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国 朱明钰 潘涛 唐克敏

巢峰与他的出版主张

李伟国

巢峰是上海出版人的杰出代表。他担任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简称“辞书社”）领导共计四十余年，曾获得出版界最高荣誉“韬奋出版奖”。巢峰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工作期间形成的出版主张，折射出《辞海》和我国辞书事业发展的轨迹。

1978 年10 月，上海市出版局接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紧急指示，要求赶在197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 周年国庆之前正式出版新修订的《辞海》。当时，一些十分尖锐的政治问题尚未被澄清，《辞海》怎么编？巢峰起草了《〈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大胆提出《辞海》要拨乱反正，不应再收“以阶级斗争为纲”“抓纲治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带有极左色彩的词条，以及一系列处理稿件的基本原则。巢峰的意见得到《辞海》主编夏征农、常务副主编罗竹风的赞同。1979 年7 月，新修订的《辞海》（第三版）问世。实践证明，《辞海》（第三版）里面许多词条的解释具有历史性突破，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从此以后巢峰就把他的生命融入了《辞海》。1981 年年初，巢峰综合一些学者的建议，在《辞海》主编会议上正式提议：每隔十年修订一次《辞海》。1989 年和1999 年，在巢峰的具体组织指挥下，《辞海》成功完成了两次修订，《辞海》第四版和第五版准时出版。2020 年9 月，《辞海》（第七版）问世，并同步推出网络版。《辞海》成为我国修订次数最多的大型工具书，每修订一次就提升一次品质，在延长产品生命周期的同时，在内容、体例、形式、出版模式等方面都有所创新。正是不断创新，使得《辞海》至今仍充满了活力，在数字化时代不断适应读者的知识服务需求。

在《辞海》的几次编纂修订和出版过程中，巢峰制定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形成了工具书质量保障体系，树立了以严谨的作风、严肃的态度、严格的纪律、严密的制度为核心的“辞海精神”。《辞海》创新的源泉来自编纂者的勇气和智慧，其中熔铸了编纂者的人格力量和时代精神，这是一种对事业、对读者的高度负责精神的集体升华。1979 年《辞海》（第三版）问世以后，巢峰主持制定了一个长达二十二年的辞书出版规划，列入大型辞书40 种、中小型辞书400 余种，几乎涵盖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全部领域。二十多年间，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大批重点辞书陆续问世，涵盖哲学、经济、历史、军事、法学、宗教、医学，乃至美术、电影、戏曲剧种、名胜、文物、敦煌学，等等，填补了我国多项学科工具书建设的空白。

巢峰虽然没有正规学历，但他勤奋好学，少年时代读过许多古诗文，后曾苦读经济学著作，长期担任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巢峰学以致用，他不仅心系《辞海》，情钟辞书，作出了巨大成绩，而且还善于思考，把目光投向整个出版事业，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在当时理论建设还相当滞后的出版界，他是很突出的。巢峰思想敏锐，笔锋犀利，多次与人论战。不管是认识他的还是不认识他的，对他在我国社会变革和出版发展的各个时期所提出的出版主张，都非常佩服。

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图书也是一种商品的说法，尚有争议。巢峰从1980 年代初开始，发表《出版物的特殊性—出版经济学绪论》[1]《出版物的价值构成》[2]《图书是一种完全的商品》[3]14等论文，透彻地分析了出版物的性质，他说：“指出图书的特殊性，从理论上丝毫不能证明图书是不完全的商品。同样，强调图书是完全的商品，并不否定图书的特殊性，并不否定图书的生产除了应当遵循商品经济规律外，还要遵循精神生产的特殊规律。”[3]18他第一个提出了“出版经济学”的概念，并具体阐述了出版物的价值与使用价值、价值与价格、使用价值与社会效益等各种矛盾，努力揭示出版的内在规律。

巢峰是最早探索出版改革问题的出版家之一。早在1983 年他就提出要“有一个适应商品经济的健康的社会主义出版体制”，“要按自身的规律进行生产”。他反对把工业企业的承包模式生搬硬套到文化事业上来，主张针对出版物的特殊性，采取特殊的办法，建立以社会效益为主要导向的承包责任制。[4]1992 年，巢峰在他那篇引起广泛注意的《出版改革的大趋势》[3]109中，阐述了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版体制问题，认为“出版部门既要遵循精神劳动、精神产品的规律性，又要遵循商品和市场经济的规律性”。

1990 年代初，针对当时辞书出版领域抄袭剽窃、粗制滥造、弄虚作假等现象，巢峰拍案而起，口诛笔伐。随后，全国几十家报纸、刊物、电台、电视台发表一系列批评文章和报道，形成声势浩大的舆论，弘扬了正气，遏制了歪风。为净化出版环境，提高辞书质量，巢峰领导中国辞书学会并组织行业相关单位，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假批劣，并提出和推动建立辞书出版准入制度、辞书质量检查制度。

1992 年10 月，中国辞书学会成立，作为创始人之一的巢峰被选为第一副会长。嗣后，他又代理会长职务。1995 年，巢峰建议创办中国辞书奖，得到当时新闻出版署的支持。1997 年，第三届中国辞书奖更名为国家辞书奖，并作为中国国家图书奖下设的单项奖，每两年进行一次颁奖。

巢峰还提出了有关出版经营的精辟见解。从1994 年到1995 年，《新闻出版报》以空前的六次连载发表巢峰的《图书市场竞争论》[3]57，对选题、质量、时间、价格、发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竞争提出了全面而有创造性的主张。仔细研读巢峰的论著，可以发现巢峰对出版规律的认识是变化发展、与时俱进的。

巢峰非常重视人才，他有一段名言：“在形形色色的治社之法中，其他都是子法，而提高出版队伍的素质和加强社风建设则是母法。由此可见，见钱不见书的出版者，是劣等的出版者；见书不见人的出版者，是平庸的出版者；而以提高人的素质和加强社风建设为治社之本、以出好书为强社之路的出版者，才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出版者。”[3]530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巢峰一以贯之的出版主张。

无法忘却的教诲

朱明钰

“养之三年不足，毁之一旦有余”，这是 老巢的一句口头禅。说的是，出版社优良作风的养成需要很长时间，形成了好的作风如果放任不抓将会毁于一旦。我1983 年大学毕业分配进上海辞书出版社，逢会必听老巢如是说。在辞书社前后工作了二十余年，才逐步体会出老巢念叨的深刻含义。

进辞书社时，出版社刚好完成转制，开始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生存方式由吃“皇粮”转为自负盈亏。当时面临的问题是，1979年《辞海》（第三版）出版后，出版社下一步该如何发展。在老巢的主持下，社领导班子制定了一个二十年（后扩大到二十二年）的辞书出版规划。即以《辞海》为根基，延伸出文史哲经等多系列的大中小型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将由单一修订《辞海》的编纂机构转变成为一个综合性的辞书出版和研究机构。正是在业务大拓展时候，老巢却有一个深深的忧虑，即能否将编《辞海》的那股精气神延续到出版社的转型发展之中，延续到每一部辞书的编纂之中。这就是他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那句口头禅的初衷。

究竟什么是《辞海》的精气神呢？从1958 年启动《辞海》的第一次修订工作，到1965 年完成《辞海》（第二版）编纂（作为内部出版物出版），再到1979 年《辞海》（第三版）正式出版，经过了20 多年的艰难历程方修成正果，《辞海》成为我国最具权威的大型综合性词典。其秘诀被归纳成两句话“一丝不苟，字斟句酌”，这就是日后被称为“辞海精神”的内核。这种精神能否继续传承下去呢？记得这一时期的员工被反复灌输着一个三段式：辞书是工具书，工具书是标杆和准绳，标杆和准绳发生差错就是误人子弟。当时就在编辑工作中明确规定，词条反映的所有观点都要有依据，所有依据都要标明出处，引用的语句不能有一个字的差错。记得我开始编辑工作的第一年，几乎用了一整年的时间在核对《中国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中引文的版本出处。那段时间整天泡在图书馆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核对。既然辞海精神已经贯彻落实在每个工作细节中，是否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1979 年《辞海》（第三版）出版后，社里的目标是“月出一典”，即每月有1 部词典出版，一年出版12 部。那时“文革”结束不久，社会上闹“书荒”。一部词典的印数少则一二十万，多则数百万。一年十来部书养活一个出版社绰绰有余。所以每部书都可以精雕细琢，以慢工出细活来保证质量。但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出版社的生存需要靠一定的品种来支撑，而且为了赶销售时机，出书的时间越来越急。而出书的质量和速度有时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能否坚持辞海精神、保证出书质量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对此老巢丝毫没有松口，特别是对一批大中型词典依然坚持《辞海》的工作流程和要求，并在出版系统较早实施了质量检查制度和公布质量检查结果等措施。在当时那样的压力下要做到这些是极其不容易的。

能否坚持专业发展方向是能否坚持辞海精神面临的又一项挑战。辞海精神诞生于辞书的编纂中，在注重内容质量的同时，还强调了一种专业精神，强调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出版机构进行了多次合并重组，分别规定了各出版社的经营范围和专业方向。专业队伍建设和严格的管理制度是坚持出版导向、保证出书质量的基本守则，也是辞海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为了应对图书市场的激烈竞争，出版社一度放宽了选题范围，跨专业出书的现象比较普遍，造成了图书品种繁杂，质量下降。原先的编辑思想、专业能力，以及管理制度都受到严重冲击。已经不在领导岗位上的老巢，几次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指着桌子上一堆超出辞书专业范围的图书指责道，再这样下去，你们领导是要负责任的。老巢的意见引起了社领导班子的警觉，在社长的主持下，进行了几次选题大调整，砍掉了一大批跨专业、质量平庸的选题，将更多的编辑力量集中于辞书和一些精品力作上。同时，出版社更加注重队伍建设，每年定期开展编辑业务培训，请著名辞书学专家授课。在管理上增加质量检查环节，从而确保国家重点项目和《辞海》修订工作按时保质完成。

我1999 年从上海市新闻出版局调回上海辞书出版社，接替到龄的老巢主持社党委工作。在交接和日后的工作中，得到了老巢的全面指导。当时出版社实行的是社长负责制下的“三驾马车”（党委、行政、职代会）管理机制。党委及党务工作如何在其中找准位置发挥作用，这在当时是有争议的。老巢的个性十分务实，他非常厌恶那些空泛的、虚头虚脑的东西。他非常明确地说，要将“虚”事做实。党委的职责就是政治上的领导，出版社作为党的喉舌，把控好出版导向责任重大。因此党委主抓的工作没有一项是虚的。就拿政治学习来说，老巢不相信出版社的编辑不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不了解时事动态，还能够把好关、审好稿。他常津津乐道于1979 年版《辞海》重点条目修订一事，认为正是得益于平时的学习，领会了党中央有关精神，才敢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尚未传达，即对1979 年版《辞海》文稿中有“左”的错误的内容进行修改，确保了《辞海》按时出版。事后证明修订完全正确。所以社党委一贯高度重视并认真安排好每周半天的政治学习，这一传统坚持了很久。

老巢十分重视职代会的工作，认为职代会的工作做得好坏是衡量党委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标。每年职代会提案他都会认真审议和落实。那些年里，企业转制、薪酬改革、分房等都要通过职代会与职工协商沟通，有时还会出现矛盾和冲突。按老巢的脾气，他一般不太关心细枝末节的事情。但有些老职工出于对老领导的信任，会找老巢详细甚至反复反映自己的情况。这时的老巢会非常耐心地倾听，即使已经离开领导岗位，也会如实向我们转达职工意见并提出建议。

20 世纪60 年代初，《辞海》修订全面启动时，恰逢“三年困难时期”，社会上粮食、副食品极度缺乏，供应紧张。辞海编纂处的领导动足脑筋搞来大米、猪肉等物资，为在浦江饭店修订《辞海》的同志提供生活保障。当时有作者戏称，是修订《辞海》救了我们。老巢时常提及此事。他的意思是，作为领导不能光要求人家做什么，更要想想我们为人家做了什么。辞海精神不仅体现在字里行间，也要体现在队伍建设，贯穿于对员工和作者的关爱之中。在老巢的言传身教下，社党委将关心职工生活，提高福利待遇，解决他们“急难愁”的问题作为重要工作之一。在党委的领导下，职代会也一直规范、健康地发挥着作用，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凝聚力。

辞海精神从一部书的精气神上升到一个行业的标志，先后得到三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赞扬，这离不开以巢峰为代表的几代辞书工作者的执著坚持和勇敢捍卫。其中包括老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唠叨、督促和鞭策。后来我虽然调离了上海辞书出版社，但老巢的口头禅依旧时常在耳边响起，已成为我做事和做人的警世醒言而终身难忘。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在巢峰指导下编修《辞海》（第六版）的点点滴滴

潘涛

22 年前，2001 年4 月6 日，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在上海图书馆举行了上海的老出版家、上海辞书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上海市编辑学会会长巢峰的出版思想研讨会，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及各出版社负责人和有关部门的同志近200 人参加了研讨。当时，我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当编辑，事后听说了这次研讨会，对巢峰景仰不已。

没有想到，2008 年8 月4 日，彭卫国和我同时调到上海辞书出版社，分任社长、总编辑，从此开始在传奇出版家巢峰（我们平常都称巢老师）指导下编纂、修订（简称“编修”）《辞海》的经历。人生有此缘分，何其难得。

2016 年12 月23 日，88 岁的巢老师将他新出版的《品德三字经》《品德千字文》题赠、快递给远在北京的我。此前，巢老师将其著作《辞书记失》《巢峰辞书学论稿》和主编的《小辞海》都赠我学习。睹物思人，我非常感动。巢老师那爽朗的笑声，久久回响在耳旁。

在辞书社的四年半，围绕《辞海》（第六版）的编修事宜，我经常上巢老师在二楼的办公室，问安、请教、商量、讨论。我对《辞海》编修是门外汉，只能是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巢老师说《辞海》编修是门大学问，只要努力，肯下功夫，是可以学得很快，尽快入门、上手的。

按照惯例，2009 年10 月，新中国成立60 周年前夕，新版《辞海》必须完成印刷，向国庆节献礼。仅仅剩下一年时间，《辞海》编修如何守正创新、与时俱进，不是宏大空洞的理论探讨，而是实实在在的硬功夫。总算没有辜负巢老师的信任、关心和支持，彭卫国、我和《辞海》编辑团队在陈昕总裁领导下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具体工作。

巢老师经常讲，像《辞海》这样大型辞书的编纂、修订，“三分编写，七分组织”。我翻箱倒柜，找到一份巢老师留给我的手写稿“编纂2009 年版《辞海》的后续工作—2009 年2 月18 日本社《辞海》工作例会”，一下子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这实际上是一份倒排工期的“施工单”，具体罗列了十个方面的工作：

一、处理三校样 1.通读（4 月底完成）①确定审稿人；②召开审读会议；③研究通读方法；④确定通读报酬；⑤确定编辑处理组的职责；⑥确定总处理组的职责。2.确定专项检查项目。

二、处理四校样（6 月上旬完成）。

三、处理对红样（7 月上旬完成）。

四、整理和审定附录，3 月上半月发稿。

五、修改前言并发稿，3 月完成。

六、索引设计和修订发稿，3 月完成。

七、装帧设计 ①版本设计；②开本设计；③封面设计；④纸张设计；⑤3 月完成。

八、署名 ①沿用99 版办法；②用《大辞海》条目如何署名；③主编如何署名；④各学科于3 月提出署名意见（或开一个小型会议，听取意见）；⑤4 月定稿。

九、印刷 ①确定印刷厂；②确定首批版本；③确定印数。

十、主编扩大会。

我看下来，这其中，仅仅完成了第四项，已经发稿。巢老师不愧是总揽全局的舵手，指导我们这些“新手”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根据我保存的底稿，2009 年4 月2 日，巢老师命我草拟、修改的“前言”已经改至五稿，接近定稿。

《辞海》涉及的学科、领域、专业众多，千头万绪，即便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也不可能通晓所有的学科、熟悉所有的领域、掌握所有的专业，《辞海》释文通读则是每一次修订的必经程序。通读者，不仅需要具备某些领域的专业知识，而且要求具有相当的语言文字功底，还要熟悉《辞海》的编写体例、释文风格、学科规范。通读的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巢老师给我出题：如何调动、组织上海出版界的审读力量，在规定的时段内保质保量完成三校样通读任务？

既然不可能如1961 年在浦江饭店那样集中全国144 名专家“会战”，跟彭卫国商量好，我于2009 年2 月搬动巢老师“大驾”，陪同他老人家专程去我的“老东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拜访翁经义老总，说明事由，寻求“外援”。科教社马上同意助力《辞海》通读，尽快把本社的29 名社外审读人员的联系方式提供给《辞海》办公室。后来，在辞书社的二楼大会议室专门开了一次通读会议，通读人员（加上社内人员，共72 人）分为科技、文史哲、语词三组，明确通读要求（比如每一页校样都必须由三组人员轮番通读）、注意事项（九类90 条）和时间节点，等等。这次通读，发现并解决了一些问题，没有影响“工期”，基本取得了预期效果。

巢老师经常跟我们讲，辞海精神，除了字斟句酌、一丝不苟，还要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在编修《辞海》（第六版）过程中，我跟巢老师商量，在词条的甄选方面，是不是可以适当弥补出版学科建设架构方面的“短板”（如出版学、辞书学等）。巢老师欣然同意。2009 年4 月22 日，我请辞海办公室秦振庭同志专门调取“词典”方面的条目，报巢老师审示。巢老师4 月29 日批示：“阅。其中似有未了事宜，请潘涛同志处理。巢”。于是，【辞海】【大辞海】作为专条，顺理成章写入了《辞海》。商请商务印书馆审订、重写【辞源】【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商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草拟【中国大百科全书】。还陆续衍生出一系列相关词条【出版学】【编辑学】【辞书学】【词典学】【辞书编纂法】【语料库】，以及【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英汉大词典】。

巢老师经常讲，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书无完书。在此仅举一例。2008 年5 月12 日，汶川地震发生。抗震救灾基本结束后，《辞海》分支学科作者拟写了【汶川地震】词条内容。我注意到，胡锦涛《在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08 年10 月8 日），提法不是“汶川地震”“汶川大地震”，而是“汶川特大地震”。讲话中，给出了具体的人员伤亡数字。我把讲话全文送给巢老师看。巢老师果断决定，重新拟写【汶川特大地震】词条（见《辞海》〔第六版彩图本〕第2389 页）。

在通读、翻阅《辞海》（第六版）清样的过程中，我注意到附录之一的《中国地震烈度表》，仍然沿用旧版。我心里咯噔一下，汶川特大地震之后，有关部门会不会制定出台新的《中国地震烈度表》？上网一查，果不其然，2008 年发布、2009 年施行了新版《中国地震烈度表》（GB/T 17742—2008）。跟巢老师汇报之后，巢老师告知辞海办公室，用新版的国家标准替换旧版。

《辞海》（第一版）主编舒新城、《辞海》常务副主编罗竹风、《辞海》常务副主编巢峰，都入选了“新中国60 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舒新城、罗竹风之外，陈望道（接替舒新城为第二版主编）、夏征农（接替陈望道为第三、四、五、六版主编）皆已列入《辞海》（第六版）的词条。故此，建议把巢峰写入《辞海》，使巢峰的业绩永载史册、泽被后人。

辞书出版工作的领路人

唐克敏

2023 年1 月8 日，著名出版家、辞书学家巢峰同志在华东医院不幸逝世，享年95 岁。消息传来，我深感悲痛。巢峰同志是我从事辞书出版工作的领路人，也是我尊敬的领导和老师。

1988 年夏，我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工作。次年5 月，巢峰同志以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兼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从此，我与巢峰同志相识，并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

1994 年2 月的一天，巢峰同志约我到他办公室谈话。他说：“我马上要离开人民出版社，回辞书出版社工作了，辞书社的历史地理编辑室主任年事已高，即将退休，需要人接班。想调你去辞书社历史地理编辑室工作，先从副主任干起。你考虑考虑，回去和你爱人商量一下，尽快给我一个答复。”并说：“调你去辞书社工作的事，我给人民社的主要领导都谈过了，他们看在我的老脸上都同意。”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期间，和巢峰同志直接接触不多，但他对我却如此信任，对此我既感到意外，又很感动，当时自己心里已默默同意。我回家和我爱人说了调动工作的事，她也表示赞成。第二天，我到巢峰同志办公室，告诉他，我愿意去辞书社历史地理编辑室工作。巢峰同志听后很高兴，说：“我马上通知有关部门办理调动手续。”

1994 年3 月，我接到通知去上海辞书出版社报到。几天后，巢峰同志在社中层干部会议上宣布任命我为历史地理编辑室副主任。从此，我在巢峰同志的引领下，走上了辞书出版的道路。

辞书社的历史地理编辑室主任谈宗英，慈眉善目、笑口常开，说着一口糯软的苏州话。他当时已年过六旬。我到历史地理编辑室工作没多久，谈主任叫我星期天到他家去一次。我到他家后，谈主任对我说：巢社长特意嘱咐我，要我在业务上多教教你，让你尽快熟悉业务，尽快进入角色。接着，他就给我详细介绍了辞书编辑出版的基本知识、辞书编纂方法和流程，以及在辞书编辑工作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等等。巢峰同志的周到安排和谈主任的精心指导，使我获益匪浅，帮助我较快地熟悉了业务，进入了角色。我深深感激巢峰同志、谈宗英主任对我的关怀和培养。

巢峰同志是“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辞海精神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他从1979 年版（第三版）起，参与主持《辞海》的编纂修订和出版工作，以后又主持了1989年版（第四版）、1999 年版（第五版）、2009 年版（第六版）、2020 年版（第七版）共五版《辞海》的编纂修订和出版工作，把《辞海》作为他的终身事业。晚年在医院住院治疗期间，他还写下了“不忘初心，心系《辞海》”八个大字，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有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2008 年，《辞海》（第六版）的编纂修订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按照规定，有些条目必须送相关部门审核。这时候，巢峰同志在审稿时发现，在中共党史条目中，关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头衔用得比较乱。例如，有些参加革命早、领导职务高、对革命贡献大的人，没有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头衔，而有些参加革命较晚、领导职务相对较低、对革命贡献相对较小的人却加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头衔。或者，参加革命时间和领导职务相仿的人，有些加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头衔，有些不加。巢峰同志认为，必须制定一个内部文件，规定符合哪些条件的可以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头衔，不符合条件的一律不加。当时，没有可供参考的文件，于是巢峰同志亲自起草了《〈辞海〉（2009年版）中共党史人物条目关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头衔的掌握尺度（试行稿）》。这个文件经过八次讨论和修改，交上海辞书出版社领导班子讨论通过。全社按照这个文件，对有关条目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头衔使用进行了统一。我当时担任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分管《辞海》条目的送审工作。中共党史条目送审后，审稿单位打电话来问我：你们对使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头衔有标准吗？我回答：有的，我们自己制定了一个文件，对使用标准作了规定。对方说：你把这个文件送给我们看看。我随即把这个文件寄给了审稿单位。他们看了以后没有表示不同意见，通过了我们送审的条目，发文同意这些条目公开出版。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到巢峰同志在《辞海》编纂工作中的前瞻性、开拓性，以及对中共党史的全面了解。

实际上，早在1979 年年初，巢峰同志就以极大的勇气和胆识，起草了《〈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共八条三十九款，对《辞海》稿件中涉及的有关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导师和领袖、重要事件和人物等一系列具体问题的处理，作了规定，解决了1979 年版《辞海》编纂出版工作中的最大难题。这在当时是一件既有风险，又具有开创性的工作。

2010 年5 月，辞海编纂处从上海市陕西北路457 号搬到延安中路955 弄14 号独立办公。我当时担任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和辞海编纂处副主任、副总编辑，负责辞海编纂处的日常工作。

辞海编纂处每周召开一次主任办公会议，检查和总结编纂处上周工作，讨论和布置编纂处本周和下周工作。巢峰同志虽然已经离休，但作为《辞海》的常务副主编，我们仍邀请他每周来参加编纂处主任办公会议。他每次都准时来参加会议，并对《辞海》的编纂出版工作发表意见，进行指导。有经验丰富的巢峰同志掌舵，好比有了“定海神针”，我们心里都非常踏实，对做好《辞海》编纂出版工作充满信心。

2012 年，《辞海》（第七版）编纂工作启动前，巢峰同志提出，为了提高《辞海》（第七版）的编纂质量，要对《辞海》（第六版）以学科为单位，对框架、收词、释文、配图进行一次全面深入的解剖分析，找出问题和不足，提出下一步的设想和改进方案。为此，他建议由辞海编纂处负责牵头这项工作，通过有辞海编纂出版任务的编辑室联系各分科主编落实。

2012 年6 月7 日召开的《大辞海》《辞海》主编扩大会议，布置了对《辞海》（第六版）各学科从框架、收词、释文、配图等方面进行全面解剖分析工作，查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意见和建议，从而为编纂《辞海》（第七版）做好准备。经过各学科分科主编和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编纂处一年多的努力，到2013 年年底，这一工作基本结束，共收到解剖分析报告80 篇，其中分科主编和辞书社编辑撰写66 篇，辞海编纂处编辑撰写14 篇。

通过对《辞海》（第六版）各学科的全面剖析，为提高《辞海》（第七版）的编纂质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在《辞海》编纂史上，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完全创新的工作。巢峰同志作为这项工作的提出者和指导者，为确保《辞海》编纂工作的高质量，作出了特殊贡献。

巢峰同志非常重视编辑队伍建设，注重对青年编辑的培养。针对辞书社编辑队伍新老交替，新进编辑没有从事过《辞海》编辑工作的情况，他提出，要对新从事《辞海》编纂工作的青年编辑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从而保证《辞海》的编校质量。巢峰同志亲自给编辑授课，他给青年编辑上的第一课就是《发扬“辞海精神”，做一名合格的辞书编辑》。通过培训和测验，青年编辑的业务水平明显提高。

为了给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提供适应不同需要的《辞海》，早在20 世纪末，巢峰同志就提出，要在《辞海》的基础上，编纂出版《大辞海》和《小辞海》，以与《辞海》配套。《大辞海》主要供各个专业的研究者和受过高等教育的读者使用。《小辞海》主要供中学生和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使用。

《大辞海》的编纂出版方案上报后，先后得到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批准，于1999年立项，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大辞海》的编辑委员会同《辞海》是一套班子。《大辞海》从2003 年起，陆续出版，到2015 年全部出齐。《大辞海》以学科分类，共有38 个分卷42 册。全书收录词目28 万条，5000 多万字，图片8000 幅。《大辞海》是以《辞海》为基础的原创性文化精品工程，是比《辞海》篇幅更大、内容更广泛、读者定位更高的特大型综合性词典。它的出版，填补了我国特大型综合性词典的空白。

《小辞海》也在2000 年获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批准列选，同意出版。《小辞海》由巢峰同志主编，全书收词约47 350 条，400 万字，于2016 年出版。

巢峰同志对《大辞海》和《小辞海》的编纂出版有开创之功。

我追随巢峰同志近三十年，始终以他为师，在他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东西。他的前瞻性、开拓性、大局观，令我敬仰；他做事严谨、雷厉风行、举重若轻的风格，令我钦佩；他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永不停步的精神，是我终身学习的榜样。

巢峰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出版思想、出版品格，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必将激励后人薪火相传、不断向前。

巢峰同志，我们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