夫妇（Aleida and Jan Assmann）在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的基础上开创了“文化记忆”理论，实现了记忆研究从社会框架向文化框架的转向，使记忆研究由社会学、历史学领域逐步进入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并对文化记忆的媒介之维展开批判，将记忆危机表征为媒介形式的历史变迁。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是一个集体概念。它指的是所有通过一个社会的互动框架指导行为和经验的知识，都是在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中一代代地获得的知识[3]。由于各种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文化记忆不是一个纯粹的过程，而是一个选择性的、被建构的过程。各种权力结构、意识形态和文化实践都在文化记忆的形成和持续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理解文化记忆的形成和功能不可避免地涉及权力、身份和社群构建的问题，学者们需要将其置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语境中进行分析。中国学者邵鹏在其著作《媒介记忆理论——人类一切记忆研究的核心与纽带》中，也强调了个体记忆不仅涉及个人对过去经历的认知，还涉及个体的自我认知。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则涉及群体和社会如何构建和传承历史、文化记忆以及人类文明的演变过程。简而言之，文化记忆不仅仅是过去的简单储存或再现，更是在社会和文化中对过去的一种富有想象力的选择性记忆的重构，与当下社会密切相关。文化记忆以特定的文化符号系统为传承和表达载体，通常被组织起来并形成稳定的、物质化的传递形式（如文本、图像等）。群体中的个人则从这种重构中获得关于自己的整体性和独特性的意识。社会群体自发寻找了一种回忆文化的道路，并在想象中逐步完成了自我形象的塑造，继而在世代相传中延续并巩固了这种文化认同。

（二）格雷马斯矩阵在文化记忆建构机制中的运用

记忆不是独立存在的，它通过一定的媒介呈现与传播，推动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记忆是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下构建与过去有关的群体性知识，其构建与传播的过程必定依附于一定的物质媒介。在早期的记忆研究中，“媒介”与“记忆”之间被认为存在着一种既独立又互动的二元关系，这种观点将记忆的构建过程视为从记忆到媒介的单向线性过程。然而，如同记忆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记忆的构建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多重要素参与构建的复杂的过程，是一个社会根据当下特定的需求对过去赋予新的意义的过程，而媒介的嬗变构成这一动态过程中的重要变量。

为了进一步明晰这一动态过程，本文采用法国语言学家格雷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在《语义结构学》一书中提出的著名的“格雷马斯矩阵”（如图1 所示）来阐释文化记忆的构建机制。这一方法被广泛运用于叙事学的研究中以深入分析文本中的语义关系，尤其是关键元素及其对立或互补概念，如集体与个体记忆、官方与非官方的历史叙述等在文化记忆构建中的动态和互动。格雷马斯提出了叙事学中的6 个行动元素：主体和客体，即故事中的主人公（主体）与他所要完成的任务（即客体）之间的关系；支配者和接受者，即任务的发出者和接受者以及帮助者和反对者，即主体完成任务过程中遇到的促进因素和阻碍因素。除广泛应用于叙事学研究中，格雷马斯矩阵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也得到广泛运用。格雷马斯矩阵同样适用于分析文化记忆建构机制的逻辑：社会和集体是构建文化记忆的主体，过去通过记忆得以强化和记录，记忆联结过去和将来，是实现人类社会延续和文化传承不可或缺的纽带。“记忆不只停留在语言与文本中，还存在于各种文化载体当中，比如博物馆、纪念碑、文化遗迹、歌曲以及公共节日和仪式等。通过这些文化载体，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才能将传统代代延续下来”[4]。在构建文化记忆的过程中，这些文化载体(即媒介)成为构建文化记忆的帮助者，而遗忘则构成了记忆构建的阻碍因素（见图2）。

图1 格雷马斯矩阵

图2 格雷马斯矩阵在文化记忆构建机制中的应用

不难发现，在其他要素都具有相对稳定性时，只有记忆媒介不断演化，丰富着文化记忆构建的形式和内容，构成文化记忆构建机制中最活跃的变量。因此，这些文化载体和媒介构成了文化记忆构建机制的核心。媒介不仅承载关于过去的信息，还积极地解读过去的事件与人物信息、文化价值和身份认同等。在某种意义上，媒介也在积极创建集体记忆[5]。文化记忆媒介具有某种文化涵义，媒介不仅传达信息，而且也在创建集体记忆的过程中不断塑造人们对于过去的认知和思维活动，影响甚至改变后人对过去的认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化记忆即是文化记忆的媒介史，对文化记忆媒介的嬗变研究有助于深刻理解文化记忆的书写和传承。至于历史、媒介、未来和遗忘这些要素，尽管并非格雷马斯原始模型的显性表达，但它们可以拓展知识的理解。简而言之，历史可能塑造各种角色性格和动机，媒介影响信息的传递方式，未来通常关联主体追求的目标以及发送者的愿景，而遗忘可以作为故事中信息丢失或动机改变的要素，形成阻碍影响主体实现目标。

二、创意经济时代传统文化记忆媒介的转型和发展

在创意经济时代，传统文化记忆媒介正在经历转型和发展。传统文化记忆媒介是那些用于传承和展示传统文化的媒体形式，如书籍、音乐、绘画、戏剧、电影等。这些媒介在创意经济时代面临着许多挑战和机遇。一方面，传统文化记忆媒介正在适应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发展趋势。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媒介记忆正在转向数字平台。传统文化作品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进行保存、传播和展示，使得更广泛的受众可以更加便捷地接触和了解传统文化。数字媒体还提供了与观众互动和参与的机会，促进了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再创造。另一方面，传统文化记忆媒介正在与新兴媒体形式相结合。创意经济时代涌现出了许多新兴的媒体形式，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智能手机应用等。在新兴媒体的帮助下，传统文化记忆媒介可以创造出更加丰富多样的传统文化体验。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例，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人们对传统技艺、仪式、表演等进行数字化记录和传播，进而保护并推广这些独特的文化形式。例如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人们能“亲身体验”传统的火龙舞、皮影戏，身临其境地参观古代建筑，这不仅使得文化的接触不再受到地域的限制，还使得年轻一代能以更为现代的方式接触和理解传统文化，进而创造出新的文化形式和表达方式。

承载文化记忆的媒介既可以是如博物馆、纪念碑、文化遗迹之类的实体物质，也可以是某种象征符号、某种具有精神层面含义的东西，也就是哈布瓦赫所指出的“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6]，如仪式、纪念、节日庆典等。创意经济时代，文化记忆的书写在不同媒介的互动中生成和发展，并不断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和形式，无论是实体物质还是象征符号，无论新旧，都面临着迭代与转型。其中，博物馆作为官方构建的最具权威的文化记忆综合场域，而仪式作为人类社会最古老的且延续至今的文化记忆传承方式，两者的转型和发展都具有极强的显示度和代表性。

（一）“重复”与发展并重的仪式

仪式是“集体欢腾”的代名词，是社会完成记忆的代际传承、维持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和媒介。它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象征性行动，在集体与个体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沟通形式，有效地传递和加强特定的文化、社会价值和信仰。在无文字社会中，仪式与节日庆典共同成为文化体系的象征，成为文化记忆的载体。阿斯曼指出，所有的仪式都含有重复性和现实性这两个方面[1]（P7）。仪式通过定期的重演，使文化记忆得以保存和再现，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与集体之间的认同感得到强化，同时也在不断的演绎中更新和再创造文化符号和社会价值。此外，仪式常常涵盖丰富的符号元素和深层次的文化编码，为文化记忆的传递提供了富有张力的平台。在一些社会文化实践中，仪式不仅仅是记忆的传承，更是一种社会凝聚力的体现，强化社群之间的联系和边界。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丰富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国家，其礼仪体系凸显出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礼仪不仅展现为一种社会行为准则，更进一步弘扬了社会和谐，是优质人际交往的基石。现行礼仪可归纳为3 大类别：传统节日的仪式习俗、社会互动的礼仪法则以及纪念历史的仪式。传统节日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可被视为文化符号的集合体，节期、仪式活动、传说故事共同构成了一个多维的、完整的文化符号网络。如端午节从其起源是一项驱邪避疫的民众活动，后来逐渐吸纳了屈原、曹娥、伍子胥等历史人物的故事元素，转向为一种浪漫的知识分子气节文化。特别是通过文学和艺术作品的演绎和渲染，端午节文化实现了从民俗实践到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的升华。五色丝线、艾草、雄黄酒、粽子、龙舟等元素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不断体现着文化的再建构与演化。“抓周”作为另一种传统民间仪式，始于南北朝时期，之后逐渐渗透到不同民族（如汉、回、朝鲜族等）的文化实践中。在这一仪式中，婴儿在一周岁时通过选择特定的物品预示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些物品，从传统的福袋、钱袋、印章到现代的飞机模型、舰船模型和听诊器等，无一不承载着父母对孩子未来的寄托和希望。在不断的“重复”与实践中，这些仪式活动为文化记忆提供了一种持续更新的动力，对个体和集体认同的塑造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众多仪式中，国庆日阅兵仪式无疑是最具典型性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记忆载体。在战争年代，阅兵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舞士气；而在和平年代，这种仪式更多的是为了展示国威、震慑他国、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被赋予的主要是巩固和维护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意义和使命。根据格雷马斯矩阵，国庆阅兵这一仪式揭示了文化符号的多重性及其背后的意义构建，如事件的挑选和叙述方式，它们与社会文化价值、认同的关系，以及文化记忆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显示出哪些记忆被强化，哪些被边缘化，以及这些选择背后的权力关系。正如阿斯曼指出的，文化记忆以回忆的方式得以进行，起初主要呈现在节日里的庆祝仪式当中。只要一种仪式能够促使一个群体记住并强化他们的身份，重复这个仪式实际上就是传承相关知识的过程[1]（P88）。法国于每年7 月14 日国庆日举行的阅兵仪式便是最好的佐证，其按照一定的逻辑形成特定的程序，行为过程遵循严格的秩序和步骤，步兵方阵、骑兵方阵、装甲部队方阵和各类战机、直升机是法国阅兵仪式的传统“元素”，排兵布阵富有艺术气息，每年的阅兵仪式都是由“法兰西巡逻兵”飞行表演队喷发的象征法国国旗颜色的红白蓝三股彩烟揭开仪式的序幕。仪式并不仅仅是简单地重复先前的秩序从而完成一致性的行为过程；仪式还会随着历史的演进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不断创新，重新被赋予现实化的意义。创意经济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创新和与时俱进。法国国庆阅兵仪式也在不断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加入新的内容和元素。

通过以上国内外仪式的具体案例，我们观察到的是文化记忆如何通过礼仪仪式的反复实践，在保留传统元素的同时又加入了新的文化符号，进而在整个社会中持续地重塑与更新集体记忆和认同感。这一过程体现了文化的活力与包容性，也展现了文化记忆在社会集体和个体身份建构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博物馆：官方文化记忆书写发生的新场域

构建文化记忆的媒介，除象征性的媒介外，也可以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物质，博物馆便是典型代表，尤其是公共博物馆，同仪式一样承载着官方文化记忆书写的使命。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强调了“记忆场所”（Realms of Memory）的概念，这是一个与集体记忆和博物馆实践密切相关的概念，它强调了博物馆学所关注的是作为集体记忆的文化要素内容，即通过展览、教育和研究等实践活动，促进社会对集体记忆的理解、传承和共享。博物馆通过对展品进行搜集、整理、修复、展示、解说，为公众“重构”过去和历史。博物馆不仅仅是藏品的“收纳所”，现代博物馆最主要的意义在于激发文化认同，传播一种被某个或某些群体所认可的权威话语[7]（P16）。进入博物馆的个体或群体共赏展品，共塑记忆，共享过去，是一个获得对过往认知的过程，这一过程激发了公众对过去的回忆和共鸣，参观者参与了记忆的塑造，强化了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博物馆既是塑造记忆的场所，也是构建话语所争夺的空间。博物馆的意义并非完整重现历史，而是通过对零散的历史信息的搜集和系统化，向观众呈现一种依照特定逻辑进行叙事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所表达和“再现”的是博物馆设计者和管理者力图构建的一套价值论述[7]（P18）。博物馆作为信息与价值的融合“媒介”，通过分享和表现历史信息与知识，书写着这些信息和知识背后的“大写历史”[7]（P18）。这里所谓的“大写历史”便是代表着官方话语权和官方意识形态的“官方历史”，可见，博物馆构建的文化记忆也打上了官方烙印和官方记忆。

在创意经济的背景下，新媒体技术的普及成为博物馆这一记忆媒介转型的技术支柱。“二战”题材博物馆的创新实践为此提供了鲜活的范例。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酷、波及范围最广的战事，战后时期，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日本、中国等多个国家纷纷修建博物馆，致力于对这一历史阶段进行深刻的记录和解读。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二战博物馆通过广泛展示丰富的历史资料，尤其是借助新媒体技术，力图尽可能真实地重现德国纳粹党的发展和毁灭的过程，以对该段历史事件的“再现”进行深刻反思以及完成官方记忆的书写。

新媒介技术不仅助力于历史的还原和再现，同时也推动着博物馆向数字化方向演变，孕育着新形式的数字博物馆和在线博物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所创造的“中华古籍资料库”对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日本永青文库在内的超过10.2 万部古籍影像资料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并通过持续开放的资源共享，深入挖掘其中的深厚内涵和时代价值，有效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传播能力。故宫推出的“数字多宝阁”利用高精度三维数据全面、多角度展示文物精品，通过非接触测量技术与三维成像技术的联动，经过实地摄影、数据采集和三维动画合成，将文物通过虚拟三维模型呈现给观众，对文物的保护、更新及传承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法国作为博物馆数字化的先行者，自20 世纪末开始进行藏品数字化工作。2002 年，卢浮宫将网站改版，将数字化典藏品按照文化区域或创作形式分类，展示藏品多达16.5 万余件。至2022 年，这一数据增长至48 万件，占总藏品的75%[8]。此举不仅延伸了艺术品的生命周期，将其转变为数字化的形式，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更加强化了文化记忆的存储和传播，实现了一种不受地理空间限制的文化体验。在线的卢浮宫虚拟参观首先展示的是象征着“太阳王”路易十四的阿波罗廊，以太阳运行为装饰主题，占据卢浮宫小长廊一整层。这一展厅在巩固国家认同、传播文化记忆方面极具代表意义，成为虚拟参观的开篇之选。同样，主流权威阶层在文化记忆的数字化建构中，不会公开展示在殖民扩张时期从他国掠夺的珍品，如康澄所言，人类集体并非“客观”地回忆过去，而是在新的社会框架下对属于过去的记忆进行当下的重构，通过这种重构来加强机体的自我认同或选择，去遗忘那些对集体构成威胁的部分。这种重构文化记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们在新的社会语境下运用创造力、想象力和推测力再现、认知和重建过去的过程[9]（P61）。卢浮宫博物馆藏品的数字化虚拟过程也可被解读为主流权威话语的传播，其被数字化的藏品亦“暗示”了权威话语的趋势与博弈。

三、创意经济时代文化记忆新媒介的产生和发展

在创意经济时代，文化记忆的产生和发展受到新媒介技术的深远影响。新媒介的兴起为文化记忆的传播、保存和重塑提供了全新的平台和方式。如开放数据和开放文化的理念被广泛推崇，开放数据意味着文化记忆的信息可以更加容易地被获取和利用，而开放文化则鼓励人们共享、重构和再创造文化记忆，促进了文化记忆的多样性和创新性。新媒介进一步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但同时也面临着信息过载、数字鸿沟和版权保护等问题。

数字媒介在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下应运而生，初级阶段的互联网早已走向万物互联并演化为更加智能化的“智慧媒介”，LBS 基站定位、传感器、大数据等物联网技术将无限拓展媒介终端等场景化应用，推动物质世界与虚拟世界深度融合。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认为，计算的影响已超越计算机本身，它已成为我们生存的决定性因素[10]。计算机不但参与创造我们的记忆内容，同时极大地影响记忆的思维与选择，媒介技术的流行趋势正在逐渐将人们推离线下舒适区，媒介技术解构并重构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方式，由先进技术带来的数字鸿沟也正在挑衅技术的未来发展。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网络社会的崛起，加速了社会转型的过程，这些过程也将更加深刻地影响文化与权力。文化展示、传播和记忆的空间将通过电子符码，最终汇聚于超文本的视听形式中”[11]。这使其区别于印刷、电报与非数字电话等媒介形式。数字技术的进步同样重塑了记忆过程的方方面面，甚至彻底改变了以往对记忆的认知。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以碎片化的形式不断在网络空间中构建，这意味着每个人在记录个人回忆的同时也在书写社会历史。这种情况使得数字媒体领域成为研究集体记忆的新可能。迅猛发展的数字技术已然改变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

随着数字媒介的兴起，文化记忆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首先，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个体记忆的保存和分享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过去，我们依赖于纸质照片、日记和口述来记录个人回忆。然而，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数码相机、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等工具轻松地捕捉和分享生活中的片段。这些数字化的个人回忆可以以多种形式存在，如照片、视频、博客、社交媒体帖子等，其丰富了人们的回忆体验。其次，数字技术极大地促进了集体记忆的形成和传播。社交媒体平台成为人们分享和传播信息的重要渠道，人们通过发布自己的经历和见解，将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相融合。这样的碎片化信息被广泛传播，形成了一个多元而动态的社会历史记忆的拼图。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成为历史的记录者和传播者，为集体记忆的建构做出了贡献。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学家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单向度的人》中提出了科技异化理论，认为原本由人所创造的技术却反过来成为控制人、束缚人、奴役人的工具。碎片化的记忆和信息过载可能导致集体记忆的混乱和失真。而个人回忆的公共化也带来了隐私和安全的考虑，警示大众对新媒介辩证以待。

（一）文化创意产业：象征性与商品性并存的记忆媒介

文化记忆具有很强的可塑性，不受时间的限制，并随着现实情况的需求而改变；文化记忆媒介也由传统形式向现代形式转化，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随着传统经济向创意经济的转型，文化记忆的传承和书写被赋予了崭新的思维模式和表达途径。蓬勃发展的文化创意产业对文化资源的再生产构成了一种与既往截然不同的文化储存方式，该方式以其普适化的传播样貌形成了不同的暗示（不是直接、明确地呈现文化记忆的具体内容，而是以隐含的方式传达文化记忆的意义和价值。通过使用符号、象征和隐喻等手法，文化创意暗示着文化记忆中特定的信息，这种信息需要观众进行联想和解读。这种暗示性的表达方式激发观众的思考和感知，让他们在参与文化创意的过程中自行解读和理解文化记忆的内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在2021 年合著的《城市、文化和创造力——利用文化和创造力，促进可持续城市发展与包容性增长》（Cities,Culture,Creativity:Leveraging Culture and Creativity for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and Inclusive Growth）一书中指出：“文化和创意产业是创意经济的关键驱动力，是就业、经济增长和创新的重要来源，因此有助于提高城市竞争力和可持续性……文化和创造力还能增强街区层面的社会凝聚力，使创意网络得以形成，推进创新和发展，并为经常在社会和经济中受到排斥的人们创造机会”[12]。可见，文化和创意对于增强民族和国家的凝聚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无独有偶，阿斯曼也指出，每种文化都会形成一种“凝聚性结构”，它起到的是一种连接和联系的作用[1]（P6）。文化创意产业正具备了这种将记忆凝聚的文化结构的特质。文化产品是一种以文化内涵为内容的符号产品，文化创意产业的基础是文化资源，受到需求、技术和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品和服务是基于对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通过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再利用和创新，也可理解为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储存和“编码”，从而为用户提供“体验式产品”。用户对产品的使用和体验是一个“解码”的过程，“这种‘体验式产品’从生活与情境出发，塑造感官体验及思维认同，以此抓住消费者的注意力，改变消费行为，并为产品找到新的生存价值和空间”[13]。产品生产者“编码”到消费者“解码”的过程是一个交流符号信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承载着文化记忆的传统文化资源通过生产者的“编码”得以储存，并通过消费者的“解码”得以传播。可见，文化创意产业通过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再生产与再利用，将文化内容与文化表达形式有机结合，形成了凝练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文化符号能以压缩的方式保存大量的文化信息，它具有高度的凝结能力，是人类文化记忆的绝妙之处[9]（P55）。

2021 年，以中央电视台和河南卫视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广播电视文化机构推出了一系列富有深度的“国风”节目，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华夏文明的独特魅力，从而进一步加强民族文化自信的构建。这种富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创意经济时代中文化记忆的有效载体，承载着当代人的文化记忆与认同。文化创意产业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和外溢效应，文化产品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其兼具商品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宣传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从而实现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文化记忆媒介所拥有的某种“暗示”功能。文化产品是某种经济基础、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活在精神层面的反映，蕴含着某种特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在传播的过程中必然会对受众的价值观、思想观念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文化产品的文化价值就在于能够为消费者提供与其他产品不同的精神体验。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文化记忆媒介的暗示功能也正是通过其精神属性得以体现的。文化创意产业通过文化产品在社会中的流通来实现其教化功能，正如费斯克（John Fiske）所说的，“在文化经济中，流通过程并非货币的周转，而是意义和快感的传播。在这种文化经济中，原来的商品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快感的话语结构”[14]。大众在消费文化产品的同时，主动或被动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受到文化产品的熏陶和影响，而逐渐形成一种文化观念。此外，创意产业（如影视、游戏和设计等）在文化记忆的再生产和传播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它们通过再创作和改编历史故事，让过去的记忆以新的形式重现在公众面前；另一方面，它们通过创意实践不断产生新的记忆符号和文化表达，与现有的文化记忆相互碰撞和融合。最具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好莱坞电影产业，好莱坞电影长期以来一直占据着全球电影市场的主导地位，其电影风格、价值观和流行文化符号在全球范围内影响深远。在不断的传播中它让人们对美国心生向往崇拜的心理，形成了一种所谓的美国梦想，影响着世界各地人们的文化审美观念和价值观，这不利于文化多样性发展。法国最早提出文化例外政策，许多国家采用文化例外政策虽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是总体上来说收效甚微。因此文化创意产业在发展中应更加注重本国的民族特色，避免沦为文化霸权的附庸。

（二）兼顾官方记忆与大众记忆平行书写的新媒介

创意经济时代，新兴媒介技术的崛起和应用与文化创意产业相伴相生，共同构成这个时代的重要表征[15]。新媒介对文化记忆的书写方式带来颠覆性的革新，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媒介也在创建记忆。新媒介的崛起之于文化记忆的重大意义，不亚于早期文字的发明和印刷术的出现。当下的新媒介正在不断丰富着文化记忆的构建模式，使之获得一种更为大众化、更加多元化的表述空间。文化记忆媒介具有存储、传播和暗示3 种功能，新媒介技术的兴起革新了文化记忆在时间维度上的存储方式。新兴媒介技术打破了传统的生产者和受众之间的平衡关系，新型互动媒介技术为生产者与消费者、客户以及公众之间建立起了全新的关系。新兴媒介区别于传统媒介的突出的特征就是互动性，或者说是交互性，公众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容易参与到文化记忆的撰写中，比如传统媒体在“遗产”传播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法国电视一台（私营）的13 点新闻节目对于文化遗产类节目的播映给予了精心的编排，对“遗产”及其从业人员进行深入的报道，但是其传播范围只能局限于电视节目的受众。现如今流媒体平台盛行，视频信息已经弥散在日常生活中。例如2019 年9 月，中国女排以十一连胜的战绩在世界杯成功卫冕。多家视频媒体平台如央视网、腾讯视频、优酷开通了赛事直播，并开放了互动评论区，让此次自发形成的媒体单向报道矩阵上升为大众参与的互动“媒介事件”，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身处比赛现场，但每个人又都“沉浸”于媒介构建的场景之中，在成为这场胜利的“见证者”的同时参与了文化记忆的书写，以此实现社会的价值认同。再如，公众通过网络媒介更多地参与到对某一个集体事件、文化事件的回忆和评述中，个人对文化记忆书写的参与度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个人参与文化记忆的书写过程使得文化记忆获得了一种更为大众化、多元化的表达途径。

官方记忆与大众记忆之间存在极高的流通与互动性。首先，许多政府机构、政府官员、企业和组织都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建立了官方账号。这些账号通过发布官方声明、政策解读、重要事件通报等方式，传达官方记忆，让公众了解官方立场和观点。其次，新媒体为公众提供了发布和传播信息的平台，使得个人可以成为公民记者。通过社交媒体、博客和视频分享网站等渠道，人们可以记录和分享自己的经历、见解和观点，从而反映大众的记忆和声音。再者，新媒体搭建了各种讨论和交流的平台，人们可以在网络论坛和评论区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些平台聚集了不同的声音和观点，反映了大众的记忆和思考方式。在线新闻平台，包括新闻网站、移动应用程序和社交媒体账号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分析公共事件和议题，呈现了一个官方记忆与大众记忆相互交织的话语空间。

新闻改编类电影融合官方与大众记忆，构建一个包含真实与虚构的叙述空间，成为塑造统一集体记忆的独特媒介。在社会事件的舆论场中，官方媒体以事实陈述平息谣言，强调调查与审判结果，而对事件细节与人物心理及情感的描写往往空白。相对地，大众记忆主观性强烈，容易产生并放大情感偏好，进而加深对事件的争议。例如，2023 年的电影《消失的她》源自受到广泛关注的“6.9 泰国孕妇坠崖案”，结合了真实案件的杀妻情节和都市传说元素。此类电影引发观众对新闻事件的再关注，并激发对爱情与婚姻的反思。电影的叙述深化了观众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实现文化记忆的保留，提醒社会吸取历史教训。此外，作为一种具备深远影响力的媒体形式，电影能够促进事件在社会上的广泛讨论和辩论，推动社会进步与改变。在观众与影片角色形成情感联结的过程中，观众易产生对事件受害者的理解与关怀，进而激发社会对受害者的支持与协助。

然而，阿斯曼对以数字化为代表的新媒体书写时代的文化记忆持一种悲观的态度，她认为，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彻底颠覆了人与书写之间的关系，电子书写流动、多变、不间断的重写等特征让媒介反客为主，它不再仅仅是人类交流的工具、记忆的媒介，而是反过来让大脑日益工具化，从而使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层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6]。比如集体的虚假记忆“曼德拉效应”即一种集体错误记忆现象，指大量人群对某一事件或事物的记忆与实际情况不符。人脑无法从记忆中直接识别出错误的记忆，回忆过程中错误的言论、媒体报道、类似的影像诱导干扰了客观事实，在大脑中重构了记忆。电子媒介对于文化记忆的书写带来的是重构还是颠覆，是文化记忆研究领域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四、结语

文化记忆深入探讨了人类记忆的外在维度，是一种与社会框架、媒介维度和文化情境紧密关联的动态构造，并在社会环境、政治制度以及经济技术的持续影响和塑造下发展和演变。这不仅体现为文化意义的延续和传递，更体现在各个社会和集体的独特知识体系中，通过对仪式、图像、文字等符号的持续呈现和重复来确立。在创意经济的背景下，文化记忆媒介经历了数字化和网络化的转型，为文化认同的功能实现提供了更深层次的拓展，也让传统文化在更广泛的受众中得到传播和理解，但这一过程亦需要更多的批判性分析。本文聚焦于传统媒介的转型和新媒体的兴起，探讨新旧媒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在何种程度上塑造了文化记忆新媒介的产生和演进。新媒介引领文化传播的创新，而旧媒介则为文化记忆提供稳固且权威的依托。二者的互补与互动拓宽了文化传播的渠道，推动了多元的解读视角的形成，并激活了文化内容的创作、传播和消费的多样性，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拓展了新的可能性。在现代社会，文化记忆的重构往往通过创造力和选择性的遗忘来强化集体认同，并在不同的社会和历史语境中演变。新媒体技术强化了官方与大众记忆的互动，例如新闻改编类电影提供了一个融合真实与虚构元素的统一叙述空间，增进了人们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尽管如此，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不仅需要强调文化的现代化保存和多元表达，也要平衡对本土文化的保护。与此同时，面对信息过载、数字鸿沟和内容筛选的挑战，我们还需要关注这些因素可能阻碍人们接触有价值的文化记忆。数字技术涉及的版权、隐私等法律和伦理问题亦不容忽视。阿斯曼对电子媒介可能导致的集体虚假记忆问题（如“曼德拉效应”）提出了警示。如何利用新媒体技术保护文化，确保文化记忆在数字化转型中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可持续性以及防止虚假记忆的产生，成为了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进一步强化文化和媒体素养教育，引导并深化人们对文化记忆的创造和传承的理解和参与，成为至关重要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