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国俊，王玥，田学斌

（1.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61；2.河北经贸大学区域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河北石家庄 050061）

引言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显著提升，根据世界银行2022 年设定的高收入国家标准，我国即将站在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与此同时，近些年我国基尼系数①居高不下，社会和学界对此关注度很高。两种现象并存反映我国现阶段有关公平与效率的权衡问题，折射出党中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背景。共同富裕由“共同”和“富裕”构成，能够兼顾效率与公平，统筹增长和分配问题（孙豪和曹肖烨，2022）[1]。近年来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哪些特征事实？背后形成的原因是什么？从三次分配视角我们如何提供应对思路？这些问题亟待学界进行梳理并给予回答。

从国际视野来看，法国20 世纪的工资不平等程度较稳定但收入不平等程度持续缩小，而美国1970 年以来收入不平等程度在不断扩大（Piketty，2003）[2]。相比西方国家，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但从人均国民总收入和人类发展指数看，地区和城乡差异还很明显，尚处于发展中国家（刘伟和蔡志洲，2018）[3]。具体地，我国工资性收入占比在2011 年以来有所回升（李莹，2022）[4]，但2010 年到2012 年收入差距有所下降（Xie 等，2015）[5]。各国背后原因而言，法国收入不平等的长期下降更多归因于财产性收入在战争期间的削弱和在战后累进税的抑制；而美国1970 年以来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来自高技能工人的工资上涨等，鲜有看到Kuznets 预测的基尼系数随收入增加而下降的趋势（Piketty，2003）[2]；我国房产价值的快速上升加剧了财产性收入差距，进而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推动力（李莹，2022；李实和朱梦冰，2022）[4,6]。2010年以来我国收入差距开始下降，原因包括低技能工人工资的上升、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以及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Xie 等，2015）[5]，而工资性收入占比的上升得益于国内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过度投资导致资本回报率的下降（李莹，2022）[4]。对策措施而言，针对城乡及不同人群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状况，我国尝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换言之，基尼系数仅用单一收入维度代替贫富差距，忽略了共同富裕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生态环境、精神财富等维度，故需关注国别制度差异，还原真实基尼系数，加速Kuznets 曲线向下趋近的进程（武建奇和母爱英，2023）[8]。

综上，以往研究就居民收入议题梳理事实、剖析原因并提供对策，为本研究奠定逻辑和数据基础，然而存在两点改进余地。一是特征事实多定性分析，少数研究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库（CHIPS）等住户抽样调查数据进行，但较少调查高收入人群的倾向通常导致低估收入差距（Xie等，2015；李实和朱梦冰，2022）[5-6]。二是原因分析各异导致对策不一，如有学者认为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引致工资性收入占比的上升，更多学者认为财产性收入分化拉大居民收入差距，故居民收入对策的精准性需要重新审视。与本文最相关的是甘犁（2013）[9]的研究，其基于2011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等数据考察居民收入特征并给出长短期对策，但缺乏居民收入后续动态分析，也没有从三次分配视角梳理原因和对策。基于国家统计局、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以及OECD收入分配数据库，本文系统梳理近年来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特征事实，采用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剖析各个层次分配的背后原因，精准提供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并缓解收入差距的三次分配对策。相比已有文献，本研究的贡献在于：一方面基于宏微观数据描述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时空特征，较好缓解了收入偏差，刷新了近十年居民收入进展定位，识别出需要特殊关注的劣势群体；另一方面，采用基尼系数的常规分解方法，重点分析部分群体收入弱势的原因所在，进而精准提出提升该部分群体收入水平并缩小他们与其他群体收入差距的三层面收入调控措施。

一、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特征事实

（一）横向对比：总体超过OECD 个别国家但需关注劣势群体

1.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已迈入OECD 国家门槛

基于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和OECD收入分配数据库，对不同国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进行国际对比。如图1 所示，2018 年②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超过墨西哥和罗马尼亚，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这一事实表明，作为世界人口大国，当前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图1 2018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国际对比

2.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结构与法国相似

基于同样数据资料，可测算出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结构，结果整理为图2 所示。这里选取两个典型发达国家和一个典型转型国家进行对比，一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强国——美国，二是欧盟强国代表——法国，三是转型国家——克罗地亚。不难发现：2018 年中国工资性收入占比是56.076%，低于其他典型国家；转移净收入占比高达18.308%，比法国相应占比14.664%还高近4个百分点，而美国和克罗地亚相应占比分别为-7.48%和-2.274%；财产净收入占比高于其他三国，达到17.189%，另外中国城镇家庭该项占比也高于其他国家；经营净收入占比高于美国和法国，但低于克罗地亚。Piketty（2003）[2]发现，法国20世纪的工资不平等程度是稳定的，财产净收入占比在二战中遭到削弱，可支配收入的下降归功于收入累进税的实施。我国事实及中法对比表明，我国仍然处于发展中阶段，收入结构日趋法国，再分配制度有优化空间。

图2 2018年典型国家及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结构的对比

3.农村和西部地区群体收入处于劣势

2020 年底，我国圆满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如果将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50%当成贫困线，则相比其他国家，当前我国50%的贫困率尚高，尤其是农村和西部地区。如表1 所示，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③数据测算发现，2018 年中国农村和西部地区的居民50%贫困率分别为31.76%和28.63%，高于同期所列典型发达国家的最高水平24.2%。针对不同年龄段人群补贴和青年失业率④，表1考察了18～25岁以及66～75 岁人群各自可支配收入占全体人群的比重。可以看出，不论中国全体居民还是城镇居民，2018年年轻工作者可支配收入占全体人群的比重远高于退休人群可支配收入占全体人群的比重，该情形与同期美国和法国的情形正好相反，与转型国家克罗地亚水平接近。通过对比部分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初步得出现阶段加大劳动年龄段人群特别是青年就业者补贴为时尚早，当务之急是改善退休人群生活水平，并降低农村和西部地区的贫困率。

表1 2018年我国部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国际对比单位：%

农村地区的收入结构与城镇区别较大。基于2018 年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进行城乡对比分析发现，农村财产净收入远低于城镇，财产净收入的城乡比高达11.778。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显示，2018 年农村家庭和西部家庭的财产净收入占全国家庭财产净收入的比重分别为41.409%和77.652%。结果证实，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我国农村地区亟须大力提升财产净收入。

（二）纵向演进：总体平稳提升且差距缩小

1.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趋势平缓

基于2011—2019 年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以及OECD收入分配数据库，可梳理出近十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的国际对比。如图3所示，国家统计局及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均反映出，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呈现缓慢增长的态势，法国和克罗地亚在2015 年后有所提升，美国提升迅猛，从2015 年的249702.784 元增长到2018年的325840.776 元，年均增幅达到6.880%。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缓慢增长态势表明，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环境中，我国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有明显成效。

图3 2010—2018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的国际对比

2.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有所减小

临床药师主导的慢性病管理在提高老年高血压患者对药物了解程度方面的作用 ………………………… 武丹威等（23）：3251

如图4 所示，不论是官方测算还是学术估计，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均呈现大幅下降趋势，尽管仍高于同期OECD国家相应水平。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显示，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从2007 年的0.484 降低到2019 年的0.465，而同期OECD 国家从0.319缓慢下降为0.314。这表明，我国一方面比OECD国家更大幅度地缩小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另一方面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异的任务仍然艰巨。

图4 2007—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变化的国际对比

3.年轻工作群体收入高于退休群体

针对我国现阶段是否加大对劳动年龄段群体，特别是年轻工作者补贴的问题，本文基于前五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在上述横向比较基础上，对比研究年轻工作群体和退休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化趋势。如图5、图6 所示：一方面，有别于美国和法国，我国历年年轻工作者可支配收入占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均高于100%，2010—2018年先下降而后在2014 年略微上升，2016 年后明显上升，而退休群体可支配收入占比历年均低于100%，近十年呈现上升并接近克罗地亚的趋势；另一方面，2016 年以来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形下，我国年轻工作者收入总体上有所上升，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统计局青年失业率较高的事实失真，故现阶段财政补贴年轻工作者没有继续补贴退休群体那么迫切，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更应关注诸如退休人群等群体。

图5 2010—2018年年轻工作群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的国际对比

图6 2010—2018年退休群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的国际对比

综上所述，横向对比看，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超过OECD国家最低水平，收入结构趋近于法国，农民、西部地区居民和退休群体收入状况需要受到特别关注；纵向对比看，近年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稳提升，收入差距虽有所减小但差距仍然较大，年轻工作群体收入远高于退休群体。

二、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特征的成因

上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特征的成因通常可通过基尼系数分解来精准提炼。依据相关研究（陈传波，2001；López-Feldman，2006）[10-11]结论，在其它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第i 种类型收入每增加1%，总收入的基尼系数将增加的百分比可记作式（1），而这一百分比正好是第i 种收入对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与第i 种收入份额的差值。这里e 代表第i 种收入变化的百分比，G 代表总收入的基尼系数，Ci代表第i 种收入变化的集中度。显然，当（1）式的作用值大于0 时，第i 种收入将扩大总收入基尼系数，而小于0 的含义是第i 种收入将缩小总收入基尼系数。

基于2011 年和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可计算出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并依据上式（1），进一步做出基尼系数分解，结果整理为表2。不难看出，从2010 年至2018年，我国居民工资性收入作用值由正转负，农业经营净收入作用值由负转正，财产净收入和工商业经营净收入作用值变大，转移性收入作用方向和大小基本不变。结果说明，近年来工资性收入变化对收入差距的作用由扩大转为缩小，而农业经营净收入的作用由缩小转为扩大，财产净收入的作用则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下面从三次分配层面，具体分析各种收入来源如何影响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表2 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结构的基尼系数分解结果对比

（一）市场秩序不规范

初次分配是市场主导的分配机制，我国初次分配的问题源自生产要素市场的不完善（李实和朱梦冰，2022）[6]，实质反映了市场秩序不规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指明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完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明显增加低收入劳动者收入。这些有力制度和相关措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工资性收入差距。就财产净收入而言，一方面，农村集体产权不清和西部市场发育滞后导致市场交易受限并影响到这些地区居民的财产积累（李实和朱梦冰，2022）[6]；另一方面，计划经济时代的福利分房制度造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后城镇住房市场发育迅猛，城镇居民内部的住房分配产生差距，在转型过程中还形成城市群，导致区域性的房产差距和财产性收入差距拉大（甘犁，2013；李实和朱梦冰，2022）[6,9]。这两方面原因扩大了城乡之间和东西部之间的居民财产净收入差距。当然，随着农村人口的主动进城和城市资本的下乡，农村地区部分人群农业经营净收入大幅上升，早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自脱贫攻坚完成并进入乡村振兴新阶段以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正在进行，集体经济正在壮大，城乡收入差距尚待重新评估。

（二）再分配制度不完善

再分配是政府之手，是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表3列出了2018年典型国家和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在税收及社保转移前后的对比结果。不难发现，美国、法国和克罗地亚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在税收和社保转移后下降幅度均超过20%，而中国基尼系数在再分配后下降幅度有限，全国、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下降幅度分别为11.048%、4.759%和8.157%。这一结果启示，我国要加大税收和社保支出对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精准性。

表3 2018年典型国家及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在税收及社保转移前后的对比

（三）第三次分配方兴未艾但调节功能有限

第三次分配是社会参与的“温柔之手”，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收入差距。2020 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7]。按照OECD 国家2012 年的标准⑤，第三次分配是来自非营利性组织或其他家庭的转移净收入，包括赡养净收入、狭义捐赠净收入以及其他社会成员或组织的转移净收入，是排除社保和商保之后的转移净收入，也就是广义捐赠。如表4 所示，2018 年我国宏观层面第三次分配比重为-0.11%⑥，微观层面转移净收入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21.9%，其中第三次分配金额（即广义捐赠）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7.265%，狭义捐赠净收入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0.074%，而同期法国广义捐赠比重为-0.187%，美国广义捐赠比重为0.806%。国际对比分析得出，我国第三次分配比重狭义上讲略低于法国相应比重，方向同美国正好相反，但广义上讲比重远高于美国，方向同法国相反。事实上，西方转移净收入绝大部分属公共性净收入，其余是广义捐赠净收入，说明当前西方第三次分配发挥的作用仅是收入分配的有限补充。而我国微观层面广义捐赠净收入占到转移净收入近三分之一，其中赡养等人情往来净收入和狭义捐赠净收入旗鼓相当。依据OECD经验数据，可假设发达国家广义捐赠的一半大体是其狭义捐赠，则我国狭义捐赠比重大体和法国狭义捐赠比重相当，是美国的五分之一。受法制不健全、政策支持力度偏弱等影响，我国狭义慈善捐赠规模的四分之三为企业捐赠，个人捐赠远未构成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郑功成和王海漪，2022）[12]，结合国际对比结果，可看出中国的民众捐赠在理顺机制后能大有作为。

表4 2018年典型国家第三次分配比重的国际对比单位：%

三、提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策思路

上述分析发现，近年来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稳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缩小，农村和西部地区居民以及退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处于较低水平，而三次分配在发挥推进共同富裕力量的同时存在改善余地。

（一）规范初次分配规则和秩序

继续发挥初次分配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主导作用，同时规范要素市场秩序，维护好公平高效的市场经济环境。一方面，在乡村振兴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指引下，稳步发展农村和西部地区的产权交易市场，努力提高村集体和村民、西部居民财产净收入比重，缩小城乡和区域收入差距，切实降低贫困率。另一方面，基于房产是城镇家庭最重要资产的事实，严格落实“房住不炒”精神，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稳定乃至降低房产差距对城镇财产净收入的作用，进而扭转财产净收入拉大居民收入差距的趋势。

（二）精准优化税收及社保支出

我国再分配制度不完善，导致再分配在降低收入基尼系数的作用有限，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再分配改进。一是适时开征房地产税和遗产税有望规范房产财富积累机制进而降低居民收入差距⑦；二是鉴于农村居民、退休人群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部人群的平均水平，有必要继续提升基本养老金增长幅度，同时弥合城乡养老金政策差距；三是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持续加大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在政府层面及家庭层面的转移支付力度，缩小城乡、区域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

（三）多方强化教育投资

长期来看，人力资本水平差距决定了个人能力差距，而个人能力差距决定了收入差距（李莹，2022）[4]。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是教育，提高教育水平能够缩小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根据相关调查显示，不论2010 年还是2018 年，我国居民受教育水平越高，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越小。同时，近年来低教育群体基尼系数呈现缩小的趋势，高教育群体基尼系数呈现扩大的趋势。在子女的不同受教育阶段，加大教育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能够降低收入差距。在义务教育阶段，各级政府需转变职能，继续加大教育经费支出占比，同时教育界可接受社会捐赠来丰富办学经费渠道；在大学阶段，除政府教育经费补贴和社会捐赠外，家庭需主动承担人力资本积累的成本。鉴于政府教育补贴并未直接反映在居民转移净收入当中，建议各级政府探索向弱势群体直接进行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的做法，扩大教育帮扶家庭的覆盖面。

结论与讨论

当前我国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阶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13]。在这一重要背景下，本研究基于国际视野探讨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新进展。研究发现，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中有增，收入差距下降但仍高于OECD 国家，农民、西部地区居民及退休群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仍较低。基尼系数分解结果表明，近年来工资性收入对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作用由扩大转为缩小，而农业经营净收入对人均可支配收入作用由略缩小转为略扩大收入差距，财产净收入则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具体原因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再分配制度不完善以及第三次分配方兴未艾但调节功能有限。本研究厘清现阶段我国居民收入状况，并指明经济增长及收入分配调控方向，提出优化居民收入分配的对策思路，包括规范初次分配秩序、精准优化税收及社保支出、多方强化教育投资等，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有参考价值。当然，上述研究结果基于国家统计局、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以及OECD收入分配数据库得出，统计口径上尽量做到横向或纵向的科学对比，还要考虑制度深层次差异，相关结果需要在同等条件下谨慎参考。

注释

①最新有关基尼系数的综述可参考李政军（2019）[14]观点。

②现在能公开用到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是2019 年版调查研究的2018 年收入数据，故鉴于数据可得性和可比性，本文国内外微宏观分析用到的最新资料是2018年数据。

③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由西南财经大学于2009 年发起，于2011、2013、2015、2017、2019、2021、2023年进行全国性抽样调查，具有全国代表性。该调查旨在收集家庭资产、负债、收入、支出等微观信息，为家庭和政府理性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本文使用向外公布的前五轮调查数据作分析。详见其官网（https：//chfs.swufe.edu.cn）。

④关于不同年龄段人群补贴，甘犁教授近年国际对比后发现，我国针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险支出远高于针对劳动年龄段的劳动力市场支出和社会救济支出，认为劳动年龄段人群的补贴力度远滞后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提倡对劳动年龄段人群进行激励性保障。详见《对话甘犁：当前要加大对劳动年龄段人群的家庭支持和补贴》（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078609）。关于青年失业率热点，我国统计局从2018 年开始公布，近年有提升趋势，在2023年8月暂停公布，表示需要进一步研究，详见《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就2023年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http：//www.stats.gov.cn/xxgk/jd/sjjd2020/202308/t20230815_1942021.ht -ml）。当然，青年失业率高低和工资水平高低有一定区别。

⑤详见https：//www.oecd.org/els/soc/IDD-ToR.pdf。

⑥这里负号代表接收的捐赠小于付出的捐赠。

⑦柴国俊、王希岩（2017）[15]发现，尽管沪渝房产税试点短期内不能降低房价并替代土地财政，但长期将降低房价并逐渐替代土地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