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比较谭平山和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对农民与国民革命的关系、土地问题、农民运动及其策略问题诸方面的分析，可发现谭、毛两人在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但谭平山对土地问题、农民运动问题的解决方案始终以统一战线为基本框架，而毛泽东则对农民运动显示出更为激进的革命态度，对土地问题的解决方案提出了具体构想。且两者对农民问题的分析，离不开其人生经历、国内社会潮流的深刻影响，更重要的是同其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息息相关。

[关键词]大革命时期；谭平山；毛泽东；农民问题

[作者简介]阮媛媛，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北武汉 430072。

[基金项目]谭平山生平史料搜集、整理及其思想研究（ZKGS-ZB-20181941）。

[中图分类号] D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23）07-0050-06

大革命时期，随着农民运动在广东、湖南、湖北等地的蓬勃发展，农民问题逐渐成为备受政坛人物重视的关键问题。这一时期，谭平山和毛泽东都是国共两党领导农民工作的核心人物，两人曾一度共事。尤其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两人相交甚多。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增设劳工部和农政部，谭平山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农政部长。同年3月，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创办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谭平山担任讲师授课。4月，谭平山与毛泽东、邓演达等人通电就任全国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时两人共同担任国民党土地委员委员。谭平山和毛泽东在农运工作上密切合作，对农民问题都有过深入细致的研究，为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毛泽东早期农民思想研究较多，对谭平山在大革命时期关于农民问题的认识以及谭平山的农村改造思想等也有较多论述，也有学者将谭平山与邓演达的农民观进行比较，而将谭平山和毛泽东两人的农民思想进行比较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①本文拟将谭、毛二人在大革命时期对农民问题的分析作比较研究，比较两人在农民问题与国民革命的关系、土地问题、农民运动问题、以及农民运动的策略问题等方面认识的异同，并分析产生异同原因，以更加客观地看待两人关于农民问题的主张，窥探两人各自认识的突出特点对其走向的影响。

一、关于农民问题与国民革命的关系问题

谭平山对农民问题的研究要早于毛泽东，1920年谭平山发表《我之改造农村的主张》一文即提出农村改造思想，但他此时的观点是一种“防止社会的血腥革命而建立永久的和平”②的温和改良主义。而毛泽东是在中共三大上正式提出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认为“任何革命，农民革命都是最重要的”。③但直到1924年初，毛泽东仍然反对提出打倒地主的革命口号，认为“目前中国农村的阶级分化还远未到开始为土地而斗争的这一步”。④国共合作之后，随着广州等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两人亲自从事农民工作，才转向从阶级构成和经济地位的角度分析农民问题与国民革命的关系，并达成共识——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最为关键的问题。

谭平山首先从当前农民表现出的革命力量，以及中国农业国的实际来说明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在东江战事和肃清杨刘叛变中，谭平山看到农民发挥的巨大作用，意识到农民也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军队，关键是“如何领导他们革命而已”。⑤中国当前仍然是农业国，农民占大多数，且农民比其他阶级遭受更多痛苦，农民的革命需求也比其他阶级更为迫切。其次，在《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一文中，谭平山又从中国的阶级状况来论证国民革命与农民推翻地主之间的关系。他明确提出农民参加革命不是为做革命军队的工具，而是因受到农村统治阶级的极大压迫，为自身利益和求得自身解放才参加革命。农民运动的对象即是要推倒地主阶级。而地主阶级本质上是帝国主义及军阀的代理人，军阀政府拥护且代表的是地主阶级利益，其基础“完全建筑在地主阶级的农村政府上面”。⑥国民革命的对象即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因而必要发动农民击垮地主阶级的统治，以打倒军阀政府之基础。因此，得出结论“中国革命就是为了解决农民问题”⑦，“中国革命性质十之九就是农民革命”⑧。

毛泽东对农民问题与国民革命关系的系统全面的论述，集中体现在1926年9月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和12月发表的《在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两篇文章中。这两篇文章发表时间比谭平山的《国民革命中的農民问题》稍晚，但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分析地主阶级、农民问题以及国民革命三者关系的思路与谭平山基本一致，均从革命对象与革命动力的关系来论证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毛泽东指出，外部的帝国主义和内部的统治阶级全然依靠地主阶级的拥护来实现他们对农民的压迫，地主阶级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⑨又因农民受到重重阶级压迫，极具革命性，且在人口上占绝对优势，所以农民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因而“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⑩国民革命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农民也不会拥护革命。《在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从工农商学联合的角度说明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毛泽东认为，工人对生产原料的要求、商人生产和市场的需求、学生工作的要求都依赖于农民问题的解决。“将农民问题解决了，其余工人、商人、学生、教职员的问题都解决了”。⑪

谭平山和毛泽东都对农村内部的阶级构成以及农村各个阶级同革命的关系作了进一步剖析，二人依据农民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寡对农民内部各阶级的革命态度作出判断。谭平山将农村阶级分为雇农、贫农、小农、中农、富农和地主。其中，“雇农和贫农一定是革命的”，“是革命中的主要分子”⑫；中农也受到政治经济压迫，可以和贫雇农组成联合战线；一定要使富农保持中立，以孤立敌人。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将农民分为八大阶级，又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把八大阶级简化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四种。贫农最容易接受革命宣传，最具革命性，“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⑬两人对农民问题与国民革命的关系认识基本一致：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国民革命只有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才能调动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而农民问题中贫农问题又是最为主要的问题。

二、关于土地的重要性及土地政策问题

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而土地则是农民最为关切的问题。早在1923年共产国际就明确要求共产党必须把土地革命作为工作的中心，并不断取得国民党的支持⑭。直到1925年，共产党提出的土地政策也未从根本上触及封建土地私有制。大革命时期，谭平山、毛泽东极为关注土地问题，且对土地问题的思考已经触及了经济根源。

国共合作之后，谭平山和毛泽东在国民党任职期间逐渐认识到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并将国民革命的成功与土地问题的解决直接相关联。谭平山从土地私有和阶级关系的角度分析了农民被剥削的经济根源，指出土地是地主阶级统治农民的经济基础，地主掌握了农村的生产机关——土地，便在政治经济上有了特权，进而成为农村的统治者。因为土地私有的缘故，农民虽为土地的生产者，但得不到任何报酬，还常被“迫使离开生产机关”⑮。因此，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是地主剥削农民的经济根源。另外，谭平山反复强调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意义，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谭平山强调必须依赖农民的力量和帝国主义决斗，革命方可胜利，“要依靠农民的力量，必须解决土地问题”⑯。士兵的生活问题唯有赖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士兵的质量问题亦需农民武装参加革命。在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他再次提到解决土地问题，一是推翻封建制度；二是“保护革命势力保护革命”⑰，即一方面维护建立在农村政权之上的左派政权，另一方面通过解决土地问题以渡过财政难关。更重要的是“农民的要求中实以土地为根本要求”⑱，农民为保护土地必定武装参加革命，从而实现保护革命的目的。

1927年3月，毛泽东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也明确提出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实就是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非解决农民问题中之土地问题，革命不能彻底成功”。⑲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一）大力宣传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二）明确何如没收和分配土地；（三）以农民政权没收和分配土地；（四）禁止土地买卖，实行土地国有；（五）如何征收地税。毛泽东认为解决土地问题有三重意义，首先废除剥削压迫，解放农民，此为主要意义。其次是改良土地，增加生产。1926年，毛泽东在华农学会第九届年会开幕大会上即提到“农民是农业的根本，也就是中国的根本！”⑳，要求到农村唤醒农民劣根性以救治農业，发展农村生产力。最后，强调解决土地问题能够保护革命，一方面解决财政问题以继续革命依赖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动员农民参加革命，增加生力军。“兵士能否永久参加革命，亦即在土地问题之解决”。

关于如何解决土地问题、土地政策以何种原则拟定，谭平山和毛泽东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谭平山认为土地政策制定有三项原则：一是要得到大多数农民支持，二是农民要有拥护这项政策的组织，三是农民要有政权。在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上，谭平山又提出了两条解决土地问题的具体标准：“（一）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及庙寺的公产。（二）所有出租之地，完全没收。如有两种办法能够实行，我们的党国才能得着大多数民众的拥护。”关于土地分配问题，谭平山主张在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之后，国家可按照出产地百分比征收地税，财政问题即可解决。且解决土地问题必须要依靠政治力量，通过一次乃至无数次的农民暴动直到取得农民政权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至于没收的土地如何分配给农民，谭平山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而是赞同谭延闿提出的为了不引起纠纷，“没收一切土地一概归公，现在不能讲分配”。为了避免国民党右派的非议而破坏统一战线，谭平山认为“现在不仅原则上定位土地公有，并非马上就实行。将来实行由国民政府公布”。由此可见谭平山在理论上是主张土地革命的，但是对土地的分配采取退让态度。他作为武汉国民政府的农政部长，为了维护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不得不在实践上作出适当让步，必然导致不能彻底维护农民利益。

毛泽东、谭平山两人都重视土地问题，认为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核心，均赞同用政治的力量解决土地问题，但是毛泽东对如何解决土地问题有更加清晰的设想，且明确提出了土地分配的原则。在毛泽东看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唯一办法即为没收土地，不向地主交租。且解决土地问题，“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承认其合法性。关于如何实施没收土地，毛泽东认为可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政治没收，涉及土豪劣绅、军阀等大地主的土地；第二步，经济没收，即没收全部出租于他人耕种的土地，主要针对一般地主，没收的办法是农民“不给地主交租”。且各省的土地政策要根据该省革命发展的实际来制定。关于如何分配土地，毛泽东提出以乡或区为单位，考虑年龄的前提下按照人口分配。由于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党内右倾政策的影响，毛泽东对土地问题的设想并没有完全实施，但是这些构想为之后苏区的土地革命作了理论准备。

三、关于农民运动及其策略问题

随着国民革命的迅猛发展，农民运动也如急风骤雨般发展起来，猛烈冲击了农村的阶级和社会结构。但统一战线内部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产生分歧，国民党右派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党内也反对农民“过激”行为。因此，如何对待农民运动成为影响国民革命的关键因素。

谭平山作为国共合作关键人物，曾明确表示支持农民运动。1927年土地委员会成立之后，谭平山开始亲历处理农民问题的第一线。身为国民党的农政部长即使受到种种非议，但仍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农民运动思想。1926年，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上，谭平山针对布哈林对中共的批评，指出农民运动存在的问题，为改进农运指明方向。认为主观原因是中国农民运动缺乏领导者，缺乏明确的土地纲领和奋斗目标，以及中国同志理论修养和革命经验不足。客观上在于共产党未能处理“保证农民的利益”和“保持和巩固民族革命运动的统一战线”的关系。因此，农民运动的出发点，即为“发展中国农民运动”同时“要保持各阶层人民为摆脱帝国主义枷锁而开展的民族革命运动的统一战线”。

谭平山并不反对农民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在农政部长就职讲话中曾隐晦提到，在农民运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发生各种复杂的现象，从革命的观点来看，所谓的“过火”行为“并不是不好的现象”。1927年6月，谭平山、毛泽东等人发出全国农协训令，提出镇压一切反革命势力对农民运动的挑拨，否则不可能实现乡村自治、建立民主政权。但以上“镇压”是在不触及农村统治秩序之下的“镇压”，为了防止危害联合战线，谭平山指出农民运动等其他暴力行为应“至革命势力确有优势之时”开展，当前应“开始新的建设时期”。另一方面，谭平山又提出以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的方法解决农民问题是革命的必然要求。在退出国民政府辞职书中，他提到正是农民运动对原有社会结构的冲击使阶级矛盾愈加暴露出来。“中国国民革命之全部历史，皆阶级斗争之历史”。推动国民革命发展的最大动力，就是反对封建阶级和买办阶级的阶级斗争。因而，所谓的“过火”行为正是革命的浪潮，是“一切有历史意义的群众运动所不能避免的”。即使，谭平山认为“过火”行为具有革命必然性，但也可明显看出谭平山对于农民运动的态度是矛盾的，维护与资产阶级和小地主阶级的同盟是谭平山在革命时期所有思想理论的基线。实际上，这一对矛盾在理论和实践上皆无法兼顾，彻底的土地革命必然触及资产阶级、小地主、乃至革命军人的利益。

相比谭平山，毛泽东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更加明确，倾向更为鲜明。他几乎完全肯定农民的行为，且对暴力革命合理性有较多论述。1927年初，毛泽东为弄清农民运动是否“过火”的问题，回到湖南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实地考察，最终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首先，毛泽东旗帜鲜明地赞扬农民运动的成效，认为农民所做的一切“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孙中山花了四十多年的时间领导革命，但都未做到的事情，农民在短短几个月便做到了，这是几千年来的奇迹。因此，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其次，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暴力革命的合理性。“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在毛泽东看来，农村的阶级矛盾是无法调和的，农民只有通过暴力行动才能推翻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封建权力。其中贫农是农民运动的先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相比于谭平山隐晦提到“过火”行为并“不是不好的现象”，毛泽东则是直接明确地肯定当前农村“短暂的恐怖现象”是具有革命意义的。

关于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如何保证农民利益，应当采取何种策略以推动农民运动顺利开展，谭平山、毛泽东在领导农民运动的实践中都作出一系列理论探索。谭平山认为，第一，“要赢得无产阶级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因为“农民群众的普遍心理，是小资产的心理，”而小资产阶级居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革命态度是动摇的，只要有机会就想进入更高一个阶级，所以农民运动应该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第二，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农民政权是解决土地问题等一系列问题的先决条件，农民运动的目标就是建立乡村自治和农村民主政权。在武汉中央农讲所开学典礼上，谭平山强调要解决农民问题，“靠官吏的帮助还是没有保证，要解决土地问题，一定要使农民掌握政权”。另外，“武装农民是农民运动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必须武装农民，因为不武装起来，农民就将一事无成，就不能参与政权”。土豪劣绅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以压迫农民，农民也应该武装自卫以镇压封建势力。第三，在农村建立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农村革命势力以和大地主斗争。第四，工农代表参加政府，参与地方管理。加强左翼政权的影响，最终将国民政府改造成工农政府，从而保障工农群众的利益，保护农民运动。并要求国民政府明令保护工农组织，禁止反动派的屠杀行为。

毛泽东也强调建立农民政权，组建农民协会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中国农民运动是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汇合的阶级斗争运动，如果农民不从土豪劣绅手中夺取农村政权，那么农民的土地要求和其他经济要求便不可能实现。毛泽东认为农民要建立革命专政，“一切权利归农会”，“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利”。其次，毛泽东提出建立农民武装。“农民有足以保卫其自己利益的武器，这是农村的革命胜利，即民主势力推翻封建势力胜利之确实的保障”。同时，毛泽东也指出了共产党要领导农民运动。要求共产党员参与组织农民，引导农民跟土豪劣绅进行斗争，领导农民与工人阶级建立工农联盟。毛泽东所提出的农民运动的策略与谭平山的构想基本一致。不同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把保护农民运动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始终强调依靠农民自己的武装力量，建立农民协会的专政来捍卫农民利益。

四、关于二者对农民问题认识异同的原因分析

综合以上分析，谭平山和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近乎一致，两者均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通过对各个阶级以及阶级之间利益的分析，得出中国革命的基本思路。但是关于具体如何解决土地问题、如何对待农民运动，二人的观点有明显区别，谭平山更多强调维护联合战线与推动农民运动的统一，而毛泽东则持更为激进的态度，以下试分析造成两人观点异同的原因。

首先，谭平山和毛泽东相似的人生经历影响了其对农民问题认识。一方面，谭平山和毛泽东的出身使他们自幼就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谭平山少年时代觉得农村衰败，必须设法改善。这种“少年时代的印象，深入脑海”。而毛泽东自幼便对农民的疾苦深有体会，亲眼见证了长沙饥民暴动，却无辜被残杀的惨状，这件事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两人在少年时期对农民深受压迫的生活状况有了懵懂的认识，为后来更深入地理解农民问题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谭平山和毛泽东曾多次共同负责国共两党的农民工作，一同负责起草两党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在工作中两人相互交换意见，相互影响，对诸多问题达成共识。

更重要的是中国革命发展局势以及革命形势影响下的思想潮流在谭平山和毛泽东的认识上留下了相似的痕迹。五四之后，唯物史观中阶级斗争学说逐渐被早期共产党人接受，并被发展成为意识形态来奉行。陈独秀、彭湃、阮啸仙等一大批革命者几乎都是通过分析农民阶级特别是贫农在经济政治上的地位和处境，来判断他们的政治态度及革命的可能性。同时，广州、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红枪会等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力量也开始活动。谭平山、毛泽东等人逐渐注意到农民巨大的现实力量，认识到农民运动对国民革命的作用。再者，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导策略之一即是要求共产党把农民问题作为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国共合作之后，国民党成立中央农民部，两党的农民政策被共产党人转化为实际行动。这一时期对农民问题的研究成为焦点，谭平山和毛泽东作为国共合作的重要人物，又直接或间接参与领导农民运动，不可避免会受到两党政策的影响。正如梁启超所说“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谭平山和毛泽东处于相同的时代背景、居于同一政党，必然导致两人对农民问题的见解在某些方面会不谋而合。

然而，由于谭平山和毛泽东所处的境遇不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的不同，导致谭平山对农民问题的分析局限在统一战线的框架之中，而毛泽东则是主张激进的土地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人不同的人生走向。虽然谭平山也是从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角度分析农民问题，但在四·一二政变之后，他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前后矛盾的情况。客观上是谭平山作为国民党名义上的农民部长，处处受限于武汉国民政府。同时，主观也不可忽略，在谭平山看来，在国民革命中维护统一战线更为关键和迫切。谭平山认为国民党实际上并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党，甚至不是“阶级”的党，而是各个革命阶级的联盟。“所谓国民党问题”，是指“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问题”，国民党理应维护工农群众的利益，所以谭平山曾把保护工农组织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动力，谭平山认为中国革命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产阶级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而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未达到离开其他一切阶级单独革命的地步，因此，中国革命要“有一个包括一切革命阶层的反帝反封建残余的民族统一战线”，且必须要和国民党左翼建立联合战线。因而，谭平山即使认识到土地革命、武裝夺取农村政权的重要性，但在统一战线出现破裂之时，仍选择在农民问题上退让。甚至在脱党之后，组建“第三党”仍然是以“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战线”为指导思想。

而毛泽东在对农民问题的分析上更多呈现出来的是激进的革命态度，相比于谭平山，毛泽东更加支持农村的土地斗争，主张打倒地主阶级的态度更为坚决。毛泽东同样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是重要的革命动力，但其革命态度是动摇的，“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同时也必须时常提防左翼，以防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党的错误：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并无当主人之心，“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在毛泽东看来，应当与国民党左派建立统一战线，但无产阶级应该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把握自己的革命阵线，在土地革命和统一战线出现冲突时，进行土地革命打倒封建地主才是民主革命的第一要务。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前景更为乐观，对农民的“暴力”行为也持肯定态度，他更加关注从农民中去寻找发动革命的因素。

由于对统一战线“情有独钟”，谭平山在大革命后期对土地问题、农民运动问题呈现出妥协退让的态度，导致其在大革命失败后被扣上农民运动的“机会主义者”的帽子，甚至最终脱离共产党另组“第三党”。而毛泽东在土地革命的探索中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等彻底解决农民问题的革命理论。纵然，大革命后期谭平山在实际农民工作中出现失误，但是在大革命时期谭平山和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分析在诸多方面都有相互启发参照的地方，如对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的分析、农民运动策略的探讨，土地革命必要性的分析等等。谭平山对大革命时期农民问题的探索、农民运动的展开、土地革命的理论构建都作出过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这一结论，离不开谭平山等人的早期探索，共产党有关农民问题理论的建立和完善也离不开谭平山等早期革命者的卓识远见。

[注释]

①综合来看，陈仕金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了谭平山从1920年到1947年间关于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主张、实践和经历（参见《谭平山与农民运动》）;陈益元梳理了大革命时期谭平山在不同阶段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参加《大革命时期谭平山的农民运动思想与实践》），后来从人物心理和思想与时代互动的角度，考察谭平山对农民问题的探索和焦灼（参见《国民革命时期谭平山在农民问题上的探索和思考》和《大革命时期谭平山对农民问题的探索及其影响评析》）;井月娥将谭平山、邓演达二人的农民观进行比较分析了（参见《大革命时期谭平山与邓演达农民观比较》）;周著东分析了谭平山的农村改造思想的内涵及其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参见《试析谭平山的农村改造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②谭平山著.《谭平山文集》编辑组编.谭平山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31.

③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0：249.

④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9-10.

⑤谭平山著.《谭平山文集》编辑组编.谭平山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22.

⑥谭平山著.《谭平山文集》编辑组编.谭平山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57.

⑦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谭平山研究史料[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575.

⑧谭平山著.《谭平山文集》编辑组编.谭平山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37.

⑨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

⑪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二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48.

⑫谭平山著.《谭平山文集》编辑组编.谭平山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35.

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

⑭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586.

⑮谭平山著.《谭平山文集》编辑组编.谭平山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52.

⑯⑱谭平山著.《谭平山文集》编辑组编.谭平山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36.

⑰《武汉国民政府资料选编》编辑组.武汉国民政府资料选编[M].出版社不详，1986：400.

⑲荣孟源主编.孙彩霞编辑.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369.

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6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113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130.

谭平山著.《谭平山文集》编辑组编.谭平山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76.

谭平山著.《谭平山文集》编辑组编.谭平山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77.

元邦建.谭平山传[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98.

元邦建.谭平山传[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102.

谭平山著.《谭平山文集》编辑组编.谭平山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41.

谭平山著.《谭平山文集》编辑组编.谭平山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40.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6.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7.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1.

谭平山著.《谭平山文集》编辑组编.谭平山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17.

谭平山著.《谭平山文集》编辑组编.谭平山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46.

谭平山著.《谭平山文集》编辑组编.谭平山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0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786.

谭平山著.《谭平山文集》编辑组编.谭平山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07.

[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9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1.

谭平山著.《谭平山文集》编辑组编.谭平山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53.

谭平山著.《谭平山文集》编辑组编.谭平山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90.

谭平山著.《谭平山文集》编辑组编.谭平山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76.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6.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