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佳佳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两性关系一直是唐·德里罗比较关注的问题，几乎成为他每部小说都无法回避的一个主题。随着他对于这个主题的反复呈现，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逐渐凸显。20世纪中叶，传统女性观受到了女性主义的强烈抵制，西蒙娜·德·波伏娃尖锐地指出，“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1]。女性主义就是要揭示并批判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改变女性的“他者”地位，建构自己的主体性。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SexualPolitics，1970)中亦指出，性别关系是一种政治关系，是霸权和支配等因素组合成的权力结构关系。但由于女性内化了男权社会的价值体系，她们以为这一切都是应该的和自然的，以至于不能认清被压迫的实质和根源。德里罗小说中部分女性便是这种遭受歧视压迫也不反抗的类型，习惯了逆来顺受。但是，也有一些女性会像《名字》中的凯瑟琳一样，忍无可忍之时愤然反抗，在逆境中崛起，唤醒或建构自己的主体性，摆脱“他者”的地位。法国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曾结合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因素对19世纪法国农村村民对钟声的听觉变迁史进行研究，探讨了乡村钟声的文化意义及其对村民生活的影响[2]。可见，声音作为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呈现方式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研究的。《地下世界》以家庭和个人的成长为背景描写了20世纪50—90年代美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在这期间，美国女权主义经历了三次发展的高潮，女性权力的争取和女性主体性的建构在该文本中也有充分体现。本文以文本中的声音为线索，以小说女主人公克拉拉的成长作为关注点，从她人生不同阶段的声景视角中发掘其女性主体性一步步建构的过程，从而揭示德里罗对于建立反对性别歧视、倡导两性和谐相处的社会秩序的构想。

一、家务声景中理想与自由的束缚

20世纪30—50年代间，受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麦卡锡主义的影响，美国女性权益的争取遇到了重重困难。随着二战后美国物质享乐主义的盛行，整个国家和社会开始明显走向保守。“女性们在这股来势凶猛的保守主义思潮冲击下，纷纷相互仿效，承担起‘郊区家庭主妇’的角色，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二战后出现于美国社会的‘婴儿潮’。”[3]在《地下世界》中，50年代的女性在家庭、社会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承担着抚养子女、赡养老人及烹饪清洁等繁重家务，生活苦不堪言。对于克拉拉而言，这些身体的劳累仅是生活表层的压力，更深层的压抑来自于对梦想与自由的束缚。这与同时代的贝蒂·弗里丹在其《女性的奥秘》中提到的“无名的困扰”颇为类似。

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埋藏在美国女性的脑海中，是20世纪中叶美国女性承受的一种奇怪的激动，一种不满，一种向往。作品中，每个妻子都独自挣扎着。当她铺床、购买杂货、搭配沙发套材料、和孩子一起吃花生酱三明治、开车接送上下学的孩子，晚上躺在丈夫身边——她甚至不敢问自己这个无声的问题——“就这些吗？”[4]

克拉拉的这种困扰来自于生活中每一个寻常瞬间。当她陪着重病的婆婆听音乐时，一个念头突然袭上心头，“她坐在这里，和一个并不了解的、濒临死亡的女人一起，欣赏佩里柯摩的歌曲……克拉拉发现，这个时刻非常不可思议，很想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5]758-759。这里描写的其实是克拉拉对自我的一种陌生化审视，她觉得当下做的事情不可思议，实则是对自我的不信任，因为目前这个自我并不是她理想中的自我。这种自我怀疑在当时的美国女性中普遍存在，尼克的母亲也曾感慨，“她正在慢慢失去自己的个性”[5]746。

克拉拉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用来“关上门来履行对自己的义务——画画”[6]。独立画室成为她打发寂寥的空间，但对于有着艺术梦想的克拉拉来说还不够。她经常感到创作受到掣肘，毫无进展和方向。“她的画室与其说是她的想象的立足点，不如说是她的创造力的隔离；与其说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个人的房间》，不如说是多丽丝·莱辛的《19号房间》，阿尔伯特只是用这个临时工作室来迁就她。”[7]103她意识到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局限性，束缚了她作为艺术家的抱负。她在画她最了解的东西，那就是监禁。她在粉刷自己的牢房。

她听见丈夫给女儿声情并茂地讲故事，那种“夸张的口气”、“押韵、听起来非常滑稽的名字”、“圆润、富于旋律的声音”[5]759，本该听来是充满天伦之乐的，而那一刻，她却突然发现自己“再也不想听到那些故事了，于是关上了厨房门”[5]759。有时，为了远离这一切，她会跑到屋顶上俯瞰整个街区：暴雨将至，天空中墨云翻卷；狂风骤起，屋顶上衣袂飞腾；妇女们扯着晾衣绳上的生锈轮，发出刺耳的声音；女孩们掷着地上的小石子，叫嚣着游戏术语，迸发出牙尖嘴利的吵架声……她心底潜藏很久的声音仿佛这一场暴风骤雨，在周围各种噪音中呼之欲出——“独处、距离、时间、工作。她需要某种东西，以便让自己呼吸”[5]792，这样强烈的心底呐喊可惜无法被她的家人听见。她有过挣扎和反抗，但丈夫的回复是给她一间打发时间的画室和一堆普拉达的产品。她冷冷地笑着，用一种“惩罚自己常用的空洞的音调”回答：“我想欣赏绘画，直到我累得躺下。”[5]794“空洞”一词充满了灰心与绝望。她是一个渴望成为艺术家的妻子和母亲，但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她发现不可能调和这些角色。而这一刻，也终于让她看清了自我想要的东西，即充满个性、自由、独立的生活方式。这是她女性主体性觉醒的开始。

克拉拉的渴望与觉醒并非偶然事件，事实上，对于生活在少数民族移民区的白人家庭来说，不仅经济上缺乏保障，在政治上也受到排挤和歧视。种族矛盾、阶级矛盾再加上性别歧视，这些曾经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逐渐体会到自己的生活受别人的影响越来越大，而那个最真实的自己却越来越远离。所以，她们需要从这样的生活中挣扎出来，唤醒那个曾经拥有梦想的自我。

二、社交声景中知识与审美的提升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种族矛盾的尖锐化引发了黑人民权运动。而同样处于边缘地带的知识女性们也发现这种被安排的人生空虚、乏味，毫无成就感，她们需要主动去寻找人生的突破口，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境遇。“如果说黑人因受种族歧视而被剥夺自由和平等权利，那么她们则是因性别歧视而无法充分享受自由和平等权利。在黑人民权运动的启发和鼓舞下，这部分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于60年代中期掀起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为自己的平等权利而斗争。”[3]这一次，女性争取的权力范围比上一次更广泛，实用性也更强，它既包括参政、就业、教育等社会权利，也包括女性健康、生育、堕胎等个人权利。

在小说中，作者将关注点放在了克拉拉作为知识女性的成长上。格雷利·亨瑞曾指出，“德里罗对克拉拉·萨克斯的详细研究是他对一位艺术家最充分的认识和最深情的描绘。克拉拉是艺术赋予生命潜力的缩影，通过她，德里罗拓展了他现代小说的可能性”[7]82。同时，克拉拉也是整部小说的生命驱动力。在故事中，克拉拉一路成长。50年代，她在那间“属于她的房间”中尽情释放心底的声音。70年代，在阿西的启发之下，克拉拉走向自主艺术创作的道路，开始从“口袋女士”向艺术大师的华丽蜕变。

1974年的夏天，被克拉拉称为“房顶的夏天”。彼时的她离开了家庭，凭借在艺术圈中的成就受邀参加各种“房顶聚会”。在觥筹交错中，她发现了这座城市独特的风景—— “一千万个脑袋上下移动，漂浮在出租车条纹形成的波浪线的上方，他们的脑电波各不相同。没错，街道上充满个人特性，人的方向各不相同，可是你必须爬上房顶，才能看清保留在石头和铜件之中的东西。”[5]389从极高处俯视，视野变宽，视角也更宏大，人群和出租车流都有了不一样的组合型态和个体形态。这些触发了克拉拉的艺术联想：攒动的头顶与车流波浪线互动，构成脑电波一般的光景，每个人独特的轨迹彰显出脑电波的个性。同时，高空视角也促使她改变观察事物的习惯，即让目光超越局限的空间：摆脱行人、车辆、指示牌、脚手架的干扰，放下欲望的束缚，排除他人意识的影响，超越街区，到达房顶奇异姿态的景观。因此，她愈发频繁参加房顶聚会，体验高空俯瞰、视角切换的快感，发掘这座城市隐秘的房顶风景：下城的双翼飞机雕塑、华尔街的台阶式金字塔、克莱斯勒大厦的机械式钢制螺旋结构、第五大道饰有美人鱼的柱子……

高空俯瞰拓宽了克拉拉视觉上的空间感受，房顶声景则开启了她细腻的感官感受，从而更深刻地了解自我。这里轻松友好的氛围让她敞开心扉，聆听他人的建议：“路易斯·内凡尔森曾经告诉我，她看着一张画布或者一块木头，觉得它一片空白，质朴、纯洁。无论她在上面涂抹什么，无论她在画面上增添多少色彩，形成什么意象，最根本的一点是，要让它回到原本状态。这是一个发人深省、令人震撼的观念。”[5]405-406内凡尔森是20世纪著名的女艺术家，她利用捡拾到的旧物创作组合雕塑，具有鲜明的开创性和深远的影响力。内凡尔森注重艺术作品环境气氛的营造，她将自己奉为“环境艺术的祖母”。克拉拉70年代的艺术创作大量地借鉴了内凡尔森的早期作品，甚至在她90年代名声鹊起的飞机涂鸦里也有内凡尔森艺术的影子。然而，这里提到的“让艺术作品回到原本状态”对于当时的克拉拉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且内凡尔森提出的“现实是肤浅的，虚幻的，稍纵即逝”也让她不能理解[5]406。但是后来，随着克拉拉在生活和艺术中的成长，她对这些观点的理解和接受也在发生变化。毕竟，从70年代到90年代的克拉拉对自我的认识和建构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形成的。正如亨瑞所说，“像内凡尔森一样，克拉拉在个人和艺术上，在保持对过去的信念和摆脱它之间摇摆不定。在某种程度上，从一开始她就一直试图克服或消除这种影响”[7]99。克拉拉自己也承认，“有时候，她发现她涂抹油漆的目的是为了清除它，她用厨具擦刮——她喜欢擦刮之后的油漆痕迹”[5]499。

在克拉拉的个人成长方面，这种“原本状态”是指她过去的经历和信念对当下自我的影响。她一直在是否摆脱这种影响的问题上犹豫不定，而这种犹豫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她的主体性建构。克拉拉·萨克斯是她的原名，与阿尔伯特结婚后，她遵从习俗改姓了夫姓“布龙齐尼”，而离婚之后她又改回了原来的姓“萨克斯”。这表明她在努力地挥别过去，开启为自我而活的新生活。可是，“萨克斯”其实来自于她父亲的姓氏，而父亲对她人生的影响远超出她丈夫。因此，改姓之后的她只是挣脱了婚姻的束缚，父权主义仍然是她思想与行为的枷锁。作者对于父权的影响通过房顶独特的声景——雷声来揭示。

“她喜欢电闪雷鸣的夜晚，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静电，亮光闪过，雷声传来，形成巨大的无形脉动。它是原生质的，柔和，缓慢，你几乎可以解读它的富于韵律的结构。”[7]391雷电是自然界中最令人恐惧的力量。这种声音强度大，频率范围极广，远远超出了人类的发声范围[8]。在早期人类心中，雷声是神的旨意的表达，因而能使人类产生恐惧与敬畏。谢弗更是将雷声称为“神圣的噪音”[7]76。但是这里的雷声并没有轰鸣到令人生畏，反而是柔和、缓慢，似乎可以让人触碰到它原生质的肌理和纹路，感受到它富于韵律的每一个细微的结构。雷声缓慢、柔和的传播过程暗示了克拉拉所希望的发展之路，“她小心谨慎，提防自我、英雄、高度和规模”[5]393，“并不显山露水的低调处世风格正是她对自己的定位”[5]500。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将良知描述为一种“声音”，一种“供人领会”的召唤声音。通过召唤，“这呼唤所及的自身向它自身被唤起，亦即向它最本己的能在被唤起。就呼声的呼声倾向来说，呼声并不是要让被召唤的自身去‘商谈’，呼声作为朝向最本己的能自身存在倒是一种唤上前来——把此在呼唤上前来而到它最本己的可能性中”[9]。因此，作为声音的良知之所以能被人唤起和领会，乃是因为它所唤起的其实本就是最潜在的自身。克拉拉之所以能在雷声中找回清醒，是因为她的自我中本就潜藏着理性和低调，是雷声缓慢、柔和的传播方式激发了这种良知的召唤。克拉拉低调处世风格正是来自她父亲的影响，“她所做的事情范围不大，目标稍稍偏小。她断然采取不温不火的态度，把一个带有家族特征的东西视为一组作品。现在，她开始怀疑她是否希望像她父亲那样，保证让自己获得一种远离桂冠的生活”[5]499。

出于对这种雷声的青睐，克拉拉甚至站在更高露台的桌子前去聆听。桌前固定了一把遮阳篷，“一阵清脆的声音传入耳际，恰似枪响——她把目光转向印有条纹图案的沁扎诺遮阳篷，发现那是伞的边缘在微风中啪啪作响”[5]391。这段别致的声景描写在后文中还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克拉拉看到女儿受其父影响而打扮得顽固朴素时，“她听到那些清脆的响声，抬起头来，看见那个沁扎诺遮阳篷，意识到那是流苏在河风中啪啪作响”[5]393；另一次是克拉拉担心自己风头过盛，想去萨加波纳克躲一躲时，“她听到附近的那幢房顶上传来噼噼啪啪的响亮声音，接着看见印有条纹图案的遮阳篷，沁扎诺遮阳篷，知道那不过是大风吹动遮阳篷帆布的响声”[5]501。沁扎诺(Cinzano)是意大利的一款气泡酒，而这个遮阳篷则是该气泡酒的广告伞。这三幅声景中提到的沁扎诺遮阳篷帆布的响声其实都是在隐喻克拉拉过去的价值观和经历对她的影响，暗示了克拉拉在自我成长过程中对于过去信念的犹豫不决。艺术社交圈里的耳濡目染拓宽了她的视野，丰富了她的知识，提升了她的艺术修养，也加速了她的自我审视与成长。但是，这离她独立的人格与成熟的艺术修为的形成还有一段距离，她还需要继续在丰富的感官体验与人生阅历中成长。

三、职场声景中智慧与能力的展现

克拉拉的自我成长一直被两种力量来回拉扯，一种是她过去的信念和经历，另一种则是她强烈的女性独立意识。这种独立意识的力量一方面来自于她的精神导师内凡尔森，另一方面来自于她的好友阿西。亨瑞曾指出，“在这部充满二元对立的小说中，阿西是克拉拉的照相底片”[7]93。在艺术创作上，阿西大胆而具有颠覆性，并不愿意被限制在狭隘种族化的类别中。从个性特点、艺术风格以及主题和媒介的选择而言，阿西和克拉拉非常相似[7]94。阿西的创作热情很高，最擅长的是从女性的视角，“以外科手术的方式深入考察年轻男人，把握他的喜怒无常的神态，寻找孤独的痕迹，用细致的笔触一一表现出来”[5]413。在阿西这里，女性由过去“被凝视”的地位变成了“凝视男性”的地位。不仅如此，她还要“带着某种严格的批评态度”，以“宽容的笔触表现黑人男性”[5]413。这一举措本身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90年代后，克拉拉的沙漠飞机涂鸦直接将长腿美女的图像喷涂到了飞机这一具有强烈雄性意象的物体上。如果追根溯源，这种艺术创作的勇气应该源于阿西。阿西的艺术观点和手法在某种程度上对克拉拉主体性的成长起着催化的作用，尽管这个过程有些曲折。

阿西的创作原型是艳星杰恩·曼斯菲尔德，一个舞台上风光无限、生活中却辛酸不幸的女人。她致力于呈现一个真实的曼斯菲尔德，揭示她光环背后的苦涩，也以此来回应克拉拉被男艺术家们轻视的遭遇。在那个时代，一个成名女性背后所承载的是远超人们想象的歧视、非议和折辱。而阿西所做的，就是通过艺术发声，激励女性们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坚强自信、坚持自我。这也是曼斯菲尔德吸引她的原因——“杰恩喜欢自己的生活”[5]512。她活得痛快而真实，而阿西就希望展现这样一位“活灵活现、咄咄逼人”、“浑身魅力四射”、“非常迷人、能量巨大的杰恩”[5]513。生活以痛来吻她，她却报之以歌，光芒四射，优雅迷人。听到阿西这样的描述，克拉拉被触动了，她对阿西说：“任何时候你愿意展示它，我都想看一看。”[5]513此时，作者插入了一段风景描写：“这时，阳光离开了附近的一幢大楼，照到了大街上。”[5]513看似不经意的一笔，却正好揭示了克拉拉心中的变化。阳光照在大楼上，街上便只有大楼被投射的影子；而当阳光离开大楼，街上才能被阳光铺满。内凡尔森、阿西和杰恩都是克拉拉的阳光，让她心中不再被过去的阴影笼罩。而阿西接下来的一番话则更让克拉拉看清了自己——“你考虑得太多了，你考虑自己没有创作的东西……你还担心自己已经创作出来的作品是否成功，心里总是患得患失……你应该让自己相信你的作品非常优秀，完全有其自身的价值。”[5]513阿西深知克拉拉心里的犹豫源自与过往的拉扯。她曾为了艺术离开家庭，因而对家庭始终有份愧疚，于是努力地想要通过某种方式证明自己当初选择的正确性。作为一名家庭女性，在50年代布朗克斯区的生活背景下献身于艺术是不可能的。为了梦想，她只有放弃妻子这一家庭身份，即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得为此而背负自责与愧疚。一方面，父亲低调保守的人生观时刻掣肘着她对职业生涯的规划，另一方面，对家庭的愧疚又转化为一种执着的事业心驱动着她在艺术创作的高峰不断攀援。因此，她既渴望成功又害怕成功，总是在前进的道路上徘徊不前。而阿西的话点醒了她，与其患得患失，不如在自我价值的升华中证明自己，建构自己的主体性。

在阿西的激励中，克拉拉找到了努力的方向。她学会了放下，更认识到她的艺术仍然植根于她的背景并受其限制。她重新审视那些不起眼的粗糙物体，研习颜料涂抹技巧，学会在过去的经历中汲取养分，去滋养新的创意作品。这样的她，带着过去的影子和全新的自我认识，凭着对艺术的赤诚和灵感，逐渐成为90年代的艺术大师——克拉拉。

1992年春夏之交，凭借“战斗机机头艺术”而出名的艺术家克拉拉出现在读者面前。此时，克拉拉的行为举止已是一副名人做派：“头发是白色的，像矿石一样闪烁”[5]61；“面颊上涂了某种深色胭脂，这使她显得严厉，甚至带着些许死人的颜色，让人看了害怕”[5]62；“声音略微沙哑，有一点不稳定，就像某种类似液体的东西，从一侧滑向另外一侧”[5]63。而这些却不影响她在采访镜头前的“聪明，幽默，深刻，可爱”[5]62。

在访谈中，克拉拉向记者们谈到了创作这些“战斗机机头艺术”的初衷——她在缅因州海港看着成群的轰炸机从头顶飞过的情景。当时正处于苏美冷战时期，苏联第二次核试验成功的消息让苏美之间的军事力量进入一段势均力敌的时期。然而，90年代苏联解体后，平衡力量被破坏，新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逐渐上升。克拉拉预见并担忧这样的失衡格局。她的艺术项目不是对美国军事力量的致敬，也不是对美国所谓的冷战胜利的纪念。无论是克拉拉还是德里罗的艺术都拒绝这种“必胜”的信念，至少在美国打败苏联的问题上是这样。克拉拉“实际上希望得到的是平常的东西，是这种东西背后的平常生活”[5]72。他们把数以百万计的元件从飞机上拆除，不断重复这样的动作。他们还试图解构这样的重复，去发掘人们能感受到的生活元素，并通过机头的涂鸦来展示自己的个性，对抗死亡的威胁和恐惧。在说这些话时，克拉拉的“声音不稳定，话语从嘴角冒出来，既可怕，又带有诱惑。这使人觉得，她可能陷入某种不稳定的漫谈之中。而且，还有那些停顿。在等待停顿的过程中，我们看见，她用颤抖的手滑动火柴，点燃另一支香烟”[5]72。亨瑞指出：“克拉拉将退役的B-52涂上艳丽的颜色，并把它们排成矩阵，与其说是一场巨大的变装表演，不如说是一种辉煌的自慰式姿态，将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大规模‘艺术阉割’，类似于越南战争的抗议者将鲜花插在被派去制服他们的士兵的步枪上，但规模要大得多。”[7]93克拉拉希望通过这些机头上的长腿美女、动物吉祥物、徽章、团队标记等充满生活元素的涂鸦艺术唤起人们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感受和平的美好。这些象征着美好和幸运的图腾，“富于层次的蓝色，还有黄色、绿色和天竺葵那样的红色……还有紫红色，还有橘黄色、深蓝色和淡绿色”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刺激着人们的五官感觉[5]74，“形成各种快感和体液”。当克拉拉说到这时，人群中有人大声喊出“红色比死亡好”，在场的人都笑了，“这个说法产生的共鸣似乎跟着大家的声音传播，碰到我们共享的这个空间的墙壁，然后反弹回来。我们站在那里，自己的笑声在耳际回荡”[5]74。这个声音场景的描写很生动也很传神。那一声“红色比死亡好”的喊声是这幅声景中的信号音，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和共鸣，不仅回应了克拉拉的观点，还引出了接下来的“笑声”。笑声碰到墙壁、反弹回来、回荡在耳际的过程，生动地隐喻了克拉拉“关注日常生活”的理念随着机头涂鸦艺术的报道而传播开去的情形。碰到墙壁，是指观众观看时获得的感受；反弹回来，是人们与克拉拉的共鸣以及这些回应对克拉拉的影响。

接下来，爬上山顶的尼克见证了克拉拉艺术创作带来的视觉冲击，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尼克看到的是排成八排的230架飞机，它们中有的创作已经完工，有的尚未动工，但是，山顶这个视角让他领悟到了充满个性化的整体效果。这些流光溢彩的涂鸦与天空、沙漠的背景相映成趣，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震撼力和感染力。这些力量需要从情感层面加以解读，“她希望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整体，而不是放在一起的许多东西，希望人们的兴趣均匀分布。她坚持认为，人们的目光应该看到整体效果，希望人们看到作品所在的大地的维度，看到整个场面”[5]79。在克拉拉如此宏大的艺术创作面前，尼克终于读懂了她的理念和思想。一个强大、坚韧、宽博、仁爱的女性形象矗立在字里行间。此时的克拉拉已不再是布朗克斯区房顶上那个委屈、压抑、唯唯诺诺的家庭妇女，也不再是纽约艺术屋顶派对上那个新奇、腼腆、犹犹豫豫的口袋女士。她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能用独特的艺术创作去传播爱与和平的艺术大师。她的艺术修为和人格魅力如同那些流光溢彩的机头涂鸦，在阳光下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四、结语

《地下世界》是一部关于20世纪美国历史变迁的长篇巨著，在环境正义、战争和平及生存危机等宏大主题下，女性成长与主体性建构的主题隐蔽却也深刻。在德里罗的笔下，以克拉拉为首的女性角色刻画得丰满而复杂。尤为特别的是，德里罗借克拉拉的艺术表达了他对于在整体结构中对立关系的总体平衡的期待。克拉拉的个人成长与主体性建构在小说中是非常精彩的，因此需要把它放到更大的国家乃至世界的背景下去解读，去探索更广泛的文化意蕴。无论是女性的主体性建构、男女地位的平衡，还是各种悬殊关系的存在，最终都必须被放入一个更宏大的整体关系中，由超越单一角色、背景或时间范围的美学关注所支配。在任何历史时期，各种力量在整体结构中趋向平衡与相互制约，才能形成更稳定而长久的关系，实现多元化的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