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社会建构’视角下城市社区党建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1BDJJ01。

作者简介：费广胜（1965—），男，山东科技大学教授，管理学博士。

摘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启了漫长的中国现代化探索之路。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成功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创立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涵，创造了中华文明当代形态。中华文明当代形态是传承中华文化精髓、植入了中国革命文化红色基因，并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的新的文明形态。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当代形态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23）06-0075-10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一段屈辱的历史，中华文明面临着巨大挑战。一些仁人志士为了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希望从西方工业文明中寻找中华民族图强良方，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开启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学习和效仿西方文明，探索近代现代化道路的艰难历程，但终究没能成功。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起，中华民族开始探索新的现代化道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接续推进现代化进程，经历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斗争，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工业化、计划经济时期的“四个现代化”，到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终于成功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中华文明当代形态。

中华文明当代形态，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天人合一、天下为公、自强不息、为政以德、以民为本等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为精髓的文明形态;是植入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创造的革命文化的文明形态;是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和发展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指引的文明形态。

（一）中国式现代化传承中华文明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从中汲取养分，获取动力，赓续中华文明。中華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的哲学思想、价值理念、人文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价值观念和精神内涵，成就了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品格和中华文明当代形态的深厚根基。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价值理念。儒家哲学的民为邦本思想、仁政爱民思想和安民富民乐民思想，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得以延续。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至上[1]。“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2]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属性，而“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走的是富民之路，遵循的是“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传统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最突出的位置，组织实施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并取得了全面胜利，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道家哲学以“道”为最高哲学范畴，探讨自然、社会和生活的关系，其主张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致虚守静、无为而治的思想，给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刻的启迪。中国古人很早就形成了“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世界观，坚持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理念，使中华文明绵延不断。例如，建于战国时期的都江堰，就向世人展现了两千多年前中国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等理念的借鉴与发扬。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3]，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4]，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局面。

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基因。仁爱居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之首，是礼乐文明的依据，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理念，是整个儒家思想体系的基础。何为“仁”，子曰：“爱人”，即仁者爱人，意指仁者要有仁德之心，尊重他人，爱护他人。“爱人”的顺序是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他还说：“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可见，孔子的“爱人”起点是爱亲，是父母兄弟的爱，即孝悌之情，而终点则是爱众，即爱天下之“民”。虽以孝悌为仁之本始，但同时认为，仅停留于“亲亲”之情是不够的，需要推己及人。故而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孟子·梁惠王上》）。“推恩”也就是推己及人的扩充，而“泛爱”的行仁之方，则是孔子所说“吾道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恕”。儒家仁爱是从孝悌到博爱，其“爱类”思想是世界主义的，而其“仁民爱物”思想则具有生态环保意义，这种多层而不悖的思想，是儒家文化对于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倡导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其中，“和谐”“公正”“友爱”更是以中华传统“仁爱”理念为渊源。“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其本质是人民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无疑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仁民爱物”等民本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公民价值准则，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美德之一，如《管子·枢言》中就有：“诚信者，天下之结也”，意思是诚信，是天下行为准则的关键。“诚信”备受诸子百家推崇，老子首倡“信德”，孔子主张“民无信不立”，墨子主张“言不信者行不果”，孟子提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左传》提出“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把诚信上升为国家的根基、人民为人处事的依据。

崇正义是中华民族日用而不察的传统价值观，其内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平等、公正的价值取向相承接。中华传统价值观的“正义”是“正”与“义”两词意的组合，如“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荀子·正名》）。这里的“正”是“以……为目的”或“符合”的意思，而“义”是“道义”的意思。此外，“正”还有正当、公正和合适之意，如“政者，正也”，“名不正，则言不顺”。传统的正义观是以“义”为核心，“义”被视为人的立身之本和基本道德规范，作为判断是非、辨别善恶的标准和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有正当、适宜和应当之意，如“义者，宜也”，又如“义，人之正路也”。与同样是道德规范的“仁”有所不同，仁是对待他人的道德规范，对待他人要“爱人”;而“义”是对待自己的道德规范，对自己要严格且不苟且，使自己的言谈举止处处合乎道德要求，即“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中华传统正义观的崇高道德理想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像屈原、文天祥、谭嗣同等仁人志士，所展现出的“舍生取义”的爱国精神和“杀身成仁”的浩然正气，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价值。中国式现代化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导向，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适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回应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公平正义的價值诉求。

尚和合、求大同体现了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处世之道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彰显了中华民族“兼济天下”“协和万邦”的博大胸襟。中华民族是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对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成为长期不变的精神基因。中国式现代化赓续中华文明“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理念，倡导和平、发展、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主张不同文明之间包容互鉴，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华人文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相对于“天文”，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伊川易传》）。所谓“人文”意指人理之伦序，即人类社会运行之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礼乐教化天下为本，注重对“人”的关怀和对理想人格的塑造，有着重人、敬德、仁爱的人文传统，形成了以“和而不同”“以人为贵”“行天下之大道”“修身为本”为代表的和合共生、奉献、宽容、仁爱等人文精神。

重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道德经》），“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在国家治理层面上，有“民者，国之本也”的民本思想。中国式现代化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体现了中华文化中重人的人文精神。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紧紧依靠中国人民和海内外中华儿女，人民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主体;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和合精神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和”意指和谐、祥和，“合”意指合作、融合。和合思想认为自然界是一个和合的统一体，“和”是事物多样性的统一，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表达了对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基础的理解。和合思想还强调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正如“天人合一”将人类与大自然看作是一个生命整体，强调天地人不是各自独立、彼此对立的，而是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人与天一气贯通，不可分离。和合思想同时强调人际关系也应是和睦相处的。孔子以“礼之用，和为贵”，主张治国之事要“政是以和”，处理人际关系则“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孟子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国式现代化无不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精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全人类的共同追求[5]。中国式现代化强调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不同文明应相互尊重与兼容并包，秉持“和而不同”的精神。

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出强调的人文精神。孟子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顾炎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尽显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和甘于奉献的担当精神。中国式现代化倡导在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国人应心有所向，众志成城，党的干部应树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和“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6]。“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体现的是中华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独立自主、自尊自强、坚忍不拔、不屈不挠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特性，近代以来，这种民族特性，因沉沦与奋发、屈辱与抗争而得以彰显。正是中华文化的精髓，铸就了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中国式现代化不可能一帆风顺，艰难险阻难以避免，需要把磨难、挫折、痛苦作为人生的财富，把坚贞不屈、不畏险阻、越挫越勇、自强不息作为精神追求。

（二）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文明植入红色基因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形成了以“革命精神”为核心的革命文化，为中华文明植入了红色基因，并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资源、中华文明新的精神标识。

作为一种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具有独特的品质。科学性和真理性是革命文化的首要品质。中国共产党是革命文化的主要创造者，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文化的指导思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是孕育革命文化的沃土。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自诞生那天起她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以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革命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形成了革命文化，实践证明红色革命文化是具有生命力的文化。

人民性是革命文化突出的精神品质。革命文化形成伊始就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特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人民性成为红色革命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自诞生之日起为人民的翻身解放浴血奋战。在伟大的斗争中产生的革命文化，彰显了党的人民性，并贯穿整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革命文化来源于人民生活，依靠人民参与，由人民创造。人民丰富的生活是革命文化产生所需的宝藏，革命文化源于这些宝藏;人民又是革命文化的创造者，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革命文化都是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人民“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

创新性是革命文化又一突出品质。革命是创新的具体表现形式，革命文化是“打破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的文化，是创新性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创新思想成果是革命文化创新性的典型代表，其中，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创新性理论成果。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根本路线和根本方法;独立自主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立足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是革命文化创新性品格的灵魂。革命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在此过程中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并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完成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

革命文化的“革命精神”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阶段由无数革命先烈和英雄人物留下的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包括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 长征精神、 延安精神、 西柏坡精神等。2005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并系统阐释了红船精神，把红船精神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7]，其中，首创精神是核心，是动力之源;奋斗精神是支柱，是胜利之本;奉献精神是本质，是政德之基。井冈山精神酝酿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形成于井冈山根据地建立与发展的伟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精神，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8]。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创建、发展和保卫苏区革命实践中培育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体现的是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精神内涵[9]。长征精神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10]。长征精神，集中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的革命风范、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性格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延安精神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救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伟大历史进程中，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中培育和锻铸的伟大革命精神[11]，其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灵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核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内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特点。西柏坡精神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夜和中国面临两种前途命运抉择中产生的，包括“兩个一切”的人民至上精神、“两个敢于”的彻底革命精神、“两个善于”的立国兴邦精神和“两个务必”的不懈赶考精神[12]，其中，“两个务必”是西柏坡精神的灵魂。

纵观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蕴含的“革命精神”谱系，集中体现出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革命爱国主义。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崇高理想信念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成立那天起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13]。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科学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得出了人类最终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结论，指明了共产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归宿。马克思主义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而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之上的革命理想一经确立就坚不可摧。中国共产党自成立那天起就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想信念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中国共产党人为理想而生，为信念而存，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不惜牺牲一切。100多年前党的一大正是凭借坚定的革命理想、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立党为公的奉献精神缔造了红船精神，从此为党的革命事业指明了方向。革命先烈无所畏惧、前仆后继，靠的就是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井冈山时期，近五万名革命先烈献出了生命，支撑他们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这是井冈山精神的灵魂。80多年前那场伟大的长征实际上就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用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的生命和血肉铸就的长征精神。

革命英雄主义是革命者为了革命利益和革命理想敢于斗争、勇于自我牺牲的思想行为，包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勇于为革命献身的自我牺牲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是长征胜利的关键，长征的胜利也是红军将士革命英雄主义的胜利。长征精神形成于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其最为辉煌的一页就是革命英雄主义。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强大敌人和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红军将士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英勇顽强、不畏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超越常人的艰苦奋斗精神，表现出高昂的革命斗志和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态度。抗联精神是在长达14年血与火、生与死的艰苦斗争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用热血和生命书写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传统爱国主义精神植入新的内容和红色基因。这个时期爱国主义斗争的任务是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个时期的爱国主义精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注入了共产主义新血液，爱国与爱党、理想信念与爱国情怀融为一体。狼牙山五壮士跳崖前那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呐喊，集中体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赵一曼写给儿子的遗书，爱国主义精神跃然纸上。

（三）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中华文明发展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创立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中，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和发展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萃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精华，熔铸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制度和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以兼容并蓄为核心的开放精神，是中华文化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引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14]。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继承性使其拥有成为中华文明组成部分的文化基因，而其“先进性”则成为中华文明当代形态的重要标识和引领中华文明发展方向的路标。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一脉相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传承革命文化的革命精神，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15]。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力弘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秉持“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传统理想信念，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指明了未来发展方向。

革命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肩负的历史使命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肩负的使命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尽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革命文化二者产生的历史背景和肩负的历史使命有所差异，但是，同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先进文化，革命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可动摇的基石，也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嵌入红色基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转化和发展了革命文化所蕴含的伟大革命精神。正因如此，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精神标识的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伟大改革开放精神、科学家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与革命文化蕴含的伟大建党精神、张思德精神、苏区精神、南泥湾精神、抗战精神、延安精神等一脉相承，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业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精神、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精神、追求真理的求实精神等的新时代再现，形成中华文明当代形态的新标识。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先进性，首先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是人民的理论，是实践的理论，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16]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中国的实践中得以充分检验，其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以充分贯彻，其开放性在中国得以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硕果累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进入新时代，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们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内容。

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得以全面贯彻，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表征。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民的理论，中国共產党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民品格，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人民，形成了磅礴力量;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等重要论述充分彰显了人民性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先进性意涵。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其先进性得益于开放包容的品格。开放包容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天然的品格，它不仅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中汲取养分，而且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包容、借鉴、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确保自身始终处在世界文明成果的最前沿。开放包容之所以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天然的品格，是因为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是开放包容的。马克思主义起源于德国，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它不局限于德国，它与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国情相结合，产生了列宁主义。而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其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开放包容的品格，与时俱进，站在人类社会发展最前沿，主张尊重文明多样性，以宽广的胸怀对待世界不同文明，通过文明互鉴，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探索人类前途命运重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引领时代潮流和文明发展方向。

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成功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沃土，传承中华文明，创立了以革命精神为核心革命文化，为中华文明植入红色基因。而在此过程中创立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成为引领中华文明未来发展的路标，成功开创中华文明当代形态，进而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也为人类社会对更先进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就此而言，我们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其所开创的中华文明当代形态，毋庸置疑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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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郭培荣.为奋进中国式现代化凝心聚力铸魂育人[N].陕西日报，2023-04-13.

[12]郭建，张振杰.西柏坡精神的生成逻辑与时代价值[J].理论视野，2022（6）.

[13]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实事求是担当作为 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N].人民日报，2021-09-02.

[14]汤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系[J].红旗文稿，2019（19）.

[15]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N].人民日报，2020-09-30.

[16]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

Chinese Modernization Creates the Contemporary

Form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FEI Guangsheng

Abstract： Since its inception， the CPC has led the Chinese nation to embark on a long way of modernization exploration in China. Through the unremitting efforts of several generations， we have finally successfully carved out a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at conforms to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heriting the essenc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riginates the red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enriches and develops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creates the contemporary form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contemporary form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guided by the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is a new form of civilization that inherit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mplants the cultural gene of China's red revolution.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Chinese civilization; contemporary form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責任编辑：翟   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