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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对青年友善价值观生成的影响及引导策略

2024-01-03

天中学刊 2023年5期
关键词:家训教养价值观

贾 月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河南 郑州 450000)

友善是一种德性伦理,不仅有深远的理论渊源,且极具现实意义。2001 年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将友善作为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三个倡导”,将友善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重要一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1]。促进青年友善价值观的生成,既是助力个体成长的重要手段,也是提升社会文明的必然要求。

2019 年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道德养成的起点。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倡导现代家庭文明观念,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让美德在家庭中生根、在亲情中升华。”[2]家庭是友善产生的源头,更是青年友善价值观生成的基础。如何正确认识家庭对青年友善价值观生成的影响,充分发挥家庭的作用,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家庭教育为青年友善价值观生成提供重要积淀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家庭教育,他指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3]亚里士多德认为,基于德性的友谊“需要共同的生活和时间,正如俗话所说,只有吃尽了咸盐,人们才能相知”[4]。家庭对青年的影响是深远而持续的,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不仅需要父母的物质帮助,更需要来自家庭的精神支持。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和家庭规模变小,使家长和子女联系的意愿变强,而互联网的发展为此提供了技术支持。与传统社会相比,当代家庭教育更具有优越性。

家庭教育在友善价值观培育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首先,家庭中长者的友善言行具有示范作用。在友善、和睦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更容易成为友善的个体。其次,家训、家教等家庭道德文化为青年友善价值观的生成提供了内容支持。中国历来重视家训和家教,这些以文字或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下来的训示和教戒,大多以修德、仁爱、和睦为核心,能够直接促进友善价值观的生成。再次,家庭及其向邻里关系的拓展为友善价值观提供了实践场域。在血缘关系、邻里关系的维护中,友善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最后,家庭教养方式对青年的道德认同和亲社会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研究表明,“温暖、民主、支持性的家庭教养对青少年的道德认同产生正向的影响,进而促进了其亲社会行为,降低了其问题行为”,这是因为“当青少年感受到自己是被父母接受和支持的,更容易接受父母的教育,也更容易将父母的道德和规则进行内化,进而形成自己的道德认同”[5]。家庭的温情、民主、认同等为友善价值观的生成提供了有效的心理路径。

二、家庭结构和模式变迁削弱了青年友善价值观生成的基础

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发展,我国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对青年友善价值观的生成带来了诸多挑战。

第一,家庭规模变小和代际断层减少了青年友善价值观生成的资源。国家统计局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核心家庭仍是我国家庭的主导形态,但全国家庭平均规模仅为2.62 人/户,明显低于1982 年的4.41 人/户、1990 年的3.96 人/户、2000 年的3.44 人/户和2010年的3.10 人/户。且随着丁克家庭的增多、离婚率的上升和生育率的下降,这一数据仍呈缩小趋势[7]8,家庭结构出现代际断层,家庭关系日益简单。家庭行为主要是父母对子女的养育,而子代对父母的反哺、手足之间的友爱则相对较少,友善价值观生成的道德场景在消逝,教育资源在流失。

第二,独生子女政策影响了青年友善价值观的生成空间。当代青年大多为独生子女,在小规模家庭中,亲代会给予子代较多的关注和耐心,这使他们更容易获得安全感和自信心。但许多父母出于望子成龙的心理,不断向孩子灌输成才观、竞争观等,子女也会感受到更多压力。而且,独生子女政策直接带来手足关系的缺失,致使孩子丧失部分社会化环境,缺乏共情意识和能力。另外,独生子女政策也带来家庭风险的提高,父母对孩子安全的担忧导致家庭教育中出现诸如“乐于助人”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矛盾,这些都阻碍了友善价值观的生成。

第三,邻里关系的淡化影响了青年友善价值观生成的场景。邻里是血缘关系的重要延伸,传统家庭都十分重视和邻居的友好相处,“三尺巷”的故事就是对这一理念的生动诠释。现代文明发展推动了人口流动,国家统计局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 年流动人口规模为12107 万人,2010 年为22143 万人,2020 年为37582 万人[7]13。人口流动规模的日益增大加速了陌生人社会的到来,人们群己界限明确,私域意识增强,正如鲍曼所说,“在城市中人口密集的区域中,身体上的接近与精神上的远距离是同时存在的”[8]。邻里关系的淡化和家庭边界的内移成为城市生活的常态,随之而来的是友善价值观教育资源的消减。

第四,隔代教养中存在的弊端淡化了青年友善价值观生成的效果。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许多父母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而孩子的教养则托付给祖辈。在隔代教养中,存在溺爱型、监督型、严厉型、放养型等淡化青年友善价值观生成实效的教养方式。如溺爱型教养容易滋生惰性,不利于亲社会行为的产生;监督型教养容易产生信任危机,不利于孩子对社会和他人信任感的养成;严厉型教养容易给青年造成不良示范,甚至诱发孩子对暴力行为的模仿,产生不友善行为;放养型教养容易使孩子产生价值迷茫,甚至产生行为偏差或行为越轨等。

三、家庭对青年友善价值观生成的引导策略

家庭是青年的第一所学校,由于血缘关系的存在,以及父母在子女生存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庭教育具有天然的渗透力、持久力,父母的处世方式、人格品质等往往会对孩子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有效促进青年友善价值观生成,必须重视家庭的教育和引导。

(一)更新理念:遵循身心发展规律和教育科学,优化家庭教养方式

家庭的教养方式对青年友善价值观的生成有重要影响,家长要学习教育科学知识,遵循孩子身心发展规律,不断优化家庭教养方式。

首先,家长要尊重孩子主体地位,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研究表明:“家庭环境质量是幼儿道德敏感性发展重要影响因素,其中,知识性和娱乐性两个维度对道德敏感性的影响最大。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个体道德的发展来源于认知和情感的共同作用。”[9]良好的家庭氛围环境对于孩子自尊、共情等发展具有正向的作用。

其次,家长要身体力行践行友善价值观。友善价值观的生成具有生活性特征,行为的渗透力和说服力远远大于理论灌输。父母对长辈的孝敬、对邻里的热情、对弱者的同情等都会对青年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再次,家长要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当前社会存在以知识代品德、病态竞争等不良现象,挤压了友善空间。家长要反思自己在教育中的功利思想,积极树立修养和专业并重、个人价值和社会意义有机结合的成才观,引导孩子全面发展。

最后,家长要帮助孩子确立正确的幸福观。幸福是个体的最高价值和终极目的,父母要改变只关注成绩、排名等的心理,引导孩子关注生命中的各种体验,进而提升生命的质量,提升获得感,从而以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生活。

(二)丰富内涵:重视家风家训等家庭道德文化的提炼、传承和转化

家庭教育中,影响最为深刻久远的便是家风,它“是一个家庭或家族在世代繁衍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传统习惯、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与处世之道的综合体,主要内容是其独特而稳定的思想观念和情操、作风。家风的载体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大家族的家规、家训,另一种是普通家庭父辈(或祖辈)的身体力行、言传身教”[10]。家风是一个家庭精神文明的集中表现,家训是家风的重要载体,具有道德性、感染性和传承性。

中国优秀传统家训中包含的友善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孝悌、求和的治家理念。孝悌是调整家庭关系的基本要求,“和为贵”是重要的治家理念,二者都是传统家庭调节复杂关系的原则,其目的都是维护家庭的和睦。其二,家族互助理念。传统家族较为庞大,难免出现个别困难情况,因此许多家训都倡导扶危济困。其三,和待邻人的处世理念。乡邻在中国传统社会发挥着重要的生产生活功能,是传统家庭血缘圈的重要拓展,古人十分重视和邻居的相处,强调在遇到邻里纷争时多忍让。如南陵张氏主张乡邻之间应该相互谦让,黄山孙氏家规亦认为,邻里乡党及异性亲友皆应以义相合[11]。

要充分发挥传统家训的优势,就要积极推动传统家训的现代转型,如将“孝”拓展为“爱”、将“善”拓展为“互助”,培育青年的“友爱”精神,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氛围,促进青年友善价值观的生成。

(三)强化评价:构建家庭—学校—同辈群体—社会一体推进的道德评价认同体系

许多青年在心理上尚未成熟,常通过社会中的“镜像”反射来认知自我,比较关注和在乎他人的评价。科学构建道德评价认同体系,对青年友善价值观生成有促进作用。

一方面,家庭要注重培养孩子的耻感和荣誉感,帮助其提升道德敏感性。耻感是主体依据内心善的标准对特定行为、现象所作出的否定性评价而形成的主观感受。斯宾诺莎认为:“羞耻也正如怜悯一样,虽不是一种德性,但就其表示一个人因具有羞耻之情,而会产生过高尚生活的愿望而言,亦可说是善的”[12]。荣誉感是指当自身价值系统得到更大的价值系统承认时,个人能够意识且重视到这种肯定和褒奖而产生的情感,是个人的羞耻心、自爱心、好胜心等复合而产生的一种道德情操。培养孩子的耻感和荣誉感,需要家庭和学校共同营造尊重孩子的氛围,用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引导孩子。

另一方面,要注重社会公正评价,构建维护合理利益的保障机制。道德评价机制是否正常,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友善观能否生成。若社会制度中缺少对友善行为的公正评价机制、合理利益保护机制,则可能导致人们产生不良体验,阻碍主体友善行为的实施。因此,既要强化制度保障,鼓励友善行为;又要提升人们的诚信、感恩意识,促进社会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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